浏览了一下刘军宁先生关于《传统演化与中国文艺复兴》的对话。刘军宁作为自由派，对中华文化有所认可和回归，值得肯定。但他对中华文化、对儒家的认识很多地方是很不准确的。《传统演化与中国文艺复兴》结尾的一段话说：

“我相信人类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我们把中国文化当中人类文化共同的价值观汲取出来，然后把它继承下来。比如说以孔子为例，孔子思想遗产当中有两个截然对立的成分，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个非常平等、公正、理性、文明的态度。当然另一方面他也强调忠君服从王权，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除此之外还有仁爱和其它的成分，很显然我们是可以从中做出取舍的，而不是不能取舍的。所以说我们是有可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诠释和选择的。”（《传统演化与中国文艺复兴》）

“孔子思想遗产”十分丰富，有经有权有不同的层次，但都相辅相成、血肉相联，融合无间，绝无“两个截然对立的成分”。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建设及忠君思想“截然对立”起来，是刘军宁理解有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具有普适性，适用于所有的人，是对君臣父子双方的道德要求，要贯彻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建设中去。而且，儒家对“上位”者的道德要求还特别高，所谓春秋责备贤者。

儒家强调尽心尽性，立心中正。中心、尽心为忠。忠君思想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在君主时代，君是国家的象征，君与民的利益也不乏一定程度的重叠，正常情况下忠君是应该的。儒家忠君，其实是忠于民忠于国、更是忠于道、忠于仁义的表现。在民主制度被“发明”出来之前，一味反对君主、主张暴力、号召革命，反而缺乏正面意义，反而会祸国害民造乱天下。

儒家忠君是有条件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主的言行举止必须合乎仁义道德、合乎各种礼仪规范。否则，为臣就要加以劝谏和批评，这也是忠君的表现。劝而无效，就应该离之弃之，甚至不妨反对之诛杀之、不妨“汤武革命”。

忠于仁义则是无条件的。仁义，乃是儒家的最高道德原则和要求。仁义体现在政治上是以民为本，故儒家强调“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从来没有经典认可“君本思想”。某些儒者及儒家群体如有这种思想行为，那不是儒家经典和义理本身的问题。至于古代王朝“君为重社稷次之民为轻”的事实，原则上不能由儒家负责。因为儒家几乎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政权。

“义以为质，礼以行之”，“礼，时为大”，在儒家，大大小小各种规章、法律、制度包括社会制度都要以仁义为本、为道德服务。在民主时代，自然以民意为尊，以民众为“君”，各级领导包括最高领导人则降而为“臣”，故称为公仆，这是新时代的“礼之大者”、新社会的君臣秩序。

不过，儒家对民意的尊重也不是无条件的。儒家是民本主义但不是民粹主义。当民意偏离或违背了道义的时候，儒家必须坚持原则，“虽千万人吾往矣”，同时有责任通过文化启蒙和道德教化，尽量对民意开展纠偏、导良工作。

刘军宁在这篇关于《传统演化与中国文艺复兴》的对话中思想问题还有不少。例如他说：

“一个是像康有为纯粹把儒家思想或者把传统当做一个改制的工具，他把这个思想完全降低为一个工具，甚至做了一定的修改来作为自己证据来使用。我觉得这纯粹是他个人行为，但是一个比较可取的做法是，你对待传统文化其中有什么好，你把它作为好说出来，而不仅仅是把它当做一个工具。”

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学术上不够严谨，说其目的是康有为在“为他变法寻找正当性依据”也没问题。但是，康有为并未“纯粹把儒家思想或者把传统当做一个改制的工具”，而是以儒家为本、为政治变革的指导思想的。这是一个儒者的基本立场。

这方面，康有为和谭嗣同们的立场是坚定而鲜明的（谭嗣同思想上极富革命精神，在政治上则主张改良，其文化立场也一直很中华。）当年改良与革命之争，争的是制度变革的路线方针方法论，更是指导思想价值观，不仅关涉渐进还是激进，虚君还是“倒君”，更关涉以什么文化为“体”、为本、为原则、为意识形态的问题。

倒是现政府的做法，还有某些自由派及马列派的儒家包括刘军宁，真把儒家思想、把孔子“完全降低为一个工具”了。刘军宁认为，中国传统当中“最有价值的应该是老子的思想”，连“自由派儒家”都谈不上，只能称为自由主义中的儒家同情者。

儒家思想当然是有用的，当然具有工具价值，但绝不局限于此。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儒家即器即道，彻上彻下，道器不二。或者说，儒家即体即用，全体大用，体用不二。君子不器，不局限于“器”，不为“器用”所限。如果“下学”而不能“上达”，对“形而上”没有一定的解悟，或理解得不对，有违儒家道体的大中至正，那是不配为儒者的。

2010-3-25东海老人余樟法于南宁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www.rujiazg.com）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