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论“儒”

作者：刘丽斌（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北大学图书馆馆员）

来源：《原道》第25辑，陈明朱汉民主编，东方出版社2015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五月十五日丁卯

          耶稣2017年6月9日

内容提要：在历史发展中，不同的学者对“儒”给予了不同的理解。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再到隋唐，进而宋明，儒者虽然具有某些共同点，但也被赋予了不同的特征。生活在明清之际的颜元，具有坚定的儒学信念，力辟佛老等异端，批判空疏无用的书生、文人、汉宋之儒，复周孔正学。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儒者是心系天下事，以经世济民为己任，习行“三事”、“六府”、“三物”之学、教、治，重视“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并具有“六艺”等技能，准备入仕为“君相百职”，“斡旋乾坤、利济苍生”，做有用之事的实用之人。他的思想及言行对现代儒学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颜元；儒者；实用；习行经济

一、古之论儒

对“儒”的起源与发生，从汉儒到近代学者各抒己见。陈来先生在《说说儒——古今原儒说及其研究之反省》一文中对古今各家之说概括、总结地较为详细，本文不做赘述。儒学是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中形成的以孔子为开创者的一个学术流派，这一观点是普遍认同的。然而“儒”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在发展中其内涵与外延不断变化和深化，随着时代的更替而被赋予不同的内容，而不同的学者根据自己的认识也表达了对“儒”不同的界定。

《礼记·儒行》对“儒”的性质描述得最为详细，孔颖达称为“孔子说儒十七条”，包括自立、容貌、备豫、近人、特立、刚毅、忧思、宽裕、举贤、援能、任举、规为、交友、尊让等等方面。[i]这些都是孔子所倡导的“儒”应该具有的基本精神。到了汉代，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旨》中写道：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ii]他因受汉初黄老之学的影响，在评论中对儒家不无微词，但也能从中看出，儒者重视“礼”，以六艺经传为主要学习与研究内容。生活在东汉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iii]儒者辅佐君王，协调秩序，实施教化。汉代的儒学是以诠释、阐发六经等先秦儒家经典的形式出现的，从而“游文于六经之中”。东汉时，儒学已经独尊，因此，班固认为儒家“于道最为高”。他较司马谈更为细致地勾勒出儒家的思想风貌和学术旨趣，即孔子开创，以六经为依托，注重仁义道德，强调先王圣君传统。后世对于儒家的理解，大多不脱离此说。

但是儒者并非固守成法，而是在注重儒学道统的同时，积极巩固和完善自己的学说。从宋代到明末，便形成了一种与汉唐经学风格迥异的新的儒学形态——宋明理学。宋明理学的儒者摒弃汉唐训诂的方式，吸收佛道思想，重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以“理”或“心”为核心范畴建构哲学体系。宋明理学以继承孔孟道统相标榜，具有“道统攸系”的意涵，所以又称道学。《宋史》的作者认为道学“度越诸子”，“上接孟氏”，“其于世代之污隆，气化之荣悴，有所关系也甚大”，[iv]故而将道学与儒林分别列传，以突出其地位。实际上，此时的尊孔崇儒已经变成了尊崇宋儒。晚明以降，入清之初，经历了“天崩地解”“鱼烂河决”的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为了挽救民族社会的衰亡，重建儒学社会秩序，明末清初诸儒分别从个人经验与学术立场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和总结，并掀起经世思潮。在这一股批判理学与经世致用的潮流中，颜元独树一帜，批判甚是猛烈，“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藉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v]颜元通过对所谓空疏无用的“非儒”、“伪儒”的否定，力倡“三物”之学、“六艺”之教，复周孔正学，强调“习行经济”，通过他的学说与实际行动反映了他对“儒”的一种理解。

二、卫圣道辟异端

儒家学者向来把强化儒学的正统地位作为自己的责任，颜元更是极力维护儒学。他把儒学称为圣学，将儒教尊为圣教，而所有非儒之徒都斥为“异端”，并予以严厉批判：迨秦汉而降，数千载之大防尽坏，数圣人之制作尽湮，不惟无礼、乐之陶淑，风俗之薰沐；且有诗、文、曲、赋一切浮华奇巧之技，以蛊耗人之心思，仪、秦、申、韩、杨、墨、佛、老一切诡诞异端之徒，以蒙惑人之学术。[vi]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儒者必然要“卫圣道辟异端”，并自觉担负起这一责任。他的学生钟錂记述说：异端之教，扇惑人心，蟊蛊世道，为害巨矣，其谁不宜辟之。而谁则肯辟之，能辟之乎！我习斋先生崛起儒林，躬任圣道，深忧异端之害，毅然以辟邪卫正为己任。著有《唤迷途》一书行世。每见异端，谆谆启牖，告以伦常，引之日用，则虽不必人尽返正，世尽去邪，而言距之功，自非浅鲜！[vii]

颜元为“扫荡妖氛”，使异端之徒迷途知返、重归正道，特撰《唤迷途》一书。他在四十七岁时还为自己“不入寺，不与僧道言”[viii]的行为而深有悔意，因为不交僧道又何以使之回归正途。颜元还在其订制的“习斋教条”中规定学生“禁邪僻”，“勿为所惑，勿施财修淫祠，勿拜邪神，勿念佛，勿呼僧道为师”，[ix]须主动以圣学感化被邪说迷惑的邻里乡亲。他甚至提出采用极端手段以靖异端，“人其人，火其书，明先王之道以教之”，对于那些执迷不悟者，“责罚诛戮之”。[x]如此，社会便呈现出儒家理想状态中的秩序和谐、道德昌明之气象。

颜元辟佛道等异端如此猛烈，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儒学的尊崇地位，另一方面则是彻底清除佛老对宋明儒学的浸染，以返归尧、舜、周、孔之儒学正统。他对所有异于儒学的学术形态或与原始儒家思想相左的文化艺术都加以批判，固然有所偏激，丧失了包容存异、和而不同的精神，但是他作为一个儒者捍卫儒学的坚定信念、对儒学的忠信与虔诚是绝对可嘉的。

三、批伪儒复周孔

秦汉以后，儒学经学化，研习六经的学者被冠以儒名，渐渐“儒”成了读书人的指称。但是颜元否认书生、文人为儒。他说：幼而读书，长而解书，老而著书，莫道讹伪，即另著一种“四书”、“五经”，一字不差，终书生也，非儒也。幼而读文，长而学文，老而刻文，莫道帖括词技，虽左、屈、班、马、唐、宋八家，终文人也，非儒也。[xi]即使是左丘明、屈原、班固、司马迁等古代著名的学者，只能为文人，不可称“儒”。颜元继而批评以儒学自居而从事于章句训诂、集撰注疏的汉儒、宋儒，称其为伪儒，“吾尝论儒术矣：汉之滥觞，宋之理学，皆伪儒也”。[xii]由此，他对秦汉以来的主流儒学形态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否定，认为它们走上了与周、孔儒学正统相歧的道路，掺杂了许多其他的非儒因素，违背了原始儒学的道统和学统。

颜元又说：可怪汉家老儒，误视经书为道，而以注疏为学矣。至宋儒则更误，盖注疏未改于汉儒，而静觉更参以佛、老，方且口头争长，分门攻恶。[xiii]迨于秦火之后，汉儒掇拾遗文，遂误为训诂之学。晋人又诬为清谈，汉、唐又流为佛、老，至宋人而加甚矣。仆尝有言，训诂、清谈、禅宗、乡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诬民，而宋人兼之，乌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也！[xiv]

宋儒“积乾坤百害之成”，[xv]兼有禅宗、训诂、清谈、乡愿、古文大家、诗人，是“集汉、晋、释、老之大成者”，[xvi]上以体认性命天理，下以静坐、读书，其灭亡孔道、败坏人才、耽误社稷，而且颜元认为宋儒之理学是造成明朝灭亡、神州易鼎、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所以他对宋儒及理学的批判尤甚。“仙、佛之害，甚于杨、墨；理学之祸，烈于仙、佛。”[xvii]杨、墨、仙、佛已是异端，宋儒比异端还为祸甚大，真可谓异端之尤。他还说朱熹是“手执‘四书’、‘五经’之禅僧”，[xviii]“朱子之道千年大行，使天下无一儒”。[xix]因为倘若世间没有儒，还能盼望着儒的出现；倘若伪儒大行于世，则真儒不复有。

宋儒高谈性天，自谓接续孔孟道统，然而颜元却予以坚决否认，“宋儒与尧、舜、周、孔判然两家，自始至终无一相同”。[xx]他认为自己力砥狂澜，直续圣统，返周、孔之故道。他的学生李塨说：“今习斋先生崛起，而复周孔正学。”[xxi]李塨弟子刘调赞也记曰：“今博野颜习斋先生，挺生二千年以下，得不传之绪，重明舜、禹之九功，周公之三物，孔门之四教。深考力行，以诏斯人，诚尧、舜以来所传正路。非世之依傍儒径而篡入异端者也。”[xxii]颜元力批书生、文人、汉宋之儒，要么非儒，要么伪儒，于秦汉之后二千年来的学术一壁推翻；对于宋明理学更是发动了猛烈地攻势，著《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与朱熹针锋相对，成为当时最坚决、最勇猛的反理学斗士。颜元批判范围如此之广、程度如此之深，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学术无用、误国害民，“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xxiii]批判的目的是为了重建，于是，颜元打着“树周孔正学”的旗号，名为复古，实为革新，从先秦原典中矻矻以求，提出儒者所应具有的特征。

四、颜元对儒的重释

（一）儒之本业——经济

儒者所应承担的责任是“经济”。“经济”在中国古代的意思为“经世济民”，简单地说，就是使社会繁荣、百姓安居，并非现在讲的社会物质生产、流通、交换等活动。颜元将经世济民作为儒者的根本事务，“学习躬行经济，吾儒本业也”。[xxiv]儒者心中希冀的应是“建经世济民之勋，成辅世长民之烈”，从而成为一个“扶世运、奠生民”的人，[xxv]成为一个对国家、百姓有用的人。他还援引儒家经典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说：“夫儒者学为君相百职，为生民造命，为气运主机者也。……儒之出也惟经济，故‘大学之道’，惟‘明德、亲民、止至善’，诸如‘用之则行’、‘为东周’、‘三年有成’、‘颜子为邦’、‘虙子霸王之佐’、‘子路治蒲’、言子‘治武城’、孟子名世‘舍我其谁’，皆确证矣。”[xxvi]儒者学为君相百职，便有不同的社会分工，但无论在上在下，行事虽不一样，这一“经济”的宗旨不会变。因此，只要有关辅世泽民的天下事都是儒者需费力施行的。

他说：天下事皆吾儒分内事；儒者不费力，谁费力乎！试观吾夫子生知安行之圣，自儿童嬉戏时即习俎豆、升降，稍长即多能鄙事，既成师望，与诸弟子揖让进退，鼓瑟，习歌，羽籥、干戚、弓矢、会计，一切涵养心性、经济生民者，盖无所不为也。及其周游列国，席不暇煖而辄迁，其作费力事如此，然布衣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身为上公者也。而亦多材多艺，吐餔握发以接士，制礼作乐以教民，其一生作费力事又如此。……故曰‘儒者天地之元气’，以其在上在下，皆能造就人材，以辅世泽民，参赞化育故也。[xxvii]

孔子、周公皆古之圣贤，一为布衣，一为上公，虽当时的社会身份差距较大，但他们均心系国家、民生，以天下事为己任，行诸实事而不满于载之空言。后世之人，虽口说仁义道德，赞美孔孟圣人，但是却天天讲读著述、静坐主敬，不肯经世济民，不做一费力事，不建功立业，又怎么能配上“儒”这一称谓。所谓“行走坐卧，不忘苍生”，才是孔门师弟，才是真儒。

（二）儒之学治——习行

为树立儒者经世济民的抱负，实现经世济民的理想，颜元主张以“习行”为手段。“儒之处也惟习行，故孔子开口便云学而时习之、庸德之行。”[xxviii]他在解释《周易》乾卦九三爻辞“终日乾乾，夕惕若”时，也与“习行”相关联：“终日乾乾”，乃终日加力习行子臣、弟友、礼乐、兵农，汲汲皇皇，一刻紧于一刻，至夕无可作事，则心中提撕警觉，不自怠息。观下释曰“终日乾乾行事也”，可见。[xxix]“习行”包含着学习、治事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学习和治事须实践、实行。学习方式上，唯有亲身“习行”才能获得真知。

颜元说：“心上思过，口上讲过，书上见过，都不得力，临事时依旧是所习者出。”[xxx]而只是学了，却未躬行实践过的知识是无用的：“吾尝谈天道、性命，若无甚扞格，一着手算九九数辄差。王子讲冠礼若甚易，一习初祝便差。以此知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xxxi]而且若想“道之明于天下”，便要“天下人尽习行”。天下人“习行”天下事，儒者更是要“奋志习行”，那么何愁不能实现经世济民之愿望，何愁国家不繁荣强盛、百姓不安居乐业，所以“圣人说出只要人习行”。[xxxii]

“习行”的主要内容又是什么呢？颜元曰：唐、虞之儒，和三事、修六府而已，成周之儒，以三物教万民，宾兴之而已；六德即尧、舜所为正德也，六行即尧、舜所为厚生也，六艺即尧、舜所为利用也。孔门之儒，以四教教三千人而已；文即六艺，行即六行，忠、信二者即记者隐括其六德也。[xxxiii]三事、六府，尧、舜之道也；六德、六行、六艺，周、孔之学也。古者师以是教，弟子以是学；居以养德，出以辅政，朝廷以取士，百官以举职。六经之文，记此簿籍耳。[xxxiv]

“三事”即《尚书·大禹谟》中所说的“正德、利用、厚生”。“三物”即《周礼·大司徒》中的“乡三物”，分别为“六德”“六行”“六艺”。“四教”即文、行、忠、信。“三事”是贯穿于“六府”的经纬，六德、六行、六艺此“三物”即对应正德、厚生、利用，也相应于孔子所教的忠信、行、文。“三物”实际上也就是“三事”。“六府”指水、火、金、木、土、谷六者，为财货聚敛之所，古人以为人类养生之本。“六府”几乎囊括了生产、生活、政治、军事、财政等等诸多方面的社会治理问题。秦以前，儒者学习、养德、治事、出仕均以古之圣人的“三事”、“三物”、“六府”为主要内容，学、教、治俱在此，除此之外的学术、治道便是异端、外道。颜元认为，三事、六府之道，德行艺之学，实位天地，实育万物，是儒家经世济民的具体“习行”内容。一个儒者“习行经济”，就必须像三代之儒一样践行“三事”、广修“六府”。读尽天下书却不躬身习行三事、六府，终究还只是一个文人，并非儒者；即使只习行了“六德之一德，六行之一行，六艺之一艺”，也不枉为世人，“不自失为儒也”。[xxxv]

（三）儒之技能——六艺

颜元所谓“六艺”涵摄广泛，举凡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天地间灿然可见者，一切对人生与社会切实有用的学问与事务，皆包含于其中。颜元虽然将儒者的主要习行内容规定为“三事”“六府”，但他认为“六艺”是核心所在，是“习行”的起点：先之以六艺，则所以为六行之材具、六德之妙用，艺精则行实，行实则德成矣。[xxxvi]他还说：盖三物之六德，其发现为六行，而实事为六艺；孔门“学而时习之”即此也，所谓格物也；格物而后可言操存诚正。[xxxvii]

“格物”即是习行“六艺”之学，“六艺”为德行之实事。“格物”为诚正修齐治平的基础，“六艺”为人的道德修养与行为表现的基础，也是经世济民之实务。三代之人“习行”，俱从“六艺”入手，以此为着力处。“六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于个人身心，有强健体魄、陶冶性情、高尚道德的功用；用之于世，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用效果。[xxxviii]此外，“六艺”对于儒者来说也是谋生的基本技能。为君相以之可以获得俸禄，为布衣以之可以自食其力。颜元在解释《论语·卫灵公》中“君子谋道不谋食”时说：盖吾子之所谓道，即指德行兼六艺而言。所谓学，即指养德修行习六艺而言。若如此谋达而见用，固不忧贫，便穷而食力，礼、乐、射、御、书、数皆足自养。如简兮硕人，以乐养也。如执玉王良，以御养也。如子为委吏，以数养也。是进退皆得食的，较耕稼尚忧荒旱者，更是上天旱涝所不及。故曰“学也，禄在其中。”其理自明。想为及门愤道不行辄欲学稼、学圃者发论，后人不但迷了道学，亦呆看夫子矣。[xxxix]儒者学得“六艺”的技能，便不会为生计所困扰，而且比起整日担心旱涝灾害影响庄稼收成的农民来说，其生活更有保障。这里，颜元还自然流露出一种对儒者身份的自傲之情，这与“儒”的社会地位和职业有关。

（四）儒之职业——君相百职

颜元认为古代的儒者学习有成之后应担当国家的君、相、百官这种要职，从而施行儒家“经济”之道。他说：“盖吾儒原是学为君相、为百职。”[xl]他的执贽弟子王源也写道：“孔孟以前，无所谓儒者，儒即君若臣，功即德，治即教。孔孟穷血在下，始以儒名，然德即功，教即治。”[xli]可见在上古三代，儒者的专职就是为君相百官。颜元对此解释的更为详细：孔子“祖述尧、舜”，孟子“言必称尧、舜”，正见明、新兼至之学，原是学作君相。后世单宗孔子，不祖尧、舜，虽亦或言孔子即尧、舜，其实是明体不达用之隐病所伏也。所以二千年来，只学孔子讲说诗、书，将其新民之学全失，便是做明德处，亦不过假捏禅法，不惟其成就不堪帝，不堪王，不堪将，不堪相，乃从其立志下功本处，便是于帝、王、将、相之外，世间另做个儒者。噫！岂不可怪也哉。历代相承，又交相掩护其癖而莫为之发，是其割疗无日，将残疾羸疲之儒脉，卒至沦胥以亡而后已也。噫！岂不可哀也哉。[xlii]儒者的志向就应是成为帝王将相、百官之职，后世之人只以讲读诗书为业，完全误入歧途，致使儒道几至沦丧。

颜元虽然提倡儒者应出仕为官，但是他却终生未仕，因为其心中始终有一种矛盾心理。他为保持明朝“遗民”的气节，并遵守其业师贾珍之嘱，不肯进入官场。但他那种谋一职以进行社会改革的想法也时常表露出来。如他著《存治编》以表明他的社会治理思想，后又提出“富天下、强天下、安天下”的改革措施，三十二岁时曾说：“某尝谓如有用我者，可谏议、参谋，而不可以宰政、总师，亦自知耳。”[xliii]在其弥留之际，还叮嘱众弟子“天下事尚可为，汝等当积学待用”。[xliv]颜元自己总结他的这种境况就是“抱禹、稷之心，而为沮、溺之行”。[xlv]

（五）儒之为人处事——实用

颜元主张儒者躬身习行“三事”“三物”“六府”“四教”，尤其重视为具体实务的“六艺”之学，期待儒者成为“转世之人”，为官执政，从而经世济民、治理国家。他说：然粤稽孔、孟以前，天地所生以主此气机者，率皆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卒为天地造实绩，而民以安，物以阜。虽不幸而君相之人竟为布衣，亦必终身尽力于文、行、体、用之实，断不敢以不尧舜、不禹皋者苟且于一时虚浮之局，高谈袖手，而委此气数，置此民物，听此天地于不可知也；亦必终身穷究于文、行、体、用之实，断不敢以惑异端、背先哲者肆口于百喙争鸣之日，著书立说，而误此气数，坏此民物，负此天地于不可为也。[xlvi]

颜元批判宋明理学、训诂考证之学以及佛老思想，就是由于它们的空疏无用。“宁为一端一节之实，无为全体大用之虚。”[xlvii]相对于那些“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的无用书生、文人，真正的儒者是那些隐居不仕也惟习行、身在朝廷也惟经济、重视“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并具有某些技能、“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人。他想要培养的就是经济士、干济才，“朝廷大政，天下所不能办，吾门人皆办之；险重繁难，天下所不敢任，吾门人皆任之”。[xlviii]儒者就是有用、实用之人；儒者所做的事就是有用、实用之事。

五、颜元论儒的现代价值

颜元对“儒”的理解，固然与其所处的时代、个人的经历、性格及学术背景有关，在今天无法完全按照他的模式去成为一个儒者。但是他的思想及言行，对于当今的儒学研究者、宣传者和崇信者应有如下启示：

（一）儒学的信念

儒学信念指的是儒者对儒学的坚定信念和真挚情感，对儒学的热烈期盼和美好理想。颜元一生憧憬的对象和思慕的理想儒者，是孔子、周公以及尧、舜这些上古的圣人；他一生矻矻以求的学说，是尧、舜、周、孔的原始儒学；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是实现“群黎不邪慝、家户有伦理、风淑俗美、仁昌义明”的儒家理想社会；他力斥异端，捍卫儒学；他希望通过周孔正学改变社会现有的局面。这些都表明了颜元所具有的儒学信念。历史上有些伪儒、腐儒确实是缺乏儒学信念的，儒学只是他们实现某个目的的手段。在当今社会，有的儒学研究者、推广者也不具备儒学信念，他们不以发展、弘扬儒学为目的，不以经世济民为责任，只是以儒学为手段。如此之人，不仅不能肩负起儒学传承与开新的重任，而且可能误导刚刚接触儒学的青少年。

（二）批判的精神

颜元认为儒者应为有用之人、做有用之事，不仅是对空疏无用学术风气的批判，对社会动乱、人民困苦的残酷现实的担忧，而且也饱含着建构社会新秩序和实现民安物阜的强烈渴望。他批判汉儒、宋儒、佛老，批判程、朱、陆、王，批判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伦理制度。颜元是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的。当今的儒学研究者、宣传者和崇信者，应持守和发扬他的批判精神，开展对社会现实、传统文化、国外思想、学术研究的建设性批判。“唯有批判，儒学才能营养自己，才能拥有活力；唯有批判，儒学的价值才能得到落实，儒学的生命才能得到舒展；唯有批判，儒学对社会的担当才得以体现。”[xlix]

（三）价值的落实

宋明理学从超越的层面发展儒学，注重观念形式的构建和理论学术的论说，忽视了儒学价值的具体落实，使儒学与生活的距离越拉越大。而儒者是一个经世致用之人，儒学是一种经世致用之学。儒学在任何时代的价值都与现实社会生活紧密相连。颜元提倡“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和三事、修六府”“习行经济”，做“转世人”，不做“世转人”，这都是让儒学的价值通过儒者的“习行”落实到具体生活中，改造社会，创新未来。今天我们发展儒学所努力的方向，也应当是使儒学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融于生活，进而指导生活实践，推进社会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