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在巴被杀的中国人究竟是“作死”还是“献身”？

作者：曾海军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钦明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西历2017年6月12日

对于两个年轻人在巴基斯坦被杀，新闻媒体有一个逐步披露的过程。我和大家一样，先是以为有两个中国人在国外被恐怖分子所杀，后来才逐渐知道，是韩国耶教徒带着这两个年轻人在穆斯林聚居区传教，从而导致被杀。

在正常情况下，作为普通的中国人，这里头肯定有一个感情的变化过程，只不过变化的程度可能是有差别的。

从作为中国人单纯的义愤填膺到更为复杂的情感变化，有人可能觉得只是惋惜，有人则只觉得是悲哀，有人可能会感到很恼火，等等。

我以为这种变化是很正常的，如果有人反倒认为不该有这种变化，依然带着那种作为中国人单纯的义愤填膺，这恐怕才不正常了。

我本来没有觉得需要特别写点什么，只是旁观了儒家网微信群里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才激起一些想说的话。

我一向不习惯在群里参与争论，因为脑子比较笨，跟不了那种快节奏的表达。在公众场合表达一种看法需要反复推敲才放心，而在群里讨论容易口无遮拦，因此我只好专门撰文表达看法。

对于这两个被杀的年轻人究竟应该如何表态，我不打算参与国家层面的考虑，只是思考一下作为个人可能有的态度。

我个人觉得，谴责这两个年轻人“作死”，这显然是带着情绪表达的态度，肯定不太妥当。不过，所谓带着情绪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未必不可以有的情绪，但需要克制；一种是原本就不该有的情绪，应该要克服掉。

对于这两个年轻人，被韩国耶教徒带着去危险的穆斯林聚居区传教，这是不是属于“作死”的行为呢？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两人在生前的时候，肯定无数次被身边关心他们安危的亲朋好友这样规劝过。因此，这种情绪不属于原本就不该有的，而是未必不可以有，但面对着两人既然已经丧失了生命，这种情绪就需要克制好。

克制了这种情绪，应该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我想也不能只是对生命的惋惜。我个人会觉得很悲哀，也不单单是说他们没有好好做一个中国人，而是大家同样生而为中国人，为什么中国人所能生发的力量总是显得那样薄弱，以至于被越来越多的耶教徒带走了。

因此，这里面更多的可能还是痛惜以及警醒。如果还有愤怒的话，可能也远不止是针对恐怖分子的，未必不可以针对那些韩国耶教徒，甚至未必不可以针对那强势的、无孔不入的耶教本身。

我原本以为，这样来看也就差不多了。可没想到群里争论的一方原来是个耶教徒，或者至少是个有耶教背景的人。原来是这样，这有什么好争的呢。

据说有宗教人士赞扬这两个年轻人是“献身”，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作为中国人被激发出一种情绪来说“作死”，又有何不可呢！

有人就拿死者的家属来说事，说怎么忍心让他们的家属听到这种话呢。这真是太可笑了，难道说他们的家属听到“献身”这样的说法，就会更好受一些吗？

在通常情况下，死者家属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他们的亲人不信耶教，就不会跟着韩国人去传教，也就不会遭到恐怖分子的杀害。

有理由相信，他们可能痛恨耶教更甚于恐怖分子。这个时候，却说他们的亲人是“献身”，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残忍呢！

“作死”尚可以留几分对死者的惋惜，“献身”则留不出一丁点俗世的肯定。

如果一定要说这两个人是“献身”，则真不如说他们是“作死”，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不知道还有多少这样的年轻人等在那里。

到底是以“献身”的号召怂恿他们一个个走向鬼门关，还是以“作死”的谴责规劝他们回到亲人的身边好好过日子，这其中的差别难道还看不出来吗？

“作死”未必是一种好的规劝方式，而“献身”一定是一种坏的怂恿方式。

当然，我觉得最好不要这样相互激发情绪，双方都需要更为公允地看待事物。不过，我们可以尊重宗教的信仰，但宗教人士难道不更应该理解世俗的生活吗？

我们从世俗层面看出两个年轻人是在犯糊涂，宗教人士可以不认；但我们明明觉得这样太危险了，不该这样让年轻人丢掉性命，为什么宗教人士也不愿意认呢？

按常理来说，宗教对世俗的宽容程度，应该远远高于世俗对宗教的宽容。可现在看来似乎完全不是这样，世俗对宗教表现得很宽容，可宗教对世俗的要求却往往很苛刻。

到底是谁在激发着谁的情绪，恐怕还不好说。

宗教是复杂的，即便组织者居心叵测，信徒也可能是虔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就觉得，对于有信仰之人，要给予应有的尊重。信徒可能做出糊涂的事，但也不能因此而无视他们虔诚的力量。

然而，宗教也从来不只是个人的，个人的信仰也未必就能高于一切。如果有人打着宗教的旗号，力图把这两个年轻人或许虔诚却相当糊涂的死打扮成殉道者的角色，则我们也不妨预想另一种可能性，这或许就是帝国主义利用精神的鸦片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相互迫害呢？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懂宗教。我们以真诚来对真诚，但如果有人要利用我们的真诚，则我们一定不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