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的治国理政思想及时代意义

——以《论语解》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杨世文（四川大学）

来源：原载于《斯文：张栻、儒学与家国建构》，周景耀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5月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五月十八日庚午

           耶稣2017年6月12日

张栻是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其思想深邃，见解独到，受到当时和后世的高度评价。张栻虽然享年不永，但他的经历却非常丰富。他少年时代随其父张浚贬谪，备历艰辛。后来其父起用，他又参与机幕，与闻军政。其父逝世后，张栻居长沙五六年，潜心学问，并在岳麓、城南两书院授徒讲学，传播理学思想。同时与好友张孝祥、刘珙等游，二人先后安抚湖南，多得张栻襄助，政治举措受其影响。乾道五年，张栻离开长沙，出知严州。中间入朝一年有余，又因政治上与宰执不合，归长沙闲居三年。淳熙二年起知静江府、安抚广西，五年改任荆湖北路安抚使，卒于任。十数年间，张栻一方面与朱熹、吕祖谦等讨论学术，共同发扬光大理学，另一方面他在出任地方大员期间也取得了很好的政绩，政治上颇有建树。

作为一位政治家、思想家，张栻不仅在治国理政上有许多实践经验，而且对治道、治术还有比较系统的论述。他在继承儒家政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时代精神的治国理政主张。儒家的德治、仁政、民本思想，在张栻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儒家的德治思想源远流长。早在尧舜禹时代，德治思想开始萌芽。而作为思想观念并且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的“德”则始于周代。周革殷命，“监于有殷”，周公等人认识到“天命靡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提出“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这是夏商以来中国思想从“敬鬼神”到“重人事”的一大转变，统治者品德端正、体恤百姓成为“德”的主要内涵。孔子崇尚周代文明，曾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继承并发展了周公的重德思想，率先提出了修身正己、为政以德、尊贤任能、以民为本、爱民惠民的系统德治思想。此后，孟子、荀子等历代儒家继承孔子的德治思想，并进一步发展。秦汉以后，儒家思想成为全民信仰，德治思想也得到历代统治者的认同，基本上在儒家的政治实践中得到贯彻，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

作为儒学的传人，张栻对孔孟的治国理政思想深信不疑。他不仅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加以贯彻推行，而且在自己的著作中，用了大量篇幅阐发治国理政思想。《论语解》一书是张栻的重要著作，他通过对《论语》思想的诠释和阐发，建构自己的理学思想，并发挥自己的修身、治国、理政主张。张栻的治国理政思想继承了孔孟以来儒家的精华，并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本文以《论语解》为中心，对张栻的治国理政思想作一简单梳理。

一、修身正己

“修身正己”是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出发点。从孔子以来的儒家都认为，为政者自身应当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论语·颜渊》记：“季康子孔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所谓政治，就是使百姓归于正道。对此，张栻诠释说：“为政之本，正己为先。帅以正，则无敢不正者，盖己正而后教之，则人乐从之。不然，虽刑罚日施，亦莫之禁矣。”张栻把“正己”看成是为政的根本，认为为政者先要端正自己的德行，作出自己的表率，给老百姓树立起良好的榜样，正己而后正人，这样才能去要求百姓向善，老百姓也乐意听众。否则，即使用尽各种刑罚手段，也不能真正使人向善，达不到施政的效果。

《论语》中孔子许多类似的论述，而张栻在所作的《论语解》中，也反复进行了阐发。

如《论语·子路》篇记：“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张栻阐发说：“圣贤之论为政，未有不本于正身者也。正其身矣，则其推于有政亦是理而已。身且不能正，其于正人若之何哉?后世之治，未有能使人心悦诚服者，以此也。”在张栻看来，“正身”与“从政”是一样的道理，通过正身，再推之于从政。如果一个从政者不能做到以身作则，就难以使人民心悦诚服。

如何“正己”、“正身”？《论语·宪问》中记子路与孔子的一段对话：“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矣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矣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所谓“修己”，即正己、正身。修己的关键在一个“敬”字。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安人、安百姓。这实际上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张栻对此阐发说：“修己之道，不越乎敬而已。敬道之尽，则所为修己者亦无不尽，而所以安人、安百姓者皆在其中矣。盖一于笃敬，则其推之家以及于国、以及于天下，皆是理也。极其至，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兆民虽众，其有不得其所安者乎?”张栻对孔子的话从理学的角度进行了发挥，尤其注重一个“敬”字。

从具体的道德修养来讲，“正己”莫过于孝慈。孝者尊老，慈者爱幼。孝慈既是对从政者的基本要求，也是为政须达致的客观成效。《论语·为政》篇记载，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为去“为政”，孔子回答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孔子以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长幼都能和睦相处，这就是为政了，何必非要求个一官半职，才叫做为政呢？张栻阐发说：“孝于亲则必友于兄弟也。孝友笃于家，则其施于有政亦是心而已。然则虽不为政，而在家庭之间，躬行孝友之行，为政之道固在是矣，何待夫为政哉!”自己在家作出表率，若能从政之后，就会将孝友之心实施于整个国家，使一国之人服从教化。因此即使没有从政，但能在家行孝友，使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也同样是为政的效果。

张栻反复强调“孝慈”是修身正己的关键。《论语·为政》又记：“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这段讲到庄敬、孝慈、举善这三种治民方法。张栻认为：“古之治天下者，修之吾身而已耳。夫临民以庄，孝于亲，慈于下，善者举之，不能者教之，此皆在我所当为，非为欲使民敬忠以劝而为之也。然临之以庄而民敬心生，孝慈而民忠于己，举善教不能而民感悦以劝，其应盖有不期然而然者，则修之吾身，岂不至约乎?季康子不知自反，而望于民者深，而有是问；夫子以正理告之耳。”在他看来，所谓庄敬、孝慈、举善，都是“我所当为”，并非为了让百姓敬忠以劝而不得不为，这是为政者的本份，并不是为达到某种为政目标而不得不使用的方法。

又《论语·泰伯》篇云：“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张栻解释说：“君子，谓在上者也。笃于亲而民兴于仁，故旧不遗而民不偷，盖仁义之心，人皆有之，有以示之，斯感而应矣。夫上之人所为若是者，非为欲以动民而为之也。敦笃于吾之所当为，而其应自尔也。”这里张栻同样发挥“吾之所当为”之义，正是对《大学》“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的最好诠释。

修身正己，必须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张栻阐发说：“有得富贵之道，有得贫贱之道。盖正而获伸者理之常，此以其道而得富贵者也。不正而诎者亦理之常，此以其道而得贫贱者也。然世盖有反是而富贵贫贱者矣，所谓不以其道也。惟君子则审其在己，不为欲恶所迁。故枉道而可得富贵，己则守其义而不处，在己者正矣。不幸而得贫贱，己则安于命而不去，此其所以无入而不自得也。”获取富贵、摆脱贫贱都有其道，君子当守义安命，修身正己。

孔子曰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张栻解释说：“放，依也。放于利而行者，凡事每求便利于己也。怨由不得其欲而生。彼虽每求便利，而事亦岂能尽利于己哉?不得其欲，则怨矣。其胸次扰扰，无须臾以宁也。若夫君子正己而已，无所求利，故无不足，而奚怨之萌哉?” 意即如果一切行为都以逐利为目标，欲望难以完全满足，必须有怨恨之心生。因此君子正己而已，不以求利为目标，则无不足，怨恨之心也就无从产生了。

君子、小人最重要的标志是如何对待义利。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周易·系辞传》曰：“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据此，敬是立身之道，是内在修养，是体；义是处事之道，是外在行为规范，是用。但孔子这里讲“义以为质”，则是以义为体。张栻以《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来进行解释，所谓义，就是“物则”，森然具于“秉彝”（指常性）之内，此义之所以为体。而礼、孙（逊）、信皆由义而生出，“盖义为体，而礼与逊所以为用，而信者又所以成终者也。信则义行乎事事物物之中，而体无不具矣。”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张栻认为，义为天下之公理，利则一己之私利。君子“心存乎天下之公理”，小人则“求以自便其私而已”，此正是君子小人之分。治国理政者应当严格区分公私义利。

二、尚德慎刑

儒家崇尚德治，对为政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集中表现为“为政以德”。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也就是说，以“德”来治理国家，就会像北极星一样，自己处在一定位置上，别的星星都会环绕着它转。当政者如果能为政以德的话，四方之民自然会归附。孔子又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为政居上者好礼，老百姓自然容易治理。故张栻说：“上笃于礼，则民兴辞逊而顺其长上，故易使也。”

关于德、礼与政、刑的关系，孔子有一个经典的论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 意思是说，用政治手段来治理他们，用刑罚来整顿他们，人民就只求免于犯罪，而不会有廉耻之心；用道德来治理他们，用礼教来整顿他们，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还会人心归顺。”这集中体现了儒家重视德教的政治理念。对此，张栻解释说：“德、礼者治之本。政、刑非不用也，然德立而礼行，所谓政、刑者盖亦在德、礼之中矣。故其涵泳熏陶有以养民之心，使知不善之为耻，而至于善道。若其本不立，而专事于刑政之末，则民有苟免之意，而不知不善为耻，何以禁其非心乎?后世之论治及于教者鲜矣。”（《论语解》）

张栻认为，德教、礼教是治民的大本大原，而政令、刑罚只能作为治民的辅助工具，德、礼为主，政、刑为末，政、刑实寓于德、礼之中，只有通过道德教化，使百姓知道何者为善，何者为不善，以为善为荣，以不善为耻，自然能够父慈子孝，家齐国治。

孔子对于春秋时郑国执政子产比较推崇，赞扬“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子产治国理政，口碑甚佳，孔子认为他在四个方面做得非常不错：自身严于律己，对尊长十分恭敬，使百姓得到实惠，用民力合于道义。应该说，这是一个儒家推崇的为政者的典型形象。张栻作为孔子的信徒，当然认同，并做了生发：“行己恭，谨重而不侮也；事上敬，忠实而不欺也；养民惠，以慈爱涵养之也；使民义，役之以时，用之不私也。”不过，张栻认为，君子之道远不止此四个方面，子产只不过有此四点而已，其他方面还做得不够，孔子特举其所长而称述之。子产养民惠、使民义，而孟子却批评他不知为政，“则所谓政者，盖有在矣”。关于孟子对子产的批评，见《孟子·离娄下》：“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孟子的意思是说，子产虽然宅心仁惠，却不懂为政之道。如果十一月把走人的桥修好，十二月把行车的桥修好，百姓就不会为渡河发愁了。在上位的人搞好了政治，出行时让行人回避自己都可以的，哪能一个个地帮别人渡河呢？所以治理政事的人，对每个人都一一去让他喜欢，时间也就太不够用了。

张栻对孟子的观点是认同的。认为子产的行为虽然无可厚非，但“小惠妨大德”，并不值得提倡。且君子之政，是“天下之公理”，因此“夫先王之治，为之井田，为之封建，与天下公共，使俱得其平，下至于鳏寡废疾皆有所养，而微至于次舍、桥梁、刍秣之事，亦皆有经制”，并不是强加上去的，而是“因事而制法，而其法皆循乎天理”，这才是根本，这样的政治才真正大公无私，“而天下之人无不被其泽”。如果好行小惠，难免以私意害公义。因此，张栻非常推崇诸葛亮，赞美有加：“善乎，诸葛孔明之治蜀也!立经陈纪，纤悉备具，而不为姑息之计。其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为得圣贤之意矣。”（《孟子说》）

对于执政者的个人修养，孔子以来儒家多有论述。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一个执政者，即使有周公那样美好的才能，如果骄傲自大而又吝啬小气，那其他方面也就不值一提了。张栻阐发说：“此言才美之不足恃，当以德为贵也。古之圣人如周公者才艺之多，故借以明之。骄则无以来天下之善，吝则不能与人共由于善，虽才美如周公，亦何为哉?盖骄者气盈，挟其有也；吝者气歉，怀不足也。害德者固多端，而二者其总目也。盖徇于血气者，不失之盈，则失之歉耳。”执政者当以德行为重，才美为次。如果矜己傲物，目空一切，吝啬财货，则善人不来，善政不成，故骄吝害德。

另外，执政者还须戒多欲。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孔子谈从政之道，仍然阐强调为政者正人先正己的道理。他希望当政者以自己的德行感染百姓，他没有让季康子用严刑峻法去制裁盗窃犯罪，而主张用德治去教化百姓，使人免于犯罪。孔子告诫季康子说，盗贼多是因为你贪求太多的财货，假如不是这样，就是奖励偷抢，他们也不会干。不过，对于孔子的番说辞，也有不同的理解。张栻引用张载的话说：“假设以子不欲之物赏子使窃，子必不窃。故为政者先乎足民，使民无所不足，则不见可欲，而盗心息矣。盖盗生于欲之不足，使之足乎此，则不欲乎彼。此古人弭盗之原也。”张载从“足民”的角度去解释，从经济的角度去找原因，认为只有解决了百姓的物质生活问题，人人丰衣足食，就不会有盗抢之事发生。对于张载之说，张栻是非常认同的。

子张向孔子求教如何请教为官从政的要领，孔子讲要“尊五美”、“屏四恶”。这是孔子政治主张的基本点，其中包含有丰富的“民本”思想。所谓“五美”，即“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四恶”，即虐、暴、贼、有司（“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孔子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反对“不教而杀”、“不戒视成”的暴虐之政。张栻对这段话极为重视，认为“孔子论为政之方莫详于此”。他还作了很长一段文字进行阐发：

“姑息以予民，则惠而费矣；若因其所利而利之，如制之田产，教之树畜，通工易事之类皆是也。是则其为惠均平，而何费之有?使之不以其道，则劳而怨矣；以逸道使民，则何怨之有?凡动于己私者皆贪也，若所欲者仁而已，则何贪之有?君子之所以自处者安裕，故常泰然而无所不敬也，故不骄。若夫以势位智力自恃则骄，骄则不泰矣。正衣冠，尊瞻视，临之以庄也。持身如是之严，故人望而畏之，而非以威加人也，故威而不猛；若夫有使人畏己之心，则猛而反害于威矣。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施于人者也；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存于己者也。为政内外始终之道，亦云备矣，然而欲仁又其本欤?不教而杀，谓未尝有教以先之，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虐之而已；不戒告而视其成，是暴之而已；令慢而其期则欲必至，是贼之而已。三者皆不仁者之为也。犹之予人，当予则予之耳，若为政但知守出纳之吝，而不知施舍之宜，是有司之事耳；尸其政而但为有司之事，岂不失为人上之道乎?此不知者之为也，失人心而召祸乱，未必不由此，故亦居四恶之一焉。尊五美而屏四恶，则政日新而无斁矣。五美之后必继之以四恶之防，圣人之戒深矣。”

张栻的这大段解释，涉及到治国理政的很多方面，内而为政者的个人修养，外而经济、政治、法律、教育等诸般行政手段，极为详备，故张栻称赞“为政内外始终之道，亦云备矣”。而在这各种为政之道中，张栻强调“仁”为其本。

乾道八年(1172)冬，张栻好友黄洧任湖南转运使判官，建官舍，张栻为其取名“尊美堂”，并写《尊美堂记》发挥“尊美”之义：“所谓尊五美者，于以正己而施诸人，盖无不备，顾为政者力行何如耳。其曰尊云者，言当谨乎是而不可以慢也。”“圣人于五美之后，复继之以四恶之屏，其儆戒防检之意深矣。今虽以‘尊美’名堂，而所谓屏恶之义，盖亦不可不察也。”

儒家虽然并不反对刑杀，但认为刑杀并不能从根本上禁止奸恶，政治的关键在于实行德治。季康子曾经问政于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回答：“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季康子提出杀掉无道的人（坏人）来促使人们向善，孔子不赞同此说，认为用不着杀戮，只要想为政者想行善，老百姓也会跟着行善。在位者的品德好比风，在下的人的品德好比草，风吹到草上，草就必定跟着倒。张栻极为认同孔子之说，并阐发说：在上位的人如果只知刑杀，显然有失“长人之本”，下民也会“以不肖之心应之”，不能禁其为非作恶。要想使民从善，就得首先“是心纯笃”，然后“发见于政教之间”。如此“民将率从丕变，如风之所动，其孰有不从者?”在他看来，所谓“使民之本”，就是治民者要树立起道德榜样，对百姓进行道德感化。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由于各种利害冲突，从而发生争讼，在所难免。因此治民者要以公直之心去解决这些争讼。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承认自己和别人一样，能够听讼，帮助解决各种纠纷，但是，孔子的真正理想是“无讼”。当然，“无讼”并非要让百姓隐藏矛盾，不打官司，接受不公不平的现象，而是要消灭产生争讼的各种因素。张栻对此有一个很好的诠释：

“圣人之意，不以听讼为能，而以无讼为贵也。夫人之所以至于争讼者，必有所由而然，于其本而正之，则讼可亡也。故教之以孝爱，而悖慢之讼亡矣；教之以礼逊，而倾夺之讼亡矣。以至于均田有制，民得其养，而田野之讼何自而兴?昏姻以礼，不失其时，而昏姻之讼何自而兴?凡此皆使之无讼之道也。”

张栻认为，人们之所以发生争讼，是有原因的，不必隐讳。要消弥这些争讼，就得“正本”，而实行教化是必须的，如教之孝爱、教之礼让等等。但是，张栻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不光强调教化的作用，他还注意到，执政者还必须着力解决经济的、社会的问题，要使“民得其养”，民生问题解决了，各种纠纷自然就烟消云散了。

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张栻也常常以“哀矜而勿喜”告诫掌刑之官：“在上者又当端其一心，勿以喜怒好恶一毫先之，听狱之成，而审度其中，隐于吾心，竭忠爱之诚，明教化之端，以期无讼为本，则非惟可以臻政平讼理之效，而收辑人心，感召和气，其于邦本所助岂浅也哉！”（《潭州重修左右司理院记》）他又作《恕斋铭》，阐发“慎刑”主张：

“刑成不变，君子尽心。明动丽止，象著羲经。所存曷先？其恕之云。自尽于己，以察其情。意有所先，则弗敢成。见虽云独，亦靡敢轻。幽隐之枉，是达是申。毫厘之疑，是析是明。俾尔寡弱，无有或困。于尔强慝，靡訹靡遁。及得其情，又以勿喜。古人于此，恕有余地。我铭于斋，意实在兹。嗟嗟来者，尚克念之！”

由此可见张栻宅心之仁恕，深得孔子“刑期无刑”、“哀矜勿喜”之意。在他任广西经略安抚使期间，鉴于前任官员“于诸州多兴狱事，纷纭淹久，一切观望，不敢与决，困于囹圄，疲于道路，深可怜恻”，故排除干扰，亲自对久拖不决的积年陈案进行清理，平反冤狱，该判的判，该放的放（《又寄刘共甫枢密》）。

三、勤政敬事

儒家提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由内圣而外王，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故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将自己的政治理想、抱负推及于天下，以达尧舜三代之境。汉代以来，儒家士大夫无不秉持此理想，或著书立说，传播儒家之道，或投身宦海，致君泽民。

“修身正己”是“为政”的出发点。进入仕途以后，食君之禄，代君治民，就得敬君之事，勤政爱民。关于勤政，张栻以下思想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敬事。《论语·卫灵公》中有一句话：“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意思就是：侍奉君主，应当先尽力去做，待有功绩后才能享受俸禄。所谓“事君”，其实就是替君治民，担负起行政的职责，故必须小心谨慎，对自己的职位心存敬意。张栻说：“官有尊卑，位有轻重，而敬其事之心则一也。”无论官职大小、尊卑，都要对自己的职位有敬畏之心。即使有人标榜“为贫而仕”，借禄养亲，也不能逃避责任。张栻举例说，孔子年轻时曾经作过“委吏”这样的小官，但他能兢兢业业，做到“会计当”；又做过“乘田”，却不怠惰，能做到“牛羊茁壮长”，这是因为孔子“以敬其事为主”的缘故。因此作为治民之官，不能因为官小而逃避责任。张栻批评有些人借口“为贫而仕”，只拿俸禄不干事情，是不知大义：“若曰为贫而仕，食焉而已，遑恤其事，则失其义矣。”

第二，无倦。《论语·子路》篇记，子路问政，孔子回答：“先之，劳之。”子路又问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孔子说：“无倦。”所谓“先之”，即以身作则；“劳之”，即对百姓要加以慰劳劝勉。在此之外，还得“无倦”，即勤政不怠。《论语·颜渊》篇又记子张问政。孔子回答：“居之无倦，行之以忠。”意思是说：居于官位不懈怠，执行君令要忠实。这是为政之基，为官之德。张栻阐发说：“以子张之难能，其于为政之方，不患其不能知而行也；所患者诚意不笃，有时而或倦，徇于其外，有时而不实耳。居之无倦，则诚存于己；行之以忠，则实周于事。充之，则圣人之所以为政者，亦无越乎此也。”“居之无倦”就是要勤勉尽责，忠于职守，永不松懈倦怠。

张栻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常常以“无倦”自勉。淳熙二年知静江府、广西经略安抚使，官舍旁有一间屋，原名“缓带”，张栻认为此名可能会使人生懈怠之心，于是改名“无倦”，并作《无倦斋记》说明更名缘由：

“昔者洙泗之门，子张问政，夫子首告之以无倦；及季路之请教，则又终之以无倦。是知为政始终之道，无越乎此也。夫难存而易怠者心也。吏者分天子之民而治焉，受天子之土而守焉，一日之间，所为酬酢事物者亦不一端矣。几微之所形，纪纲之所寓，常隐于所忽而坏于所因循，纤毫之不谨，而万绪之失其机，方寸之不存，而千里之受其害。又况欲动而物乘，意佚而形随，其所差缪复何可胜计，可不畏哉！于是知圣人无倦之意深矣。”

作为官吏，担负治民守土之责，事务繁多，千头万绪；迎来送往，应接不暇。如果稍有不慎，往往贻害百姓，祸延千里。何况如果修身不谨，或动贪欲，或生倦怠，造成的不良后果，则难以胜计。

第三，敬简。《论语·雍也》篇记，仲弓问孔子，子桑伯子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此人还可以，办事简要而不烦琐。仲弓说：“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居心恭敬严肃而行事简要，像这样来治理百姓，不是也可以吗？自己马马虎虎，又以简要的方法办事，这岂不是太简单了吗？）孔子称赞冉雍这话说得对。对此，张栻作了阐发：

“仲弓问子桑伯子，夫子之为可也，而取其简，仲弓于此遂发居敬、居简之论，可谓善领圣人之意矣。夫主一之谓敬，居敬则专而不杂，序而不乱，常而不迫，其所行自简也。若夫居简，则是以‘简’之一字横在胸中，反害于敬，而失行简之本矣。故仲弓以为太简，而程子谓多却一‘简’字者是也。如是而曰‘行简’，是为疏略而已，夫岂简之得哉?”

在张栻看来，“居敬”和“行简”是不能分的，没有“居敬”之意，单纯追求一个“简”字，难免产生办事疏略、无所事事的弊病。乾道三年张栻好友张孝祥安抚湖南，曾在长沙设“敬简堂”，请张栻作记。张栻为之作《敬简堂记》，敷陈“敬简”之义：

“圣贤论为政，不曰才力。盖事物之来，其端无穷，而人之才力虽极其大，终有限量。以有限量应无穷，恐未免反为之役，而有所不给也。君子于此抑有要矣，其惟敬乎！盖心宰事物，而敬者心之道所以生也。生则万理森然，而万事之纲总摄于此。凡至乎吾前者，吾则因其然而酬酢之。故动虽微，而吾固经纬乎古之先；事虽大，而吾处之若起居饮食之常。虽杂然并陈，而厘分缕析，条理不紊。无他，其纲既立，如鉴之形物，各止其分而不与之俱往也。此所谓居敬而行简者欤！若不知举其纲而徒简之务，将见失生于所怠，而患起于所忽，乃所以为纷然多事矣。故先觉君子谓饰私智以为奇，非敬也；简细故以自崇，非敬也。非敬则是心不存，而万事乖析矣，可不畏欤！虽然，若何而能敬？克其所以害敬者，则敬立矣。害敬者莫甚于人欲。自容貌、颜色、辞气之间而察之，天理、人欲丝毫之分耳。遏止其欲而顺保其理，则敬在其中，引而达之，扩而充之，则将有常而日新，日新而无穷矣。”

按照孔孟儒家的观点，为政首要在于正己修身，通过礼乐教化移风易俗，至于官员的才力则在其次。张栻认为，政务繁多，情况复杂，一个人的才力终究有限，难于事事应付。因此，君子为政，应当把握要点，这就是一个“敬”字。何谓敬？敬有恭敬、敬畏、敬慎、敬谨、敬事等义。《易文言传》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孟子·离娄上》：“陈善闭邪谓之敬。”郑玄《礼记注》：“在貌为恭，在心为敬。”程颐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又说：“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张栻所谓“敬”，盖本于程子之意。张栻说：“伊洛老先生所谓主一无适，真是学者指南，深切著明者也。”（《答胡广仲》）“敬者，所以持是心而勿失也。故曰‘主一之谓敬’，又曰‘无适之谓一’”（《敬斋记》）。

四、爱民节用

儒家主张爱民节用。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意思是说，治理一个诸侯国，就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信实无欺，节约费用，爱护官吏，役使老百姓要在农闲时间。孔子的这段话有五个关键词，即敬事、信、节用、爱人、使民以时，这都是对执政者的基本要求，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之道，反映了孔子的民本思想。张栻于孔子此说深有同感，认为：“以是五者为先，王政之行，斯有序而四达矣。嗟乎!为治而不本于此，则不得为善治。盖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有此而后三代之法度可得而兴也。”不过，张栻对此五者之间的关系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于是五者之中，敬事而信，又其本也。盖敬与信不立，则无适而可耳。

张栻强调“天生民以立君，非欲其立乎民之上以自逸也，盖欲分付天之赤子而为之主”，因此人主应当以“怀保小民”“爱民节用”为职分，“若人主之心，念念在民，惟恐伤之，则百姓之心自然亲附如一体”（《经筵讲义》）。他批评近世两种议论：一曰“小害无伤”，二曰“要得立事，扰人不奈何”，“乃坏国家元气毒药”。他举例说，自己曾经作州县官，备见百姓利害，不要说州郡官，就是一个知县胡乱发布一个告示，乡间扰害百姓，就“有不可胜言者”；如果朝廷某项政策措施考虑不周全就草草颁出，百姓受害不以数计。所以政策无小事，关系极大，千万不能说“小害无伤”。至于有人说要办成大事，就得扰民，对此张栻完全不认同。他认为：“济大事必以人心为本，若未曾做得一毫，事先扰百姓，失却人心，是将立事根本自先坏矣，乌能立哉！”（《经筵讲义》）国家的任何事情都要以人心为本，失去人心就丧失了立国的根本，不能立国。

轻徭薄赋，是儒家的一贯主张。政府的财政主要来自对百姓的征收。儒家反对政府无节制地对百姓搜括。有若是孔子的学生，有一次鲁哀公问于有若曰：“年成不好，财政不足，怎么办呢？”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把税收降到十取一呢？”哀公说：“十取二，我还嫌不够用，怎么能十取一呢？”有若回答说：“百姓富足，国君哪能不富足呢？百姓不富足，国君又哪能富足呢？”（《论语·颜渊》）有若勤奋好学，得孔子学说的精髓，故门人有“有子之言似夫子”之赞誉。如何对待百姓，是执政的根本问题。如果统治者把国家的收入看成是自己享乐的工具，不节制自己的欲望，对百姓肆意盘剥，再怎么增税，也欲壑难填。相反，执政者如果把百姓的贫富看成与自己休戚相关，就应当节制贪欲，减少用度，降低税收，让天下百姓富裕起来，藏富于民。百姓富足，国家自然富强安定，执政者也就不愁财政不足了。张栻赞扬有若之言是“循其本以告之”，“儒者谋人之国，未有不循其本而言之也。使哀公思夫二之犹不足，而有若乃欲损之，以为足国之道在乎是，则庶乎知为政所当损益者矣。”在张栻看来，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之道，不是横征暴敛、竭泽而渔，而是要减少人民负担，增加百姓收入，让老百姓先富起来。

对于历史上那些搜括民财、滥用民力、竭民膏血的统治者，张栻深加痛斥。长沙开福兰若原为十国时期马氏避暑之地，原名会春园。当时荒郊中还时常可以找到砖甓，皆为鸾凤之形。而奇石林立，不可胜数，不知从哪里运来的，但肯定耗费了大量的民力。这样一个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不久即被消灭了，张栻由此感慨：“马氏父子乘时盗据一方，竭泽聚敛以自封，而又以资其侈靡之用，旋踵而衰，兄弟相雠敌鱼肉惟恐不及，亦其理与势宜然。”（《题长沙开福寺》）只知满足自己穷奢极欲，不知爱民节用，必然会灭亡，这是历史的规律。

张栻虽然出身于官僚世家，但自幼受儒家民本思想熏陶，关心民间疾苦，对老百姓常怀恻隐之心。乾道七年七月张栻因政见不合得罪宰臣，被排挤出朝廷。八月过毗陵，为郡守晁子健作《多稼亭记》，勉励“吏于斯者，以暇时登临，观稼穑之厪劳，而念民生之不易，其时之不可以夺，其力之不可以不裕，而又谨视其苗之肥瘠，时夫雨旸之节，以察吾政事之若否。幸而一稔，则又不敢以为己之能，而益思勉其不可以怠者，闵闵然，皇皇然，无须臾而宁于心，其庶矣乎！”（《多稼亭记》）他希望治民者要知稼穑艰难，念民生不易，不夺农时，爱惜民力，时时检讨自己的政事，勤勉不怠。

张枃淳熙四年知袁州，建便斋，张栻为他取名“隐斋”，取孟子“恻隐之心”之义，并作《隐斋记》，阐发爱民恻隐之义，以“君子学道则爱人”告诫其弟，要时常“惧其不克”、“忧其不及”，“察民之从违”，不要“汩于因循而息于骄肆”。

乾道八九年间湖南大旱，饿死无数，十室五六空，而见存者无人色。张栻亲眼目睹此惨状，极为痛心，多次向地方民建议拯济，且把老百姓所吃的草根寄给地方官看。张栻提出“振济”和“振粜”两种办法应对当时情况，建议打开长沙各仓，将潭城诸仓受纳上供米八万斛均济乏食的农民，拯救十数万生齿（《又与吴晦叔》）。

民生问题是张栻关注的焦点。张栻认为稼穑实为“王业之根本”、“治乱成坏之源”（《经筵讲义》）。张栻先后出任地方大员，知严州、经略广西、安抚湖北，政绩显著，多次受到朝廷嘉奖。在做地方官期间，他鼓励生产，为民请命，减轻负担，平反冤狱。知严州时，上奏朝廷减轻百姓税负。淳熙二年张栻知静江府、安抚广西。广西民族混杂，其地南入于海，水陆几四千余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然而土地贫瘠，多荒茅篁竹，风气与北方不同，民生甚为艰难，因此赋入寡少，郡县财政也非常困难。张栻上任之后，着力解决民生和财政问题。他把发展生产放在首位，认为“民生之本在于农事，农事之修贵于瘽力”，发布《劝农文》，要求静江府官吏和百姓共同努力，百姓要“治其陂泽，利其器用，粪其田畴。其耕也必深，其耘也必详。日夜以思，谨视详审，无或卤莽，且率其妇子相与协济其事”。而“郡县之吏，苟或为政之不平，听讼之不明，察狱之不精，赋敛之无名，使其间或有枉不得直，寃不自伸，则一夫之怨气，亦足以伤阴阳之和，而况于其甚者哉！此则太守与官属之责，所当日夜警戒勉励，无敢少忽”。闾里之间，“若父子孝慈，兄弟友睦，夫妇和辑，长幼协顺，存尊君亲上之心，无悖教犯义之习，兴谦逊廉耻之风，息争夺斗讼之事，自然和气熏蒸，乖厉屏伏，丰年之应，可以感召，又父老长上之责，宜相与丁宁率劝，使皆去恶趋善，以承天休，是太守之所望也”。总之，社会的和谐，“既系于农民之瘽力，又系于官吏之能政，又系于风俗之趋善”，如此则“天人参会，上下相应，然后可以常获嘉报，而多享丰年”（《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十一）。只要百姓力农、官吏勤政、闾里和睦，则自然能够时和岁丰。

张栻到静江府伊始，由于“学校、军政、财计，色色废坏”（《又答朱元晦》），故大力整顿，“思为久远之计，早夜不敢遑宁”（《答朱元晦》）。他上奏朝廷蠲免末等无常产之户丁税七万余缗，并对盐钞加以整顿，不抑卖，不增价，减轻了百姓负担。

针对一些地方官做事因小失大、锐始怠终、宽己严人等毛病，张栻批评“然常人之情，往往忽于小而暗于大，锐于始而怠于终，睹其著而不原于微，望于人者常深，而约于己者常不尽，则其所以纲纪维持于数千里之间者，乌得不旷乃事哉！”他告诫地方官：“盖非特近者之察，将远者之无不烛焉；非特目前之安，将长久之计其益焉而后可也。”（《静江府厅壁题名记》）作为地方官，不能只追求眼前的政绩或一时的效果，更应当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的长治久安着想。

治国理政，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因小失大。孔子弟子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孔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张栻解释说：“欲速则期于成，而所为者必苟，故反以不达。见小利则徇目前而忘久远之谋，故反以害大事。”如果急于求成，则做事未免苟且马虎，难有成效。而如果只顾眼前利益，没有长远规划，则成不了大事。因此，“不欲速，不见小利，平心易气，正义明纪，为其可继而已矣。”正确的方法是要摆正心态，处理好义利关系，遵守纲纪法度，实现政治的可持续性。

五、知人善任

治国理政的目标是百姓和睦，社会安定。因此，官吏队伍的素质对于治国理政尤其重要。官吏素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道德水平，第二是行政能力。从道德水平来讲，儒家思想中强调治人先须正己，官吏是百姓的道德表率。同时，儒家主张先德行，后才能，但对官吏的行政能力也有一定的要求。尽管有德者不必有才，有才者不必有德，但德才兼备，则是理想的官吏形态。所以作为执政者，不仅自己须德才兼备，还须知人善任，把善人君子安排在合适的岗位上。

国有贤才则兴，国无贤才则亡。春秋时卫灵公是一个昏君，孔子称其“无道”，有人问孔子，既然他是无道之君，怎么没有亡国呢？孔子回答：“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论语·宪问》）虽然说卫灵公无道，但有仲叔圉、祝鮀、王孙贾这样一些贤人在朝，故还不至于亡国。张栻评论说：“以卫灵公之无道，然所用得其才，犹足以无丧。虽然，仅能维持，使之勿丧而已。若身正于上，而用得其人，则孰御焉!”如果国君在上修德，贤才在下辅佐，君臣同心同德，则无人能敌。

张栻认为，政之先务，在于得人。孔子曾经称臧文仲为“窃位者”，因其知柳下惠之贤而不能举。张栻解释说：“位于朝者以荐贤相先为义。既知其贤，而不与立，是冒居其位而已，故为窃据也。”作为大臣，如果知贤不举，就是失职。

因此，推举贤才，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孔子弟子仲弓为季氏的邑宰，请问为政之道。孔子答：“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仲弓又问：“焉知贤才而举之？”问意是如何知道贤才。孔子说：“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论语·子路》）张栻解读说：“先有司，则事有所任；赦小过，则人得展其才；举贤才，则可以成治而善俗。为政亦不越是三者之为要矣。人才诚未易知也，故仲弓有‘焉知贤才而举之’之问。‘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此立贤无方之公心也，然则又奚患贤才之不闻哉?”孔子回答为政之道，往往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的提问者，回答各有侧重。这里讲到为政的要点有三，张栻分别做了解读。“先有司”，即职掌分明，办事有序；“赦小过”，即偶有小过失，可以饶恕，这样才能人尽其才。“举贤才”，使贤者在位，则可以成治善俗。至于如何才能识才，孔子提出“举尔所知”的方法，把自己了解的贤才推举上去。至于自己不了解的贤才，也会有别人举荐。故只要有“立贤无方”的公心，则贤才不难被发现。

贤才的重要性，在于正人心、移风俗。在《论语》中，有两处论及“举直错诸枉”。《论语·为政》篇载：哀公问孔子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另外《论语·颜渊》篇又记：樊迟问什么是“知（读智）”，孔子回答：“知人。”樊迟不明白，孔子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比较愚钝，将孔子的话去问子夏，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这里涉及用人之道中相互关联的三个重要问题：举用什么样的人、如何用人和用人所要达到的效果。张栻解释说：“夫子之告之者虽为哀公而言，其实先王所以得民心者不越是也。盖善善而恶恶，乃兆民之彝性；在上者举错得义，则莫不盎然而诚服，盖有以顺其彝故也。不然，则将憪然而不服,以咈其性故耳。使哀公而明此义，则君子聚于朝，人心一于下，何畏乎强臣，而何患公室之不竞哉?虽然，在上者焉知枉直而举错之?亦曰公其心而已矣。”张栻从人心“善善恶恶”出发，在上位者皆修德之君子，则上行下效，人心齐一，国治民安。

贤才的标准当然首先在于道德品质，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存心要正。孔子弟子子游为武城宰，孔子问他有没有发现人才，子游回答说：“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论语·雍也》）澹台灭明这个人，平时做事不走捷径，没有公事从来不去上司的房间。张栻解释说：“子游为宰，而夫子以得人为问。此政之先务也，后之为政者盖鲜知此义矣。行不由径，则所趋无欲速见利之意；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则不苟徇于私情。然则斯人之存心可谓正矣。子游亦善观人哉!”张栻认为“得人”（发现人才）是为政的先务。澹台灭明有前面两点优秀品质，可见是一个守规矩、讲原则的人，自然不会急功近利，不徇私情，存心端正，是一个有操守的君子。

张栻认为：“不有君子，其能国乎？”人才关系国家的兴衰存亡，故为国计者，“其可忘封殖爱护，伸忠直之气，遏导谀之萌，以寿天下之脉？”（《江谏议奏稿序》）张栻在政治实践中也非常注意发现人才、推举人才。好友刘珙曾知建康府、兼江南东路安抚使、兼行宫留守，致书张栻，抱怨“自到江上，未见人才”。张栻回信说：眼下的确很少有各个方面都完美的全才，“然而舍短取长，随才而用，则恐所至亦不容无，而况通都大府乎？”对于人才，不要求全责备，要舍短取长，随才任用，“洪取人之方，酌采葑之义，庶几片善寸长，尽归抡选”。另外求才还要“虚心降己，不忽隐微”，“恳恻敦笃以招来之”，则抱实能、怀高见者自然不难求得（《又寄刘共甫枢密》）。张栻在广西任职期间，就努力求才。他给朱熹的信中谈到：“本路州县间人才寻常不敢忽，有思虑、有才力者亦得数人。”（《又答朱元晦》）

据张栻观察，当时所谓“人才”，大体上可分为“安静者”和“欲为者”两类：“大抵今日人才之病，其号为安静者则一切不为，而其欲为者则又先怀利心，往往贻害。”“安静者”没有作为，不思进取；“欲为者”则又急功近利，胡乱作为。在张栻看来，这两类所谓“人才”都是有害的。他提倡“儒者之政”。所谓“儒者之政”，即“一一务实，为所当为，以护养邦本为先”，此则可贵（《与施蕲州》）。所谓“务实”，当然是不急功近利，不贪图虚名，该作为时作为，不该作为时坚决不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所谓“护养邦本”，即要给老百姓带来实惠，给国家带来长治久安。

六、几点启示

以上主要根据《论语解》，简单考察了张栻在治国理政问题上的一些主张。我们可以看到，张栻的治国理政主张植根于儒家的思想传统，并打上了理学的烙印，富有时代特点。他的许多观点虽然多为儒家的“老生常谈”，其实具有普适性，对于我们今天仍然还有启发意义。

第一，在自我修养上，“修身正己”是对治国理政者的基本要求。为政者自身应当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从儒家传统观点来看，私德与公德是难以分割的，一个施政者私德有亏，在家不孝不慈，很难保证他在治国理政时能做到仁民爱物。而且施政者的个人品质，往往具有示范作用，对社会风气影响甚大。因此张栻反复强调，为政者若不能“正身”，则难以“正人”，这对我们今天治国理政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第二，在施政措施上，施政者不能一味采取刑政等高压手段去解决纠纷，应当注意对百姓的教化和疏导，并找出发生纠纷的原因。要消弥这些纠纷，就得“正本”，除了实行教化之外，还要注意解决民生问题，要使“民得其养”，民生问题解决了，各种纠纷自然就会减少甚至烟消云散。

第三，在施政态度上，作为官吏，担负治民守土之责，事务繁多，千头万绪；迎来送往，应接不暇。如果稍有不慎，往往贻害百姓，祸延千里。何况如果修身不谨，或动贪欲，或生倦怠，造成的不良后果，则难以胜计。施政者投身宦海，担负起行政的职责，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必须小心谨慎，无论官职大小、尊卑，都要对自己的职位有敬畏之心。勤政爱民，忠于职守，永不懈怠。

第四，在施政效果上，治国理政，要以人心为本，爱民节用，尽量减轻百姓的负担。施政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因小失大。如果急于求成，则做事未免苟且马虎，难有成效。而如果只顾眼前利益，没有长远规划，就办不成大事。正确的方法是要摆正心态，处理好义利关系，遵守纲纪法度，实现政治的可持续性。

第五，在察才用人上，要先德行，后才能，但对官吏的行政能力也有一定的要求。尽管有德者不必有才，有才者不必有德，但德才兼备，则是理想的官吏形态。所以作为执政者，不仅自己须德才兼备，还须知人善任，把善人君子安排在合适的岗位上。

以上几点，应该说对我们今天的治国理政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