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反对“四风”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作者：蔡方鹿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原载于《斯文：张栻、儒学与家国建构》，周景耀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5月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五月二十日壬申

           耶稣2017年6月14日

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市）人，南宋著名理学家，与朱熹齐名，并列“东南三贤”之中，在宋代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其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张栻有较为突出的经世致用思想，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宋代理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张栻的经世致用思想与其政治思想紧密相连，包含着的对流于“虚文”的形式主义、凌驾于百姓之上的官僚主义、“以骄矜为乐”的享乐主义、“从事于奢靡”的“四风”加以反对的思想，值得今天吸收和借鉴。深入探讨张栻思想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借鉴其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具有重要意义。亦可见张栻开风气之先，早在800多年前就已提出了类似今天所强调的反对“四风”的思想。

张栻重视民生，勤政爱民；加强民族团结，使边民和睦相处；提倡孝道，反对封建迷信；整顿社会治安，惩治贩卖妇女；反对奢靡之风，提倡简易朴实；重实事实功，整治贪腐；德刑结合，重视道德教化；内修外攘，爱国献身等经世致用的事功修为集中体现了他“忠厚爱民”、崇尚真理，维护国家统一，科学求实，求知探索，躬行践履的经世致用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即使对现代社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价值，这对于当前强调走群众路线，树务实之风，反对贪腐，廉洁奉公，也是有所启示，而值得提倡和借鉴的。以下根据张栻的原话来探讨他反对“四风”的思想，而非牵强附会的拔高。

一、反对流于“虚文”的形式主义

张栻的经世致用思想提倡实用，反对流于“虚文”的形式主义。所谓“虚文”，指空洞无实的文字，毫无意义的礼节，或徒具形式的规章、制度。张栻反对形式主义，体现在对“虚文”的批评上。他说：“凡所以施惠于民者，类非虚文，皆有诚意存乎其间。千载之下即事而察之，不可掩也。”[i]主张施行惠民政策，要体现出诚意，而非形式主义的虚文。这样才能够即使在千年之后也能查寻而不可掩没。并指出：“务为实用，不汨于习俗。”[ii]主张务为实用，不为形式主义的习俗所扰乱。

在抗金斗争中，张栻反对形式主义的“虚文”。他说：“今大敌在前，国势不立，与其崇孝飨之虚文，曷若厉复雠之大义。请停大礼，悉以其费佐军督诸将，分道攻守，以慰祖宗在天之灵。”[iii]强调在大敌当前之际，与其崇尚形式主义的祭祀大礼，不如将其费用用在统军打仗、分道攻守上，这样更能够慰藉祖宗的在天之灵。《宋史·张栻传》称张栻“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iv]，充分肯定其在治国理政中主张实用，反对形式主义的思想特点。

二、反对凌驾于百姓之上的官僚主义

张栻从民本爱民思想出发，反对凌驾于百姓之上的官僚主义。他说：“上骄慢以残其下而不恤也，……有司视民之死而不之救，则民视有司之死而亦莫之救矣，此其所以为得反之者也。然则于此，其可不深自省察而以行仁政为急乎！君行仁政而以民为心，民之疾痛疴痒无不切于己，则民亦将以君为心，而亲其上，死其长矣。”[v]批评官吏见死不救，骄慢对下而不体恤民众的官僚主义，主张行仁政，认真检讨省察官吏对老百姓的态度，以百姓之心为心，关心民众“疾痛疴痒”之疾苦，这样百姓才能以君为心而亲其上，形成君民关系的良性互动。

张栻以重民思想反对骄矜放肆的官僚主义，他告诫人们：“夫治常生于敬谨，而乱常起于骄肆。使为国者而毎念乎稼穑之劳，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织纴之事，则心不存焉寡矣。何者？其必严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怀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饥寒，若己饥寒之也。是心常存，则骄矜放肆何自而生？岂非治之所由兴也欤？”[vi]认为天下得到治理在于“常生于敬谨”，而天下动乱则“常起于骄肆”。批评“骄矜放肆”的官僚主义作风，要求为官者要时常念及百姓稼穑之劳，思百姓饥寒之苦，心存敬谨，而去其骄肆，以民众之心为心，如此才能保民兴治。并指出：

后来只为不知艰难，故都不省察，但见目前一事之办、一令之行，不知百姓流离困苦于下。……天生民以立君，非欲其立乎民之上以自逸也，盖欲分付天之赤子而为之主。人主不以此为职分，以何为职分？人主不于此存心，于何所存心？若人主之心，念念在民，惟恐伤之，则百姓之心自然亲附如一体。若在我者先散了，此意思与之不相管摄，则彼之心亦将泮涣而离矣，可不惧哉！……臣尝为州郡，备见百姓利害，百姓甚易扰动。未论州郡所行，只如知县妄行出一文字，乡间扰害百姓，有不可胜言者，何况以朝廷之势临之，若一事偶未审，草草行出，外间受害又何可以数计！百姓被困毒，得闻于人主之前者有多少间隔，其受害已不少矣。然则岂可谓小害无伤？济大事必以人心为本，若未曾做得一毫，事先扰百姓，失却人心，是将立事根本自先坏矣，乌能立哉！然则岂可谓要立事，扰人不奈何？人主又岂可不察？”[vii]

批评为官者不知下层百姓流离困苦，不问民众疾苦，只见目前一事之办、一令之行的官僚主义。张栻站在民本主义立场，提出“天生民以立君，非欲其立乎民之上以自逸”，君主不能脱离民众高高在上以独自享乐，而是要为民做主，关心百姓疾苦，唯恐受到伤害。并批评知县妄出文字，扰害乡间百姓甚多，何况朝廷不审事理，草草颁行发布法令，则造成更大的危害。张栻告诫皇帝，百姓遭受伤害，有多少能被朝廷知道，使之能闻于君主之前者，已有很多间隔，此时当地的民众已有不少受害者了，所以不能视之为“小害无伤”。张栻强调，朝廷政治“必以人心为本”，即以人心的向背作为立大事的根本，批评失却人心的官僚主义，指出不能以所谓立事来扰民，要求君主对此要有觉察。

三、反对享乐主义

站在关心民众疾苦、以民之忧乐为己之忧乐的立场，张栻反对享乐主义。他说：“节礼乐者，进反之义。乐节礼乐，则足以养中和之徳；乐道人之善，则足以扩公恕之心；乐多贤友，则足以赖辅成之功。是乌得不日益乎！乐骄乐则长傲，乐佚游则志荒，乐宴乐则志溺，乌得不日损乎？损益之原，存于敬肆而已。骄乐，以骄矜为乐也；宴乐，以宴安为乐也。”[viii]张栻批评享乐主义，认为追求享乐，会带来长傲、志荒、志溺的不良后果。应长存敬肆之心，以养中和之德，去掉享乐主义。并强调与民同乐，“不当自乐其身，当与民同乐而已。……盖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亦非也。乐民之乐者，以民之乐为己之乐也；忧民之忧者，以民之忧为己之忧也。惟吾乐民之乐，故民亦乐吾之乐；惟吾忧民之忧，故民亦忧吾之忧。忧乐不以己，而以天下，是天理之公也。”[ix]要求统治者应以民之忧乐为己之忧乐，“不当自乐其身”，只图自己享乐，而不顾百姓忧愁。

张栻指出，追求享乐足以陷溺其人。他说：“夫逸豫之溺人，而深求所以戒惧乎！当忧患之际者，诵斯言，可不念其为进德修业之要，而自勉励乎！”[x]所谓逸豫，即指享乐。张栻认为逸豫足以溺人，使人沉沦不能自拔，所以要时时戒备，不要沉迷于逸豫之享乐。张栻勉励告诫，足见其以进德修业为要，反对享乐主义的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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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毋从事于奢靡”，反对奢靡之风

与批评享乐主义相关，张栻还批评了奢靡之风。张栻告诫：“毋放于欲，毋狃于逸，毋交非朋，毋从事于奢靡，则予有望，予又将察焉。其能久守是也，则复有进焉。”[xi]在这里，张栻明确告诫“毋从事于奢靡”，体现了他反对奢靡的思想，并将其与放纵物欲，习惯于逸乐，妄交朋友等联系起来一起批判，表达了张栻反对贪图享乐的奢靡之风的态度，于今颇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张栻反对奢靡之风是与提倡仁道，保民爱民，反对贪欲联系在一起的。他说：“人君有民，与其臣共司牧之，是当以保民为己任耳。”[xii]强调人君应以保民为己任。“凡动于己私者皆贪也，若所欲者仁而已，则何贪之有？君子之所以自处者安裕，故常泰然而无所不敬也，故不骄。若夫以势位智力自恃则骄，骄则不泰矣。正衣冠，尊瞻视，临之以庄也。持身如是之严，故人望而畏之，而非以威加人也。”[xiii]张栻反对贪欲，提倡仁道。主张“正衣冠”，树立好的榜样，解决动于己私的贪腐问题，而不以权势压人。在这里，张栻明确提出“正衣冠”，严于修身，树立良好的形象，这也是值得今天借鉴的。

一方面反对奢侈，另一方面张栻又提倡节俭。他说：“禹之有天下，无所与于己，故饮食则菲，衣服则恶，宫室则卑，所欲不存焉。而于事神之际则尽其诚，于朝廷之礼则尽其敬，于保民之事则尽其力，皆所以成其性耳。”[xiv]盛赞禹在饮食、衣服、宫室等物资生活方面非常节俭，不存所欲，但禹对保民之事却竭尽其力。提倡为民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这亦是对奢靡之风的制约。

五、现实意义

以上张栻在治国理政的社会实践中提出的反对“四风”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值得今天借鉴。他对流于“虚文”，“上骄慢以残其下而不恤”，“乐骄乐则长傲，乐佚游则志荒，乐宴乐则志溺”，“从事于奢靡”等不良朝风和社会风气的批评与反对，集中体现了他提倡仁道，保民爱民，反对贪欲思想的特点，也是其理学与实学相结合的体现。可以看出，张栻的反对“四风”的思想对现代社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价值，这对于当前强调走群众路线，树务实之风，纠正不良风气，也是有所借鉴，而值得提倡的。

张栻提倡以“忠厚爱民”作为其职守，表彰“其为政大体本于忠厚爱民，不苟其职，而不为赫赫名利之为”[xv]。以忠厚爱民为从政之本，把爱民落到实处，尽职尽责，一丝不苟，不去追求那种世俗的显赫名利。由此，张栻对百姓深恶痛绝的形式主义的虚文、骄慢无视民瘼的官僚主义、沉湎于骄奢淫逸的享乐主义和从事于奢靡的社会陋习深入批判，这不仅在当时得到了民众的拥戴和赞誉，而且对今天纠正不良社会风气也是有所启示的。

从张栻反对“四风”的思想中不难看出，他是主张以民为本，“施惠于民”，反对“上骄慢以残其下而不恤”、“扰害百姓”的官僚主义；关心人民疾苦，“以民之乐为己之乐”，“以民之忧为己之忧”，强调“与民同乐”；提倡“忠厚爱民”，“毋从事于奢靡”，反对贪欲，制约奢靡之风的，这集中体现了张栻所代表的理学的价值观和民本思想，也是儒家思想与理想之治的表现，而值得提倡借鉴和发扬光大。

以民本和仁政思想为指导，张栻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把经世致用之实学贯彻于行，做出了不少事功修为。张栻在治理静江府期间，发布《谕俗文》，既有反对封建迷信，妄听巫师邪说，不及时问医用药而造成破损钱物，枉坏性命恶果的内容；又有批评丧葬之礼过于侈靡炫耀，务为华饰之风，而提倡哀敬孝顺，简易朴实的风俗；也有反对买卖婚姻，禁止拐骗、贩卖妇女的规定，而提出“婚姻结好，岂为财物？”对“其侈靡等事”，要求“当治其尤甚者，以正风俗”[xvi]。早在南宋时代的张栻就提出这些治理方法，不能说没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张栻并告诫众人，以上规定，如有违反，“官司自合严行惩治”[xvii]，德刑并用，用法律的手段保障社会治理的实行，其态度可谓严明。

其后，张栻改知江陵府，惩治贪腐，“一日去贪吏十四人”，“首劾大吏之纵贼者”罢官。并上奏朝廷，论贪官刘大辨之罪，揭露其以熟田作为荒田授予流民的行为，是使朝廷失信于民。[xviii]

张栻逝世后，“柩出江陵，老稚挽车号恸，数十里不绝。讣闻，上亦深为嗟悼。四方贤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吊，而静江之人哭之尤哀。”[xix]即当他的灵柩从江陵运出时，当地百姓挽车痛哭，悲哀之声“数十里不绝”。孝宗皇帝闻讣后，“亦深为嗟悼”，各地贤士大夫纷纷挥泪致哀相吊，而张栻治理过的广西静江百姓“哭之犹哀”。这说明张栻在地方官任上，治理有方，重实事实功，弹劾贪吏，发展生产，为老百姓谋福利，否则会有老百姓自发地哭声载道来相送数十里吗？如果对老百姓不好的话，有数十里路来送行的吗？不可能，这肯定要讲事功和提倡爱民养民的。这包括“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帅，练甲兵，通内修外攘、进战退守以为一事，且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则必胜之形，隐然可见”[xx]。强调“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这体现了张栻立政为民经世致用思想的特点，而值得今天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