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与“贤能政治”

作者：赵寻（香港大学研究员）

来源：《南方周末》2017年6月8日

一切政治制度只要希望长久维持，都无不需选贤、举能，差别只在于何种制度更有利于贤、能的选、举。图为2016年9月28日南京夫子庙的祭孔大典。（视觉中国/图）

“贤能政治”，近来很热。但人们热传的这个词，是Meritocracy的翻译——更具体地说，是从在中国执教的Daniel Bell（中文名“贝淡宁”）的新作翻译过来的。

而据我们所知，“Meritocracy”一词，是英国学者Michael Young在定义一种“英才教育”之崛起时的首创（1958年），有着明显的“新贵族主义”的色彩。

贝淡宁既然想把它作为一种全新的政制设计，就该说明它与“贵族制”和“寡头制”的区别（更别说其他政体），而不是要藏起Meritocracy在西语中的背景，只用“儒家政治的‘选贤与能’”去为它背书。

其实，即使说儒家政治的根本原则就是“选贤与能”，这一背书也可能毫无帮助：因为一切政治制度只要希望长久维持，都无不需选贤、举能，差别只在于何种制度更有利于贤、能的选、举。

反过来，证明儒家政治确实是“反对按照平等原则分配政治权力，而唯以政治才能和德行是从”——按一些人的定义——这才能算得上有点理论的挑战性；进一步证成这是一种全新的政制安排，再说Meritocracy即儒家政体，或儒家政体即Meritocracy，才能算大功告成。

然而，儒家政治学说的基本原则，是否能够支持Meritocracy要求的全新的政体逻辑，首先就是一个必须分辨的问题。

以《孟子》为例，他虽也说过必使“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天下方有平治之望一类，却不能说孟子主张的是“贤能政治”，更不是所谓Meritocracy：因为，从权力的来源看，明确主张“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万章上》）的孟子，毋宁是强调权力来自“天与-民与”或者说“天民”所与的；而从权力的获得上看，孟子则一再强调，必须谋之于“国人”。

故而，一向对中国古代专制毫不宽假的萧公权先生（1897-1981），晚年在对“国人”制度研究有更深的了解之后，也对孟子的“国人”理论大加赞美。

为了不使“国人皆曰”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孤证（参拙文《孟子的“国人”与自然权利》），这里再举一例：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雠。

“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一语，以“犬马”与“国人”对言——前后两句以“手足-腹心”、“草芥-寇雠”对言——展现出一种“比率的平等”（an equal of ratio）原则：君以“犬马”待臣，臣以“国人”待君。当然，此处的犬马并非玩物，乃作为前锋与驱持，堪称为手足之延长与辅助的犬、马；而“国人”更非流行通解的“路人”。这就相当有意思了。

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国人”的来源和身份已然清楚：他们并非贵族或下层官吏，也非同宗亲族，而是在国家建立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土地资源和战争技艺的下层卿、士。

以齐国为例，“国人”在管仲为相期间，其来源已突破国家都城的范围，包括了城外的农人甚至“野人”等。所以《国语·齐语》中，在鄙之人尚未服兵役，而《管子》“小匡”篇的记载却表明，居于鄙的野人也和“国人”一样被编组成军。据春秋列国兵制改革的历史来看，这正是春秋中晚期的情形（参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

由此回头去说孟子要求国君在进贤、黜顽、生杀等诸国政大事中（更不用说，和战、迁都等等），皆需有“国人皆曰”的程序，完全近于全民公决。这岂是贤能者所可把持？又岂可说这是什么Meritocracy？

进而言之，就《孟子》而观，政治不仅涉及人民的同意，且好的政治，根本就不过是使所有人自我完善的方式：《尽心上》以“霸者之民欢虞如也”“王者皞皞如也”的著名对比，为其“王者之政”作终极说明。尽管“皞皞如也”与“欢虞如也”的诠解，一向为难，但却肯定不仅在安乐与欢娱的久、暂之别，而是其下所云，能否使“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亦即是否能在政治中，获致日进一日的自我发展和完善而已。

所以，王者之政对孟子来说，不仅并非政治的终极之境，且仅是对未来的新政治的预备：它有如一个“文明”的学校，是教化之所在，菁华荟萃，人人欲往。然而，这实亦不过“一国之治”。唯有充其极，疏之导之，达于天下，方符孟子“平治”之旨。然此新的天下，绝非先世圣、贤之天下，而乃人、民之天下；绝非一人、一家、一族、一教之天下，而乃天下之天下，“天下为公”之公天下是也。

那种把Meritocracy奉为中国政治传统者，如果不是恶意的误解，也该是对华夏圣贤之意的不解与扭曲罢了。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