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与“事业”：理解张栻义利观的两个维度

作者：粟品孝

来源：原载于《斯文：张栻、儒学与家国建构》，周景耀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5月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五月廿四日丙子

          耶稣2017年6月18日

一、“扩前圣之所未发”：张栻对义利观的崭新见解

所谓义利观，是指人们对道义、仁义与功利关系的看法。它是社会伦理思想的组成部分，是古今中外思想家普遍关注和思考的重要问题。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义利观上进行了大量的探寻和论争，为人类的伦理宝库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本文要讨论的理学家张栻，是我国宋代汉州绵竹（今属四川德阳）人，时与朱熹齐名，有“一世学者宗师”[i]的美誉。他在思想史上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对源远流长的义利观做了新的诠释。他在《孟子讲义序》中开篇就说：

学者潜心孔孟，必得其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义利之辨。盖圣学无所为而然也。无所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无穷也。凡有所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义利之分也。自未尝省察者言之，终日之间鲜不为利矣，非特名位货殖而后为利也。斯须之顷，意之所向，一涉于有所为，虽有浅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则一而已。[ii]

张栻认为义利之分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追求“名位货殖”，而是体现人的意向即主观思想上的“无所为”与“有所为”之间。那什么是“无所为”与“有所为”呢？这里有必要引录张栻讨论“汉家杂伯”时的一段论述：

学者要须先明王伯之辨，而后可论治体。王伯之辨，莫明于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无所为而为之，伯者则莫非有为而然也。无所为者天理，义之公也；有所为者人欲，利之私也。[iii]

综合以上两段话语，可知张栻所谓的“无所为”，就是顺乎人的自然本性，不偏不倚，是天理，是义之公；所谓“有所为”，就是徇己自私，是人欲，是利之私；其义利之辨是与王伯（霸）之辨、天理人欲之辨、公私之辨紧密联系，相互统一的。[iv]

张栻义利之辨的核心固然是强调义利的区分，本质上是重义轻利，这与儒家主流的伦理思想并无二致。如孔子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名言；孟子在回答梁惠王时，也直言：“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西汉董仲舒言之更为绝对：“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宋代理学家则有进一步发挥。理学奠基人程颢指出：“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七）其弟程颐更为严苛，他说：“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义利之间”，“君子异于禽兽也，以有仁义之性也。苟纵其心而不知反则亦禽兽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而且，理学家还把义利之辨与天理人欲之辨这一新的思想主题结合起来，如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就说：“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一）朱熹也把义利之辨与王霸之辨统一起来，与宣扬“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浙东功利学派学者陈亮展开激烈的思想论争。

张栻与先儒和时贤不同的是，他已经把义利之辨提高到问学求道的出发点这一高度，并强调义利之分在“无所为”与“有所为”的毫厘之间。对这一崭新的见解，与张栻讲磨密切的朱熹十分嘉叹。他在为张栻文集作序时不但主要围绕其义利观来阐述，还特别赞赏其论说是“出于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穷者”；[v]又在为张栻撰写的神道碑中，先录张栻之“常言”：

学莫先于义利之辨，而义也者，本心之所当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为而为之者也。一有所为而后为之，则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

接着感叹道：

呜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谓扩前圣之所未发，而同于性善、养气之功者欤！[vi]

所谓“同于性善养气之功”，就是说张栻这种以“无所为”与“有所为”来分辨义利的思想，与孟子提出“性本善”、“养吾浩然之气”的思想一样具有同等的历史贡献。评价之高，无以复加！清修《宋元学案》有专门的《南轩学案》，对朱熹的这一评价也颇为赞同，并专门做了选录。

张栻的另一讲友杨万里为张栻立传，在叙及其思想要旨时，也掂出张栻的义利观：

栻之言曰：“学莫先于义利之辨。义者，本心之所当为也。有为而为，则皆人欲，非天理。”此栻讲学所得之要也。[vii]

这一看法又为元修《宋史·张栻传》完全继承。

可见，自张栻提出“学莫先于义利之辨”，并以“无所为”与“有所为”来分辨义利之后，在由宋迄清的数百年间，不论是讲友的碑传书写、文集序说，还是国史的专门传记，以及清儒对宋元学术史的特意梳理，无不给予极高的评价，并认为这是张栻整个理学思想体系的精粹，是由张栻率先提出的富有创造性的卓见，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甚至可以与孟子的人性本善之说相提并论。

二、“无一毫功利之杂”：张栻对重义轻利思想的践行

正由于张栻的义利观是其“讲学之要”，是伦理学史上的一大创新，所以长期以来学者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viii]但笔者注意到，目前的研究主要是从思想史的角度给予的讨论，即关注的是张栻的“论说”；而对张栻如何践行，在其“事业”中如何体现他的义利观，则鲜见学者留意。

事实上，朱熹在为张栻文集作序时，开首就说：“孟子没，而义利之说不明于天下”，接着在叙述张栻“会归”来自父亲张浚和老师胡宏的教诲，而形成自己的义利观后，这样写道：

独其见于论说，则义利之间，毫厘之辨，盖有出于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诸事业，则凡宏纲大用，巨细显微，莫不洞然于胸次，而无一毫功利之杂。[ix]

这里既从“论说”的角度，肯定张栻的义利观“有出于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又从“事业”的角度，认为张栻在各方面都能很好地践行他的义利之辨，“而无一毫功利之杂”。应当承认，这里的“论说”，主要是指张栻的讲学和著述；而“事业”，则是指他对现实情况的具体应对，重点则是他对于金朝的态度。

我们知道，张栻生活的时代（高宗和孝宗时期），是南宋与北方的金朝激烈对抗的时期。金朝曾灭亡北宋，因此南宋人往往将金朝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如何处理宋金关系，是关乎民族大义的大事。在这方面，张栻深受乃父张浚言传身教的影响，是坚持抗战、反对主和的杰出理学家。

早在孝宗皇帝即位之初，参赞父亲军事活动的张栻就曾进言力主恢复的皇帝，在赞扬其“上念宗社之仇耻，下闵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的抗战态度后，即以理学家的口吻说道：“此心之发，即天理之所存也。”[x]而当“隆兴北伐”失败，朝廷主和之声一浪高过一浪时，刚刚处理完父亲丧事、“不胜君亲之念”的张栻就立即上书：

吾与虏人乃不共戴天之仇，向来朝廷虽亦尝兴缟素之师，然玉帛之使未尝不行乎其间，是以讲和之念未忘于胸中，而至诚恻怛之心无以感格乎天人之际。此所以事屡败而功不成也。今虽重为群邪所误，以蹙国而召寇，亦安知非天欲以是开圣心哉？谓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无纤芥之惑，然后明诏中外，公行赏罚，以快军民之愤，则人心悦、士气充，而虏不难却矣。继今以往，益坚此志，誓不言和，专务自强，虽折不挠，使此心纯一，贯彻上下，则迟以岁月，亦何功之不成哉！

显然，张栻是从当时的民族大义出发，认为宋金之间有“不共戴天之仇”，要皇帝从思想上彻底放弃主和的念头，做到“胸中了然，无纤芥之惑”、“此心纯一，贯彻上下”，坚持“誓不言和，专务自强”；而且坚定地认为，只要如此坚持下去，终有一天可以打败金朝。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当时朝廷正在与金人进行“隆兴和议”的谈判，张栻却要上书反对，显然是把个人利益置之度外的，是把国家民族大义置于首位的。

当然，在坚持民族大义这一总原则的同时，张栻也反对那种怀有“私意”的“恢复”北方失地的言行。比如在“以恢复之说自任”的虞允文为相、打算将主战的张栻引为同道时，张栻感到虞氏“所以求者类非其道”，因此不愿意为即将到来的可能好处而屈意迎合，拒绝与宰相合作。不仅如此，他还专门上书皇帝道：

先王之治，所以建事立功无不如志，以其胸中之诚足以感格天人之心而与之无间也。今规画虽劳而事功不立，陛下诚深察之，日用之间，念虑云为之际，亦有私意之发以害吾之诚者乎？有则克而去之，使吾中扄洞然，无所间杂，则见义必精，守义必固，而天人之应将不待求而得矣。

可见，张栻认为当时以皇帝为代表的执政者意欲“建事立功”的恢复之举不是出于公心，只是“私意之发”，因此要求他们“克而去之”，抛却各种私心杂念，做到“中扄洞然，无所间杂”；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见义必精，守义必固”，不为功利之心所误导。

而当宰相以为金朝衰弱、有机可乘，建议遣使责难其轻待北宋皇帝陵寝（在河南巩县，时在金朝境内）之时，张栻坚决予以反对，认为南宋自身实力不够，根本“未有必胜之形”，尚“未足以图彼”，目前最关键的还是考虑如何“自强”：

今日但当下哀痛之诏，明复仇之义，显绝虏人，不与通使，然后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帅、练甲兵，通内修外攘、进战退守以为一事，且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则必胜之形隐然可见。

即是要求以皇帝为首的执政者们从思想上树立起“复仇之义，显绝虏人”的坚决态度，继续走扎扎实实的“自强”之路，这样才能形成“必胜之形”。

从张栻上面的几次上书可以看出，在对待宋金关系方面，其态度十分鲜明。他坚持民族大义，有坚定不移的“复仇”意志，要求“显绝虏人，不与通使”，并主张通过长期“自强”的努力，来实现“复仇”的愿望。期间他敢于逆风而行，根本不顾个人的利益得失，既反对“主和”的言行，也反对怀有“私意”的“恢复之说”，表现出坚定的重视民族大义、轻待个人利益的崇高情怀。这些应该就是朱熹说张栻内心“无一毫功利之杂”的主要内容。

不仅如此，张栻在对内方面，也注重实施仁义之政，反对见利忘义。如在知严州（今属浙江）时，“到任问民疾苦，首以丁盐钱绢太重为请，得蠲是岁半输”；在知静江府（治今广西桂林）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时，“传令溪洞酋豪，喻以弭怨睦邻，爱惜人命，为子孙长久安宁之计，毋得辄相虏掠，仇杀生事”。他还坚决反对那种“兴利扰民”的不义之举，如在朝廷担任尚书吏部员外郎兼权左右司侍立官时，他就不顾个人利益，敢于在皇帝面前指斥发运使史正志“尽夺州郡财赋以惑上听”的嚣张行为，认为这是“巧为名色而取之于民”，是不仁不义的。在知江陵府（今湖北荆州）时，又遇到对内凶残、对外懦弱的信阳（今属河南）守臣刘大辩，刘氏一方面“怙势希赏，诱致流民而夺见戸熟田以与之”，一方面“闻北人逐盗有近淮者，则又虚惊，夜弃城郭，尽室南走数十里”。为此，张栻多次上章要求严惩，指责他“诈谖”即弄虚作假、见利忘义的本质：“亏国大信，以济凶虐。且所招流民不满百数，而虚奏且十倍”。张栻这些凛然之举，显然是基于他自身重视仁义、重义轻利的思想立场。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为本，又长期以儒治国，因而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就成为思想家们倡导的主流伦理精神，也是社会大众广泛推崇的行为准则。在儒学复兴运动基础上形成的理学，是中华民族理论思维水平高度发展的产物，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了丰富的哲学智慧和伦理精神，其中在义利观上就提供了更为完备的理论形态和思想体系。[xi]作为当时一位杰出的理学家，张栻顺应时代的需要，强调义利之辨是学人登堂入室必须首先跨过的门槛，提出以人的意向即主观思想上的“无所为”与“有所为”来区分义利，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义利观。张栻不仅如此“论说”，在其“事业”上也处处体现出鲜明的重义轻利精神。特别是在当时最为重要的对外关系即宋金关系上，张栻抱持坚定的民族大义情怀，反对主和，反对心怀“私意”的恢复之说，内心澄净，“无一毫功利之杂”。今天我们研究和讨论张栻的义利观念，应当依循朱熹的思路，不单从“论说”的维度，还要从“事业”的维度考虑，两者并重，方能完整和准确地理解张栻的义利观及其在其政治实践中的反映。限于时间紧迫，本文只能初步讨论至此，希望得到专家学者们的热心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