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湖湘学派对周敦颐“理学宗主”形象的初步建构

作者：肖永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西北大学兼职教授）

           申蔚竹（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研究生）

来源： 原载于《斯文：张栻、儒学与家国建构》，周景耀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5月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五月廿八日庚辰

          耶稣2017年6月22日

在理学发展史上，周敦颐享有崇高的地位，被称为理学的开山祖，理学宗主。如《宋史·道学传》将周敦颐列为道学之首。《宋元学案》载黄百家的按语说：“孔子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故安定、徂徕卓乎有儒者之矩范，然仅可谓有开之必先。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i]在这里，黄百家认为周敦颐打破千年幽暗、阐明性道微言，具有开创之功，肯定了他在理学发展史上的贡献与地位。

然而，对周敦颐的学术地位，现代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就否认周敦颐的理学开山地位，邓广铭先生认为理学家的祖师爷“只能归之于程颢、程颐和张载三人”[ii]。冯友兰先生也认为周敦颐“不是理学的创始人，但可以作为道学的前驱。”[iii]侯外庐等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更是明确指出，周敦颐“在北宋当代，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都没有很高的地位”，“其崇高地位多出于后人追拟。”[iv]

周敦颐在北宋时期的学术地位究竟如何？其生前身后学术地位有一个怎样的变化过程？在此过程中，胡宏、张栻等湖湘学派学者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本文试图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加以进一步探究。

一、北宋时期周敦颐的学术地位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原名敦实，后避宋英宗旧讳改。湖南道州营道人。早年曾任洪州分宁县主簿及几任县令，后任南安军司理参军，晚年任广东转运判官，广东提刑，知南康军。因晚年建濂溪书堂于庐山之麓，被后人称为濂溪先生，主要著作有《太极图说》与《易通》。

从已有的资料看，周敦颐的人品赢得了当时很多人的称赞。孔文仲称颂他“仁于鳏孤，信于友朋，不戚于贫，志气内足。”[v]黄庭坚则称赞他“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短于取名而惠于求志，薄于征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vi]

也有不少材料提及他担任地方官时尽心职事，处事果断，如友人潘兴嗣评价他“博学力行，遇事刚果，有古人风”[vii]。其内兄蒲宗孟在《濂溪先生墓碣铭》中形容他“屠奸翦弊，如快刀健斧，落手无留”。[viii]     

与其学术相关的史料并不多。吕陶在《送周茂叔殿丞序》中说“舂陵周茂叔，志清而材纯，行敏而学博。读《易》、《春秋》探其原，其文简洁有制，”[ix]潘兴嗣称其“尤善谈名理，深于易学。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诗十卷。”[x]孔武仲赞：“先儒论撰，嵚崎诘曲。独纂圣微，浸酿醇熟。有书可传，万世之读。”  

总体看来，在北宋当代人的心目中，周敦颐是一位人品高尚、颇有治绩的地方官员，在学术上有一定造诣，但学术地位并不高，影响也不大。这与他在后世所具有的接续道统、开创一代学术的崇高地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朱熹曾说到：“濂溪在当时，人见其政事精绝，则以为宦业过人，见其有山林之志，则以为襟怀洒落，有仙风道气，无有知其学者。”[xi]清人蔡上翔也认为“后来诸儒所共推尊之周子，在当时犹未为甚知名之周子耳。”[xii]他们谈到的北宋当代“无有知其学者”“犹未为甚知名”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周敦颐在当时的地位与影响。

二、胡安国、胡宏对周敦颐的肯定与推崇

南宋初期，胡安国开始关注周敦颐。绍兴二年（1132年），身为给事中的胡安国遭贬黜，寓居丰城期间，向道州知州向子忞寻访濂溪旧事：“濂溪先生，舂陵人也，有遗事乎？”[xiii]可见其对周敦颐的关注。需要注意的是，胡安国虽然关注周敦颐，却并未突出其在理学上的地位。这一点，可以从绍兴七年（1137年）胡安国抵制陈公辅“请禁程颐之学”的上疏中看到。上疏称：“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知其可学而至也。……自嘉祐以来，颐与兄颢及邵雍、张载,皆以道德明世。如司马光、吕大防莫不荐之。颐有《易》、《春秋传》、雍有《经世》书，载有《正蒙》书，惟颢未及著书。望下礼官讨论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载在祀典，比于荀、杨之列，仍诏馆阁搜其遗书，以翼六经，使邪说不得作，而道术定矣。”[xiv]在这里，胡安国请为程颐、程颢、邵雍以及张载封爵，而并未提及周敦颐，可见在他看来，周敦颐的学术影响尚不及上述四人。

湖湘学派学者对周敦颐的推尊始于胡宏。他在南宋初年最早刊行周敦颐的《通书》，并为之作序[xv]。在《周子通书序》中，胡宏对《通书》的义理意蕴进行了阐发，并对其在儒学史上的地位进行了论述：

人见其人见其书之约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人见其文之质也,而不知其义之精也;人见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长也。……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颜回之学，然后知《通书》之言包括至大，而圣门之事业无穷矣。故此一卷书，皆发端以示人者，宜度越诸子，直与《易》《诗》《书》《语》《孟》同流行乎天下。[xvi]

在这里，胡宏称颂《通书》其道含弘广大，其义理精致细密，其蕴藉深厚绵长，但是其价值并未为人们所充分认识。他试图凸显《通书》的价值，使之与《易》《诗》《书》《语》《孟》这些儒家的核心经典相提并论，字里行间，其推崇服膺之情跃然可见。

《周子通书序》还试图将周敦颐纳入儒学的道统，确立其在道统传承谱系中的地位：

程明道先生尝谓门弟子曰：“昔受学与周子，令寻仲尼、颜子所乐何事。”而明道先生自再见周子，吟风弄月以归，道学之士皆谓程颢氏续孟子不传之学，则周子岂特为种、穆之学而止者哉？……今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学，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将为百世之利泽，如水行地。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xvii]

在这里，胡宏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阐发。首先，他强调周敦颐与二程兄弟的师承授受关系，肯定周敦颐在道统传承中的地位。在当时的学术界，二程之学已经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学术的正宗。而胡宏则认为宋代儒者中，真正接续道统的是周敦颐，当时道学之士将程颢作为孟子之学的接续者，是因为未能认识到“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学”。周敦颐强调这一点，就是试图确立周敦颐与二程之间的师承授受关系，从而肯定周敦颐在儒家道统传承谱系中承先启后的地位。

周敦颐与二程兄弟的关系，从宋代开始就引发了众多学者的讨论，至今仍然聚讼纷纭。[xviii]虽然二程在少年时代曾经师事周敦颐是不争的事实，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二程是一般性地师事周敦颐，还是在学术旨趣、精神境界、学术观念及理论构架方面受到周敦颐的引领和影响？二程一方面肯定“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xix]“昔受学禹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xx]另一方面又表示，“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xxi]给后人留下广泛的讨论空间，以致历代学者往往在此问题上见仁见智，周敦颐与二程关系也成为学术史上一大公案。细加梳理可以发现，胡宏是最早提出周敦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学”，从道统角度确立周敦颐与二程之间授受关系的人。

其次，胡宏还肯定周敦颐具有“一回万古之光明”的巨大功绩。他甚至认为，周敦颐的这种历史功绩可以和孔子相提并论，“在孔、孟之间”。在南宋前期，“孟子升格”已基本完成，《孟子》一书已经于宋神宗、哲宗时期作为“兼经”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xxii]，孟子其人也于元丰六年（1083）被追封“邹国公”，翌年又配享孔庙。在这种情况下，胡宏以为周敦颐的地位可以比肩甚至超过孟子，堪称惊人之论，推尊的意味非常明显。

胡宏对周敦颐的推尊，开启了周敦颐“道学宗主”形象塑造的进程。朱熹、张栻等对周敦颐的崇奉与推尊，正是在胡宏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展开的。

三、张栻对周敦颐推崇

胡宏对周敦颐的评价影响了其弟子张栻。[xxiii] 张栻一方面撰写了《太极图解序》、《太极图解后序》、《通书后跋》等序跋，对周敦颐的著作的思想内涵进行阐发，一方面撰写《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记》《永州州周先生祠堂记》、《濂溪周先生祠堂记（韶州）》《南康军新立濂溪祠记》《三先生祠记》等大量的文字，表彰周敦颐，对周敦颐的学术成就与地位加以肯定。

张栻对周敦颐的推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张栻阐述了周敦颐之学意蕴，阐明了其理论构架与基本思路、理论特色，肯定其在儒学建构过程中的巨大价值，颂扬其理论突破与贡献。他认为周敦颐《太极图说》以太极为本，为儒家伦理建立了宇宙论本体论的基础：“推本太极，以及乎阴阳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于是知人为至灵，而性之为至善。万理有其宗，万物循其则。”[xxiv]“某尝考先生之学，渊源精粹，实自得于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极一图。穷二气之所根，极万化之所行，而明主静之为本，以见圣人之所以立人极，而君子之所当修为者，由秦汉以来，盖未有臻于斯也。”[xxv]“推明动静之一元，以见生化之不穷，天命流行之体无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该贯，非阐微极幽，莫能识其指归也。”[xxvi]而《通书》则是对《太极图说》旨意的发明：“《通书》之说，大抵皆发明此意，故其首章曰：‘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原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夫曰圣人之本、诚之原者，盖深明万化之一原也，以见圣人之精蕴。此即《易》之所谓‘密’，《中庸》之所谓‘无声、无臭’者也。至于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则是本体之流行发见者，故曰：‘诚斯立焉’。其书云：‘五行、阴阳、太极，四时运行，万物终始，混兮辟兮，其无穷兮。’道学之传，实在乎此。”[xxvii]从“渊源精粹”“阐微极幽”等评价，不难看出张栻对周敦颐之学的推崇与褒扬。

其次，张栻将周敦颐置于儒学从先秦到宋代发展的宏大背景之下加以考察，肯定周敦颐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他认为，孔孟之后，圣道微言仅存于简编，经历了秦火之厄，有的学者沉溺于章句训诂之末，使得大本不究，圣贤之心不章；有的学者从事于文辞，去古益远；有的学者出于功利，有的学者出入释老，儒学呈现出陵夷衰颓之势。而周敦颐直接接续孔孟，在宋代最早使孔孟千载道统复明于世：“陵夷至此，亦云极矣。及吾先生起于远方，乃超然有所自得于其心，本乎《易》之太极，《中庸》之诚，以极乎天地万物之变化”。[xxviii]“惟先生崛起于千载之后，独得微旨于残编断简之中，……举而措之，则可见先王之所以为治者，皆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复明”。[xxix] “世之学者考论师友渊源，以孔孟之遗意复明于千载之下，实自先生发其端”。[xxx]在这里，张栻结合学术史的追溯，强调周敦颐接续孔孟，使得儒家道统在宋代复明，彰显了周敦颐之学在儒家道统中的重要地位。

第三，对周敦颐与二程师承关系的强调。与其老师胡宏相似，张栻强调周程之间的授受关系，突出二程对周敦颐之学的继承，以此推崇周敦颐的“发端”之功。在张栻看来，二程之学代表了理学的成熟阶段，致广大，尽精微，达到了理学理论建构的高峰。但是，二程之学离不开对周敦颐之学的继承，是在周敦颐之学基础上的进一步推衍。这一点，才是张栻在多处文字中所着重强调的：“于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从而得其说，推明究极之，广大精微，殆无余蕴，学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教，盖在此而不在乎他。……其于致知力行，具有条理，而陂淫邪遁之说皆无以自隐，可谓盛矣。然则先生发端之功，顾不大哉！”[xxxi]“惟二程先生唱明道学，论仁义忠信之实，著天理时中之妙，述帝王治化之源，以续孟子千载不传之道。其所以自得者虽非师友可传，而论其发端实自先生。”[xxxii] “至二程先生，则又推而极之，凡圣人之所以教人与学者之所以用工，本末始终，精析该备。”[xxxiii]

强调周程授受关系，突出其“发端”之功，旨在进一步明确周敦颐在宋代道统传承谱系中的地位。

四、余论

除了胡宏、张栻两位代表人物推崇周敦颐外，湖湘学派中的其他人物亦不遗余力地推崇周敦颐。如方耕道听闻永州零陵守陈辉要在永州州学内修建周子祠堂，便以前通判武冈军的身份，传书江西九江，向周敦颐的后人求取周子画像，然后交予陈辉，以立石像于祠堂中。张栻弟子彭龟年亦醉心理学，崇奉周程，“以濂洛为师”[xxxiv]，张栻逝世后，彭龟年作《挽南轩先生》一诗，在怀缅恩师之余，盛赞周敦颐于圣学衰微之际力挽狂澜之功：“世无邹孟氏，圣道危如丝。学者迷统绪，扰扰徒外驰。况有释老辈，窃窥如鬼魅。若彼疑似说，陷我高明资。伟然周与程，振手而一麾。”[xxxv]彭龟年将周敦颐视为自孔孟殁后，阐扬圣学之道、抗击佛老的标志性人物。

经过“在当时为最盛”的湖湘学派的大力颂扬与推崇，周敦颐的学术地位日渐提升，“濂溪之学，举世不知”的局面被打破。后来，朱熹在胡宏、张栻大力推尊周敦颐的基础上，对周敦颐之学的地位进行了具体而全面的阐述。[xxxvi]朱熹对周敦颐之学理论价值的阐述以及对周、程授受关系的确认影响[xxxvii]，使周敦颐“理学宗主”的地位进一步确立。南宋宁宗时，赐谥元，理宗时从祀孔子庙庭，周敦颐理学奠基者的地位得到官方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