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陈寅恪与宋诗因缘考（上）

作者：周景耀

来源：本文发表于《中国学术》（刘东主编）2016年第36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六月初三日甲申

          耶稣2017年6月26日

一直以来，对陈寅恪的研究或集中于史学领域，或以之为历史研究对象，少见对其诗学的研究，偶有所论，多集中于唐诗或明、清诗，因有《元白诗笺证稿》与《柳如是别传》，从这些较为系统、充分的著述中可一窥其诗学态度，但论者多倾向于以诗论史，陈寅恪之诗学主张匿而不彰，至今未见有关其诗学的专题性研究，至于其与宋诗的关系，更是付诸阙如。成长于宋诗（学）气氛浓郁的晚清，陈寅恪受到宋诗（学）沾溉自在情理之中，虽然他关于宋诗的著述不多，却并非只字未提，从其著述可见，他对宋诗是相当熟悉的。尤其是2006年张求会整理的陈寅恪手批《宋诗精华录》的发表，[i]为我们更为直接的了解陈寅恪与宋诗的关系提供了可能，虽批注只有十几条，但蕴藏着丰富的学术信息，“由此深挖细凿，或阐释寅恪先生诗史互证、古今杂糅之要义，或推动近代诗学研究之深入”。[ii]此论确是，籍此批注，既可考见陈寅恪诗史互证之要义，也有助于阐发其与宋诗之渊源关系。尚可论者，非止涉及陈寅恪与宋诗关系之一端，亦可经此探视其一贯之诗学观念，及其对传统诗史关系的重构。已见之论述，鲜有关于陈寅恪诗学观念的论述，涉及其与宋诗之关系者，更是少见，故由《宋诗精华录》的批注，此二端皆可发覆，仅此即已为陈寅恪研究添一层次。

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说：“先生不特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先生诗出入唐宋，寄托遥深。尤其于宋诗致力甚久。家学固如是也。常教人读宋诗以药庸俗之病，其旨可见。”[iii]陈寅恪所教之人为吴宓，他1928年在《雨生落花诗评》中劝告吴宓：“大约作诗能免滑最难。若矫此病，宋人诗不可不留意。因宋人学唐，与吾人学昔人诗，均同一经验，故有可取法之处。”[iv]这两段话至少透露出两方面的信息，一方面，陈寅恪浸染宋诗甚深；另一方面，陈寅恪对宋诗的认识与感受直接源自其家学，宋诗在其家学中的位置，某种意义上是晚清诗学趣味与文化趋向的体现。我们将从这两个方面讨论陈寅恪与宋诗的因缘及其诗学观念的源承与样态。

第一方面主要从陈寅恪著述中查其与宋诗的关联。俞大维在陈寅恪逝世后撰文《谈陈寅恪先生》述其学术渊源，关于集部之学，他说：“诗，寅恪佩服陶、杜，他虽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如果寅恪先生重写‘诗品’，太白与义山诗，恐怕被列为二等了。他特别喜好贫民化的诗，故推崇白香山。”[v]俞氏所言，固然不虚，但范围过于集中唐诗，无意中忽视了陈“致力甚久”的宋诗。事实上，陈寅恪非但浸染唐诗甚深，且更为着意追摹宋诗，他在教学、研究与创作等方面均与宋诗有密切联系。唐诗和宋诗是陈寅恪授课的一部分，1936—1937年度在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学程一览上，他计划开设“文学专家研究”课，并附学程说明：“取专家中之足以表一时文学或独创一格者，加以研究与批评。”“文学专家”有：1、曹植，2、阮籍，3、陶潜，4、谢灵运，5、鲍照，6、庾信，7、王维，8、李白，9、韩愈，10、刘禹锡、元稹、白居易，11、李贺，12、李商隐，13、欧阳修，14、苏轼，15、黄庭坚，16、陆游，17、杨万里，18、周邦彦，19、辛弃疾，20、姜夔，21、吴文英。[vi]这份课表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陈寅恪在诗歌方面的阅读与接受的清单，也为我们探究其与中国诗歌之渊源关系提供了线索，当然，他与宋诗的关系及其对宋诗的关注亦可由此略见大概。如该课程涉及“文学专家”共二十三人，共设21个专题，魏晋占六人，设六个专题，宋代占九人，设九个专题，唐代八人，设六个专题，刘禹锡、元稹、白居易并为一个专题，[vii]以此观之，陈寅恪对宋代诗人的关注程度是高于魏晋与唐代诗人的。但课表上所列专家并未全部付诸讲坛，据听过陈寅恪课的卞僧慧记录，1936年秋他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专家研究”的系列项目下，开设过“欧阳修”研究的课程，大概陈寅恪关于宋人研究的专题课，只有欧阳修一人。该课的要旨为：

中国文化史，在秦以后，六朝与赵宋为两个兴隆时代，至今尚未超越宋代。本课程就欧阳修以讲宋学。所谓宋学，非与汉学相对之宋学，乃广义之宋学，包括诗文、史学、理学、经学、思想等等。所讲不专重词章，要讲全部宋学与今日之关系，而所据以发表意见之材料，不能不有所限制，故开本课，实为研究宋史第一步。[viii]

他要求学生以欧氏的《五代史记》及其全集为基础对欧阳修进行研究，不是为研究“五代史”之史事，而是为研究宋代“这一大文学家、政治家、大学者对当时形势之认识、言论和行动。亦涉及他周围重要人物之言行”，[ix]课毕撰成《五代史记注》，惜抗战中毁于战火。[x]除教学上和宋诗有关之外，早在1930年他曾有过“江西诗派研究”的计划。[xi]被陈寅恪列为专题性宋诗研究的材料就笔者所见仅此几条，较之其唐诗的教学与研究，宋诗是有些逊色的，这或许是研究者忽视其与宋诗关系的原因之一，但由上面的课表可见，他对宋诗的关注程度丝毫不亚于唐诗，只是没有专题性的著述面世而已。事实上，宋诗在其著述中常被提及，如在陈寅恪的诗歌作品中，我们发现他与宋诗的联系有着极为密切与具体的展现。

2001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陈寅恪《诗集》约收陈诗二百九十余题，三百四十余首诗，若将胡文辉在《陈寅恪诗笺释》一书所辑“佚诗诗题”算上，则陈诗总量当在三百五十余题，近四百余首诗。仅从这些已出版的诗来看，陈诗与唐宋诗渊源颇深，与宋诗的联系多于唐诗，其诗典出、句出宋诗者很多，涉及宋代的诗人、词人也高于唐代，而前文所说课表上的宋代“文学专家”在其诗歌中全部出现。以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所示，陈诗中涉及的宋代诗人、词人约二十四人，排在前三位的是苏轼、陆游、陈与义和黄庭坚，他们或他们的诗句在陈诗中出现的频率较高，苏轼约六十次，[xii]陆游约十六次，[xiii]陈与义约七次，[xiv]黄庭坚约四次。[xv]涉及的诗人还有欧阳修、陈师道、朱熹、王安石、杨万里、汪藻等，词人有晏几道、姜夔、秦观、柳永、吴文英、温庭筠等，由此可见陈寅恪对宋代文学的熟悉程度，尤其是宋诗，但这些在目前的陈寅恪研究中显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即便是在陈诗中出现频率颇高的苏轼，学界至今却未见关于陈寅恪与苏轼的专题性研究，更遑论陈寅恪与欧阳修、陈与义、黄庭坚、陆游、姜夔等人诗学联系的研究了。而发掘上述诸人与陈寅恪的学术关联，在发前人未发之覆之际，无疑会加深我们对陈寅恪学术思想的认识。下面我们就以苏轼为例，希望以一斑窥全貌，呈现宋诗在陈寅恪学术与生命中的位置。

陈寅恪在诗中对苏轼的关注以1947年为界可分两个阶段，也可分为南迁前和南迁后。1947年以前多化用苏诗诗句或典故，值得注意的是1919年《无题》诗写梅花化用苏轼写梅花诗句；[xvi]1936所作《吴氏园海棠二首》（其二）“酒醒黄州雪作尘”句，化用苏轼海棠诗《寓居定慧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士人不知贵也》末句“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xvii]1945年《乙酉春病目，不能出户。室内案头有瓶供海棠折枝，忽忆旧居燕郊清华园寓庐手植海棠感赋》亦是。化用苏轼写花的诗句，并非无意为之，而是借由苏诗表现一种伤春的情绪，进而言之，这种落花伤春的意象，多见于晚清民初诸家作品，在胡文辉看来，这不仅是“古典文学伤春传统的延伸，亦带有指喻中国及其传统文化春事阑珊之意”，[xviii]这也一直是陈寅恪诗里乃至其他著述中流露出的主要意绪。1947年以后，陈诗中化用苏诗诗句的情况依然存在，且数量有所增加，更出现了多首次韵东坡诗的情形，这是之前不曾出现的现象，这显然表明南迁后陈寅恪对苏轼关注程度的加深。从1947年开始，直至其去世，几乎每一年陈寅恪都有次韵东坡诗，共16首，其中一首题存诗佚，这些诗是：《丁亥元夕用东坡韵》（1947）、[xix]《戊子元夕放焰火呼邻舍儿童聚观用东坡韵作诗纪之》（1948）、[xx]《己丑清明日作用东坡韵》（1949）、[xxi]《庚寅元夕用东坡韵》（1950）、[xxii]《辛卯广州元夕用东坡韵》（1951）、[xxiii]《广州癸巳元夕用东坡韵》（1953）、[xxiv]题存诗佚《戊戌元夕作用东坡韵李姜词意》（1958）、[xxv]《壬寅元夕作用东坡二月三日点灯会客韵》（1962）、《壬寅元夕后七日二客过谈因有所感遂再次东坡前韵》（1962）、[xxvi]《癸卯元夕作用东坡韵》（1963）、[xxvii]《甲辰元夕作次东坡韵并序》（1964） [xxviii]《乙巳元夕次东坡韵》（1965）、《乙巳元夕倒次东坡韵》（1965）、《乙巳清明日作次东坡韵》（1965）、[xxix]《丙午元夕立春作仍次东坡韵》（1966）、《丙午清明次东坡韵》（1966）。[xxx]东坡原诗是：《二月三日点灯会客》和《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巳上冢，予携一瓢酒寻诸生，皆出矣，独老秀才在，因与饮至醉，符盖儋人之安贫守静者也》。苏轼曾贬谪岭南，因此陈寅恪的次韵东坡诗，更能体现出他在精神层面对东坡的认同，将东坡作为其精神的支持与心灵的同伴不言而喻，就像东坡贬谪时所作“和陶诗”一样，东坡以陶渊明为精神支持的做法，正是陈寅恪次韵东坡诗的背后意味，所谓“从今饱吃南州饭，稳和陶诗昼闭门”，[xxxi]显是以东坡自拟。东坡诗作于元夕和清明两节日，寅恪次韵诗亦是，其中元夕诗十四首，清明诗两首，所表现者多为游离于意识形态之外的“流人”（ 1951年《辛卯广州元夕用东坡韵》）眷念“旧节”（1950年《庚寅元夕用东坡韵》）的情绪，“别有宣和遗老恨”[xxxii]的遗民之感无处不在，眼见得楼塌去，史书成灰，而无挽回之力，只余魂断南国，梦回西陵古渡而已（1966年《丙午清明次东坡韵》），徒落得“眼枯无泪溅花开”（1949年《己丑清明日作用东坡韵》），伤毁之情氤氲满纸。这些诗里多是“憔悴”与不安，多闻身世飘萍之言，故常使之梦回旧时节物，真如东坡所言：“蚕市光阴非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xxxiii]。因怀东坡似的故园之思，故有“犹存先祖玄貂腊，不倒今宵绿螘船”的坚持，无论“鱼龙”如何“喧海国”（1966年《丙午元夕立春作仍次东坡韵》），在他眼里终逃不过“罗浮梦破”的结局。他所坚持者，更是对蕴含在旧时节物中的思想文化的认同，其中就有从父辈那里承继的对宋诗（宋学）的认同，这或是他为何如此关注苏轼的原因。关于陈寅恪与父辈在诗学的联系问题，下文详论，此不赘述。

细加排查，会发现这些次韵诗集中作于1947年—1953年、1962年—1966年两个时间段，1954年—1961年间目前见到的只有1958年一首次韵东坡诗，好像在这个时间段内，陈寅恪不再关注苏轼，如果这个认识成立，那么，南迁之后陈对苏的关注程度加深的判断就需再商榷。事实上，在此期间，虽稀见陈次韵东坡诗，却不能表明陈对苏失去兴趣，相反陈对苏的兴趣与精神上的认同是以另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我们知道，整个1950年代陈寅恪都在燃脂暝写《柳如是别传》，他对苏轼的关注与认识便体现在这部书里。《柳如是别传》问世以来，研究者多以历史的视角考索书中暗含的时代鼎革之际的“孤怀遗恨”，[xxxiv]对该书“亦文亦史”[xxxv]的“文”的一面则关注不够。若以“文”论，我们发现陈寅恪在《柳》中对“文”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整部书几乎都是围绕着钱谦益、柳如是二人的诗词进行论说的，以及由对二人诗词源承与特质的烛微索隐，不仅可见他们所持有的诗学观念之所是，亦经此以管窥天，可见晚明清初之际诗学观念与思想文化观念的变动与迁移，这种变动与迁移与宋诗（宋学）息息相关，这体现在陈寅恪对钱、柳与宋诗的关系论述上。通过陈寅恪的论述，可查钱、柳二人与宋诗渊源颇深，此渊源之一便是东坡。《柳》中提及东坡的地方就有七十余处，可以说，在他们的文学世界中，苏轼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在《柳》中陈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揭橥东坡与钱、柳二人的文学联系的。首先，钱、柳诗词典出东坡者，这一点在《柳》中体现的最为明豁。聊示几例，以概其余。他认为钱氏“为文赋诗，韩杜之外，兼崇欧苏”，故钱诗“自必与东坡诗集有密切关系”，[xxxvi]其中以钱《半塘雪诗》诗与东坡雪诗之关联考索详尽，[xxxvii]如其所言，牧斋“受之于子瞻雪诗尤所用心”。[xxxviii]柳如是诗、词典出苏轼者亦不缺，尤以寒柳词与东坡诗之关系发覆甚详，[xxxix]柳对东坡《朝云诗》亦“尤所专注”[xl]，陈寅恪认为柳如是对东坡诗、词已达到“熟玩”的程度，[xli]有如此认识，自能说明陈寅恪对东坡为代表的宋诗即或未至“熟玩”境界，亦不能不以“熟悉”视之也。其次，陈寅恪在《柳》中对钱、柳所和的东坡诗进行了梳理与论述，指出部分和诗化用东坡原诗诗句或诗意的情况，如《和东坡西台诗韵》。[xlii]其三，对钱、柳诗学观念的论断，尤其对柳如是诗学观念的转变用墨颇多，而柳之转变的关键在陈寅恪看来和苏轼关系密切，在《柳》中陈寅恪勾勒了柳如是对东坡诗的接受过程，亦即对宋诗的接受过程。陈寅恪认为：“河东君早与几社名士交游，自然熏染轻鄙宋诗之风习。”[xliii]轻鄙苏诗亦在所难免，因陈子龙“深鄙苏诗”，[xliv]故陈子龙对其诗颇为推重，并引以为同调的原因即在于此。由此“可知河东君之诗其初本属明代前后七子之宗派，应亦同于卧子深鄙宋代之诗者，后来赋‘寒柳’词实用东坡七律之语，至其与汪然明尺牍亦引用苏诗，皆属北宋之范围，更无论矣。据此推之，足证河东君虽先深受卧子之影响，后来亦渐能脱离其宗派教条主义也。”[xlv]转变的时间发生在柳如是两游嘉定与“程孟阳唐叔达李茂初辈往来以后，始知诗学别有意境，并间接得见牧斋论诗之文字，遂渐受钱程一派之熏染，而脱去几社深恶宋诗之成见耶？今就东山训和集所录河东君诗观之，实足证明鄙说。”转变的标志在陈寅恪看来是寒柳词的面世，因该词与宋人诗词关系密切，尤与东坡之渊源为深，所谓“河东君金明池‘咏寒柳’。词实用东坡之诗”，[xlvi]故“河东君学问嬗蜕、身世变迁之痕迹，即可于金明池一阕约略窥见”，[xlvii]而起到关键作用者为东坡，因河东君当是时常披览苏集，“于东坡之诗有所取材，实已突破何李派之范围矣”。[xlviii]陈寅恪认为至柳如是半野塘初赠牧斋诗，意境已“骎骎进入北宋诸贤之范围，固非同时复社几社胜流所能望见，即牧斋松圆与之诗相角逐，而竞短长。”[xlix]由东坡进入宋诗的世界，不仅柳如是如此，对钱谦益而言亦复如是，概而言之，东坡诗何尝不是明末诗风发生变动的关键因素呢？

陈寅恪对柳如是诗学旨趣转变的抽丝剥茧的论述，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明末清初思想观念转变的体察与阐发。表现在诗学上，即由宗唐到宗宋的转变，这是近世中国诗学观念的一次巨大调整与转移，始作俑者当推钱谦益。以其为代表，一反七子派与竟陵派为代表的诗风，倡导学宋，他们以苏轼、陆游等宋代诗人为取法对象，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推崇宋诗，由是晚明诗风渐入宋调。正如乔亿在《剑溪说诗》中所说：“自钱受之力诋弘、正诸公，始缵宋人余绪，诸诗老继之，皆名唐而实宋，此风气一大变也”。[l]柳如是受此风气影响自在情理之中，否则钱、柳因缘便不知从何说起。抑更有可论者，此诗学风气贯穿整个清代，道、咸之后为主导诗学风气，其后至晚清宗宋成为诗学乃至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主要潮流，浸润在宗宋家风与时代思想氛围中的陈寅恪对此无疑是认同的，亦可视之为这个思想脉络上的承继者。是故才会对钱、柳与宋诗之关系有如此细致精微了然于胸的识见，也才会经由柳如是诗风之转变烛照明末清初诗学观念升降变迁的大势。进而言之，《柳》中所见陈寅恪对柳如是宗宋的转变的态度，因其对宋学的接受在先，故常常流露出赞赏之意，反之，则是对明末一味宗唐诗风的反感。如论及柳如是作诗词用典博实时说：“明末几社胜流之诗文以所学偏狭之故，其意境及材料殊有限制。河东君自与程孟阳一流人交好以后，其作品遣词取材之范围已渐脱除旧日陈宋诸人之习染，骎骎转入钱程论学论诗之范围，盖几与当时萧伯玉士韦等千子南英诸名士同一派别，而非复云间旧日之阿蒙矣。”[li]其宗宋倾向不言自明。

回溯前文，表明陈寅恪1954年—1961年间少见次韵东坡诗并意味着他对东坡诗失去了兴趣，反而在《柳》中投入了更大的关注，他以此书为媒，建立起与苏轼及其作品的联系。勾索陈寅恪与东坡之关系，旨在阐明南迁之后东坡及其诗在陈寅恪的精神世界里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他一方面玩赏着东坡诗文，另一方面从东坡那里寻求隔世共鸣的情怀，同时这也是他在精神深处对以宋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持守与期待，正如余英时所言：“陈先生在广州与被贬‘过岭’的东坡精神上颇为相契，故诗中常用东坡语。这也是瞭解他的晚年心境的一个重要关键。”[lii]

当然，彼时活跃在其精神世界里的宋代诗人尚有陆游、陈与义等人，他们也能为我们探究陈寅恪与宋诗的联系提供线索，尤其是陆游及其诗歌，在陈寅恪的诗作与著述中亦占据一定位置。首先，他常自比陆游，所谓“元佑党家惭陆子”。[liii]其次，他喜在诗中用陆诗中“负鼓盲翁”之语，自伤目盲之恨。[liv]其三，则是其诗对陆游诗句的化用。另外，陈寅恪亦喜在诗中自比陈与义，因陈氏在北宋灭亡后亦曾流落南方，[lv]且诗中亦有多处化用陈诗的情况，至于黄庭坚、姜夔等人，陈寅恪亦以化用其诗句为主。虽说陆游等宋代诗人在陈寅恪的诗学世界与精神世界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但较之东坡，毕竟不能同日而语，对此可另拟文阐发，此不赘论。

陈寅恪对苏轼、陆游为代表的宋代诗人的关注，其实是暗合了时代风尚，如上所述，有清一代宗宋之风兴起，师法对象主要是苏轼、黄庭坚、陆游三人，苏、陆尤受推崇，此三人直至清末宋诗派仍为诗家重要的师法对象，[lvi]作为晚清宋诗派中心人物的陈三立就曾言宋人诗，他仅读东坡、荆公。[lvii]处身此诗学脉络中的陈寅恪不可能不受其父影响，他对东坡诗的关注即是如此，也因此他对宋诗（宋学）自然更多一份情感上的认同与精神上的寄托，非独仅“关注”与“熟悉”而已。不言而喻，对以其父陈三立为中心的所谓晚清以宗宋为尚的“宋诗派”的认识与理解当然与常人不同。那么，若以诗学层面论，他对晚清“宋诗派”的认识与理解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下面我们就以其《宋诗精华录》的批注为切入，着重考查陈寅恪与 “宋诗派”在诗学观念上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