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未来面临很多挑战，包括金融机构更加有效的发展以及管理日益扩大的城市化。但其未来的成功取决于是否能放弃破坏性的“一胎政策”。这个强制性的计划是个灾难性的错误，其后果已经开始显现。

考察一下当今中国的政策范围，存在很多值得广泛评论的重要挑战：比如，是否有必要建立和维持金融中介机构更加有效的制度安排，或者是否要求从出口导向的增长转变到专注国内消费者的发展，或者如何管理中国未来遍及下一代的城市化过程这样重大而迫切的问题（2005到2030年，计划有3.5亿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个承诺是人类一代之中最大规模的搬迁，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的历史）。

然而，有一个议题尤其会对中国未来产生重要影响，就是中国的人口政策。中国的未来取决于这项政策，但不是官方所表示的那种提法。这个计划可能会威胁到中国的增长和稳定，甚至可能威胁到中国的特有文化，这样说一点都不夸张。今天，要提高国家长期前景和地位，如果中国政府可以做出一个决定，那一定是承认，强制性的人口控制是一项悲剧性和历史性的错误。而且，将马上义无反顾地抛弃这项政策。

就其本身而言，中国的人口计划显然是成功的。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中国当时的分娩模式暗示，每个妇女一生中将近生育五次。1979年一胎政策开始，中国总生育率接近一个妇女三胎。今天，虽然中国精确的生育水平还不确定，但毫无疑问要远远低于人口净更替率。联合国人口司(UNPD)估计，当前中国的生育水平大概是每个妇女1.7胎，比长期人口更替所需的水平低20%多。中国有些人口统计学家相信，全国的真实水平可能实际上比联合国估计的还要低；在一些主要的人口中心，如北京、上海、天津，看起来每位妇女的平均生育次数低得惊人：一生中一个孩子都没有达到。

然而，看上去的成功带来了巨大的无意成本和后果，因为中国的新生育模式直接破坏了国家未来的发展潜力。

举个例子，想想世界著名篮球明星姚明。他常常占据中国报纸的头版，在美国也众所周知，受到百万球迷的推崇。姚明的父母都是中国的篮球明星。姚明1980年出生于上海。他是独生子女。

没有一胎政策，在姚家会产生多少明星？谁知道呢！没有一胎政策，可能会有一整队姚明！但是，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已经没有这种特殊的可能性，而且，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由于非自愿节育，中国还丧失了多少潜力。

当然，有些成年人根本就不想要孩子，还有一些只想要一个孩子。对于他们，一胎政策没有带来什么痛苦，但对于那些想要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的人来说，限制家庭规模的强制性措施等于大量降低自我评估福利，这是不言自明的。不错，在一胎政策时代，中国增长率很高，但对于那些被迫放弃更多孩子的父母来说，这样的增长率并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从发展的角度看，不能满足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和欲望的经济增长是低质量的增长。

中国的人口政策使持续增长更加困难。由于十五年的次更替生育，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达到顶峰后开始下降，或多或少则不确定。不出10年，不迟于2015年，中国15-64岁人口将开始持久下降。过了一代，中国潜在的劳动力将不会比今天多，也许会更少。这预示着中国过去25年增长环境的剧变，在此期间(1980-2005)，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幅度超过55%。“组合效应”只会使情况更糟。直到现在，年轻人已经使中国劳动力的整体教育水平和技术素养不断提高，但2005-2030年间，中国15-24[1]岁人口在绝对数量上应该下降，可以预见的计划降低幅度将超过20%。事实上，从现在到2030年，劳动年龄人口增加的部分只有年龄超过50岁这个群体。他们能为中国未来几十年带来我们所期望的活力吗？

按照当前的轨迹，中国总人口将在2030年左右开始长期下降。然而，从现在到2030年，中国将经历一次人口爆炸：老年人口将大量增加。2005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可能翻一番以上，从1亿到2.35亿，或者更多。由于年轻人口变少，在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年龄轮廓呈“灰白”态。而且，其速度在人类历史中几乎前所未有。中国今天仍是一个相当年轻的社会，但到2030年，若用中位人口年龄来度量，中国将比美国呈更加“灰白”的状态。

到2030年，中国的中位数年龄可能会超过41岁。也就是说，到那时，国家人口有一半或一半以上超过41岁。日本现在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社会，其中位数年龄也只是在几年前（大概在2000年）才达到41岁。但日本在2000年，即使是最乐观的看法，也比中国在2030年时还要富裕的多。而且，不像中国，日本有国家养老金体系。面对马上来临的老龄化社会，中国的老人们怎么办？

直到现在，中国事实上的国家养老金体系一直是靠家庭，但如今这种社会安全网正迅速消解。直到最近，多亏规模较大的中国家庭，几乎每个中国妇女至少生一个儿子。并且，根据儒家传统，儿子是父母可以依靠的首要对象。在不久的将来，情况将大为不同。在未来二十年，由于一胎政策的“成功”，约有三分之一的中国妇女到六十岁时就没有可以依靠的儿子了。

从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到人道主义悲剧在缓慢上演，但在人口控制下，中国家族的消失还有更深远的意义。稍微有点夸大地，在下一代，我们可能看到2500年之久的中国家族传统在消亡。

回顾一下，在北京、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极端的低更替生育率已经影响了一代人。如果这种情形在下一代继续延续下去，我们将看到一个新模式的出现：一个由四个祖辈，只有两个孩子和一个孙子或孙女组成的“4-2-1家庭”。在这种全新的家庭中，小孩子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叔叔姑姑，也没有堂表兄妹。他们唯一的血亲是他们的祖先。

这个社会剧变的影响有很多方面。这里，我只想论述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是一个“低信任社会”，这不是一个秘密。个人和商业交易还倚重关系，主要是由家族关系界定的个人关系网络。那么，在“家族”和原子家庭以及孤立的个人越来越没有区别时，什么将作为未来中国巩固商业和经济发展的“社会资本”？

人口控制计划需要评论的另一方面是中国男女婴的失衡。这种失衡很可怕，很不正常，而且越来越极端。一般地，人类出生的男女婴比例是103-105：100，这是自然和生物规律。然而，一胎政策出现不久，中国开始报告在生物学上不可能的男女婴失衡。而且，失衡还在持续上升。今天，中国报告的男女婴比例是123：100。

在下一代，这些小男孩小女孩会长大成为准新娘和准新郎。即使你不是人口统计学家，从这些数字就可以看出，中国下一代（或更短的时间）将面临“结婚市场”的巨大失衡。一下子出现数千万基本不能结婚的年轻男性，中国该如何应付？

这里叙述的所有问题，都和中国的人口控制计划直接相关。即便如此，有人还是会想：难道结束一胎模式不会使我们回到四五个孩子（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全新的问题）那样的日子吗？不可能。更重要的是，中国有些最好的人口统计学家也对此表示怀疑。他们已经在出版物中暗示很多，虽然只是谨慎地表示这样的看法。

记住，如果没有高压政治，决定最佳家庭规模的是孩子和父母真正希望的规模，也就是他们希望的生育率。他们的希望不仅受收入和教育影响，还受观点、态度和期望这些微妙和复杂的系列元素影响。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相比，所有这些似乎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废除限制性生育控制政策，必将缓解中国开始的老年危机，迫切的家庭结构问题，以及令人不安的性别失衡，但又不可能使我们重新回到前工业化的生育模式。

归根结底，在现代世界，国家的财富不在于矿山、森林或自然资源的沉淀。现代国家真正的财富在于其国民，在于人力资源。而且，人类是理性的计算主体，会寻求改善他们自身的环境，而不是生育时不考虑将来的禽兽。

中国人民不是祸根，而是恩惠。相信他们能按照自身利益行事，尤其相信他们在自己家庭规模问题上的选择和偏好，可能决定着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未来几十年和几代人的时间里，中国能否成功消除贫困并实现大多数人富裕。

　　（Nicholas Eberstadt是美国企业研究所政治经济学亨利.温特学者。本文摘自Eberstadt先生2007年9月7日在中国大连首届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选择周刊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