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井田制理想之现实意义

受访者：秋风

采访者：张英洪

来源：“弘道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六月初五日丙午

          耶稣2017年6月28日

“弘道书院”微信公众号编者按：本文是根据姚中秋教授在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市城郊经济研究会主办的第13期农研智库大讲堂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时  间：2017年5月19日(周五)下午2:30

地  点：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一层报告厅

主讲人：姚中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弘道书院院长)

题  目：儒家井田制理想之现实意义

主  办：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市城郊经济研究会

主持人：张英洪(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调研综合处处长、研究员)

张英洪：今天下午举办第13期农研智库大讲堂，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姚中秋教授。姚教授是著名学者，我和姚教授认识十几年了，十多年前就知道姚教授的学术研究成果。他的学术研究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研究西方经济学，非常有名，翻译出版了自己的经济学著作十多部；第二个阶段主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近些年研究儒家学术，又出了著作十多部著作。他的书应该说我看了90%，最近在香港出的书一直没有买到，就没有看了。姚教授2013年创办了弘道书院，任院长。近些年致力于研究中国治理秩序之历史变迁过程，探究中国治理之道，弘扬儒家理念，探索儒家复兴并更化天下之道。出版著作有《华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卷二，《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儒家式现代秩序》《国史纲目》《治理秩序论》《建国之道-周易政治哲学》，最近出版《儒家宪政论》《论语大义浅说》《尧舜之道-中国文明的诞生》等传统文化思想著作。姚教授的研究十分契合中央提出的传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要求。今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全文转发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我组织两个处进行了学习，就是要增强文化自信，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如果离开了文化自信就没有根，没有底。

最近一段时间，根据统一安排我在市委党校参加局处级国学班学习。今天上午我们在那里听的课非常精彩，讲课的也是姚教授的同事。现在是新的传统文化热，我们举办这次以儒家传统文化为主题的讲座，也是希望通过认识、理解、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解决“三农”问题的智慧。今天很荣幸的请到姚教授来演讲，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

姚中秋：谢谢英洪兄！我们认识十几年了，见面并不多，但英洪兄的书我都看过。他刚才说看了我那么多书，很惭愧，其实看一本就够了，自己之所以写了那么多书，是因为，每本书写得都不好，只能继续努力。

（一）儒家井田制理想之现实意义

英洪兄提到中央《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文件，这是国家部署文化复兴的最新文件，之前已有一系列文件，习近平主席也有一系列重要讲话。最早是在2013年11月份发表讲话，开始提出，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中国文化的重点当然是复兴儒家文化，习总书记第一次讲话谈复兴中国文化，就在山东曲阜。我讲完课就要去北京南站赴曲阜，有一些同仁经过努力，重启洙泗书院，明天我们举办一个简单的仪式。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在曲阜讲话后，关于文化复兴，还有一系列讲话，中央其他领导也有很多重要的讲话，教育部门和宣传部门都发了一些文件。从这些讲话和文件，相信大家能够感觉到，当代中国正在发生一场革命性变化，涉及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由此可见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那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什么是中华民族？什么是中国？没有中国文化就没有中华民族，没有中国文化就没有中国。所以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作是中华文化的复兴。所以，刚才英洪兄讲到，在党校、社会主义学院，这些宣传教育部门现在的工作重点之一是传承中国文化。

在座很多朋友跟我年龄差不多，我们都经历过70年代的反传统大潮，当时有批林批孔运动，在政治上批林彪，却把孔子拉出来陪绑。我们也经历国80年代思想领域的反传统浪潮，其顶点就是《河殇》。如果拿今天和30年前的中国相对比，我们能看到一个巨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上到下，所有中国人，包括执政党，换言之，整个国家对自己文化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转折性的变化。这也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现代中国历史可以从19世纪末开始，从甲午战争，戊戌维新开始，中国人决心救亡图存，为此，决定放弃自己的文化，全盘接受外来文化。不仅仅是西方文化，也包括苏俄文化，甚至是日本的思想、观念，总之，中国人决定用中国以外的文化来救中国。当时的先贤觉得，中国文化快死了，已经不能给中国人带来福利，所以决心抛弃它，走上另外一条路上。

应该说，这种努力是有成果的。经过二十世纪的这次出走，中国取得了很大成就，简单地说，初步解决了“富强”问题。那么，到了今天，我想对于中国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文之以礼乐”，人吃饱饭之后，就需要用文化来改变自己、提升自我，让自己更为文雅，让生命更为舒畅，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够更为和谐。那么用什么做到这些？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已告诉我们，只能靠中国文化，主要靠儒家文化。

上面所论是一个概貌，总体的形势，具体就农村问题而言，大趋势应该是相近的。在农村问题领域，二十世纪同样有一场长时段的出走，也就是说，国家在农村实行的各种各样的制度，包括自上而下传播给农民的价值观念，都跟过去几千年的传统制度、价值观念相反，最起码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土地的集体所有、集体精英，这在过去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是找不到的，当然，结果我们都看到了，一方面给农村带来巨大的变化，另一方面让农村陷入困境，巨大的困境。后来被迫实施土地制度改革，由此释放了农民的积极性，富裕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解决，今天在农村，即便村里列为贫困户的那些人员，吃饭也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手里没有现金，没有活钱。

真正严重的问题是乡村社会的解体，以一种触目惊心的方式呈现给我们，即人的离散化，每个农民也都深切感受到如此离散化生存方式所带来的困扰。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乡村社会的离散化，也是当代中国社会解体、离散化的比较经典的呈现。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恐怕需要回到历史，回到儒家的义理。我有一个初步的看法，今天中国乡村的问题就是由于我们在文化上的出走造成的，通过文化的回归才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英洪兄跟我联系，我就确定了今天这个题目，儒家井田制理想之现实意义。

井田制是一种土地制度，但不仅仅是土地制度，其实是一种社会组织方式，是一种完整的人的生存组织形态。

中国的土地制度大体上可分成两个历史阶段，可以孔子作为分界线，孔子就是中国历史的分界线。就社会的治理模式而言，孔子之前是封建制，孔子之后是郡县制。如果你问我，今天我们的社会治理体制是什么？我会回答：郡县制。封建制下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郡县制下的土地制度是农户私有制。这就是中国历史的两个基本分期。

我们可以把孔子作为中国历史的分界点，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封建制已经开始解体，井田制正在解体，新的农户私有制将要兴起。就在这个时代，孔子主张维护井田制；至于比孔子晚生近两百年的孟子的时代，井田制已经崩溃了，所以孟子主张复井田，恢复井田制。这一主张被后代儒家读书人所坚持，比如董仲舒、张载等大儒，都主张恢复井田制，复井田成为儒家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问题是，儒家为什么主张复井田？为什么主要复古？复古主张贯穿在儒家整个思想体系中，在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中都主张复古，这是当初儒家和法家争论的焦点所在，法先王还是法后王，复古还是从今。下面我会解释历代儒家为什么主张复井田，最后简单讨论一下历代儒家复井田思考的现实意义。今天我们要重建乡村的经济社会秩序，儒家的关于复井田的思考对于我们有什么启发意义。

（二）孔子反对井田制

我们从孔子讲起。

大家想必知道三个字：“初税亩”。初税亩是中国数千年经济史上最大的一次变化，迄今为止最根本的一次变化。这场变化的核心是什么？要理解这个变化，就需要简单地解释一下什么是井田制。

首先讲讲封建制。三代皆行封建，想必大家都知道这两个字，但是，我必须纠正流传即为广泛的谬论。今天历史课本里说，秦以后是封建社会。这与古代含义正好颠倒，按照古人的用词，秦以后没有封建，恰恰是战国以前才行封建，也即，夏商周三代实行封建制。

封建制形成于封土建国过程。举个例子，周成王把他的叔叔周公封到鲁，我晚上就要去鲁，今天的曲阜。周公要辅佐成王，没有到鲁，而由大儿子伯禽到鲁做鲁侯。周成王封伯禽为鲁侯，这就是“建国”，允许他建一个城，“国”的原意指城。这个城要生存，周边就要圈一块土地作为主要资源，由此可以从事农业生产，从事工业生产。划定土地的范围就叫“封土”，其面积也许相当于现在一个县。古代诸侯国面积是很小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力量强大的诸侯不断地吞并周边的力量比较弱小的诸侯，或者向外拓殖，因为当时地旷人稀，两国之间几十、几百公里都是荒地，随着人口增加，不断向外拓殖，面积才逐渐扩大。周王封土建国，就有了“封建”一词。

由此可知，属于鲁侯的土地来自周王之封赐。鲁侯会给自己留一部分，这就叫“公田”，大部分再分封给其大夫，大夫管辖的人口规模也许相当于现在一个村庄，几百人或一两千人的规模。大夫同样给自己留一块土地，大多数土地分给农户，每一户有一小块，这是“私田”。人们就用井字描述这种土地制度的格局：中间是君子也即贵族留给自己的公田，四周则是农户的私田。

在这种制度下，鲁侯的全部所需，其整个财政收入都来自于自己保留的土地，大夫也是如此，其全部所需依赖自己保留的那块土地，相当于现在农村的集体保留用地。其他土地由农民耕种，而农民对大夫的义务就是劳役，即劳动。《诗经》里有相关诗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农民首先替大夫耕作公田，然后耕作自己的私田。而私田上的收益全部归农户，所以在井田制下没有税，有劳役，但没有税。

这是井田制的基本架构，一层一层的往上都是这样安排的，一直到周王。封建制的结构和郡县制国家的结构是相反的，由家组成国，由国组成天下。这样一层层搭起来的，下层对上层的义务主要都是劳役。主要是在下者为在上者打仗，也包括服务。比如，鲁侯可能需要到周王室做大臣。我们现在觉得，这是调到中央去当高级干部。但历史记载中可见，有些诸侯对此并无兴趣，反而视为负担，因为这对他没有什么好处，还要自带干粮，即使到王室，其开支也靠自己。这就是古代的制度，这倒是做到了责任清晰，每个人的责任非常清晰。不论中西，封建时代，人们权利、义务观念是特别强的，是谁的就是谁的，分得特别清楚，国家也是靠一层层的权利义务关系连接起来的。

我们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没有税，理解了这一点，“初税亩”就好理解了，其含义就是，开始对土地按亩征税。由此，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论语·颜渊篇》中有一章讲到了这一变化，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意思是，今年的收成不好，公室的财政用度不足，入不敷出，怎么办？有若对曰：“盍彻乎？”为什么不恢复彻的办法呢？有人若主张恢复井田制。哀公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哀公说的“二”，就是原来劳役的负担仍，又得负担税负，这就显示，当时正在过渡期，制度的转轨期，农民的负担有两层，一层是原来封建时代的劳役负担，一层是新制度带来的税赋。

应该说，转轨持续了相当长时间。据《春秋》记载，宣公十五年，初税亩。时当公元前594年，这是在孔子出生前。也许，范围比较有限。孔子出生在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到孔子晚年，改革仍在进行之中。《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

季氏把持国政，对土地征税，孔子反对，但很明智，不愿公开地表达反对意见，季孙就派冉有，再三追问孔子。到最后，孔子私下对冉有说了一段话，其核心意思是，复礼，保持封建制，包括保持井田制。因为他明白，废除井田制，封建制的经济基础就瓦解。井田制是周公所治之礼的核心内容。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孔子说的文指礼乐制度。我们今天理解礼乐制度为周旋进退之礼，但其实，礼的核心含义是政治经济制度。西方人讲的宪法、土地法等内容，在中国古代就在周公之礼中。季孙欲以田赋，想对田土征税，就意味着井田制遭到破坏，意味着周公的礼乐制度的基础遭到破坏。

孔子指出，这样的做法是不合于礼的，而僭越礼乐的背后表现贪望无厌。《论语》中记载，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欲就是欲望、私欲，执政者有太多太强的私欲，想尽办法增加财政收入，必定加重民众负担，因为，有了这样的贪欲，必定得寸进尺，永不满足。由此可见，孔子反对税亩、维护周礼的初衷。他认为，这套制度能约束统治者的欲望，让统治者虽有权力，但不至于聚敛过度，不至于越过法度、横征暴敛，这是井田制的好处。

这就是孔子对废井田的态度，孔子经历了井田制逐渐瓦解的过程，而孔子起而反对这一所谓的历史大趋势，很多时候，儒家站在历史趋势的对面。儒家认为，比如孔子在这个地方说的很清楚，这个历史趋势就是，统治者的欲望不加控制的膨胀，民众必然受到伤害。《礼记》记载：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贡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增加财政收入，就是苛政。

（三）孟子主张复井田

我们再来看孟子。

孟子比孔子晚两百年，其活动已在战国中后期，整个井田制已全面瓦解，土地私有制已基本确立。在这样的时代，孟子主张复井田。我们来看《孟子》的一段记载：

滕文公问为国，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滕国是个小国，在今天的滕县，曲阜往南一点，滕文公比较好学，请教孟子如何治国。孟子首先说，民事不可缓也。孟子在其他地方说过另外一段话，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读过圣贤书的士君子，即便没有恒产，也仍然可以有恒心，普通民众却做不到这一点。这是君子与小人之别。普通民众如果不能持久的保有一份财产，维持自己的生存，就会胡作非为，执政者用警刑罚对付他们，这就是残民以逞。孟子的意见是，仁人如果在位行仁政，必须恭俭礼下，取于民而有制。国家要正常运作，肯定得取于民，但取之于民要有法度，而不能为所欲为。这个制是什么？什么样的制度让统治者不至于横征暴敛？孟子说井田制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馀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王者行仁政，首先要划地界，相当于现在人们所说的明晰产权，并且固定下来，不能由政府随意变动。接下来，孟子粗略地描述了井田制的基本制度。请大家注意中间这几句话，“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我们经常说“守望相助”这个成语，就出自孟子。这是井田制的巨大的好处，概括言之，能够塑造和维护一个稳定而有情谊的共同体。由此，我们前面才说，井田制不只是一种经济制度，还是一种社会制度，甚至可以说是一套生命的制度，有助于维护人与人之间稳定的有情谊的关系。这是孟子特别重视的一点。

孟子生活在战国时代，其特点是人口的快速流动，这一点跟我们这个时代类似。我们印象中总以为，中国古代社会是比较稳态的，人们安土重迁。其实不是的，战国时代和我们的时代高度类似，根本特征就是，人都在“游”。如果你读《战国策》，会注意到“游”这个字反复出现，游就是今天社会学家所说的流动。孔子时代就是如此了，孔子本人一辈子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不在自己家里，尤其是生命最旺盛的阶段，大部分时间在外流动。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也都在流动，当时最有为的青年都跟着孔子、离家离乡在外求学、为官。子贡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自由商人，其经商范围很广泛。也就是说，井田制、封建制解体以后，中国社会人口大规模流动、重组，包括城市化。春秋时代很少看到关于商业城市的记载，但《战国策》记载，战国中后期，全国各地大概有十几座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其根本特点是人口的快速流动。

孟子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看到了快速流动带来的后果，我想，今天所有人都能看到其后果，那就是，没有社会。我们这个时代几十年来的最基本特征，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就是没有社会，或者说，社会非常淡薄。我们今天所焦虑的所有问题，都由此而起，比如人心不安定，很多公共品无法生产，无法供应等等，都是因为社会的解体，人处在离散状态。孟子复井田思想特别重视共同体的重建。这是孟子和孔子论述不同之处。孔子的时代，井田制在松动但尚未瓦解，到孟子时代，社会解体的后果已全面呈现出来，所以孟子特别重视这一点。我们在老家孟子的论述：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孟子又特别重视井田制的财政约束力，能对政府行使财政权施加强约束。孟子在这里做了一段历史考证，他对古典制度是非常熟悉，因为，孟子的学问根底在《诗》和《书》，两者记载古典制度。孟子经过考证之后说，三代之治，共同之处都是实行助的制度，也即，农民出劳役而非按土地缴税。

农民帮助统治者耕种土地的制度有一个好处，统治者与民同甘共苦。农民种地，如果风调雨顺，君子、庶民都有丰收之喜悦；如果天气不好，大家收成都差。但如果改成税制就不一样了，统治者确定一个固定数额，不管土地产量如何，税额一定，在歉收的年景，就会出现两者境况相悖的情形。由此可见，孟子特别重视上下之同情的。刚才讨论到，实施井田制，农民之间能维持共同体的生活，现在看到，在孟子看来，井田制有一个好处，君子、小人之间，或者说国家的统治者和最下层的农民之间，能够同甘共苦。

同时，孟子又特别重视教化。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诗》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谓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

这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主张。《论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周游列国，首先到卫国，位于现在河南伸到山东的一角。儒家的基本的观念是，既要要富之，又要教之。我们今天农村研究，主要是研究如何富之，这非常重要，但儒家认为不能仅止于此，先富之，然后教之。孟子认为，施行井田制，有助于做到这一点。

这也是儒家的基本立场。一方面，儒家向来主张，首先要富民。正史中记载了很多“循吏”为故事，儒家士大夫为政一方，宗会兴修水利，推广良种，督促农民依时令耕作，让农民富裕起来。另一方面儒家认为，农民也是人，也有向上提升自己的需求，有精神生活的需求，所以，统治者也应教化民众。教化民众有助于提升其道德水平，维系更健全的伦理生活，从而塑造更好的生活秩序。

这是法家和儒家的最大区别所在。诸子百家中，再没有比法家更重视农业的了，商鞅的主要国策就是驱民于农、战，第一件是种粮食，第二件是打仗。没有教化，在法家看来，越教化老百姓，对国家的稳定越不好，老百姓懂得道理，对国家维护秩序没有好处。所以，法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愚民，包括取缔私学，不允许民众学习，不许议论国事，焚书坑儒的目的就是消灭文化。同时，法家也主张取消商业。有人说，中国古代的基本国策是重农抑商，其始作俑者是商鞅，实施这个政策最彻底的国家是秦国。通过取缔文化、教育，取缔商业，驱民于农战，这是秦的基本国策。但这绝不是儒家的主张，也不是士大夫的政策。相反，儒家主张富民，同时主张教化。农民是小人，普通人，但不是猪，不是光吃饱饭就够了。农民是人，同样有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羞恶之心，辞让恭敬之心，同样可以过上仁义的生活。儒家顺乎人情，顺乎人心，施以教化，让每个人过上有情义、有尊严的生活，而不仅仅是吃饱饭，穿暖衣。

 孟子看来，井田制有利于实施教化。孟子指出，井田制有利于维护共同体的生活形态，教化必须依托于共同体，离散化的生存方式是不可能有教化的，在这样的生存方式中，人是物化的，每人基于其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决策，即孔子讲的“放于利而行”，其结果是则“多怨”。要实行教化，首先要重建共同体的生活。这也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最重要的工作，重建共同体的生活。

 以上回顾了一下孔孟关于井田制的思考，我们看到，春秋战国时代，土地制度大变，井田制崩溃，土地私有制兴起。孔子反对这一趋势，孟子主张恢复井田制，他们有四点考虑：

 第一，他们认为，井田制能保证民众均有土地，从而可以做到自主而自养。首先是自主。什么是自主？就是能够保有自由身，有一块自己的土地，可以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存，而不依赖其他人。如果农民没有土地，变成佃农，甚至是奴婢，就丧失了人身自由，这是儒家所不能容忍的。孔子说“仁者人也”，仁的第一个含义就是，每个人都是人。这是最基本的伦理命题，由此伦理命题引发出每个人的第一个伦理责任：把站在自己面前的任何一个人都当成与自己相同的人对待，而不是当成物对待，也不是当成神对待。儒家是人格平等的最坚定的捍卫者，每个人都是人，没有人比人低一格，也没有人比人高一格。因此，儒家向来认为，经济制度的安排要确保人人都能自主，孔孟认为，井田制有助于这一点。

接下来是自养，自己养活自己。儒家认为，天生人，人人都应当活下去，人人都要靠自己生活，自己养活自己，这是人的独立和尊严之所系。上天也给人以这方面的能力。政府当然要发挥作用，所以王者要行仁政，建立必要的福利制度，但福利制度只是发挥辅助性作用，关键还是靠每个人自己。这观念体现出的是儒家对人的信任，哪怕一个最普通的人，也有其天赋之才，发挥出来，就能养活自己。但这需要土地制度、财产制度上的保障。我想这一点，在我们今天思考产权制度时，需要特别予以重视。

第二，他们认为，井田制有助于农民负担固定化，可以限制政府随意增加农民的负担，因为，井田制有比较强的财政约束力。

第三，社区成员相对稳定，可以养成、维护、加深相亲相爱之情，从而维护稳定的、有情谊的共同体。

第四，稳定的共同体便于施行教化，而教化是人内在需要的。

以上是从孔孟的论述中概括的井田制的好处，这几点看法被历代儒者延续并坚持，后来的儒者一般都主张复井田，其理由不出这四个，只不过有所偏重而已，后面会简单举几个例子。（待续未完）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