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关学的历史地位、精神气象和当代价值

作者：刘学智

来源：《陕西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六月初六日丁亥

          耶稣2017年6月29日

《陕西日报》编者按：陕西省社科联主办的“长安讲坛”是陕西省人文社科知识宣传教育普及的一张亮丽名片，2005年创办以来，在全省各地累计举办讲坛近千场，受众达20多万人，是陕西省社会科学知识的科普基地、人文素养的涵养高地、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阵地，曾被省委、省政府列为工作要点。讲坛坚持以加强文化建设、提高人文素养为宗旨，以宣传普及、文化惠民为目标，以汇聚百科、兼容并蓄、雅俗共赏的风格，满足广大干部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为了更好地彰显陕西省独具特色的文化风貌，传播陕西好声音，坚定文化自信、自觉、自强，省社科联将遴选部分精品讲座内容不定期在本报刊发，供大家学习交流。

【个人简介】

刘学智，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为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孔子学会会长，陕西省哲学学会副会长等。为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学术委员，中华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学术委员等。《关学文库》总主编。著有《中国哲学的历程》《中国学术思想编年》（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儒道释与中华人文精神》《儒道哲学阐释》《关学思想史》等多部，发表论文百余篇。

张载关学的历史地位、精神气象和当代价值

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孔子创立的儒学无疑处于主导地位。经过先秦儒学、汉唐儒学的演进，到宋明时期，儒学发展为理学。理学是当时的思想家们克服了汉唐儒学之弊，在“三教合一”的背景下面对新的时代课题而创立的新儒学。张载正是宋代理学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者，关学是理学的重要一脉。

理学产生于北宋，但它是长期以来佛道泛滥的情况下儒学复兴运动的产物。钱穆说：“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也就是说，理学所代表的儒学复兴运动及其所表现出的基本思想取向，可以在自韩愈以来的新儒学运动中找到它的渊源。

从思想渊源上说，理学又是晋、唐以来儒、释、道三教融合发展的产物。理学家在建立其理论体系时，受晋唐以来儒与释、道交融的文化背景和氛围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或借鉴了佛教、道家和道教的本体论、心性论及思辨方法，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这是几乎所有的理学家共有特征。

一、理学史上的第一座高峰

在宋明理学史上涌现诸多思想家，其中北宋张载、南宋朱熹、明代王阳明代表了理学史上的三座思想高峰，张载关学则是宋明理学史上第一座高峰。

北宋庆历、熙宁时期，出现许多有影响的思想家，时称“北宋五子”的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颢、颐）大都活跃于这一时期，他们的思想也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理学的发展。一向被视为理学开山祖的周敦颐，以援道入儒的方式，为理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由周敦颐开出的“合老庄于儒”的天人合一致思趋向，已大致规定了宋明时期思想发展的基本方向。不过，周敦颐的思想受道教的影响较大，其系统的新儒学体系并没有严整地建构起来。他被推为宋初儒宗的地位，是因二程、朱熹一系的高扬而被成就了。邵雍以讲先天象数学著称，他的“先天学”渊源于道教方士的“先天图”，只是他将其与汉代易学象数体系结合起来，以易的八卦说为基础，以其象数的数量关系推演天地万物，这就把象数视为最高的法则。他的这套烦琐复杂的象数体系在理学的形成过程中并不占主导的地位。二程是与张载同时的学人，二程主张以“理”为本，而张载则以“虚-气”为本。二程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南宋的朱熹，形成了以理为本原的理学思想体系。而张载的思想则是在气论的基础上讲心性论，其确立的“性与天道为一”的理学主题，事实上影响了整个宋明理学。

作为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宋明理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和重要命题，在张载那里已经提出或见端倪；理学的基本框架在张载那里已见雏形；张载批判佛老的态度也成为当时理学家的基本理论立场。张载提出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人性论、“变化气质”的工夫论，“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心统性情”的认识论和“立诚”“尽性”的道德修养论，以及《西铭》所阐发的“民胞物与”的境界论，也多为宋明诸儒承继和阐发。张载的思想是在总结汉唐儒学“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之蔽，在“出入佛老数十年”，又反思北宋社会积弊的思想基础上所进行的理论创造。所以王夫之说他“勇于造道”，吕大临评论他的学说，是“自孟子以来，未之有也。”可见，他所达到的理论高度不仅孟子以降至此无人及之，也把北宋理学推向高峰。

 “关学”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关中之学”，而是指张载以来的关中理学。在史家看来，“关中有横渠出，若河南二程、新安朱子后先崛起，皆以阐圣真、翼道统为己任，然后斯道粲然复明。”此“道”即自先王以迄孔孟以来的儒家道统，此一道统经宋儒周程张朱的阐释，后之关中诸儒，“虽诸君子门户有同异，造诣有浅深，然皆不诡于道。”（余懋衡《关学编序》）所以，从广义上说，关学是指由张载开创及其后一直在关中传衍着的理学的统称；而狭义的关学，则指张载及其后在关中流传的与张载学脉或宗风相承或相通之关中理学。事实表明，关学是一个有本源根基、学脉传承、学术宗旨、风格独特而又开放包容的多元的地域性理学学术流派。

二、“立命”“继绝”的文化担当

张载“为人志气不群”，小时即树立了很强的使命意识。为此，他立志向学，且“无所不学”。早年他“喜谈兵”，时有彬州人焦寅喜谈兵法，张载尝从之游。当时西夏常骚扰北宋西北边境，宋朝政府派兵抵抗，却常有不敌，这对少年张载刺激很大，于是他“慨然以功名自许”，立下为民除患、为国建功的宏愿。21岁时他竟远赴延州，谒见了时任招讨副使兼延州（今延安）知州的范仲淹，陈述了自己愿意保卫边疆的宏愿。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不过他认为张载并不适合于带兵打仗，于是启发他“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并劝他读《中庸》。他对《中庸》虽然喜爱但读后感到并不满足，遂又读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于是再“反之六经”，归向儒学，在孔孟这里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所。于是他系统阅读了《易》《孟》《庸》《礼》等儒家典籍，尝危坐一室，俯而读，仰而思，有得而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他以“勇于造道”的精神，艰苦力学，精思力践，穷神研几，尽力探讨宇宙和人生的奥秘，终于成就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所著《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等，以其所“自得之者”，构建了一个“穷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异学”的“贯性与天道为一”的思想体系。王夫之说“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这是对他的思想价值的充分肯定。而这一切的取得，都是建立在他的强烈使命意识基础上的。

关学在其传衍的过程中，虽然其学术观点或旨趣屡有变化，但其文化精神则前后一贯，且一脉相承。赵馥洁先生曾将其概括为“立心立命”的使命意识，“勇于造道”的创新精神，“崇礼贵德”的学术主旨，“经世致用”的求实作风，“崇尚节操”的人格追求，“博取兼容”的治学态度等六个方面。而其最有特色的则是关学学人的“立心立命”使命意识和“崇尚节操”的人格追求。

最能体现张载博大胸怀、精神气象和哲学使命的，是他的著名的“四为”句，这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黄宗羲所以称其“自任之重如此”，即认为这是张载为自己确立的重大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并且开显了儒家的广阔胸怀。

“为天地立心”体现了张载伟大的理想、抱负，张载主张一切有社会担当和有责任心的志士仁人，都应顺应宇宙万事万物的要求，自觉肩负起为社会确立精神方向和价值系统的历史使命。在张载看来，“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人者，天地之心也。”是说，天地本无心，但人要为天地立心。人为天地所立之心，就是“立天理”之心。

“为生民立命”，是张载要为民众提供做人的基本准则、精神方向和价值目标。“生民”指民众。“立命”即“立道”。张载把引导民众确立正确的生活准则和精神方向为其奋斗的目标，以帮助他人安身立命，确立起生命的意义。在这里，张载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给人们寻找一个精神的家园，使之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为生民立命”体现了张载崇高的精神追求。

“为往圣继绝学”，“往圣”，指历史上的圣人。“绝学”，指历史上受异端思想冲击而被中断了的儒家传统。张载以崇高的使命意识和无畏的担当精神，承载起传承和弘扬儒家绝学道统的历史使命，通过“立大本，斥异学”，建立起“一天人、合内外”的足以与佛老相抗衡的新儒学体系。故王夫之称赞道：“往圣之传，非张子其孰与归！”“为往圣继绝学”既体现了张载的学术使命，也彰显了张载的精神境界，同时也为此后理学的发展指明了精神的方向。

张载“立心”“立命”“继绝”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终极的社会理想：“为万世开太平”。“太平”“大同”等观念，是周公、孔子以来的理想社会。他们认为，只有施“仁政”和“礼治”，才能达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太平”“大同”社会。张载和孔子一样，非常向往“三代”那样的行“仁政”和“礼治”的社会。在他看来，通过实行井田制，以实现“足民”“均平”的社会诉求，天下就会长治久安。所以张载一直以恢复“三代”为自己的政治理想。重要的在于，张载以更宽广深远的视野，把这种理想的社会状态推之于“万世”，以为人类谋求永久安定、太平、祥和的社会愿景，这种胸襟和气度，是和张载对儒家境界的深刻了悟、对儒家情怀的深切体悟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总之，张载的“四为”句，涉及士人对民众生活原则、精神价值、生活意义、学统传承、政治理想的追求，表达了张载宽广的胸襟与博大的情怀，展示了士人对人类崇高理想的向往和孜孜以求，也彰显了关学学人的文化精神，故一直以来为历代士人特别是关学学人所尊奉。

三、“民胞物与”的精神价值和伦理境界

张载的思想极为丰富，其“太虚即气”的本体论，“一物两体”的矛盾观，“变化气质”的修养论，“贯性与天道为一”的“天人合一”哲学体系，“穷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异学”的思想架构，在理学史上独树一帜。而张载思想的灵魂和精神标识则是《西铭》，《西铭》中最核心的思想就是被后人概括的“民胞物与”，它集中体现了张载的伦理境界。

张载所著《正蒙》最后一篇叫《乾称篇》，张载把其中的第一段话抽出，取名《订顽》，将最末一段话也抽出，取名《砭愚》，分别书于横渠“学堂双牖”。二程对这两篇短文极为赞赏和推崇，而分别命之为《西铭》《东铭》，并说“子厚为二铭以启学者”。又指出：“仁孝之理备于《西铭》之言。”点明了《西铭》的核心是讲仁孝伦理。程颢称：“《订顽》之言极纯无杂，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程颐称赞说：“《西铭》明理一而分殊，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自孟子后盖未之见。”朱熹也肯定了“《西铭》之意，与物同体”的说法。从后人的评论可看出，《西铭》鲜明地表达了“天人一体”的观念。

张载在《西铭》中首先指出：“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思是说，天是我的父亲，地是我的母亲，人是天地所生，禀受天地之性，和万物一样生存于天地之间，在宇宙间是很藐小的。阴阳二气构成了人的身体，“太虚”之湛然澄明之气规定了人善良的本性。天下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天地间人和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其中所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一句，后人把它概括为“民胞物与”，其价值指向是人人都应该对他人、对社会、对万物尽自己的一份职责，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这是对孔子“仁爱”、孟子“仁民而爱物”思想的拓展，并把“仁民而爱物”提高到价值论的高度。这里，张载明确地表达了儒家的忠孝伦理和仁爱精神，其中蕴涵着“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哲学境界，引出了理学的宇宙意识，是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

其次，进入社会层面，张载具体分析了如何把儒家仁爱、忠孝的伦理精神贯彻于社会生活中，他说：“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这是把孟子一直倡导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思想进一步深化，强调尤其要关爱社会的弱势群体，要把天下残疾孤苦、受苦受难、无处申告的人，都看成自己的兄弟姐妹。张载扩大了孔孟“仁爱”的范围，发展了“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思想。近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谈及“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这一问题是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的价值为基础的。而这些是与张载所追求的“民胞物与”“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伦理境界和价值追求相贯通的。可以说，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是今天在国际关系中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思想渊源。

再次，张载在《西铭》中指导我们应该坚守一种积极进取和乐天安命的生活态度。他说：“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处于富贵的境况，虽可安乐享福，但千万不要骄横，要知道这是天地对你的关爱和眷顾；如果一个人处在贫贱的境遇，虽有困苦忧愁，但也不要绝望，应该将其视为天地对你的锻炼和考验。后人常用“贫贱忧戚，玉汝于成”来概括这个意思。张载强调我们人无论在何种境遇之下，都要保持积极的、淡定的心态，顺境时不要骄傲，逆境时不要悲观。活着，就应当顺从事物尽力做事；死了，我们就安然宁静地休息。人生既要积极进取，也要随遇而安，乐天安命，这里鲜明地体现了张载既积极又超脱的人生态度。正如陈来所说，“《西铭》境界高远，却联系着人伦日用。”

总之，《西铭》中包含的思想和精神就是：尊重人、爱人的儒家仁爱精神；天地一体、万物平等的宇宙观念；积极进取的文化精神；乐天安命的生活态度。正因为此，《西铭》受到历代学人的普遍关注和推崇。

四、关学学人的风骨和气节

张载创立的关学，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其思想之精深，境界之高远，节操之高尚，堪称楷模。值得庆幸的是，张载开创的关学学脉一直没有中断，关学学风也持续被承传弘扬。较早受学于张载之门者，有蓝田“三吕”（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以及范育、苏昞、游师雄等，他们中的许多人终身恪守张载的学术宗旨。张载可考见的弟子除上述外，还有潘拯、薛昌朝、李复、邵清、田腴、张舜民等，其中吕大钧、吕大临、苏昞、范育等人对关学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张载诸弟子身后，关学在师承上虽无洛学那样一个绵延久远的授受序列，但张载思想及其关学精神则一直代代承传。金元时有杨奂、杨恭懿，萧维斗、同恕等；明代有王恕、王承裕，薛敬之、吕柟、韩邦奇、马理、冯从吾、张舜典等；清代有李二曲、王心敬、王建常、李元春、贺瑞麟、刘古愚、柏景伟、牛兆濂等，牛兆濂可视为传统关学最后一位传人。从《关学编》及《关学续编》等关学学术史著作可见关学统绪延绵不绝，“源流初终，条贯秩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关学的学术旨趣虽有所转化，但“横渠遗风，将绝复续”，关学精神，世代相承。

关学学人都有一个鲜明的特征，那就是重视礼仪教化，主张身体力行。前者造就了关中文化隆礼重仪的古朴雅韵，后者使关中文化涌动着鲜活的生命力。那种“敦善行而不怠”、坚持真理、不畏权贵，不苟且、不合污的精神节操，“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理想信念，“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人生信条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一直使儒家的优良传统闪烁着熠熠光芒。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张载身上所凝结的坚持真理、不畏强权的风骨，刚正不阿、崇尚气节的道德人格和节操，在历代关学学人身上依然鲜明地得以持守和光大。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因时为御史中丞的吕公著的推荐，宋神宗召见了张载，并与他讨论治国之道。他在阐述自己以“三代之治”为目标的政治理想时，强调经济上要调整好分配关系，不要两极分化，还提及对民众的教育等问题。神宗听后非常赞赏，准备委以重任，但他却推辞了，说“臣自外官赴召，未测朝廷新政，愿徐观旬月，继有所献。”以后王安石又找到他，请他参与新政，大概因为在改革观念上的分歧，他没有听从。后来，其弟张戬因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贬职，他感到很不安。本来他做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既然理想难以实现，于是决定退隐，辞官回乡。可以看出，张载那种坚持真理，不畏强权的气节和风骨非常鲜明，并一直影响了历代的关学学人。

张载创立的关学绵延八百余年，作为理学的重要一脉，在其漫长的历程中，以其独有的鲜明特色，为中华民族的智慧宝库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其思想学说和精神境界不仅在历史上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仍有着重要的价值，是我们陕西历史上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资源。关学重使命、崇道德，求真务实，经世致用，崇尚气节的文化精神，不仅在历史上影响了一代代关中士人的风格、品行和节操，而且以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丰厚遗存和深刻影响，仍然在塑造和培育着当代关中人的精神风貌和行为方式，培育着关中乃至陕西人纯朴、质实、耿直、坚韧、诚信的文化性格，也对关中乃至陕西人形成求真务实、勇于担当、恪守正道、博取兼容的品格和精神风貌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在今天，弘扬张载关学的文化精神，对于我们端正社会风气，促进和谐社会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