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未来不可能走哲学化的道路，应回归正宗

作者：余治平（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时间：西历2017年6月29日

【儒家网编者按：西历2017年5月23日，上海研究院“延长思考”人文社科思想交流平台召开“儒家哲学的多维形态”研讨会。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的多位学者参与讨论，研讨会由上海研究院合作处处长朱承教授主持，澎湃新闻发表了会议记录。这是余治平教授在研讨会上的发言，现授权儒家网发表。】

我得先来一个“正名”。“儒家哲学的多维形态”，前天上午朱承发给我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在想，应该是“儒家研究的多维形态”吧？把“儒家”后面捆绑上“哲学”，我估计曾亦他们是会有异议的，但贡华南、刘梁剑还有苟东锋等华师大的一帮兄弟则可能比较认同。

如果按照学科建制来划分，儒家无疑有多个维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法学、生态学等等，甚至还有很多其他面向。

我们研究董仲舒的传世文献《春秋繁露》，里面有《求雨》、《止雨》两篇，现在就有学者从人类学的进路去研究它们，也是很好的一个面向。

而如果是“儒家哲学的多维形态”，那就只能谈一谈儒家在哲学一级学科下面的八个二级学科了，叫“儒家美学”、“儒家逻辑学”、“儒家伦理学”之类似乎还能够接受，但要是称“儒家西方哲学”、“儒家科技哲学”，听起来岂不很滑稽嘛？！应该还是叫“儒家研究的多维形态”，这样大家可能比较能接受。

最近网上在转杨国荣老师2016年12月份在西安的一个大会主题发言，有媒体把它弄成“经学化将使儒学本身丧失生机”之类的标题，很哗然。一些学者，外地的学者比较多，表示对这个有不同看法，有人追问：“难道是要儒学哲学化吗？”有争议也很正常，本身就是可以进行学术讨论的嘛。

儒学到底走经学化的道路，还是走学科化的道路，这个问题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争辩。

1949年后的六十多年因为在哲学学科的建制下，大家都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儒学，使得儒家本身能够以一种哲学的方式在现成的学科体制里寄身或存活，大家对此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但随着人们对儒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就发现这种哲学化的方式给儒学本身带来了不小的伤害，削足适履、反向格义等等，已经和它原生态的面目格格不入了，这便促使大家不得不对儒学的研究方法做认真的反思。

前段时间曾亦在一篇文章里也提到，我们现在研究经学，研究古代的孔孟这些思想家，不能跳过两千多年来那么多前辈学者对儒家经典所做的那么多注释，这个观点我也是蛮赞同的。

但如何理解近代以来儒学研究过程中哲学化和经学化的较量和博弈？倒还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得把儒学的哲学化还原到一个历史场景中去认识，放到一个历史生态里面去审视，那就可以理解和接受了。

自从1902年中国人引进“哲学”这个词汇以来，1905年张之洞提交废科举的奏章，光绪皇帝当时就批准了，第二年就废科举，开了新式学堂。从此，儒学以一个体制化的方式存在都成为了问题。

在这样的情势下，如果真的没有哲学这么一个学科可供寄托的话，儒学很可能就处于一种完全放荡的、草野的状态，无家可归，幽魂无着，根本就上不了哲学系的台面。所以，我觉得对于儒学哲学化还是要给予一些肯定的。

北京大学自从1904年建哲学门以来，中国古代的文化、学问开始谋求在西方化的学科建制里获得存在感，当然它们的存在方式也是很令人忧虑的。

比如说一部《红楼梦》，其实在我们的老祖宗那里是不分什么文史哲的，但到了我们今天，中文系研究《红楼梦》的文字文学方面，历史系也考证《红楼梦》的作者身份、政治斗争背景、明清丝绸工艺、江南织造情况等，哲学系的人则研究《红楼梦》的道家思想、儒家思想、五行学说影响。

还有比如《周易》研究，到底是放在中文系比较合适，还是放在历史系比较合适，还是放在哲学系比较合适呢？好像都可以，但好像也都有问题。《论语》、《孟子》也是这样，整个“五经”或“十三经”的研究都会遭遇这样的麻烦。

朱承：听说华东师大由文史哲三个专业的老师来讲《史记》。

余治平：《史记》毕竟还是一个史学著作，凭借直观就可以让历史系去研究。“春秋学”在当今中国学界的研究也是这样的，中文系里面研究春秋学的人要比我们哲学系的多，连春秋经里的许多副词、语气词、时态都被关注了；历史系学者研究春秋学，可以把一些典章制度、事件史实考证得更清楚。

在这种情况下，今天的儒学研究到底以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呈现出来才算比较合理？我觉得可能我们还处在一个整合、交融、会通的过程之中，是急不得的。如果硬要给它下一个定论，规范出一个大家都能够公认的范式，还不太妥当，因为我们还要继续再走下去。

我觉得，儒学研究的范式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是一个becoming，而不是一个being。儒学话语本身就是一个生成性的存在，而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定在。生成儒学总比实体化儒学、僵化儒学好很多吧！

苟东锋（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那么，未来的儒学研究范式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余治平：这个问题很好。未来的儒学研究，还是要九九归一的，也就是要回到儒学的正宗上去，这里所谓儒学的正宗肯定汲取了现代学科分工的智慧和成果。

必须承认，自从现代化运动发生以来，社会分工在不断细化。分工是所有传统的敌人，而经过了分工之后再想回过头去还原到那种很原始的、笼而统之的研究方式，显然是不太可能的了。

像我们在哲学系做春秋学研究的，无论如何都取代不了历史系学者所做的工作，他们对春秋学文献、人物、事件所下的那番考证工夫，哲学系的人是望尘莫及的；武王伐纣的具体时间可以通过天文学的慧星周期研究而确定大致范围；借助于物理学的碳十四技术可以使出土文献对传世文本的修正成为现实。你必须要承认人家把活做得更细，他们是丰富了儒学，而不是矮化了儒学。

当然，哲学系的学者也没闲着，一百多年来，人们对儒家经典开展的深度挖掘，释放形上的解释力，彰显文本的意义空间，也是功不可没的。牟宗三对儒家所做的哲学发挥，特别是他借鉴康德哲学所做的阐释，虽然其表达形态已经游离出传统范畴，但显然也充实了儒家的意义世界。

相比而言，周敦颐、二程、朱熹他们要圆融得多，两宋道学悄悄吸收了佛学，最终却都能够不露痕迹地、润物无声地将之消化在儒学的血液里，他们的成功做法就是未来儒学研究形态的榜样，经历学科分工最终又能够超越学科分工而回归到儒学的正宗里去，这样的儒学研究才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儒学的未来不可能走哲学化的道路，还有一个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谈曾经追问过孔子为什么非得通过编纂《春秋》伸张王道正义，而没有像老子那样直接写一本名著出来传之于世，没想到孔子的理由竟然是：“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看来，还是孔子懂得中国，因为他总结并继承了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历史传统，直接交待真理的“空言”哪里比得上具体而微的“行事”更容易深入人心呢？！

中国是一个史官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度，历史叙事无疑会比哲学叙事更接地气，更有未来。这是我要强调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