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都市报2007年3月15日《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一文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等29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要求尽快停止独生子女条例的执行。

 

诚如叶廷芳等所言，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有效控制了人口数量，提高了国民的人均福利，但独生子女政策的负面影响也很大并且日益凸现。

 

“叶廷芳提案”特别强调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并导致下一代没有“叔叔婶婶、舅舅舅母、姨父姨母及堂兄妹、表兄妹”，认为“这是人伦的缺陷，必然导致人性的变异”，可谓一针见血。某些反对计划生育的人常说，“计划生育政策让低素质的农民生两个，让高素质的城里人生一个，降低人口素质”。这种看法是非常肤浅的。总体上看，农村孩子因为不是独生子女，普遍在心理健康、身体耐受能力、独立生活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爱心、责任感、毅力、纪律性和公平观念等方面强于城市孩子，他们无非读书较少而已。（这主要是因为国家的教育投入太低，要是依照联合国的建议将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从2005年的2.16%增加到6%，或者只增加到世界平均水平5%，高中阶段的免费教育一点都不成问题，农村孩子的教育素质也没有问题）这一点早就被大量的幼儿园和中小学教师发现了，只是没有引起社会的普遍重视。到了近年，不时有企业在招聘会上拒绝接受独生子女，这个问题才引起社会的重视。独生子女政策一方面造成生活条件和受教育条件较差的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多生，另一方面造成条件较好的城市人口和汉族人口心理健康程度较低，从两个方面影响着国家人口素质的提高，这还没算强制计划生育对中国人道德观念的负面影响。

 

然而另一方面，独生子女却又不得不比非独生子女承载更重的负担，小时候是父母望子成龙的重负，中年以后是照顾老人的重担。“叶廷芳提案”既提到了独生子女个人的养老负担，也提到了整个社会的人口老化问题。“叶廷芳提案”中提到，我国“现在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达1.44亿，占总人口的11％，超过了国际公认的标准”。其实这已经是2005年的统计数据了。近年来许多地方出现““民工荒”，似乎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时代已经到来。据人口学家预测，目前中国的结构性“民工荒”到2010年左右开始转化为总量性的“民工荒”，近三十年来为中国经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口红利”届时就要枯竭。2035年以后过度的人口老化，则可能让中国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崩溃。

 

有人不承认人口老化危险，总说以后生产力提高了不怕养老难，完全无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劳动力优势转化为严重劳动力劣势的后果，也殊不知养老院永远无法满足亲情的需要，而照料老人、孩子的效率几千年以来几乎就没有什么提高。只要想到今后一对中年夫妇可能要照顾八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父母一代如果身体健康应该能自己照顾自己），经常要上医院看病人，还得在工作之余照顾自己的孩子，而他们竟然是从小缺乏生活磨练的独生子女，就让人不寒而栗。

 

有多位著名人口学家说，中国现在和将来一段时间进入老年的人是计划生育以前出生的，与计划生育无关，相反计划生育尤其是一胎化政策降低了未来的老年人口数，缓解了人口老化。原来人口老化不是老龄人口与总人口的比例而是老年人的人数！这究竟是人口学家还是流氓专家？影响经济发展和威胁社会保障体系的是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尤其是老龄人口和劳动人口的比例，而不是老年人的人数。不然的话，把中国分裂成一万个国家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人口老化问题了！

 

《一个不少，两个正好》的华商报摘编《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被搜狐、网易、新浪、腾讯等各大网站转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支持“叶廷芳提案”的跟贴在各大网站都占压倒优势。截止到3月16日21时，狐网评论频道共有227703人参加投票，投票结果非常悬殊：赞成“叶廷芳提案”的达218740人，超过96%；反对的仅8963人，不到4%，其中还包括“如果放开生，几千万的计生干部咋安置”这样近乎反讽的反对者（参见http://comment2.news.sohu.com/d41159258.html）。而在搜狐新闻频道举办的关于2007年两会“最受关注的提案议案”排名投票中，3月15日上榜的“29名委员联名要求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的提案支持票数居于第一位，至3月23日晚8时，该提案的支持票数达308303，远高于3月8日上榜、排名第二的“人大代表建议硕士博士学位服采用汉服” 239168票（参见http://news.sohu.com/s2007/8303/s248504885）。

 

虽然网络投票的参与者代表性不一定强，但考虑到赞成者的压倒优势，考虑到不上网的农民和农民工以实际行动生二胎的比例远比上网的人群高，有理由相信停止独生子女政策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不必立即相信这种网络民意，但至少应当展开一场全社会的大讨论，进行一次科学的民意调查，以辨别网络民意的真伪，考虑人口政策的调整。如果仍然固执中国人口太多的己见，拒不承认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化已经引起和即将引起的严重问题，拒绝讨论和调查，修改人口统计数据；那就只能说明计划生育当局是为了部门利益而不顾事实，惘顾民意。

 

 

 

 

在“叶廷芳提案”之前，大部分采信计划生育当局修改过的人口数据的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似乎也已认识到在放开二胎的必要性，差别仅仅是早几年或晚几年，以及两胎之间要不要规定间隔。

 

在民间，2007年初，以阿蚌、防风、何亚福、梁中堂、滕彪、王鑫海、杨支柱、易富贤为发起人，在互连网上发布了《放开二胎倡议书》并征集签名，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放开二胎倡议书》认为：我国法律承认生育权是基本人权，1969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也确认“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其子女的数目和出生间隔的专有权。”我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口增长过猛的情形下实行计划生育虽然控制了人口增长，但极大地限制了父母的生育自由并导致了公民生育权利的不平等。一胎化的过度推行导致了严重的人口老化和性比例失调，也妨碍着城乡人口素质的提高（城市儿童的心理素质和农村儿童的受教育程度）。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显示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22，远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不能实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独生子女家庭是一种风险家庭，独生子女的成长风险、成才风险和将来的养老风险使家庭不堪重负。过多的独生子女也不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强迫上环和强迫结扎还侵犯了被强制妇女的人身权利。

 

《放开二胎倡议书》认为：生育率不像水龙头一样想关就关、想开就开。世界各国的发展经历表明，一旦生育率实现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实质性转变，要促使生育率回升却是极为困难的。一个国家可以做到强迫人们不生孩子，却不可能做得到强迫人们生养孩子。通过强制配种来增加生育率也许并不比强制结扎、堕胎的阻力更大，但花十几年的时间强制抚养断无可能。人口的再生产周期长达20多年，人口政策是需要有前瞻性的，不能等问题完全暴露出来才去解决。

 

《放开二胎倡议书》认为：放开二胎不会使现在的失业问题变得更为严重，因为婴儿不是刚出生就能成为劳动力的，至少要过十几年、二十年才能工作。现在出生的婴儿多一些，至少可以刺激与此有关的乳品、医疗、纺织、服装、鞋帽、玩具、家政、幼儿教育、游乐等等行业的发展。现在放开二胎既能缓解前21世纪前20年的就业压力，又能减轻后30年的养老负担。

 

在《放开二胎倡议书》所历数的大量强制一胎的不良后果中，只有男女比例失调已经引起政府的高度注意。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7，2003年抽样调查为119.....到2020年，20岁至45岁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据2007年1月12日北京晨报）而根据《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1996年至2005年出生婴儿的性别比达127。”民间有学者据此测算出2020年中国20岁至45岁的男性比女性多出4000万人。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禁止孕检医师吐露婴儿性别，却仍然回避着导致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的真正原因。不少省和自治区在农村实行第一胎是男孩则禁止生二胎、第一胎是女孩却允许生第二胎的政策，恐怕才是性别比例失调的最重要的原因。这种性别歧视政策对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的强化，长期以来的强制计划生育对胎儿生命的漠视，还有此次不生男再无机会生男的恐惧，极大地刺激了利用现代医学技术进行的性别选择。在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等试点二胎政策的地区都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正常。比如2000年第五次普查出生性别比，全国0岁为117.8（翼城为106.1），1-4岁平均为120.9（翼城为102.7），5-9岁为115.5（翼城为101.5）。因此中国出生性别比增高主要是计划生育政策。全面放开二胎可以使性比例失调的问题基本缓解，但只有自然生育才能根本解决中国人口比例失调的问题。

 

一个“叶廷芳提案”没有提到而《放开二胎倡议书》只是一笔带过的严重问题是“计生暴力”对生命的蔑视和对法治的践踏。“咬咬牙，狠狠心，一刀斩断是非根”、“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要不穷，少生孩子养狗熊”、“宁添十座坟，不生一个人”、“喝药不夺瓶，上吊就解绳”、“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该扎不扎，见了就抓”、“能引地引出来，能流地流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宁可家破，不可国亡”、“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血流成河泪成海，也要把计划生育搞下来”、“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少生孩子多种树，少生孩子多养猪”、“结贫穷的扎，上致富的环”、“经济搞上去，人口降下来”、“流出来，打下来，压出来，引出来，就是不准生下来”。回老家农村时听到的和从网络上看到的计生悲惨故事，与这些从各地农村墙壁上、石山上抄来的标语相印证，证明了“计生暴力”至少在内地大部分农村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计生暴力”所产生的法治困扰，我的《计划生育和法治》和王鑫海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衍生的法治困境》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述，总之是宪法、刑法、行政法、民法、诉讼法无一不受其累。

 

有人说“计生暴力”的存在是由于基层干部素质太低，与强制计划生育没有必然联系。这完全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在“抓计生，保钨砂；抓财税，保饭吃（念qia）”的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下，非法侵害变得理直气壮，非法敛财变得冠冕堂皇，多少人的良知被扼杀，多少罪恶被摧生，基层干部在无法说服“计生对象”的时候哪里还有选择的自由？

 

强制计划生育导致政府权力侵入家庭这个个人权利的最后堡垒，并且深入到家庭中最隐秘的性和生育领域，即使排除暴力执法，“见证怀孕，持证生育”也严重侵蚀个人的人格尊严和隐私。把生育权利变成“不得生育”或“不得再生育”的义务，则混淆人们的权利和义务观念，而一个连权利和义务都分不清的民众所组成的国家怎么可能谈得上法治？在目前绝大部分国民已经接受两胎、少数人自愿只生一胎或干脆不生的背景下，放开二胎意味着强制计划生育变成偶发事件，极大地改善中国的人权和法治状况。当然最好是废止强制计划生育，彻底结束“计生暴力”。

 

《放开二胎倡议书》的基本思想来源于易富贤、何亚福等民间人口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对人口问题少有研究，仅仅因为1998年写了篇《计划生育与法治》，有幸受邀充数为《放开二胎倡议书》的发起人。

 

易富贤以规范的社会科学研究跟官方人口学家对垒。易富贤雄辩地指出：中国现在根本没有13亿人口，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支持他们的人口学家动辄修改人口数据，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实际上只有1.2左右而不是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所说的1.8，全国每年只增加人口约5百万400万左右而不是国家计生委所说的800-1000万，而今后随着老年人口的堆积每年死亡人口数将急剧增加，以目前的生育意愿，要是不停止计划生育的话，中国人口是不可能增加到13亿（然后快速减少），而不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宣传的15亿。近几年的人口增长情况都与易富贤的预测接近而与国家计生委的预测相距甚远。通过详细比较世界各国的自然资源，发现中国的人口过多只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谎言。通过与印度等国比较，发现计划生育并没有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任何贡献，相反计划生育引起的家庭消费结构畸形是中国经济问题（低工资现象、就业压力等）的根源。易富贤并认为马寅初人口论是错误的，要是依照马寅初人口论，从1959年1979年少生3亿（实际上4.57亿），意味着1959年以后出生的人口的近2/3是不能出生的，现在中国可能已经因为老年化而崩溃，已经沦落为一个毫无生气、丧失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国家。通过比较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等地生育率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降低的趋势，易富贤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停止计划生育也难以防止今后人口锐减，建议停止计划生育并通过改善民生、降低养育成本以提升生育意愿。（易富贤：《用“封存”法破解中国人口迷雾——斩断“修正”人口的黑手》，《从统计数字看调整人口政策的急迫性》，《从社会发展水平看调整人口政策的急迫性》，《停止计划生育也难以防止今后中国人口剧减》）

 

何亚福则以其敏锐的思维和通俗、生动的随笔在互连网上破解人们在人口问题上的思想误区。他告诉我们：自然资源是随着人类的发现而变化的，谁也不可能断定地球或中国所能承载的人口极限；人口“急刹车”必然破坏人口的年龄结构，就像汽车“急刹车”常常导致追尾的车祸；“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把人看成连猪都不如的寄生虫，是对生命的蔑视；靠强制计划生育减少人口来增加人均财富的逻辑是对人类道德的败坏，同样的逻辑完全可能走向“计划死亡”或为了平衡性别比例而“关爱女胎，堕掉男胎”；认为全世界只有中国人需要强制计划生育是把中国人当作老鼠、蟑螂一类的“生育狂”，是对中国人的最大歧视；面对困难不是首先想到发现资源、创造财富和改善财富分配，而是想到减少人口，就像一个船长为了避免沉船不是先把重物扔下海去而是先把人扔下海去，是一种没有人性的“唯物主义”；对富人养宠物习以为常却埋怨穷人多生孩子挤占资源，是把穷人的孩子看得比富人的狗都不如；由于每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在衣服、玩具等方面可以重复使用，一胎化本身就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还不算供养一个庞大的计生当局的费用和“计生暴力”对财富的破坏；一年公款吃喝和官员浪费的钱足够养活2亿个以后可以给我们养老的孩子，拿公款吃喝和官员浪费没办法而禁止大量孩子来到世间是拿最弱者开刀的卑鄙行径……

 

防风、舟木、阿蚌、王鑫海和另外一些化名网友近年来也在传播民间人口学上做了很多出色的工作。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实施的计划生育强制措施和一胎化政策虽然控制了人口过猛增长，增进了国民人均福利；但是带来了人口老化、性比例失调、人口素质堪忧、大量妇女、和儿童权益受侵害、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受挫、国民道德观念蜕变等一系列恶果，过低的生育率也难以实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化政策立论依据之一的“资源有限和人口增长无限论”在全球范围内没有经验依据，另一个依据“减少人口以增加人均财富”则是反道德的。如果当初政府采用指导性计划而非强制性计划，这些问题大概都不会发生。现在还公民以生育权，并提倡生二胎，既增加目前的消费和就业，也缓解未来的养老负担，一举两得，可谓“亡羊补牢，犹为未晚”。

 

强制计划生育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是计划经济思维的产物。评论家秋风认为，“对一个超出一定数量的共同体的经济、社会、生育活动进行计划，超出了人的理性能力，是理性的致命自负。计划经济不可行，包括人口在内的其他领域的计划同样是不可行的。”（秋风：《经济不可计划,人口可以计划吗?》）何亚福先生进一步认为强制计划生育比计划经济更不可取。我本人是赞同何先生观点的。钱可以每家一点三元，孩子却不可能公平地做到每家一点三个，强制计划生育下的生育权（实际上变成了特许而非权利）必定是不平等的，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导致政府权力侵入家庭这个私生活的最后堡垒。强制计划生育所确定的过度目标和强迫命令、一味蛮干的手段，还有它对人权的践踏和对经济的破坏，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经济“大跃进”足堪一比，称之为人口“大跃退”可谓名副其实——虽然目前人口还在低水平增长，但这是由于人口变化的长周期所致，人口“大跃退”及其经济灾难的到来已经在望了。中国知识分子喜欢谈“文革”和“六四”，却少有研究经济“大跃进”和人口“大跃退”的，也许是因为这两场更大的灾难中他们自己较少受罪吧。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是非常片面的。人们常说中国的改革是跛足的改革，因为缺乏与经济改革相配套的政治改革。其实即使是中国经济改革本身也是跛足的：当我们对于物质资源的配置基本采用市场模式时，我们对于人力资源的生产却反而采取了计划模式。由于人口政策对经济影响的滞后性，我们到今天还在享受过去人口自然增长带来的好处。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正是因为过去人口自然增长所带来的雄厚而廉价的人力资源优势，一方面保证了中国商品和劳动力出口的竞争力，一方面帮助我们吸引了大量外来投资，造就了今日中国的经济繁荣。可是我们居然在大量享受“人口红利”的同时诅咒含辛茹苦养育了我们的上一代生孩子太多，影响了我们的人均资源占有量。这是典型的以怨报德，这是对父母的不孝、对兄弟姐妹的不义！如果我们老无所养，那是我们年轻时贪图享受或屈服于计生当局淫威的报应，怪不得儿女。谁叫你不给他（她）一个兄弟或姐妹呢？他（她）就是想孝顺你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呀！

 

肯定有人会说，如果实行指导性计划生育，就不可能将总和生育率控制在2.1，更不可能控制在国家计划的1.8，许多憋了半辈子的人会大生、特生，中国很快就会人口爆炸。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意想。无论是他国经济发展与人口变化的经验，还是国民生育意愿的抽样调查都不支持这种意想。当然会有人超生，但也有人不生、生不出、只生一个或错过了生育年龄，两相抵消，估计放开二胎后总和生育率最多也就1.8，彻底放弃生育管制总合生育率也超不过2.0。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生育水平就会降低。经济上仅仅早走一步的韩国和台湾都是例证，更不要说长期的计划生育宣传对中国大陆人观念的影响了。从全球范围来看，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华人占主要人口的国家、地区，总和生育率普遍低于欧美发达国家，难以维持人口的世代更替。就国内生育意愿的抽样调查也显示，独生子女一代的生育意愿普遍较低，许多人自愿放弃政策许可的二胎指标。现在放开生育管制，63-65年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已经错过生育年龄了，也就是73-75年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还可以生第二胎，正好解决20来年后73-75年生育高峰人口的养老问题，避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届时崩溃，因为那时63-65年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还大多健在。如果让73-75年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错过生二胎的机会，中国就再也不可能为将来老龄化最严重时期储备劳动力了。而这批人生育二胎之后，恐怕国家想要1.8的总合生育率也不可能了。

 

有人说，看这么多人支持放开二胎或放弃生育管制，就不能放开。即使不谈这种观点的反民主性质，它也是不堪一驳的：要求生育自由就等于自己想超生？要求选择吃多吃少的自由就会把自己撑死？须知多养个孩子抚养成人是件很辛苦的事，何况许多反对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化的人早已错过生育年龄！

 

即使放弃生育管制后中国人又普遍地像在毛泽东时代那样猛生孩子，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从乐观的角度看，人口的增加在目前是内需，在将来是劳动力资源。从悲观的角度看，在市场体制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也没有一国“人口爆炸”的问题，只有全球“人口爆炸”的问题。中国无须单独承担防止全球“人口爆炸”的义务，也不可能通过在国内实行强制计划生育来阻止全球“人口爆炸”。我们总是反对美国充当世界警察，难道我们自己却要充当世界计划生育委员会，把强制计划生育推广到全球？

 

（本文主要内容曾发表于中国方域2007年第1期；写作过程中曾得到易富贤、何亚福等朋友的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