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自新传统

作者：徐兴无（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六月十七日戊戌

            耶稣2017年7月10日

一般认为，中国文化有尊古、师古、好古的传统，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开头便说：“曰若稽古。”汉代经学家郑玄注解道：“稽古为同天。”《逸周书·周祝解》说：“天为古，地为久。”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古，不仅有时间的内涵，代表过去；还有空间的内涵，代表自然。过去和自然似乎构成了事物的根源和依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古”字说：“古者，故也。”清代学者段玉裁解释为：“故者，凡事之所以然，而所以然者皆备于古。”因此，《尚书·说命》所云“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董仲舒强调“《春秋》之道，奉天法古”等主张，皆是师古思想的体现。反之则会受到历史的惩罚。比如李斯建议秦始皇焚书，规定“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最终导致秦王朝的分崩离析；楚霸王项羽以为靠武力可以征服天下，被太史公讥为“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

当然，中国文化中，也有反对泥古不化、批判因循守旧的思想。《庄子》就曾讥刺“夫尊古而卑今，学者之流也。且以狶韦氏之流观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外物篇》）认为以古代为标准评判后世，是产生偏颇认识的根源。王安石推行新法新政，颁布《三经新义》（《诗经新义》《书经新义》《周官新义》），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崇尚进化、追求进步、反对泥古、批判尊孔读经等思想倾向已成大势，“古”被看成是中国进步的负担，对“古”的向往成了保守的行为，“九斤老太”所云“一代不如一代”的观念，一度成为中国文化备受诟病的弊端。

不过，如果我们将概念或思想简单地对立起来，是非曲直就无法判断，只有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才能既不泥古，也不非古。

“信而好古”的孔子，对于古代的文化，有着非常睿智的态度。他对于“古”有着审慎的选择与评判。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在孔子生活的东周（春秋）时期，杞、宋两国虽说是夏、殷之后，但孔子认为他们的文献和人物不足以代表夏、商的优秀文化，因此不值得继承发扬，而周代的礼乐文化是对夏、殷两代文化的借鉴和发展，所以应该继承。因此，孔子所信所好的“古”并不是时间意义上的，而是价值意义上的。

孔子对如何师古也有主张。《论语》记载子张问孔子：“十世可知也？”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所谓“损”，是减损、批判、抛弃；所谓“益”，是增益、创新、发展。殷之于夏、周之于殷的文化继承方式，都是既批判，又发展，所以这三个王朝都创造了伟大的文化，后世的社会只要遵守这样的方法，有这样的自觉，就可以知晓发展的方向。由此可知，孔子的师古，是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途径，是对“道”的思考。因此，真正的师古不是为师古而师古，而是有着明确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还是孔子一语道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温故”是不断地阐释过去，深入传统，汲取智慧与力量，“知新”是师古的目的，是为了把握今天和未来。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化中本来就具有关于“新”的丰富理念。早在《易经》里，就提出“革故鼎新”的思想。《杂卦》说：“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卦象征着“天地革而四时成”的自然之道；鼎卦象征着取物烹饪，不断纳新。如果古物、故旧没有保存和继承的价值，完全可以革除抛弃而从他处获取新的发展资源。《易经》的深刻哲理在于，它揭示了“故”并不是“新”的逻辑根源，仅仅是取用的资源，“革”才是规律，才是“新”的根据。如程颐《易传》所说：“时运既终，必有革而新之者。”或者说，时间意义上的过去（“古”）和空间意义上的自然（“天”）并不构成事物的根源和依据，它们的变化和发展才是事物的根源和依据。在这个意义上，过去（“古”）并不是历史，不断的变革才是历史。唯有这样的历史，才是与当代生活相关的历史，才是“道”的体现，而这样的“道”，又是人类从自然的变化演进中体会到的。

如果说《易经》揭示的“新”指的是新的事物，而《礼记·大学》中提出的“新”，则是君子的修身之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程颐改此句经文中的“亲”为“新”，朱熹对此发挥说：“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大学》中特别援引了许多古代文献中有关“新”的论述，如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朱熹解释说：“诚能一日有以涤其旧染之污而自新，则当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间断也。”《康诰》曰：“作新民。”朱熹解释说：“鼓之舞之之谓作，言振起自新之民也。”《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朱熹解释说：“言周国虽旧，至于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而始受天命也。”“自新新民，皆欲止于至善也。”他将所有的“新”都解释为“自新”之义。大学之道是养成圣人的途径，旨在发掘人类自身具有的美德，更新自我，进而更新他人，共同达到至善的道德境界。这个更新的过程，是从个人直到家国天下的道德、政治和文化实践。

朱熹对于“新”的阐释最具有创造价值，他不仅将“新”理解为修身行为，赋予其道德实践的意义，而且强调“自新”的意义，指出实践的主体是个人，实践的动力和能力也存在于个人。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是宇宙自然的延续，也是人类历史文化的延续，这就是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古”和“天”，我们不能摆脱，但是天地和历史都在不断地变革，而人类通过自新能够承担起自然和历史演进发展的使命。《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息是自然的自新过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则是自我和社会的自新过程。

总之，无论是“革新”还是“自新”，这些由中国古代思想家不断阐释出来的“新”意，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精神传统之一。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就处于不断地艰难变革之中，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大都摆脱不了成为古物或故旧的命运，但其中孕育出来的文化精神一直是支撑中国人探索变革的重要基础。当今我们提倡文化自信，当然不是简单地建立在过去之上，而是要植根于历史变革之中，唯有不断地增强我们的文化革新和文化自新的能力，文化自信才具备深厚的内在动力和创造力。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