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晓光】我为什么主张“儒化”

    我为什么主张“儒化”
    ——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
    作者：康晓光

整理者按：今年，康晓光教授在中国科学院、巴黎政治大学、贵阳阳明精舍、北京广播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多个场合，围绕中国政治发展问题发表了看法。11月24日，康晓光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主张‘儒化’”的演讲。根据康晓光教授的要求，我们以这次演讲为基础，综合历次演讲的内容，整理出这份“演讲稿”。该演讲稿比较系统地反映了近年来康晓光教授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见解。现经康晓光教授本人同意，公开发表。韩恒等，2004年12月8日。

一、背景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我为什么主张‘儒化’”。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题目呢？11月8号，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刊登了孙传炜对我的一个专访，标题是“学者康晓光：中国民主化是祸国殃民的选择”。报道中出现了“斩钉截铁”、“祸国殃民”、“唯一选择”之类的词语，非常刺激，但是报道本身又很短，缺乏必要的论证。新闻记者嘛，追求的效果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看来，记者的目的是达到了，这篇报道的确引来了轩然大波。在网上，特别是那些重要的思想文化网站上，像凯迪网络、世纪中国、关天茶社等等，各种评论排山倒海。我浏览了一下，叫好的很少，乱骂的居多。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这篇报道一下子捅了两个“马蜂窝”，一个是“民主完美迷信”，一个是“儒家万恶迷信”。一般情况下，我对各种“商榷”和“讨伐”的态度是不予理睬。但是，这一次我感觉有必要作出回应。今天，借这个机会，对有关的质疑做一个系统的回应，简明扼要地向大家交代一下，这些想法的来龙去脉及其内在逻辑。

在那篇报道里，我指出，中国应该拒绝民主化，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选择“儒化”，也就是说，根据儒家的精神重建中国社会。《联合早报》没有歪曲我的观点。不错，这就是我的观点！只不过论证得不充分，表述得不系统。就这个问题而言，一个完整的论述必须回答四个问题：首先，要说明现状不能够也不应该延续下去。其次，要说明竞争性方案不可取。这种竞争性方案在当今时代就是自由民主主义。第三，要说明替代方案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仁政”。同时，还要说明替代性方案优于现状和竞争性方案。第四，要说明替代性方案具有可行性，或者说，仁政不仅仅是乌托邦。如果能把这四个问题很好地回答了，那么我的主张也就得到了论证。

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我过去发表的一系列观点的汇总。这些观点出现在如下论文中：“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再论‘行政吸纳政治’”、“中国：90年代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论合作主义国家”、“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文化民族主义论纲”、“中国特殊论：对中国25年改革经验的反思”。它们大多数发表在北京的《战略与管理》上，一篇发表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上，一篇发表在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也可以到我的个人主页去看。地址是http://kxg1963.nease.net。遗憾的是，今年下半年《战略与管理》被封掉了。中国的事，真是叫人无奈啊！

二、对现状的判断

理解“现状”的最佳途径是研究“历史”。但是，今天没必要扯得太远，我的回顾就到1978年为止。在这里，我只想对二十多年来中国改革的过程及其结果做一个简短的评价。

制度变迁

邓小平的许多改革构想形成于六七十年代。这些思考体现的是韦伯的理性化逻辑，而不是自由民主理念。不要忘了，邓小平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当他真正掌握权力之后，就把自己当年的想法付诸实施。总的来看，邓小平还是一个共产党人，他追求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他并不想彻底背离共产党的传统。当然，他的改革实际上远远超出了他当初的预期。

中国改革的最大压力来自经济领域。面对西方的示范压力，执政者需要在经济发展方面作出像样的成绩，才能给被统治者一个交代，才能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经过二三十年的冷战，一个“共识”被逐渐接受，这就是市场经济能够比计划经济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所以，邓小平的改革，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当然，他也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经济领域中的市场化改革，确实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增长，而持续二十多年的惊人的高速增长，也确实为共产党提供了“政绩合法性”，为中国的政治稳定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市场化改革的影响决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在市场经济逐渐取代计划经济的过程中，中国的政治制度也随之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这种政治制度的变化，首先体现在中国由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权威主义的国家，或者是后极权主义的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政府不再全面地控制社会的经济活动，社会中最重要的活动（经济活动）和最重要的资源（财富）逐渐脱离了政府的控制。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当经济活动与政府逐渐分离的时候，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就开始出现了。中国的社会形态也随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如今老百姓的家庭生活和个人活动不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受到政府的全面控制。现在，只要你不主动挑战共产党的权威，它一般不会来管你。即使你主动挑衅，只要不是在公共领域，它一般也不会理睬。共产党已经由过去的积极进攻变成了现在的被动防守。所以呀，市场化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也改变了它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甚至改变了它的文化和意识形态。

阶级分化及联盟策略的调整

伴随着制度的变化，中国的社会阶级的构成也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毛泽东时代，精英集团只有一个，那就是党政官僚，处于社会中层的是工人，等而下之的是农民，最底层的是知识分子，而资本家和地主则是公开消灭的对象。但是，随着市场的拓展，这一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来被消灭的资本家和地主阶级重新崛起，成为新的精英集团，进入了上层社会，凭借手中的财富获得了非凡的影响力。原来被打入底层的知识分子，现在又蹦了上来，成为新的社会精英。而原来的“领导阶级”（工人）和它的“同盟军”（农民）则沦落为新的社会底层。毫无疑问，今天的社会底层就是工人和农民。这是不争的事实。谁都心知肚明。谁也无法掩盖。

对于政治稳定来说，最大的威胁并不是制度的变化，而是阶级结构的变化，特别是那种翻天覆地的剧变。在短短的十五六年的时间里，统治集团原来依赖的群体沦落到了社会的底层，而原来的敌对阶级成了社会的核心力量。这对于一个希望继续掌握政权的政府来说是一个最严峻的挑战。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其实这也是统治的首要问题。所以，面对全新的阶级结构，统治者必须重新回答如下问题：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镇压谁。也就是说，需要重新调整“阶级联盟策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这样的调整结束了。政府明智地抛弃了工人和农民，与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结成了联盟。我把它称之为“精英联盟”。“三个代表”就是这种联盟的政治宣言。正是这样一种新老精英的统治联盟，保持了中国的政治稳定，维持了中国的经济繁荣。

精英联盟的机制与功能

注意，这个“精英联盟”非常重要！它的形成和存在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它也拥有很强的生命力。中国这二十多年的成就与罪恶都和它紧密相连。无论是理解现实，还是设计未来，都要从这种联盟出发。所以，在这里，我要多讲几句。

共产党和经济精英的关系从改革之初到现在都是比较和谐的。这不是偶然的！共产党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来维持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是其最根本的利益。为了推动经济增长就要搞市场经济，要搞市场经济就要有资本家和管理者，而后者最需要的是财富。市场化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给政治精英带来稳定，给经济精英带来利润。所以在市场化和发展经济方面，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可以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表达了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共同诉求。所以，在中国，从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资本家和共产党从来没有闹过什么大别扭，相反，它们和睦相处，亲如兄弟。

但是，知识精英与共产党的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两者冲突不断，90年代以后冲突消失了。为什么知识分子不闹了？有人说是因为严厉的镇压，还有人说是因为收买。确实，镇压从未停止，而且也令人生畏。进入9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开始推行大规模的收买政策，例如教育和科研经费大幅度提高，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也在大规模的改善。但是“镇压”和“收买”不能完全解释知识分子的转变，否则他们就不是“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的态度之所以会发生转变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首先，1992年以后，中国政府继续推行改革开放，这一点符合知识分子的基本诉求。其次，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改善、社会和文化控制的放松、国际地位的提升为共产党赢得了“政绩合法性”。第三，知识分子看到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意识到改革并非只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改革也许还意味着国家分裂、经济衰退、黑社会泛滥、国际地位衰落，意味着民不聊生、战火纷飞。改革的这种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促使知识分子趋于保守。第四，随着对民主的了解日益加深，特别是观察了拉美的民主、东南亚的民主、非洲的民主之后，人们认识到民主决不是万应灵药，不可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而且民主自身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克服。最后，一些自由主义者也认识到，民主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艰苦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一切是知识分子转向保守、接受现实的根本原因。

上面我解释了“精英联盟”的构成及其形成机制。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精英联盟”并不是说三个精英集团坐下来，经过谈判，达成了一个联合统治的协议，而是说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接受或默认了现存的秩序。这种接受或默认，可以是心甘情愿的接受，也可以是无可奈何的默认。联盟存在的标志是精英集团之间没有公开的激烈的对抗。我说的“精英联盟”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的联盟是非常有用的，一方面可以维持政治的基本稳定，一方面可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其实，只要社会中的强势集团携起手来，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老百姓手头的资源是非常少的，他们没有思想，没有钱，也没有枪，即使数量众多，例如有九亿十亿，但却无法对抗几千万精英。所以，只要一个社会中的强势集团能够团结起来，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一个政府能不能稳定，不在于有多少人支持它，关键是那些强有力的人是否支持它。所以，政府需要笼络的不是“多数”而是“强者”。这就是统治的奥秘！

道德判断

这样的一种联盟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如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金融风险、黑恶势力泛滥、道德沦丧等等。这些都是精英联盟带来的巨大代价。其实，“精英联盟”也就是“掠夺联盟”、“分赃联盟”。说白了就是“精英勾结，掠夺大众”。

现在，精英对大众的掠夺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血汗工厂”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贪婪。连农民工的血汗工资，他们都要拖欠、赖账。这已经不是血汗工厂的问题了，而是一种明火执仗地欺诈和抢劫。我骗你来给我干活，然后呢，我靠暴力把你撵走。这种暴力有资本家收买的民间暴力——黑社会，还要加上政府的暴力——警察、武警。而且搞这种欺诈和抢劫的，不仅仅是资本家，还有各级政府，更多的是官商勾结。所以，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为富不仁”，还有“为政不仁”。我经常说，对于当代中国，不要奢谈什么公正，我们所能够期待的只能是“可持续地掠夺，有节制地压榨”。这就是我敢于梦想的最高理想了！在过去，有理性的奴隶主会让他的奴隶活下去，让奴隶们明天继续给他干活。再有一点眼光的奴隶主，还会让奴隶繁殖后代，让他的儿子继续有奴隶可以剥削。而现在，中国精英连这点自私的理性都没有了。他现在让农村人来打工，让人家陪着本给他干活，让人家欠一屁股债回家。这样一种压榨已经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而且，更可怕的是，我们正在建立一种强盗舆论和强盗道德。这种强盗舆论和强盗道德正在不遗余力地论证和美化这个强盗社会。在我们的主流媒体上，强者被捧上了天，而弱者得不到任何同情。不幸者的一切都是咎由自取，社会对你没有任何责任。一切都是你的命，你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的媒体，天天宣扬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为什么每两分钟就有一个同胞自杀？为什么每十五秒钟就有一个同胞自杀未遂？难道答案还不清楚吗？！这个世界没有温情、没有道德、没有正义，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强者剃白骨，弱者为鱼肉”来形容今日的中国一点都不冤枉它。中国人啊，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这样的社会有什么权利存在？它怎么能够让人留恋，让人向往、让人热爱？

所以，我对现实秩序的评价是“不公正”，而且是“非常不公正”。就凭这种不公正，我就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接受它。

合法性问题

除了不公正，这个秩序还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缺乏合法性或正当性。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有自己的合法性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为它提供合法性论证的。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谁认识了呢？马克思！马克思认识到了这种规律。马克思通过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证，指出社会发展要经历五个阶段，一步步地、必然地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必然要埋葬资产阶级。但是单靠无产阶级自己还不行，还要有先锋队也就是共产党来领导才行。这样一来，这种学说就把共产党的领导权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确定下来。由于历史是一个进步的过程，所以最后的阶段也就是最好的境界。这也意味着，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最高的正义。历史唯物主义就这样论证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共产党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当它放弃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时候，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服力必然会受到侵蚀甚至逐渐丧失。目前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合法性已经非常微弱了。共产党自己的官员信不信都很成问题。让老百姓相信就更不要说了。自由民主主义提供的那套合法性论说政府又拒绝。而且当今中国也没有神权政治。原来马列主义在中国是一种宗教，现在它的神圣性受到非常严重的侵蚀和挑战。中共也拒绝接受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譬如儒家。实际上，中共以“五四”传人自居，以“掘祖坟”为荣。共产党搞的一套就是全盘西化。马列主义难道是中国的东西吗？它完全是西方的东西。中共现在口口声声反对全盘西化，实际上它是用自己的全盘西化去反对别人的全盘西化。它自己西化之后就不许别人再西化了。像中国这样由政府领导，全民动员，全心全意地、有系统地摧毁自己的传统文化，你能在世界上找到第二个吗？找不到。古今中外，独此一家！

历时近百年的全盘西化和掘祖坟运动，在毛泽东时代走向了顶峰。物极必反，邓小平时代开始转向，但另一种全盘西化也乘虚而入。江泽民时代开始了真正的回归。我们从共产党的口号里就可以看出这种变化。毛泽东时代讲的是世界革命、共产主义。邓小平时代比较中性，讲现代化。到了江泽民时代就不一样了，明确提出要建设小康社会。“小康社会”完全是一个中国本土的政治哲学概念了。准确地说，这是我们儒家的东西。胡锦涛似乎在把民本主义引进中共的政治哲学。所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和胡锦涛，中共是一代接一代地向传统文化回归。江泽民提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请记住，邓小平时代讲的可是“振兴中华”。“振兴”有另起炉灶的意思，暗示过去我们不行，今天才开始争取辉煌。而“复兴”就完全不一样了。“复兴”本身是对历史的一种肯定。它意味着肯定过去的伟大，也承认曾经的衰落，更意味着重新崛起，再次赢得新的伟大。从“振兴”到“复兴”是非常重要的变化，决不是无聊的文字游戏。实际上，这种文字的变化体现了中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的革命性转变。

没有合法性的政权，只能靠有效性来支持，说白了是靠经济增长来支持政治稳定。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经济增长不可能完全由政府来控制，经济总会出现波动，总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风险。特别是在一个以“全球化”著称的时代，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之中，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能力也将越来越弱。这一切意味着政府有可能逐渐丧失控制自身命运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把自己的稳定，一个民族把自己的未来命运，都寄托在外部的、偶然的因素上，那既是极端危险的，也是极端不负责任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当代的中国政治哲学家才肩负极为重大的历史使命，因为他们思考的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

小结

现实是有效率的，但又是不公正的，而且缺乏合法性。说它“有效率”是指它能够支持经济增长，维护政治稳定，保证国家统一。后面我会讲到统一问题。说它“不公正”是指大众的权利受到严重损害，精英的掠夺肆无忌惮，政治腐败，钱权勾结，为政不仁，为富不仁。说它“缺乏合法性”是指统治者没有为现存秩序提出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东西。所以，现状不可能也不应该延续下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状完全不可取，必须被彻底抛弃。我们的任务是把好的东西保留下来，把不好的东西克服掉。还是那句老话，不能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这是我们考虑未来发展的出发点。

三、自由民主主义批判

既然现状不可能也不应该延续下去，那就选择自由民主主义吧！自由民主主义不是已经成了世界潮流了吗？不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吗？的确，现在民主已经成了一种“迷信”，成了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在政治改革问题上，中国人完全不必长大脑了，只要顺着大流说，跟着大家起哄就可以了。如今，只要一谈政治改革，那就是民主化，从最高层到最底层都是如此。今天，我就要来反这个潮流。也许你会问，你想找死吗？不，我不想找死。我之所以“要”挽狂澜于既倒，那是因为我相信我“能够”挽狂澜于既倒。我相信胜利最终一定会属于我。

下面我就讲一讲，为什么我拒绝自由民主主义。

有效性批判

首先，我要问：西方式民主能解决当今中国面临的问题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我就有理由拒绝它。

有一种流行的“逆向思维逻辑”或是“乌托邦逻辑”。例如，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很多罪恶，而且他发现这些罪恶与私有制和市场体制有关系，于是他提出了消除罪恶的方案——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消灭市场经济建立计划经济。马克思认为这样就可以把这些罪恶彻底铲除。但是，苏联、东欧和中国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却表明，现实的逻辑与理论的逻辑并不一致，那些罪恶依然存在，只不过它们通过不同的机制、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现在这种“逆向思维逻辑”仍然在国内流行。许多人看到现在中国存在很多罪恶，他们也发现这些罪恶和专制体制有关系，于是他们就想，如果换成了民主体制，那么这些罪恶就会消失了。他们坚信，只要用民主替代专制，我们就可以告别苦难，迎来幸福，就可以扫除黑暗，迎来一个艳阳天。这种极为简单化的逆向思维逻辑几乎统治了所有人的大脑，从卖大白菜的小贩到国家领导人概莫能外。今天我要说的是，不存在如此简单的逻辑，即使是中国实行了民主制度，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如政治腐败、经济风险、严重的社会不公正等等，不见得会消除或是缓解，而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如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等等，还有可能丧失。我的分析表明，那种认为只要实行民主化就可以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是荒谬的。这种逆向思维逻辑，在学理上说不通，在经验上也得不到任何支持。

反对者会说，你说的仅仅是一种坏的可能，没有经过试验你怎么知道民主化不会带来好的结局？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不能拿民族的命运作试验。谁也没有这个权利！那么如何走出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局呢？唯一的办法是看看别人的试验。怎么看呢？通过国际比较。我们把世界各国的数据拿过来，比较一下，看一看世界各国的情况，先看看它们的民主化的程度有多高，然后再看看它们的经济发展业绩如何，看看它们的政治腐败的情况怎样，看看它们的经济不平等的情况怎样，最后再分析一下提高民主程度或是民主化是不是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下面我将通过基于经验数据的国际比较来回答上述问题。

我选择的是世界银行的数据。世界银行发表了一份《世界治理报告》。这份报告考察了不同国家的民主化水平和政治腐败水平。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还给出了各国的经济增长率、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基尼系数、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我还利用了透明国际关于世界各国腐败的估计值。为什么用世界银行和透明国际的指标？因为这两个组织立场偏右而且声誉不错。所以，用世界银行和透明国际的数据，既有学术上的权威性，同时自由主义者也无话可说。

在比较的时候，我把国家分成了两组，一个是中低收入组，一个是全体国家组。首先看一下中低收入组国家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些中低收入国家来说，民主化的程度与十年平均的GDP的增长率不存在统计上的相关性。也就是说，“民主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论断在统计上是没有根据的。再看腐败问题。统计分析的结果也是如此，即民主化的程度和腐败指数不存在统计上的相关性。这意味着“民主化可以遏制腐败”这一论断在统计上是没有依据的。基尼系数和民主化的关系也是不相关的。基尼系数直接指示了经济不平等的程度。还有贫困发生率，即世界银行按照每天一美元的标准所测定的贫困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它与民主化程度也没有统计相关性。再把全体国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结论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不同的国家的贫困程度、腐败程度确实存在巨大的差异。如何解释这种差异？决定性的影响因素是什么？统计分析表明，不是民主化程度，而是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与腐败指数是高度相关的，r平方值达到0.79。这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正是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这样一个变量，控制着政治腐败的程度。同样，正是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控制着贫困发生率。

民主、经济发展、政治腐败、社会不公正的经验关系

国家或地区民主水平指数1（发言权和负责精神）经济发展指数2（GNI PPP） GDP年增长率3 腐败指数4 腐败指数5 贫困指数6（%）基尼系数7（%）

中国 -1.38 4260 10.0 3.4 -0.41 18.8 40.3

印度 0.38 2450 5.9 2.8 -0.25 44.2 37.8

巴基斯坦 -1.10 1920 3.7 2.5 -0.73 31.0 31.2

孟加拉国 -0.57 1680 4.9 1.3 -1.12 29.1 33.6

印度尼西亚 -0.49 2940 3.8 1.9 -1.16 12.9 31.7

马来西亚 -0.27 8340 6.5 5.2 0.38 49.2

菲律宾 0.17 4360 3.3 2.5 -0.52 46.2

俄罗斯 -0.52 8660 -3.7 2.7 -0.90 7.1 48.7

南斯拉夫 -0.20 0.7 2.3 -0.80

埃及 -0.87 3790 4.6 3.3 -0.29 3.1 28.9

阿根廷 0.12 11690 3.7 2.5 -0.77

巴西 0.28 7450 2.8 3.9 -0.05 11.6 60.7

墨西哥 0.33 8770 3.1 3.6 -0.19 15.9 53.1

秘鲁 0.22 4680 4.3 3.7 -0.20 15.5 46.2　　

香港 0.15 26050 3.9 8.0 1.52 52.2

台湾 0.89 5.7 0.81

新加坡 0.51 24910 7.8 9.4 2.30

日本 0.99 27430 1.3 7.0 1.20 24.9

注释：

1、1996~2002全球治理评估报告（指标）世界银行：83~86，2002年数据。

2、2003世界发展报告：240~241，2001年数据。

3、2003世界发展报告：244~245，1990~2000年数据。

4、透明国际组织： 284~286，2003数据。

5、世界银行：103~106，2002年数据。3、4为两个独立的计算结果，4的指数含有3的所有数据来源。

6、2003世界发展报告：数据为国际贫困线，每天生活在不足1美元的人口百分比，242~243，其中当数值小于某个百分比的时候，取最大值。

7、2003世界发展报告： 242~243。

我把相对中国来说具有可比性的国家的数据列在这里。大家可以自己进行比较。我选择的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人口规模比较大、国土也比较大的一些国家，拿它们来和中国比一比。亚洲的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欧洲选的是俄罗斯、南斯拉夫，非洲选了埃及，南美选了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秘鲁，同时把与中国文化比较接近的几个地区和国家也加上，包括香港、台湾、新加坡和日本。这里民主化的水平，是世界银行研究报告的数据，经济发展指数是世界银行的，按购买力评价核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DP增长率是1992年到2002年十年增长平均值，第一个腐败指数是透明国际的，来自2003年的年度报告，第二个腐败指数来自世界银行的治理报告，贫困指数和基尼系数都是世界银行2003年报告里的。我们通过这样一些比较权威的数据，而且是比较倾向于自由主义立场的数据，可以看到，在这些可比的国家里，中国的民主化程度是最低的，但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最好的，腐败是居中的，贫困的指数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低的，基尼系数也是居中的。

今天，在这里，我要再重复一遍我对《联合早报》记者讲过的话。中国现在基本上还是一个帝国体制，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我们没有经历过与资本主义发展相伴随的民主化过程。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民主化往往伴随着民族分裂。先看近的例子。南斯拉夫、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了。再远一点。印度挣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过程中，先有印巴分治，巴基斯坦分裂出来，而后孟加拉又分裂出来。时至今日，印巴还是纷争不断，南斯拉夫也没有平静，车臣与俄罗斯的冲突愈演愈烈，乌克兰又面临内战的威胁。谁也不能否认这些都是民主化的后果。如果中国实行民主化，十有八九也是难逃厄运。台湾就不用说了，西藏、新疆、香港都会跟着起哄。在这样一些重大的问题上，谁也不能拿民族命运为自己的偏好或设想去赌博。有些人对我的这种看法破口大骂，我想原因无非有三种，一是无知，不了解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二是弱智或愚蠢，即使知道了这些常识，但还是理解不了，三是别有用心，他完全了解真相，但是为了一己私利，故意信口雌黄。

与已经实行民主制度和刚刚经历民主化的国家相比，在最重要的三大指标上——经济增长、政治的清明、社会的公正，中国的表现根本不比它们差，而且中国存在的问题它们同样存在，甚至比中国还要严重，而中国已经取得的成绩则是它们望尘莫及的。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改弦易辙呢？为什么要向那些手下败将学习呢？

合法性批判

要让一般的老百姓抛弃民主迷信，只要能让他们相信民主解决不了问题就足够了。但是，要驳倒走火入魔的自由主义者，仅仅论证民主无用还不够。他会一本正经地对你说，他之所以喜欢民主，仅仅是因为民主是他所珍爱的价值。民主有用更好，没用也无所谓，他都一样喜欢。什么经济衰退、政治腐败、社会不公、国家分裂，他都不在乎，他只要民主，哪怕洪水滔天。而且在没有什么危险的条件下，他还会悲壮地说“不民主，毋宁死”。所以，要彻底打破民主迷信，不但要批判民主的有效性，还要批判民主的合法性。

我将从三个层次上批驳自由民主主义的合法性。

首先，我认为自由民主主义所倡导的一些基本价值是坏的。例如，自由民主主义倡导个人主义。我不认同个人主义，我还是认同天下本位、社会本位。如果非要从西方舶来品中选择的话，我会选择社群主义。再如，自由民主主义主张道德是个人的事情，属于私域范畴，任何个人、任何组织包括政府本身都无权宣称哪一种道德高于其他的道德。它宣称社会和政府在价值判断方面必须保持中立。这一点我也是反对的。我认为，任何一个稳定的、有效率的社会都要有一种主流的价值，而且社会有责任把这种主流的价值推行开来，通过教化或社会化使之深入人心。

其次，自由民主主义所依赖的逻辑前提缺乏事实基础。例如，它假设人类个体是自足的存在，但实际上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任何个体离开群体、离开社会都无法生存。再如，它主张性恶论。实际上，人既有作恶的本能，也有为善的潜能。善、恶共存与人性之中。再如，基于自然状态、人性假设、个人本位、人人平等理念编造出来的社会契约论，也没有任何历史事实上的根据，完全是人为的理论建构。而且自由民主主义的一些重要论断也是错误的。例如，它认为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所谓“必要的恶”是说，政府天生就是一个坏东西，但是离开这种坏东西人类又玩不转。政府之所以有资格存在，那是因为存在“市场失灵”，如果市场是完善的，根本就不需要政府。简言之，政府是对市场的补充。其实，政府可能作恶，也可能为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没有政府，肯定不会有稳定的社会，因此政府是一种必要的善。这一点黑格尔早就说清楚了。

第三，即使自由民主主义的价值是好的，即使它的那些逻辑前提是真实地，即使它的推论是正确地，在实践中它也表现为一套谎言，从来没有真正兑现自己的承诺。自由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都是乌托邦。

按照卢梭的想象，如果我们所服从的对象是我们自己选举出来的，那么“服从”这种令人尴尬的事情就变成了一种很美妙的事情。虽然我还是要“服从”，但是这种服从是基于我的“同意”。对于任何人来说，这当然是一种非常愉快的事情了。所以基于同意的统治是非常好的。当大家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自由民主主义的解决办法是“少数服从多数”，即多数统治。这一切通过一人一票的政治选举来实现。民选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就这样建立了起来。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所有关于政府的合法性理论中，自由民主主义所提供的合法性是最有竞争力的，也是最有说服力的。但是，在实践中，这一套从来就行不通，从来也没有真正实现过。人人平等，这是有效的民主的前提。但是，在市场社会中，经济上的不平等既是必然的，又是必要的，而经济不平等必然导致全面的不平等，即政治的不平等、社会的不平等、文化的不平等。有人说不对，政治上是平等的，你看，人家选举投票时，街头小混混的一票、比尔·盖茨的一票、布什的一票可都是一票。不错，这是事实，但是要记住，自由民主制度给予人的平等也就这么多了，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平等。

在资产阶级向国王和贵族夺取权力的时候，它是平等和民主的最热情的鼓吹者。一旦掌握了权力，它就成了平等和民主的最坚决的反对者。只要看看穷人、妇女、有色人种争取投票权的历史，你就什么都明白了。上述过程中无不伴随着流血牺牲，无不伴随着残酷的镇压。实际上，资产阶级从本性上来说是最反对民主的，因为民主意味着贫穷的多数可以运用民主权利合法地剥夺富裕的少数。所以，资产阶级面临着一种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它要通过宣扬民主来论证其统治的正当性，一方面它又要剥夺大多数人的民主权利。为了克服这一矛盾，资产阶级的学术代理人发明了“宪政”。所谓“宪政”其功能就是，既可以使资产阶级利用民主粉饰寡头政治，又可以剥夺大众的民主权利使资产阶级安居财富金字塔的顶端。“普选”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现实。选举是被金钱控制的。议会是被金钱控制的。媒体、教育机构、研究机构也是被金钱控制的。资产阶级的霸权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通过控制媒体和教育研究系统，它也在市民社会中建立了自己的文化霸权。资产阶级的统治无处不在，而且非常有效。政治从来就是精英的事业。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铁律！从来就没有人民当家作主这回事。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美国不是，中国也不是。谁在支配美国的政治？并不是什么多数，也不是什么民意，还是那些有权势的集团。美国和中国一样，都是那些强势集团支配着一切。

小结

说了这么多，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对于中国来说，西方式民主，作为工具是没用的，作为价值是不好的。说它“没用”是指它不一定能解决政治腐败问题，不一定能打破官商勾结，不一定能保护大众的利益，也不一定能限制精英的掠夺，相反，还有可能带来经济衰退、政治动荡、国家分裂。说它“不好”不是说自由民主主义的合法性理论无法自圆其说，而是说它无法在实践中兑现自己的承诺，到头来还是一套谎言。所以，我们应该抛弃它，至少不应该不假思索地接受它。

四、仁政蓝图

现状不可持续，又不要自由民主主义，中国是不是走投无路了？天无绝人之路。还有更好的替代方案，那就是“仁政”！

仁与仁政

现状是不完善的，是需要改进的，是不应该延续下去的。不完善体现在哪里？需要改进的是什么？就是“不仁”！为政不仁，为富不仁。不光是精英不仁，老百姓也不仁。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一点人味，三岁的李思怡会活活饿死吗？我不寄希望于“朱门没有酒肉臭”，只能寄希望于“路上没有冻死骨”。你可以有你的利益，甚至你可以丧心病狂地掠夺，但是你要给老百姓一条活路，你要让大众最最基本的权利得到保证。所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特别强调，必须拒绝强盗社会，走向人道社会。正是基于这样一些考虑，我才提出“仁政”。什么叫“仁”？孔子说“仁者爱人”。“仁”就是那种爱人之心。什么叫“仁政”？说白了，仁政就是仁者行政。孟子说得最简单，也最透彻，那就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就是说，为政者你要有点恻隐之心。

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就是向大家交代一下我的心路历程。提出“仁政”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乌托邦空想，更不是为什么专制政体辩护，它是对复杂现实的理性回应，是经过深思熟虑地比较得出的严肃结论。我不是一个不暗世故的书呆子，而是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人。我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既能保留现实的优点，又能克服现实的缺点，非“仁政”莫属。

道统论

所有的政治哲学都有自己的人性论。对于儒家来说，它对人的最基本的判断就是人有“善端”。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就是说人和禽兽的差别其实非常非常小。那么人和禽兽的这点差别是什么呢？就是恻隐之心。就是当你看到别人痛苦，你也会感到痛苦。孟子认为这种恻隐之心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孟子讲的一个例子非常说明问题。他说，当你看到一个小孩掉到井里的时候，你会很紧张，很难受，会去抢救他。孟子说，你这样做不是为了讨好他的父母，也不是为了在邻里面前沽名钓誉，也不是因为你不喜欢听到小孩子的惨叫声。你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你有恻隐之心。这种恻隐之心就是仁的根基。

政治是一种高尚的事业，政治的使命是使人成其为人。人既有为善的可能，也有作恶的可能。而要想使人成其为人，不成其为兽，就要发扬光大使人异于禽兽的那些东西，也就是说，要发扬光大人的善端。仁政就是这样的政治！所以，如果我们承认政治是一种高尚的事业，承认政治的使命是使人成其为人，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政治的使命是使仁发扬光大，而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承认并接受仁政！

我想通过这样一种论说，来确立儒家的道统地位，也就是用儒家的政治哲学规定中国的政治合法性。

政统论

那么，在仁政里，由谁来执掌政权呢？儒家主张贤人治国。这一点任谁也无法反对。你总不能说应该由坏人治国、庸人治国吧！那么，谁是贤人呢？贤与不贤的标准是什么呢？贤人就是信仰并践行儒家理念的人。贤与不贤的标准就是是否信仰并践行儒家理念。这是因为，仁政是最好的政治，而儒士是实践仁政的人。说白了，仁政就是儒士共同体专政。无须讳言，仁政属于权威主义的范畴，但它又有别于一般的权威主义，其区别就在于它是一种仁慈的权威主义。

那么，仁政为什么不能是西方式民主政体呢？仁政为什么不能采纳“人民主权”、“多党制”、“全民普选”等西方式民主的要素呢？这是因为，第一，儒家可以承认“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但坚持“治权”只能属于儒士共同体。这是因为，天道高于民意，而只有儒士共同体才能体认天道。可以说，儒家并不绝对拒绝“人民主权”原则。第二，如果仁政是最好的政治，那么不信奉儒家理念的政党就没有资格执政，所以儒家反对“多党制”。第三，儒家反对“全民普选”。这不是因为儒家拒绝承认抽象的平等原则，而是因为儒家坚持实质性的不平等原则。儒家承认平等原则，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即在“人皆可以为圣贤”的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在现实中，儒家认为人和人是不平等的，人和人之间有贤与不贤之分。儒家认为，大德应该统治小德，大贤应该统治小贤。也就是说，只有贤人才配拥有统治权。孟子说“惟仁者宜在高位”。儒士就是有贤德的仁者，所以统治者只能由儒士共同体推举，而无需全体国民选举。其实，儒家也是主张政治平等的，只不过它不主张虚幻的人头面前人人平等，也不主张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而是主张德智面前人人平等。尽管儒家主张儒士共同体之外的人没有统治的权利，但他们有获得良好统治的权利。也就是说，被统治者有权利要求统治者行仁政。这是被统治者的天赋权利。

三位一体：道统、学统与政统的关系

那么，儒家的政治哲学、儒士共同体、政府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原则性的东西已经都有了。它们就在古人的智慧里。道统、学统和政统的“三位一体”是中国古代政治的轴心，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精华。所谓“道统”是一种政治哲学，它阐述了一套指导政治实践的基本原则。在古代中国，儒家确立了一个能够被绝大多人自觉服从的统治秩序。中国的“道统”就是仁政，就是王道政治。所谓“学统”就是传承道统，培养道统实践者的组织体系。在古代中国，通过建立官学、民间书院、私塾等等，儒家的思想得以传承和发展，同时还培养了一大批儒家观念的实践者，他们的影响遍及政府和社会。这就是儒家的学统。所谓“政统”，简单地说，就是政府。在古代中国，儒士是政府官员的最主要的来源。历朝历代不断发展的各种各样的选官制度，在学统与政统之间建立了制度化的联系。科举制度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儒家建立道统，儒家的学统培养儒士，儒士入朝做官掌握政统，就这样道统、学统、政统实现了统一。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政治建制。看一看中国历史就知道了，当政统符合道统的时候，政治就稳定，当政统背离道统的时候，政治就不稳定。也就是说，只要统治者行仁政，就会天下太平，只要他们行暴政，就会天下大乱。而儒士也有两种身份，当政统符合道统时，他们是政权的支持者，当政统背离道统时，他们是政权的批评者，甚至是反叛者。所以，儒士不仅仅是维护稳定的力量，也是改朝换代的革命力量，当然也是复兴道统，重建政统的核心力量。我认为，这些思想和原则并没有过时，它们依然可以指导我们今天和未来的政治实践。如果我们要建立仁政的话，就要重建道统、学统和政统，重建它们之间的制度化联系。这就是我们能够从历史中学到的东西。

最高权力转移规则

仁政如何解决最高权力转移问题？在古代中国，据说禹之后就是家天下了。世袭、宫廷政变、暴力革命构成了最高权力更替的主要规则。孟子推崇禅让制度，而且也不反对革命。今天，谈到最高权力更替规则，首选应该是儒士共同体推举，其次是禅让，再次是革命。儒士共同体推举实际上是一种精英民主。禅让实际上是让贤。革命是最坏的选择，但我们不能否认它的正当性，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承认老百姓有推翻暴政的权利。当下中国实行的就是禅让制度。毛泽*东的后代死的死、傻的傻，世袭的可能性没有了。他只能选择禅让。这也许就是天意。但是，毛的禅让是不成功的，华国*锋转眼之间就倒台了。邓小*平的禅让尽管一波三折，但最终总算成功了。虽然胡耀*邦、赵紫*阳被废黜，但江泽*民终成正果。从江泽*民到胡锦*涛，禅让就非常成功了。自由主义的选举理论显然解释不了中国的最高权力更替，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也解释不了，宫廷阴谋论也解释不了，只有儒家的禅让理论才能给予有效地解释。

这里我想重点讲一下禅让制度。孟子指出，禅让有三个条件，第一是天子推荐，第二是接班人必须是贤人，第三是经过试用之后得到认可。在禅让制度下，天子没有权利确定自己的接班人。他只能推荐接班人的候选人，而且只能推荐那种能力和品德都出类拔萃的人做候选人。候选人必须经过试用期的考验。经过试用之后，再看候选人是否得到了天和民的认可。只有得到了天和民的认可，才能正式接班。孟子讲过尧舜禅让的故事。尧看舜不错，打算把位子让给他，于是委以重任，一是让舜锻炼锻炼，二是看看他的本事。这就是试用了。结果整整试用了28年。由于舜干的不错，大家反映挺好，所以中途没有换人。但是，仅仅尧满意还不行，还要看天意和民意。怎么检验天意和民意呢？尧死后，舜搬出国都，把国都留给尧的儿子，自己到另外一个地方办公。这样一来，国家就出现了两个权力中心。这种双中心的格局要维持三年。在这三年时间里，要看看老百姓，看看那些部落的头头，都去找谁，都往哪里跑。结果一看，大家都跑到舜那里去朝拜，去请求各种各样的指示，没有人理睬尧的儿子。这就意味着天意和民意都在舜那一边。于是，三年之后，舜就搬回国都，正式继位，登上天子宝座。而尧的儿子就下岗回家了。这就是禅让！中国现在的权力交接基本上就是这样。你不能说它就是宫廷斗争，不能说完全是私相授受，也不能说是完全的暗箱操作，它还是有程序的，有相当的民意基础，有一定的透明性。实际上，这也是一种非常文明的权力转移方式。

民意表达机制

儒家认为，政治既要体现天意，也要体现民意。天意与民意有区别，也有联系。天意高于民意，天意代表民意。《尚书》有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总的说来，儒家认为天意和民意都可以由圣人和君子来传达和实践的。这种精英主义的政治解决方案，运用于古代社会还是可行的，但却难以应付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的要求。政治如何体现民意？这是现代儒家面对的一种挑战。而且儒家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并不多。我们必须向现代政治学说和政治实践借鉴。

如何把“民本主义”落到实处？如何倾听老百姓的呼声？如何在行政决策中体现他们的利益？为了在实践层面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探索、建立、完善三种机制。

第一种机制，开放的大众传媒。传媒的作用已经众所周知。在这里我就不再讲了。

第二种机制，行政决策咨询机制。实际上，这二十多年中，中共已经非常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机制。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再论“行政吸纳政治”》，专门谈这个问题。

20世纪70年代，金耀基在研究香港政治的时候，提出了“行政吸纳政治”这一概念。按照现代化理论，随着市场深化、经济发展、多元化、教育水平提高、开放，公众对民主的需要必然提高，民主政治也必然随之兴起。但是，在香港，现代化理论的预言却失败了。香港是一个只有行政，没有政治的社会。这是为什么？金耀基发现，实际上，香港政府通过一套行政方式，解决了一些国家用政治方式解决的问题。他将这种做法称之为“行政吸纳政治”或“政治行政化”。政治行政化的两大法宝是“决策咨询”和“精英吸纳”。“决策咨询”是指政府广泛使用咨询方式，以使决策能够体现各方的利益。而“精英吸纳”是指把社会上的各类精英分子直接纳入行政系统之中。

我发现，用金耀基的概念来分析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也是非常有效的。90年代的中国大陆，社会高度多元化，而且利益冲突也非常激烈。但是，我们这里并没有多党制、竞选、议会、院外活动集团，甚至没有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然而，中国并没有因为缺乏这些民主建制而崩溃，相反它的综合表现还相当突出。这其中的奥妙就在于“行政吸纳政治”！中国政府是一个“议行合一”的政府。在立法和执法的过程中，它会主动观察、了解社会的各种需求、压力和冲突，并做出反应。例如，在制定政策和法律的过程中，它会听取各种各样的意见，召开各种各样的会议。还有什么市长热线、信访之类的东西。人大和政协就更重要了。同时，中共也非常注意精英吸纳。例如，政府有意识地把有钱的、有名望的、有历史地位的人，总之是一些现代贵族吧，安排进政府、人大、政协、工商联、科协等机构之中。

广而言之，当社会日益分化，日益多元化，而且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加剧的时候，公共决策中如何解决利益表达与利益整合问题呢？现代社会发明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机制来解决这些政治问题。一种机制是政治民主化，其工具包括多党制、选举、议会、压力集团等等。另一种机制就是政治行政化，其主要工具是决策咨询和精英吸纳。在党政合一、议行合一的中国，政治行政化是一种有效的民意表达机制。

第三种机制，法团主义体制。你们也许注意到了，我谈“行政吸纳政治”的时候，讲的是“两大法宝”，但是我讲“第二种机制”的时候，却只讲“行政决策咨询机制”。为什么不提“精英吸纳”？这不是疏忽，而是有意为之。精英吸纳，一方面建立了精英联盟，另一方面排斥大众。它只保证精英的政治参与，却有意无意地剥夺了大众参政的权利。可以说，它是当下这种不公正现实的制度性根源之一。所以，我坚决反对这种东西。强调一下，我并不反对“精英参政”，我反对的是“只许精英参政，不许大众参政”。就公众的参政而言，我最欣赏的是还是法团主义体制。

公众如何有组织地参政呢？一说到参政，我们中国人就会想到西方，而且一般是想到美国。其实，民主也有不同的模式，最主要的两种模式是多元主义和法团主义。美国是多元主义的典型，而奥地利是法团主义的典型。在多元主义模式中，政党、议会、压力集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重大的公共决策都是在议会里做出的。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执行。选举、议会立法、政府执行，构成了多元主义政治过程中的核心环节。但是，法团主义不是这样。法团主义认为，在现代社会里，每个人都有很多身份，但最重要的身份却是职业。对于一个无产者来说，最主要的收入是通过就业获得的，所以最重要的利益必然是和自己的职业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法团主义主张，根据职业来把人们组织起来。比如，钢铁工人工会、运输工人工会、公务员工会等等。资本家也是如此，同样要按行业组织起来。这些组织被称为功能性社团。当劳工和资本家有冲突的时候，或是不同行业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政府就出面组织冲突各方坐下来谈判，达成共识之后，共同贯彻执行。请注意，真正的决策参与者是政府和功能性团体，而不是议会。“立法”是在议会之外进行的。当然，政府和功能性团体达成的协议一般会得到议会的支持，因为政府也是由议会的多数派主导的。

在法团主义模式中，怎样分配参与权或谈判权呢？比如说，同样是钢铁工人的工会，可以有几十个，也可以有一万个，总不能让所有的工会都参加谈判吧。一般情况下，政府只允许几个甚至只允许一两个参与谈判。政府往往选择那些大的、愿意合作的工会参与谈判。有些国家还为那些被选定的工会提供财政支持。享受这些特权的工会必须承担贯彻实施谈判协议的责任。政府的控制手段是“胡萝卜”。你跟我合作，我给你谈判权利，给你财政拨款。中国现在还是用“大棒”来控制。你不服，就打死你。胡萝卜肯定不给，合作的也不给。合作的不打死你，不合作的就打死你。它现在还是比较强势政府，它有这个能力。等将来它慢慢地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它也得坐下来谈判。

需要强调的是，法团主义并不反对结社自由，相反，它需要结社自由。实际上，没有结社自由就不会有有效的法团主义。在法团主义体制中，谈判达成的协议要由谈判各方共同实施。而要有效地实施协议，工人的工会和资本家的商会必须要有权威。权威从哪里来？不能靠暴力，也不能靠收买，只能靠“全心全意为会员服务”。所以，这些功能性组织一般是按民主原则建立内部治理结构。

与多元主义相比，法团主义能够更好地维护大众的参政权利。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们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开放结社就可以促进公正，就可以改善弱势群体的处境。不要忘了，工人会利用自己的结社权利促进自己的利益，资本家同样也会那么做，而且资本家往往比工人组织得更好、更有效。一些利益集团能够更有效地利用结社权捍卫自己的利益，使自己获得那种与他们人数根本不相称的利益。这已经是现代政治学的常识了。例如，在美国，持枪者协会、农场主协会，尽管他们人数很少，但是很有能量。他们可以使议会通过那些有利于少数人（也就是他们自己）但损害多数人利益的议案。所以，当结社禁区适度开放或者完全开放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可能看到人们的处境得到改善，另一方面，也可能看到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结社权利，既可以是维护权利的工具，也可以是扩大不平等的工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法团主义模式，不但为各种集团提供了公平的结社机会，而且为它们提供了公平的参政机会。在这种体制中，弱者和强者有大致相等的机会，运用结社权利，争取自己的利益。

不仅各个群体利用结社权利的能力不同，而且各个群体享有的结社权利也是不同的。稍微用心观察一下中国人的结社权利，你就会发现，中国人的结社权利是高度不平衡的，强者的结社权利实现的程度要高一些，弱者的结社权利实现的程度要低一些。比如说，共产党的结社权利是全世界保障得最好的。它可以用国家财政来养活自己。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伙人的结社权利比他们更充分。资本家的结社权利也不错，有商会，有行业协会，还有俱乐部，都很活跃，而且政府还在大力促进。知识分子的各类学会也很活跃。但是，工会就不行了。你看那些工会，不论是国企的，还是外资的，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过去，只有政府压制工会，现在是政府和资本家联手控制工会。权和钱结合起来，一起来压制工人。工会就是老板调动工人积极性，让他们好好干活的工具。维护工人权利？想都不要想。工人处境不佳，那农民呢？更别提了，连个假农会都没有。所以，在中国，不要笼统地谈中国人有没有结社权，要谈谁没有结社权，谁有什么样的结社权。

法团主义就说到这里吧。做个小结。我认为，中国应该建立这样一种法团主义体制。也就是说，把工农大众按行业组织起来，也让资本家按行业组织起来，然后呢，政府提供一个平台，把它们叫到一起，坐下来，进行谈判，达成共识之后，大家齐心合力实施。我认为，这是一种最公平，也最符合中国国情的公众参与模式。

平衡政体：自治、合作、制衡、共享

用西方政治学术语来说，仁政是一种“混合政体”。这种政体把君主政治、寡头政治、民主政治的要素混合在一起。在混合政体中，各个阶级都有表达自身利益的制度设施，透过这些制度部件各个阶级的利益都能得到适度的表达。这是一种阶级分权的结构，而不是阶级专政的结构。所以，混合政体也被称为“平衡政体”。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社会几乎都是单一阶级专权的社会。专权者或是掌握财富的人，或是掌握暴力的人，或是掌握神意的人。仁政要打破这种局面。

在《仁政》和《论合作主义国家》这两篇文章中，我描绘了未来中国的制度框架。这一框架包括这样一些要素：仁慈的权威主义、市场经济、法团主义、福利国家、儒教。它们在混合政体中各自发挥什么作用呢？市场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阶级的分化与冲突是这个社会永恒的主题。仁政的目标是各个阶级之间的自治、合作、制衡、共享。现在有掌握权力的统治阶级，掌握财富的资产阶级，掌握知识的知识阶级，还有掌握劳动的劳动阶级。一个好的社会秩序，应该使各个阶级实现自治，在自治的基础上合作，在合作中有制衡，通过制衡来共同分享合作的成果，避免赢家通吃。具体说来，权威主义和市场经济保证了权力和资本的自治，而法团主义提供了劳动自治的框架。市场经济、法团主义式的协商机制提供了阶级合作的平台。法团主义也是一种阶级制衡的机制。不要忘了，市场也是一种制衡的机制。市场是社会制约政府的最强有力的武器。而福利国家则是各个阶级共同分享社会财富的有效机制。

有人说，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保证大众的利益。这是错误的。权威主义同样能够保障大众的利益。历史上第一个福利国家是俾斯麦在普鲁士建立的。当时的普鲁士是一个典型的权威主义国家。俾斯麦为了抵抗来自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双重进攻，为了维护国王和官僚的既得利益，率先建立了福利国家制度。这一举措，稳定了工人，给资本家创造了一个稳定的赚钱环境，也保住了国王和官僚的权力，可谓“皆大欢喜”。有人把英国的《济贫法》当作福利国家的标志。这是完全错误的。《济贫法》相当于中国的收容遣送制度。这一法律规定，流浪者要么进血汗工厂，要么抓起来强制劳动。它是惩罚穷人的，与福利国家风马牛不相及。

超越周期律

有一个故事广为流传。据说，国共征战，中共胜利在即，黄炎培跑到陕北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对话。黄炎培问毛泽东，中共怎么超越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告诉他，靠民主。当然了，毛泽东自己根本没把这件事当回事。他死后，特别是腐败泛滥之后，人们才捡起了这个陈年旧事，而且越说越来劲。

今天，我也面对同样的问题。自《文化民族主义论纲》和《仁政》发表以来，我听到很多质疑，频率最高的一个就是：“仁政已经实行了两千多年，搞得也不怎么样，问题一大堆，今天再搞能成功吗？”个人专断、政治腐败、王朝循环这些问题为什么在古代政治中反复出现？那是因为古代社会缺乏制约权力的力量和机制。现代不同了。民主是一种制约政府的机制。但是，除了民主之外，还有许多强有力的制约机制和力量。首先是市场。市场经济意味着财富摆脱了权力的控制。独立的财富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制约力量。其次是有组织的大众。如果建立了法团主义的话，大众就是有组织的力量了，他们将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还有就是独立的媒体。最后是海外示范压力。仁政要面对来自民主制度的竞争。这种竞争压力会迫使权威主义者不敢为所欲为。所以，没有民主，不等于没有制约。只要有市场、法团主义、新闻自由、对外开放，仁政就能够跳出黄炎培的周期律。

我还要强调一下，今天再搞仁政，绝对不是简单地重复两百年前的古代政治。中国人还不至于这么没出息。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原则了，所以也就不必多说了。

评价：继承与改进

设计和创造未来是为了克服现存秩序的缺陷，同时保留它的优点。现存秩序的优点是什么？效率！这种效率表现为，它能够比较有效地维持经济增长、政治稳定、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现存秩序的缺陷是什么？一是不公正，主要是大众的权利得不到最起码的保护，二是缺乏合法性，统治者没有为现存秩序提供一种自圆其说的论证。那么，仁政能够保留这些优点，克服这些缺陷吗？答案是肯定的！

第一，仁政完全有可能保留现存秩序的优点。现存秩序的效率来自权威主义政治和市场经济。仁政本身就是一种权威主义，只不过比一般的权威主义更仁慈。儒家从来都不反对市场，而且可以与市场和睦相处。风行一时的“儒家资本主义理论”支持这一判断。台湾、新加坡、韩国、日本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既然仁政与现存秩序拥有相似的“原因”（权威主义政治和市场经济），那么也就完全有可能拥有相似的“结果”（经济增长、政治稳定、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第二，仁政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公正。仁政首先从道义上坚决否定“为政不仁”、“为富不仁”，否定当下的强盗社会。仁政还从制度上遏制这种不仁。儒家道统、三位一体、法团主义、福利国家，都是仁政遏制不仁的制度建制。再有，仁政不是暴力集团专政的权威主义，不是官僚集团专政的权威主义，不是资本集团专政的权威主义，而是一类特定的知识集团专政的权威主义。与军阀、党棍和暴发户相比，知识分子总还是要仁慈一点。这是一个世界性规律。所以，我认定，仁政能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加人道的社会。

第三，仁政具有很好的合法性理论。“道统论”、“政统论”、“三位一体”为仁政提供了合法性论说。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政治哲学拥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它是悠久博大的儒家文化的有机成分。有人说，既然都是权威主义，用仁政替代马列主义有什么意义？当然有意义！而且是非常有意义！我们的现实是什么？是私有制，是市场经济，是精英联合专无产阶级的政！马列主义能与这种现实长期和睦共处吗？但是，儒家可以容纳私有制、市场经济、精英政治。仁政的政治哲学可以很好地包容现实中的制度要件，而不是与它们发生严重的冲突。而且，儒家富有理想主义光辉，富有道义感召力。要知道，这些恰恰是任何一种政治理想、乌托邦、意识形态不可缺少的要素。所以，作为一种合法性理论，仁政比马克思主义更有说服力。

五、儒化：政治与文化

我对未来的构想并没有脱离现实。我所勾画的未来蓝图中保留了很多现存的东西，如权威主义政治、市场经济体制，甚至对精英联盟也不是完全摒弃。但是，这一蓝图更重要的特征还是超越现实。在这个蓝图中有很多新东西，如仁政、儒教、法团主义、福利国家，还有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有些新东西是中国本土的，如仁政、儒教，有些新东西来自西方，如法团主义、福利国家，新闻自由、结社自由也可以算作是西方的东西。所以，建设未来，既要古为今用，又要洋为中用，但必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为新蓝图的灵魂还是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而不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或自由民主主义。所以，我把这种关于未来的通盘构想称之为“儒教国”。而建立儒教国的过程就是“儒化”。下面我将围绕“政治”和“文化”谈谈儒化问题。

大趋势：再中国化与再西方化

尽管不乏效率，但由于不公正，加之缺乏合法性，现存秩序是不可持续的。想就这么混下去是不可能的。那么，中国将何去何从呢？上述分析表明，未来中国无非两种结局，要么“再西方化”，要么“再中国化”。请注意，我用了两个“再”字。我们原本是中国，但这一百多年间已经经历了一次彻底的西方化，确切地说是按照马列主义的模板进行了一次全盘西化。最近二十年，自由主义者一直主张，按照资本主义的模板再来一次全盘西化。近年来，有一小撮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站出来大声疾呼，要求复兴儒家文化。这种诉求可以准确地称之为“再中国化”。“再西方化”、“再中国化”，这也许就是中国的两种命运。

我认为，在未来二十到五十年内，两种命运的争夺将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同时进行。更为重要的是，政治竞争的结局与文化竞争的结局息息相关。如果西方文化胜利了的话，中国政治将走向民主。反过来，如果儒家文化能够复兴的话，中国政治将走向仁政。所以，今后二十到五十年内，儒家必将与西化派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内进行决战。这是一场殊死的决战。因为它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而且，我坚信，民主化将葬送中国的未来，儒化最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这是我的一个基本主张。

为什么政治与文化的联系如此紧密？一方面，政治可以影响文化。中共的历史就是一个证明。另一方面，文化也可以影响政治。从长期来看，合法性决定政治的生命。而文化规定了合法性的内涵。葛兰西告诉我们，合法性理论是典型的意识形态，而有效的意识形态一定掌握文化霸权。哈贝马斯指出，对合法性的认识，是在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中，通过广泛深入地讨论形成的。这样的合法性观念实际上已经成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了。这一切告诉我们两个重要的信息，第一，合法性理论离不开文化，第二，只有扎根于文化之中的合法性理论才有持久的生命力。所以，要确立仁政的合法性，就必须建立儒家文化的霸权。同样，要确立民主的合法性，就必须建立西方文化的霸权。注意，我在这里说的“霸权”是葛兰西的“霸权”。

紧迫感与危机感

整个近代史和现代史就是中国文化的没落史。到了五四时期，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彻底崩溃了，举国上下一片全盘西化的呼声。文革时期达到了疯狂阶段，从内容到形式全面摧毁。即使是今天，孔庙在政府的眼中也就是一个旅游景点而已。今天的大学生，你说他数典忘祖，他毫无愧色，但是你要说他英文发音不准，他会觉得没脸见人。现在中国大陆也有一些搞儒学的人，但他们基本是吃儒学的，他们把儒学当作谋生的饭碗，既不信仰它，也不同情它。更有甚者，许多人对儒家一无所知，但你一跟他说儒家，他想都不想就说那破玩意不行。现在反对儒家的人，你把他拎过来，问问他什么是儒学，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都说不出个皮毛。但是，他就敢说儒家不行。使中国人成其为中国人的东西是什么？不是黄皮肤、黑头发，也不是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是中华文化。国亡，只要文化在，中国人还是中国人。文化亡，即使国还在，中国人也不存在了。所以，比亡国更可怕的是亡文化。今日中国就处于文化灭亡的边缘。我们要有紧迫感！

如今儒学被彻底妖魔化了，以至于不懂儒学就敢骂儒学。相反，民主被彻底的神圣化了，不懂民主就敢喊民主好。骂的时候、喊的时候全都理直气壮。总的来看，在思想领域，自由民主主义占据主流，儒家处于边缘。尽管最近几年自由民主主义走下坡路，文化民族主义日渐兴起，但这种格局并没有改变。此外，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自由民主主义。所以，儒家要有危机感！要认识到，要打败西方，我们必须付出持久地、艰苦卓绝地努力。

儒化的原则与策略

如何走向仁政？或者说，儒化的原则和策略是什么？儒化的原则是“和平演变”。儒化的策略是“双管齐下”，在上层，儒化共产党，在基层，儒化社会。

首先是儒化中共。用孔孟之道来替代马列主义。党校还要保留，但教学内容要改变，把四书五经列为必修课，每升一次官就要考一次，合格的才能上任。公务员考试要加试儒学。要有意识地在儒家学统与政统之间建立制度化的联系，而且是垄断性的联系。有一天，儒学取代了马列主义，共产党变成了儒士共同体，仁政也就实现了。

在这方面，国民党做得比共产党好。孙中山在设计中国的现代蓝图时，就有意识地把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有机的结合起来。他的五权宪法、对资本的态度、对民权的理解都体现了儒家的智慧。国民党的理论家也力争把本党统治的合法性与中国的历史文化联系起来。蒋介石在三十年代大搞新生活运动，也就是要复兴儒家文化。

还有就是儒化社会。短期来看，最关键的是把儒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设立国学课。国学课不是我们现在的语文课。国学课传授的是一种价值、一种信念、一种文化的灵魂，而不是学几首古诗，背几篇古文，不是为了写好作文，不是为了附庸风雅。长期来看，最关键的是把儒教确立为国教。在社会中儒家总要有一个载体。想来想去，我觉得这个载体只能是宗教。所有的宗教都有自己的组织系统。但是儒家没有。这是为什么？历史上儒家是一个最成功的宗教。皇帝就是它的教皇，整个政府就是它的教会，所有的官员都是它的信徒。官府之外，统治社会的士绅也是儒家的信徒。老百姓也要接受儒家教化。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教合一、教教（宗教和教化）合一的体制。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旦传统政治形态崩溃了，儒家也就失去了载体，处于魂不附体的状态。今天儒家要重建自己的载体，这种载体的最佳形态就是国教。一说到国教，有人就问，是不是要强制大家信仰儒教啊？不是的。确立国教与信教自由并不矛盾。这一点康有为早就说清楚了。国家坚持宗教自由政策，但给予儒教一些优惠条件。只有当儒教复活了的时候，我们才能说社会的儒化成功了。

我认为，在儒化的问题上，共产党与中华民族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它继续这样混也比较困难。与儒化相比，民主化的下场会更惨一些。所以，与接受民主化相比，共产党接受儒化的难度会更小一点。所以，我还是比较乐观地希望能实现这样一种和平演变。如果这种设想能够实现，那既是共产党的幸运，也是中华民族的幸运。

儒家正迎来一个复兴时代

要想对儒化有信心，就要看清历史大势。要想看清未来趋势，就必须要有大眼光。所谓“大眼光”，一指历史眼光，一指世界眼光。看来看去，我觉得亨廷顿是一个有大眼光的人。除他之外我还没有发现第二个。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亨廷顿的观点。他的观点暗示，儒家没有过时，相反，儒家正迎来一个伟大的复兴时代。

亨廷顿把文化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叫“工具文化”。亨廷顿所说的工具文化，不仅仅包括科学技术，也包括经济体制、政治制度。另一部分叫“终极文化”。它与一个文明的基本价值联系在一起。这些基本价值凝结在那些伟大宗教之中。亨廷顿把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分解为两个过程，一是工具文化的现代化，一是终极文化的西方化。他发现存在着四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拒绝主义”。这类国家原地踏步，既不要工具层面的现代化，也不要价值层面的西方化。他们在绿色圆圈内转圈。美洲的印第安人就选择了这种模式。第二种模式是“痛苦的过程”。这类民族，在工具文化的现代化方面没有取得任何成就，但是它的终极文化却彻底西方化了。亨廷顿认为这是最不幸的。第三种模式是“基马尔主义”。土耳其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但却实现了真正的全盘西化。它的工具文化现代化了，而且终极文化也西方化了。西方人最喜欢的就是土耳其了，把它树立为全盘西化的典范，号召第三世界学习，而且还用它的始作俑者——基马尔——命名这种模式。但是，亨廷顿认为最有代表性的不是“基马尔主义”，而是“改良主义”，即第四种模式。这类国家，在工具文化的现代化方面是非常成功的，而且这种成功贯穿始终，但是在终极文化的西方化方面却经历了一个倒U型曲线。初期，伴随着工具文化的现代化，终极文化也迅速西方化，但是到了一定阶段，西方化进程出现逆转，本土的民族文化开始回归，同时出现拒斥西方价值的倾向。也就是说，伴随着经济、政治、军事上的成功，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必将逐渐回归，文化民族主义也必然随之兴起。亨廷顿认为，中国已经走上改良主义道路。他还认为中国一定会成功，而且还会因为这种成功而与美国大打出手。

我们的切身体验就可以认证这一点。想当年，开放之初，中国人出国背着一旅行袋方便面，千方百计省吃俭用，背回一台电视机或是冰箱，全家欣喜若狂，左邻右舍啧啧称羡。在那个时候，中国人怎么能有文化自信呢？那是不可能的。人穷志短，这是大数定律。今天你再看看。中国人去国外，手里有钱了，可悲的是没什么可买了，国内要什么有什么，买些小礼物带回来送人吧，还担心买到“中国制造”。这个时候，他自然而然就有文化自信了。你不让他自信也不行啊。财大气粗啊，这也是大数定律。所以，就一个民族而言，文化自信的基础还是经济成功。

思考未来的基本态度

文化不像一件衣服，想穿就穿，想脱就脱。文化永远支配着你，即使你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它也在支配着你。就像鱼和水的关系一样。鱼也许永远不知道水的存在，也不理解水的性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鱼离不开水。毛泽东致力于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可谓登峰造极。但实际上连他本人都没能逃脱中国文化的影响。林彪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是非常准确的。在《571工程纪要》里，林彪说毛泽东是“披马列之皮，行孔孟之实，执秦王之法”。就是说，毛泽东嘴上说的是马列主义，实际上追求的是孔孟之道，而使用的手段则是秦始皇的那套东西。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伟大的魔咒。尽管毛泽东一门心思要砸烂孔家店，但最终孙猴子还是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中国最显著的特点，不是幅员辽阔，不是人口众多，而是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这个文化在几千年中不断发展，尽管屡经挫折，但是从来没有灭绝，最终总能够重新崛起。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它有非常深厚的根基和坚韧的力量。我们未来的发展绝对不能脱离这个根基。强调从现实出发，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尊重自己的文化传统，这就是保守主义思考未来的基本态度。中国当下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态度！

说到底，政治脱离不了文化。只有立足于深厚的文化土壤，政治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在中国，这样的政治就是仁政。重建仁政不仅可以保民，可以王天下，也可以重新发扬光大那些使中国人成其为中国人的东西。而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www.rujiazg.com）发表

康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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