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坎坷人生与思想智慧

作者：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院长）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2016》，国家图书馆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5月，第227—246页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六月廿四日乙巳

           耶稣2017年7月17日

我想讲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王阳明其人，重点谈他的龙场悟道。第二、《传习录》其书，略为介绍这本书。第三、王阳明的思想主旨，他的三大命题：“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第四、阳明学的影响与现代意义。[1]

一、王阳明其人

王守仁（生于明成化八年，卒于明嘉靖七年；即西历1472-1529年），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常讲学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他为阳明先生。在浙江余姚的王阳明故居寿山堂正门，悬挂着一块“真三不朽”的匾额。

所谓“三不朽”，出自《左传》，鲁国大夫叔孙豹转述自己听到的古语：“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是古今志士仁人追求的人格境界和人生目标。真三不朽，当然就是后人称赞王阳明在三个方面都做到了极致。阳明是一个怎样的人？写下了哪些不朽的著作？留下了怎样的思想学问？接下来，让我们走近这位被誉为“真三不朽”的阳明先生。

王守仁出生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出生时，祖母岑氏梦见有神人穿着华服，在云中吹打乐器，其中一仙怀抱婴儿，脚踩瑞云，徐徐朝王家来。祖父于是给他取名叫王云。到了五岁上头，还不会说话，偶然碰到一位僧人（一说是道士），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意思是王云这个名字，泄露了天机，将他的出身来历讲破了。祖父于是给他改名为守仁，随即便能说话了。（“守仁”取自《论语•卫灵公》“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

1、立志学为圣贤

阳明十岁那年，他的父亲王华，举进士第一甲第一人，也就是中了状元。阳明也就跟着父亲来到京师，从师问学。阳明问私塾先生：“何为第一等事？”塾师说：“惟读书登第耳。”阳明反对把读书应科举，中进士做大官，当作学习的根本目的。幼年阳明要“读书学圣贤”，表达出非常不一般的志气。真正的士人，应该超越这种功利的、现实的目的，追随圣贤的脚步，成就君子人格。

读书是学圣贤的前提。那时读书主要是读儒家的经典，五经四书与北宋以来理学家的著作。理学是北宋发展起来的一种儒学形态，主要学者包括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尤其是二程和朱熹，又是理学的大宗，他们的学问被称为程朱理学，是官方的正统学问，读书人必须修习。二程即北宋的程颢、程颐二兄弟，他们认为“天理”是宇宙人生的根源与依据。朱熹则集宋代理学之大成，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理学。程朱都非常重视《大学》，尤其强调《大学》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工夫，认为“格物穷理”，是体认天理的起点和基础，所谓“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此时的阳明就深受程朱格物学说的影响。弘治五年，阳明二十一岁时，发生了“亭前格竹”的故事。阳明自己是这样记述的：他的钱姓朋友去格亭前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到第三天就病了，他自己去格，七天也病了，于是叹惜圣贤是做不得的，没有大力量去格物。

做圣贤的第一次努力失败了。这是由于青年阳明误解了朱子格物的意思吗？但朱子本人就讲，事事物物上都有一太极，也就是天理，学者就事事物物上穷格其理，可以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界。所以阳明格竹，无非是在实行通过格物上达天理的朱子学说。亭前格竹的失败说明，青年时期的阳明，一方面认同程朱所提倡的人生境界和修养目标，另一方面对于程朱的修养工夫则无法契入。成圣成贤的为学目的，和如何成圣成贤的工夫修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这个矛盾及其解决，开启了阳明后来的整个思想学术生涯。

希做圣贤而无望，阳明难免转向其他途径。按照同时代大儒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所说，这一时期的阳明经历了“五溺”，即：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任侠之习，是指扶危济困，打抱不平，大约有点江湖习气。骑射之习，是指骑马射箭，排兵布阵。他15岁时曾出居庸关，学骑射，曾梦游马伏波将军庙。马伏波是东汉开国大将，认为男人应有“战死沙场，以马革裹尸还”的志向。阳明曾花大力气研究兵法，用吃剩的果核排列阵势，他曾用治理军队的方法管理民夫，让他们演练诸葛亮发明的阵法——八阵图。辞章之习，是写八股，应科举。阳明在科举上算得上顺遂，二十一岁中举人，二十八岁成进士，中二甲第七名，但他始终认为“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神仙之习，是学习道教长生之学。阳明十七岁新婚之夜，在江西铁柱宫听道士讲养生，“相与对坐而忘归”。一直到二十七岁，都有“遗世入山之意”。佛氏之习，指阳明还曾爱好佛学，有不少诗词流露出他的这一向往。他曾到九华山与山僧晿和，观摩和尚参禅，与僧人讨论佛学。在正统儒家看来，这五种学问都不是关于身心性命的根本学问。但需要指出的是，从成贤无望后转向佛老可以看出，阳明对人生根本价值、如何安顿身心性命等重要问题的思考显然是积极而且迫切的。“五溺”阶段实际上酝酿着后来巨大的哲学突破。这一突破，就发生在贵州龙场。

2、贵州龙场悟道

正德元年（1506年），明武宗（15岁即位）刚刚秉政，就亲信臭名昭著的刘瑾等八大宦官（八虎）。孝宗朝老臣刘健、谢迁等请诛刘瑾，被诬为奸党，戴铣（xǐ）、薄彦徽等人上疏请留刘健等，反而被下诏狱，也就是俗称的天牢。时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的王阳明，上疏批评武宗杜塞言路，要求赦免戴、薄，流放弄权的宦官，也被捕入狱，廷杖四十（一说五十），几乎死去，随即被贬贵州龙场驿任驿丞。阳明的父亲也遭到了牵连，被迫辞去官职。

在流放途中，阳明曾被刘瑾派出的刺客追杀，家人也可能遭到未知的迫害，这些都不断刺激阳明去思考生死大问题。当时贵州条件恶劣、道路艰险。地处偏远的龙场，更是险恶。初到龙场，无处居住，自己搭建草棚。水土不服，随从病倒，阳明斫薪取水，煮粥侍候。他们开荒种粮种菜，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面对恶劣的环境和人生的大起大落，阳明本人经受着考验。他在龙场曾写过一篇《瘞（yì）旅文》，写一位不相识的人路过此地去边远地区拟任小小的吏目，不幸死在赶路途中。吏目死了，其公子与仆人也死了。他们太累了，太苦了。阳明带着仆人为这三人收尸，埋葬，祭奠，触景生情，联想到自己被贬谪、放逐，情不能已。埋葬三个客死在外的异乡人以后作了这篇哀祭文。这三个异乡人，仅为了微薄的薪俸而万里奔走，终于暴死异乡。他们与作者素昧平生，但祭文的感情却写得相当深切，悲叹客死之人也是作者借以抒发自己被贬异域的凄苦哀伤之情。但作者能“达观随寓”，终于生活下来了。阳明能超脱于个人的得失荣辱吗？但他去体会，想要参透、超脱生死念头。

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

他不断地自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即圣贤该如何面对这样的艰难困苦，安顿自己的身心性命呢？他收摄精神，日夜作息，群居独处，都力求澄清杂念，不肯妄言妄行，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追求内心的宁静与专一。这样的自我锻炼终于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正德三年（1508，三月到达龙场，前一年初春离京），阳明三十七岁。他在龙场意识到自己仍没有超脱生死之念后，感到愕然，于是在屋后建了一个石墩，日夜端坐其中，参悟死之要义，寻求心之静一，以求破生死之惑。

一夜，忽然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

一天夜里，他恍然顿悟，随即发狂般地欢呼雀跃起来，感觉云开雾散，豁然开朗，不觉手舞足蹈！他终于参透了“格物致知”之旨。这句话一是表明阳明身处危困之际，念兹在兹的仍是学为圣贤，这一根本性的宗旨，为阳明带来了巨大且持续的心灵动力，是阳明哲学突破的动源。二是格物致知是为圣作贤的工夫基础，这一点没有错，但不像程朱所说，天理存在于外在的事物当中，求天理需要在事事物物上去格物；相反，天理就在人人本来就有的天性当中，求天理就只应不断发明自己从天那里得来的理，而无需向外追寻。原来，圣人之道蕴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一直以来沿用的向心外求理的方法本身就错了！

这样一来，阳明终于打通了长期横阻在为学目的和修养工夫之间的关隘，悟通了“物之理”与“人之心”之间的关系！这一悟，史称“龙场悟道”，又叫做“龙场顿悟”。阳明在龙场通过“澄默静一”的修习而超脱了生死之念，同时还悟出了“格物致知”之旨。

次年，阳明又推进了自己的思想，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说法。知行合一的思想内涵，我们在下面还会详说，这里主要说他为什么要讲知行合一。阳明讲知行合一时，他的大弟子徐爱一时间都不能理解，他问阳明，古人都把知行说成两件事，先生怎么说就是一件事呢？

阳明认为，圣贤经传当中有时偏重说知，有时侧重说行，实际上是针对不同的人来说的。在根本意义上，知行就是一回事。但是，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子之学，在修养工夫上是主张先致知、后涵养的，也就是主张知先行后的。先致知就是先认清道理；后涵养就是认清了道理以后，在事物间去行这个道理。阳明认为，程朱实际上将知和行割裂了开来，造成后来学者离行而求知，所得不是真知，所行不是真行。因此，他的知行合一之说，也是针对程朱理学工夫论的偏失，以及明代士风堕落的现实情况而产生的。

阳明在贵州龙场只待了两年（连同路途可说前后三年，三年谪居，正德四年年底期满，次年三月到江西庐陵任知县），但这在阳明心学创立过程中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是悟了“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实际上也就是后来总结出来的“心即理”；二是悟了“知行合一”。这两点构成了阳明良知学的主要内容。

在龙场期间，阳明建造了龙冈书院、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聚徒讲学，培植后进，弦歌不辍。阳明在贵州不只是悟道、讲学，他与这里各民族、各阶层的人物相处，播撒中国文化的种子，以仁德感化四方。阳明认为，天下没有不被感化之人，应邀写了《象祠记》。当时水西地区的土著豪族安贵荣，继承父辈土司之职，出任宣慰使，有很大势力。他拉拢阳明，给阳明送礼，阳明坚守君子之道，不收礼物，又不屈从权势，以“义”说服对方不能脱离朝廷的管辖。安贵荣不满朝廷，认为酬赏太少，讨价还价，请朝廷削减水西地区驿站，让阳明帮忙，又遭阳明拒绝。安氏继想夺取水西另一豪族宋氏的势力，策动宋氏部下酋长叛乱，阳明给安氏写信，劝他立即出兵平叛，晓以利害。阳明一封信就震慑住了安氏。他尊重少数民族，尊重其上层人士，又坚持原则。对待少数民族，《礼记•王制》说：“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异其宜。”儒家的这个主张很有道理。

龙场悟道在阳明学发展史上、乃至整个儒学思想史上，都有着无可估量的意义！

3、政德与事功

阳明肯定孔子的“为政以德”，他认为做事在得人，事业必靠有德之人去积极推行。如十家牌法，如没有得力的有道德的人去推行，就会半途而废。他下力气在基层兴教化，美风俗。他批评当时的风俗，“争功利而薄忠信，贵进取而贱廉洁”，认为长此下去，必酿成祸患。

阳明坚持儒家的宽政主张，以佚道使民，强调官员要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虽劳不怨。他勤政守职，视民如伤，治庐陵时，辟城中火巷，绝镇守横征，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他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在弘治十年的《陈言边务疏》中痛斥朝中大臣外托慎重老成之名，盘根错节，结党营私，招权纳贿，终将至于颓败而不可收拾。嘉靖初年，阳明总督两广、江西、湖广军务，在《禁革轻委官职》中批评道：“有司之失职，独非小官下吏偷惰苟安侥幸度日，亦由上司之人，不遵国宪，不恤民事，不以地方为念，不以职业经心，既无身率之教，又无警戒之行，是以荡弛日甚，亦宜分受其责可矣。”

他查知有官员因私事弃职远出，或因上司经由，为巴结谄媚，越境迎送，即令布政司通行禁革究治，规定今后各衙门首领官都要置立文簿，凡遇官吏公事出入，因某事到某处迎送，或到某处差委，都要开列日期，岁终报给他，以凭查究。整顿吏治，是他治理地方的措施之一。关于权力，他认为，权为天下利害所系，小人窃之以成其恶，君子用之以济其善。君子欲济天下之难，不能不操之以权，但君子用权，必由其道。那就是：以至诚之心立德，扶植爱护良善；昭示不可夺去的气节操守，引导下属走正路。慎重地对待权，用好权，在用人上，在心态上，“坦然为之，下以上之；退然为之，后以先之。是以功盖天下而莫之嫉，善利万物而莫与争。”这里用老子“不争”的思想，调节心灵。足见惩治腐败，一靠制度，二靠良知，一内一外相互作用。

阳明是书生，但不是无用的书生，他有书生本色，同时又是马上之英雄，领兵打仗的统帅。他叱咤三军，是旷世罕见的大豪杰！真正的儒家都是内圣修己与外王事功两方面同时并重的。他一生的事功，被誉为“三百年事功第一”。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叫做“三征”，即征南赣、征宁王、征思田。征南赣发生在正德十一年（1516年）到十三年（1518年）。阳明以大无畏力，平定江西、福建、广东、湖南一带的匪乱。他设立了“十家牌法”，就是将保甲制度和乡约制度结合起来，复兴人伦教化，稳定社会治安，保障当地民生。

征宁王，发生在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是正德皇帝的叔叔。听到了宁王叛乱的消息，阳明当机立断，率兵攻下了朱宸濠的老巢。但阳明不仅没有受到封赏，反而遭到毁谤诬陷。

不久，明世宗继位，任命阳明为南京兵部尚书，又加封阳明为新建伯，阳明两次力辞爵位，都没能如愿，但他回乡省亲的奏折则获得了批准。阳明此时激流隐退，体现出一种“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表达了极高的政治智慧。于是他回到了故乡，侍奉老父亲，并讲论学问。越中讲学的六年，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光。

嘉靖七年（1528年），朝廷征召阳明平定思、田（前一年五月临危受命总督两广等军务并征讨），五十六岁的阳明抱着病体，踏上了征程，前往酷暑难耐、恶疫肆虐的南方。在平定了广西思恩、田州等地的叛乱后，他又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加强治安，施以教化。终日劳累诱发了他的肺病顽疾，这一年的十月，完成使命的阳明在归越途中经过梧州，拜谒马伏波庙。回想自己少年时曾梦游马伏波庙，阳明感慨万千。他写诗曰：“四十年前梦里诗，此行天定岂人为？”似乎都是命运的安排！

阳明病情加重，又生痢疾腹泻。这一年的十一月，当阳明乘坐的一叶扁舟抵达江西南安（今大余县）时，他已经卧床不起了。他的弟子周积正在南安做官，听闻恩师来了，急忙迎候。两三天后，当月廿九日（1529年1月9日），一代哲人卒于南安境内长江岸边泊的木船上。临终前，周积赶来，阳明徐徐睁开眼，把头转向周一侧说：“吾去矣！”周悲痛万分，泣不成声。周压抑着呜咽，问恩师有什么遗言，他张开嘴唇，微笑着回答：“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此心，就是良知。阳明终年57岁。死后，阳明被葬于浙江山阴洪溪乡（今属绍兴县兰亭乡）。李卓吾说，阳明先生也是“马革裹尸还”啊！

程明道诗云：“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阳明的学说与他的圣贤志向、出生入死的经历、波澜壮阔的人生及豪雄般的气质，密切相关。他的一生充满了一往直前、生气勃勃的气概与活力，并蕴藏着他深度的生存体验与独特的生命智慧。

每个人一生总会做一点事，都会有大小不一的光环。但这都是过去式。光环退去，我们都是一介布衣，柴米油盐。百岁老人杨绛先生说：“我们曾如此渴望生命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她又说：“灵性良心人人都有。经常凭灵性良心来克制自己，就是修养。”

二、《传习录》其书

前面的“立志学为圣贤”和“贵州龙场悟道”，属于三不朽当中的“立德”；“三百年事功第一”讲的是“立功”，接下来我们看看阳明的“立言”。

阳明一生著述丰富，他的作品有极高的文学造诣和丰富的思想内涵。清代人吴楚材、吴调侯叔侄编的《古文观止》一书当中，收录了阳明三篇文章，一篇是《尊经阁记》，是嘉靖三年（1524年）在浙江讲学时为绍兴稽山书院所写。他写道：“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这是讲中国文化的常经常道，即中国文化价值理性的重要性。第二篇是《象祠记》，第三篇是《瘞旅文》，这两篇都写于贵州龙场。阳明的书法也非常之好，明代大书画家徐渭（字文长）曾说，王羲之的字太好，人们只记得他的书法，而忽略了他高尚的人格和杰出的才能；阳明则相反，人们只记得他的人格、事功和学问思想，而忽视了他极高的书法成就。实际上，无论是文章还是书法，对于阳明而言都是枝节小技，他一生真正的成就，仍是学术思想上的。

最能代表阳明思想成就的作品，是《传习录》。“传习”二字见于《论语》首篇记载的曾子语“传不习乎？”曾子反省自己，老师传授的学业是不是复习了呢？朱子注：“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传习录》由阳明门人徐爱、陆澄、薛侃、钱德洪等根据平时记录辑成，分为正文三卷、附录一卷，被收入《王文成公全书》中。其中卷上、卷下，均为阳明答弟子问的语录；卷中为王阳明与朋友论学的信札（答顾东桥、陆原静、罗钦顺等）。附录一卷为《朱子晚年定论》，这是王阳明搜集朱熹答人书三十三则，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一部作品。从文献版本学上来讲，《传习录》上中下三卷的形成，也是《传习录》刊刻出版经过的体现，这里不能细讲。

作为阳明心学的最主要文献，《传习录》的影响非常大。从时间上来说，四百年过去了，历朝历代的文人学者都是常读常新；从空间范围上来讲，《传习录》传播到了日本、朝鲜、欧洲、北美。本书已经成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儒学的一把钥匙，更成为反照我们内在心灵的一面镜子，帮无数的人挺立起人生价值与信念。所以清代大学者王士祯说：“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绝顶。”这绝不是过誉之辞！

当然，阳明著作不止《传习录》一本，他的著作被编为《王文成公全书》，有三十八卷，《传习录》只占其中的三卷；后来编了《王阳明全集》，卷数就更多了，有五十四卷。

阳明著作最重要的还是《传习录》。钱穆先生在论及国民必读的国学书目时，开了七本书，分别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和《传习录》。前四本书大家都很熟悉；《六祖坛经》是中国化佛教也就是禅宗的主要经典，记载了六祖惠能的思想；《近思录》是南宋朱熹和吕祖谦合编的一本书，是北宋周敦颐、二程和张载等四位理学家的语录汇编，是理学的经典；与《近思录》相应，《传习录》就是心学的经典。这七本书，大家应该找来认真地读一读。以下第三部分专讲《传习录》的思想内容。

三、王阳明思想要旨

阳明一生的活动，实际上是围绕讲学和社会教化为中心而展开的。他每到一处，恢复社学，招揽本地青年，大兴讲学之风。即使是在带兵打仗的过程中，也与自己的学生们讲学不辍，吸引了当地士子平民都来听，出现了观者如堵的盛况，听众像围墙一样，密不透风。阳明讲学究竟讲些什么内容呢？或者说，阳明心学的思想要旨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这三个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阳明心学的主要内容。

1、“心即理”

阳明心学的根本观点是“心即理”。在阳明之前，南宋有位大儒叫陆九渊（1139-1193年，字子静，号象山），和朱子是同时代人，他主张“心即理”。因此人们常把陆、王并称，将二人的学问合称为陆王心学。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构成了整个宋明道学的两条主线。但是，陆九渊“心即理”的观点，是他“因读《孟子》而自得之”；而阳明的观点，则是他在经历了与朱子学的长期对话和自己不断的探索与体证后而得出的。与陆九渊相比，阳明对“心即理”命题的内涵的揭示和说明更为具体、深入和充实。

《传习录》记载了阳明与弟子徐爱对“心即理”命题的探讨。意思是：父母身上并没有蕴藏着孝的道理，君王身上也没有蕴藏着忠的道理，同样，朋友、老百姓身上也没有蕴藏着信和仁的道理。一个人要讲究孝、忠、信、仁，总归不是向别人身上去求。那么这些道理都在哪里呢？阳明认为，就在你我和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的心本来就具有敬老孝亲、忠于职守、言而有信、仁民爱物等道理，才能事父母以孝，事君王以忠，交友以信，治民以仁。这里所说的心，不是一团血气的心，而是哲学意义上的“本心”。阳明是这样定义这个“心”的：

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宁有心外之性，宁有性外之理乎？宁有理外之心乎？

这个心，就是天性，就是天理，就是天赋予人的善性。为了和一般意义上的心区别开来，我们称这个心为“本心”。既然心即是理，人可以在道德实践中将心之理赋予行为和事物，因此也就无需求理于外，到外在的事物上去求一个道理。所以本心就是一个，在不同的情景下，发为仁、孝、忠、信等道理；反过来说，这些道理不过是本心在发用流行中，所呈现出来的道德准则与秩序。

阳明提出的“心即理”，有着极大的思想价值。朱子认为“性”和“理”都是形而上的东西，具体的事物是形而下的，形而上的天理要依附形而下的事物而存在。所以他主张向外求理的修养工夫，也就是绕开一步，通过形而下的东西去求形而上的东西。阳明“心即理”的观点，则打通了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和形而上的天理，以及形而下的万事万物之间的关系。三者都统合在“本心”当中。因此他主张直截在本心上做工夫，去掉人欲之私，不断彰显本心所蕴藏的天理的光明。所以说“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他说：

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

阳明所说的“物”，是与心即理的“心”关联着的，“物之理”实际上也就是指“心之理”在物上的落实，也就是道德原理与道德法则，而不是指客观知识性的理。这些道德原理和法则，只能来自于继承了天性、蕴含了天理的本心，而不在物的自身。心之理落实到事物上而得其宜，也就是恰好、刚刚好，这种情形就叫做“义”。因此，求义或者求理，就只能在本心上求，而不能在外事外物上求。为了避免将“义”看成外在性，同时也为了强调“义”和“理”本于“吾心”，阳明采取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这样一种极为强势的表达方式。但是，“心外无物”的说法，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质疑。《传习录》中记载了一个“南镇观花”的故事：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友人的问题，正是针对阳明“心外无物”提出来的。按照心外无物的说法，外界事物是否独立于吾心、还有没有客观实在性呢？一直以来我们由此而对阳明心学有一些误解。阳明的回答真的否认了事物的客观实在性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看第一句，“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这个“寂”，意思是不彰显，而不是不存在。否则“同归于寂”就成了花也不存在、心也不存在，哪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会说心不存在呢？所以他首先就承认了花的存在是客观的。关键是第二句，“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所谓“一时明白起来”，也就是有了意义与价值，而意义与价值的赋予，则离不开“你来看”。你不来看，这个花与你的心无关，也就无法“明白起来”，自然没有意义和价值；与此同时，你的心也不活动，没有赋予任何东西以意义和价值，这就叫“同归于寂”。只有你来看，赋予花以意义和价值，此花颜色才“一时明白起来”，花的价值和意义，由观看者的心来赋予，与心不可分，所以“不在你心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这是说，对于艺术的欣赏，只对具有审美能力的主体来说才有意义。由此可以看出，阳明在讲“心外无物”时，并不是针对外界事物是否独立于“吾心”而存在这类问题而发的，而是与他对“物”的特殊规定以及他的整个思想系统密切关联着的。存在是客观的，但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则由人来赋予。这才是阳明所讲的“心外无物”的根本意义，也是心学体系中心物之间的根本关系。

2、“知行合一”

前面说到，阳明在龙场，先是悟通了“心即理”，随后又悟通了“知行合一”。可以想见，“知行合一”与“心即理”之间，一定有很深的关联。阳明后来也明确说：“外心以求理，此知行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这表明“知行合一”是建立在“心即理”的思想基础上的。所以，我们要联系阳明“心即理”的思想，来分析和讨论他的“知行合一”说。

从《传习录》看，阳明在论及知行关系时，有一个反复申明的观点，叫做“知行本体，原来如此”。他本人有时候又将“知行本体”称为“知行之体”、“知行体段”。究竟什么是“知行本体”呢？这四个字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如阳明所说：“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这里的“本体”，就是本来面貌的意思，“知行本体”也就是指知与行互相联系、互相包含、本来一体；知行分离，也就背离了知行的本来意义、违背了知行本体。第二层意思，阳明又说：“‘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这里的“知行本体”，就是指良知良能。良知良能是孟子的说法，就是指无需经过后天的学习、先天具有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能力，实际上也就是本心，就是“心即理”之心，或者叫“心之本体”。二者相较，后一种“知行本体”的涵义无疑更为根本。理解了“知行本体”的两层含义尤其是后一层含义后，我们来看阳明关于“知行合一”的论说：

《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

知行之所以能够合一，在于人自身就有“知行本体”。这个“知行本体”，既是“心即理”之心，也是“良知良能”。一方面，“心即理”表明此“知行本体”自身即为立法原则，赋予了事物以道德秩序与准则，所以要认识这个道理、要行这个道理，无需“外心以求理”，只需“求理于吾心”，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行统合于人的本心。另一方面，“良知良能”表明此“知行本体”本身还是道德认知原则与践履原则，“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见到小孩子要掉进井里了，人当下即起恻隐之心，当下即去援手相救，这就是“本心”的自然显露和发用，就如同见漂亮的事物产生倾慕，闻到恶臭时自然感觉厌恶一样，不需要参杂刻意的思索，也不需要在思索之后再有意识地采取某种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知和行之间也没有丝毫的间隔。这是道德的直觉、正义的冲动。正因为人有这样一个“心之理”的心、或者“良知良能”作为人的知、行活动的根本依据，也就是“知行本体”，所以阳明才说：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既然只有“心即理”之心才是“知行本体”，那么，被物欲私欲所蒙蔽和隔断的心当然不是“知行本体”。所以阳明强调要“复那本体”，不可使此本体“被私欲割断”。也就是要摆脱物欲私欲的缠绕，收拾身心，发明“知行本体”，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阳明说：

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凡是“知行本体”所发出来知，则必能行，这就叫“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不善的念”不仅不是“知行本体”所发，反而遮蔽和隔断了“知行本体”，只有将此不善的恶念彻底根除，才能“复那本体”，使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互相吻合，从而做到真正的知行合一。这是知行合一的本体论含义，也是根本含义。他深深体会“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要防患于未然，要从人的一点恶念处入手，不使邪念进入现实经验中为非作歹。

阳明完全是从道德出发来讨论知行工夫的，故在他看来，知必须表现为行，能知必然能行。知与行相即不离，两者是同一工夫过程的不同方面。他说：

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元来只是一个工夫。

一般地来说，“明觉精察”是形容知的，“真切笃实”是形容行的，但阳明要求，人在知的过程中要抱有“真切笃实”的态度，在行的过程中要保持“明觉精察”，知不离行，行不离知，且知且行，即知即行，这样的知才是真知，这样的行才是真行。这是知行合一的工夫论含义。我们今天讲的“知行合一”，已不是道德范畴、意义上的，而是社会实践意义上的，这是我们与王阳明的根本不同。

3、“致良知”

阳明在去世前曾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也就是说，“致良知”是阳明一生思想的总结。“良知”两个字出自《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所谓良知，就是指人不依赖于环境、教育而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爱亲敬长就是良知的最初的自然体现。“致”字则出自《大学》“格物致知”。阳明创造性地将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实现了心与理、知与行、道德修养与社会实践的融合为一。

首先，在阳明那里，良知是一个贯通天人的概念。他说：“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大家知道，性是天性，理是天理，心之本体是本心，也就是良知。三者之间是对等的关系，所以宇宙间最根本的秩序也就是“天理”，天对人的本质性规定也就是“天性”，以及人的道德本质和主宰也就是“本心”，三者就完全贯通起来了，本心或良知于是直接成为天理的具体表现和生发之源。

其次，阳明所讲的良知，又指“随时知是知非”的道德认知与判断能力，是一个贯通体用的概念。关于这一点，《传习录》中有很多个地方都有体现：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

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

在这些话里面，有着非常浓重的“知”的色彩。良知会自动地呈现于心并为主体所觉知，就是人的至善本性在是非知觉中的当下朗现。这种是非知觉里面，必然蕴含着应当如何的道德原则，以及道德选择的方向。这个原则就是天理，依据天理，进行道德判断，甚至产生意向性活动，就是道德实践。能够知善知恶的良知，既是至善本体，又是至善本体的功能和发用。所以说，良知的概念贯通了体用两个方面。总之，阳明五十岁前后提倡的“致良知”之学，实际上是在早年“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也蕴含了“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主要理论内容。

正是在兼具“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基础上，阳明将良知视作是天地之心、宇宙之心。良知赋予了天地鬼神万物以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价值意义的创造本源和主宰力量，具有绝对性和根源性。人因为有此良知，就可以和天地宇宙会通，可以充当宇宙天地之心，从而肩负起协理宇宙天地万物的责任。正因为良知如此重要，所以阳明断定：“‘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

良知既是“性与天理”，又是道德认知与判断。因此所谓“致良知”，也就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不断地向至善的道德本体的归复，以达到极致；二是以道德认知和判断为依据，加以实行。在第一层意思上，“致良知”就是“致吾心之良知”。这个“致”字既作名词，有极点、终极之意，又作动词，有向极点运动之意。“致良知”就是使良知致其极，就是扩充良知本体至其全体呈露、充塞流行，“无有亏缺障蔽”。阳明认为，良知有本体，有作用。孩提之爱敬是良知本体的自然表现，但并非良知本体的全体。只有将这些发见的良知进一步充扩至极，良知本体才能全体呈露。当然，人生中良知充扩至极的过程是无限的。

一方面，良知本体的至善性、绝对性和普遍性为人们的道德践履和成圣成贤的追求提供了内在根据和根本保证。“人胸中各有个圣人”、“人人皆可成尧舜”的道德洞见，能有效促使道德主体挺立，激发道德理想追求。另一方面，又要对良知本体在现实环境中作用流行的相对性、具体性以及致良知过程的无限性保持清醒认识，以防道德主体的自我膨胀、猖狂及虚无。

致良知的第二层基本意思是“依良知而行”。“致”字在这里相当于“行”字，致良知即“行良知”，即依良知而实行。阳明更为强调这一面，他说：

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著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

良知知是知非，就是人的道德认知与判断，是行为的准则。致良知就是“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即依照良知去行。也就是说，只有按照良知指导而行才能称为致良知。良知是主宰，是准则。阳明的《咏良知诗》之一、三：

个个人心有仲尼，

自将闻见苦遮迷。

而今指与真头面，

只是良知更莫疑。

人人自有定盘针，

万化根源总在心。

却笑从前颠倒见，

枝枝叶叶外头寻。

阳明唤醒我们的良知，让我们不要“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我们不是精神弃儿，一定要挺立内在的良知，同时必须将良知之所知贯彻落实到日常的道德践履中。正因为“良知”为知，“致”则有力行之义，所以阳明认为“致良知”，“即吾所谓知行合一”。这就体现了阳明学说的前后一贯性。“致良知”说既简易直接又内涵丰富，将阳明的整体哲学思想完满地表述出来了，标志着阳明哲学建构的最终完成。

四、阳明学的影响与现代意义

1、阳明学的影响

阳明学产生以后，迅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王门弟子分化成为浙中学派、江右学派、泰州学派等，遍布中国十几个省。朝廷大臣、学者士大夫、贩夫走卒当中，都有阳明学的信徒。尤其是在中下层民众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因为阳明学“致良知”“知行合一”等主张，摆脱了长期的文字训练和经典阅读，是一种简单直截、当下即是的工夫，所以能够引发中下层老百姓的极大兴趣，直接推动了儒学平民化运动，构成了对官学也就是朱子学的冲击，实际上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但王学体系中的内在矛盾，也使得王学在历史上由极盛而衰落。与古今中外一切思想体系一样，王学体系也有自身自我否定的因素。张祥浩先生认为，身处武宗朝政治黑暗年代的王阳明倡导致良知教，意在从士人内心唤起维护仁义道德的自觉性，因而屡屡强调良知即天理，即准则。这适应了特殊处境下的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精神需要，但这也包含着一种危机，即只强调内心的道德自觉，忽视了纲常伦理的客观准绳与圣人言教的权威性。良知说有忽视客观规范、标准，漠视温凊定省诸礼法仪节的倾向，后来成为不道德的人掩饰自己丑行的借口。所以王门后学中有些人流于狂禅，不务实事，无关修养。

另一方面，阳明学对后世影响之深，再没有其他学派可以与之比肩。明亡以后，清代阳明学受到打压，但被誉为“同治中兴名臣”的曾国藩，一生都崇拜阳明、效法阳明。进入近现代，阳明学作为一种平民哲学，被当作反抗压迫、争取平等的思想武器，重新焕发出光彩。

著名哲学家贺麟先生，在1945年出版过一本《当代中国哲学》（今名《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将清末以来的中国哲学发展动向，归结为“由粗疏狂诞的陆、王之学，进而为精密系统的陆、王之学”，“由反荀、反程朱的陆王之学，进而为程、朱、陆、王得一贯通调解的理学或心学”。也就是说，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其实就是陆王心学尤其是阳明学的重光。这里面有一位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家的开山大师。最近我们受郭沫若纪念馆委托，整理出一批熊十力致郭沫若的信札。在1944年，熊、郭二位先生就围绕阳明展开了大篇幅的讨论。郭沫若继承了阳明学的实行观点，主张“事上磨练”；熊十力则说“事上磨练”固然不错，但必须加上“保任良知”四个字，叫做“保任良知，去向事上磨练”，方能无弊。今天看来，熊先生得到了阳明学的真髓。他自己也说，在他哲学体系中，仁、诚、本心、本体等范畴，就是阳明所讲的良知。所以说，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的现当代发展，与阳明心学关系极其密切。

贺麟还举出孙中山和蒋中正，为阳明事功之学的当代继承人。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学说，就是由阳明“知行合一”学说发展而来。蒋中正也信奉阳明学，并发展了孙先生的知行学说，所以到台湾后，他特意把台北市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不止如此，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导师、后来的岳父杨昌济先生，也是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忠实信徒，在他的影响下，毛泽东认真阅读了《王阳明全集》，做了很多笔记，还写了一篇《心之力》的文章，大致上就是按照阳明学的路子来阐述的，这篇文章获得了杨昌济先生的大加赞赏。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毛泽东特别强调人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也不能说没有阳明学的影响。

1949年以后，大陆、台湾在不同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分别强调阳明学的某一个方面。大陆主要强调阳明学的平民化、批判性因素，所以泰州学派的王心斋、何心隐、李卓吾等人，获得较多的重视。台湾地区除了在官方学术上宣传孙、蒋学说外，民间学术也高扬中华文化意识，赓续阳明学，强调与西方哲学对勘，与现代科学、民主接榫。熊十力的学生、港台新儒家的旗帜性人物牟宗三、唐君毅，走的都是这条路子。牟宗三先生创立的“道德形上学”特别强调良知本体，在继承阳明心学主要内容的同时，又通过批判阳明学，挺立了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理性道德主体。唐君毅先生讲生命的真实存在，讲心通九境，也包含着对阳明“心外无物”思想的继承。所以说，阳明学在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重建过程中，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时至今日，阳明学在台湾仍是显学，甚至还被用于生命教育、哲学咨商、心理建设等诸多方面，发挥实际功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日据时期，有个本土哲学家叫林茂生，他是台湾第一个文学士，也是第一个留美博士，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在台湾知识菁英中享有威望，二二八事变中，被国民党秘密杀害。所以现在很多强调台湾意识甚至是搞台独的人，就以他为起点讲台湾哲学，以区别于中国哲学。但有趣的是，林先生的主要哲学思想就是阳明学（他在帝大修的就是阳明学）。他的博士论文《日本统治下台湾的学校教育》，以反思日本在台的殖民地教育为主题，其核心观点之一，是“教育应从个人内在去发展，而非强加于外部的发展”。前一句话，是从阳明人人有个良知主宰而来的，后一句话，是从阳明除去外在的遮蔽以致良知而来的。所以说，即使台湾哲学有其个性，但仍以中国哲学为其母体。一些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操弄文化台独，在中国文化与台湾文化之间搞切割，但这种内在联系切得掉吗？

阳明学不止是中国文化的无尽宝藏，而且流传到日本、朝鲜，推进了他们的近代历史进程。阳明四十二岁时，曾在浙江与日本禅僧了庵桂悟会晤。桂悟东归，日本始知有阳明学。明万历年间，阳明著作就传入了日本，被称为江户儒学鼻祖的藤原惺窝就读过《阳明文录》。十六世纪中期，中江藤树（1608年-1648年）最先在日本传播阳明学，他被称为日本阳明学的“元祖”。中江藤树之后，出现了三轮执斋（1669-1744年）、佐藤一斋（1772-1859年）、大盐平八郎（1794-1837年）等阳明学大师。三轮最先注解了《传习录》，这个注解本甚至早于中国本土。佐藤提出朱陆（王）会同的理论，从而使得日本阳明学成为幕府之学，具有官方地位。大盐则将张载太虚说与阳明心学结合起来，发展了阳明学，他本人甚至在阳明学鼓舞下，领导了大阪农民和都市贫民的起义，虽因失败而自杀，却发出了倒幕运动的信号。稍后的维新志士如梁川星岩（1789-1858年）、西乡隆盛（1826-1877年）、吉田松阴（1830-1859年）等，都是阳明学的信徒。他们以阳明学为团结下层武士、平民的纽带和行为动力，开展倒幕和维新运动。阳明心学深刻影响了明治维新，已经是国际学界的共识。冈田武彦先生甚至认为，中国阳明学在明亡以后，“遭到空前激烈的非难”；“然而在日本，阳明学则得到了彻底的发展”。

朝鲜半岛大约在阳明逝世前后就已经了解了阳明学说，有“朝鲜朱子”之誉的李退溪（1502-1571年）甚至撰写了一部《传习录论辨》，专门驳斥阳明学说。退溪的巨大影响力，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朝鲜阳明学的发展。但他本人却有很明显的心学倾向，甚至提出了与阳明学颇为相通的“心即理”命题。17世纪，郑霞谷（1649-1736年）潜心研究阳明学，开创了江华学派，一直流传至今。同时，阳明学的实用因子也影响到作为民族启蒙思想前兆的实学派学者。实学思潮主要流派的重要学者，如李瀷（1579-1624年）、朴齐家（1750-1805年）、丁若鏞（1762-1836年），无不受阳明学之影响。朝鲜近代实学思潮代表学者朴殷植（1859-1925年），更是力图通过阳明学实现“儒教求新”的目的，将当时流行的社会进化论与阳明学结合起来，开展了名为“大同教”的宗教运动。所以钱明认为，“阳明学乃是朝鲜实学思潮产生的重要哲学基础”。

以上简要地介绍了阳明学的东亚传播情况，实际上也是为了说明，阳明学绝不仅仅属于中国，也绝不仅仅属于古代，恰恰相反，他作为东亚诸国共同的思想资源，在各国近代化进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陈荣捷先生才这样评价王阳明及其著作：

有明王学展播全国，支配国人精神思想百有余年。其致良知与知行合一之旨，至今仍为我国哲学一擎天高峰，而四句之教，聚讼百载，火尚未阑。东渡而异地开花，于明治维新，给大生力。此强健思想之源泉，乃《传习录》也。

2、阳明学的现代意义

阳明学的现代意义，其实是由阳明学本身的特质决定的。阳明学本身就是自由活泼、积极主动的，极具创造性。它的第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强调人的道德主体性，即道德自由。阳明学告诉我们，良知是心之本体，知行的本体。人是有良知的，人应该不断地发明良知、实践良知，振起人的精神生命。“致良知”是学问修养的灵魂与第一原则！他告诉了我们一条道德人格的上升通道，彰显了人性本来的光辉，强调人性的光辉不仅要照亮我们自身，甚至还要照亮他人。人不应该向下沉沦，不能为物欲所遮蔽，不能陷入异化之中而否定自我的人性。这一点，可以唤醒现代人冷漠的、功利的、庸俗化的心灵，反抗当下社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虚无主义，拯救当下的生态危机、信仰危机、道德伦理危机。

例如，王阳明对自然万物，包括草木、鸟兽、山水、瓦石等，都有一种深厚的生命关怀，强调“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他发挥孔子的“仁爱”与孟子的“仁民爱物”思想，在他看来，不仅是动植物，不仅是自然之物，甚至人造之物（如瓦），因其源于自然，又是人生存的不可或缺的物品，也都有生命，都有存在权利，都要顾惜。他认为，天地万物是一个生命整体，虽然人类必须取用动植物，但动植物仍有自身的价值。儒家肯定天地万物皆有内在价值，要求一种普遍的道德关怀。

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是把“真诚恻怛”的仁爱之心发挥、扩充、实现出来，去应对万物，使万物各安其位，各遂其性。“致良知”包含着从人性上反思自己，反思人的贪欲、占有欲及人对自然万物自身权利与价值的不尊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过度取用与开发。

阳明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知行合一。“知”在这里指良知，阳明强调真知真行。现在我们讲儒学，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人说，你讲得都非常好，但是我就是做不到。阳明学讲的知行合一，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来的。做不到是因为还没能理会得透，理会透了自然做得到。阳明学告诉我们，要在日用伦常之间，在礼乐刑政之间，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发用出来，用来敬老爱亲，用来修身齐家，用来尽伦尽职，为政理事。做一分，就体认一分良知，体认一分良知，就要行一分这个道理。这一点，可以赋予今人实践道德、完善自我的勇气。

阳明的亲身经历也提醒我们，为政之道在于明德、亲民。阳明解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时，特别强调在明明德的基础上亲民。他首先是强调为政者要修身以德，以仁德为核心价值，引领和实现政治的正义。官德不仅仅是一种职业道德，更是人的良知在政府事业上的直接运用。为官不讲官德，就是违背良知。进一步地来说，亲民就是要以民为本，视百姓为骨肉亲人，尊重民心民意，体察民间疾苦。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阳明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将社会教化、社会治理以及具体的行政手段结合起来，治理了很多难治之地，实现了民不骇政，四方咸宁。阳明的为官之道，对于今天加强党员干部修养，化解社会矛盾，转变政府职能等，有借鉴意义。

阳明是一位真正了不起的大师，《传习录》是一本意涵及其丰富的著作，阳明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阳明及阳明心学，四百年来影响深远，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介绍一个大概，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阳明的学贵自得，事上磨练，推崇《大学》古本，强调“诚意”的重要，都需我们琢磨。要想真正了解阳明，了解阳明学，最好的办法，无过于大家一起来读阳明的书。

王阳明著作：

1、《王阳明全集》，吴光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或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2、﹝美﹞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参考书：

1、张祥浩：《王守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日﹞冈田武彦著，钱明审校，杨田等译：《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

3、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杨国荣：《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三联书店1997年版。

5、﹝美﹞杜维明：《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三联书店2013年版。

6、﹝加﹞秦家懿：《王阳明》，三联书店2011年版。

7、钱穆：《阳明学述要》，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

8、董平：《王阳明的生活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9、郭齐勇编著：《中国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10、郭齐勇：《熊十力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注释：

[1]本讲稿借鉴了张祥浩：《王守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日﹞冈田武彦著，钱明审校，杨田等译：《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谨向以上两书的作者、译者致谢。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