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张栻经学与理学的关系

作者：胡杰（成都地方志办公室）

来源：《斯文：张栻、儒学与家国建构》，周景耀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5月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六月廿四日乙巳

           耶稣2017年7月17日

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经学与理学的关系极为密切。一方面，中国经学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两千多年的历程中，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与中国经学的关系错综，无法截然分开；历代哲学家思想家往往也是经学家，其中借注疏经典表达自己的见解者也屡见不鲜。另一方面，在一定的哲学思潮中，经学的发展往往在治经方法有不同特点、治经内容上有不同去取舍与侧重。如两汉经学时代，儒学定于一尊，儒家的典籍如《诗》、《书》、《礼》、《易》、《春秋》也超出一般典籍的地位，被奉为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的“经典”，[1]以此建立起来的经学，在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社会，“成为人们立论的法定依据、经邦济世、从政立法的指南，”[2]长期居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到了宋代，理学家各派在阐发其哲学和理学思想时，也大多程度不同地认同于儒家经典，强调治经学目的是为了明理、明道，或者强调为了明心，并逐渐形成了“以己意说经”经学观。如邵雍认为经有因革，不必引用详解，并提出“先天学，心法也。故图皆自中起。万化万物生乎心也。”[3]开宋代理学心本论思想之先河。周敦颐也克服了汉唐轻义理阐发的弊病，通过解《易传》《中庸》，构建了“无极而太极”宇宙本体论，并将其宇宙本体论与儒家伦理学结合，使经学趋向于哲学化、义理化，为宋代理学的兴起与儒学哲理化做了开拓。张载也强调不能附会先儒的传注解经，主张自立己说，以明性理。[4]他还在气本论基础上，将哲学本体论与儒家伦理学结合，构建了其理学思想体系。二程则以治经为实学，自家体贴出“天理”来。他们疑经惑传，并提倡“以己意解经”，认为只要道理通，符合义理，就不必拘泥于经书文字，他们甚至认为即使文义解错也没什么害处。[5]张栻之师胡宏亦看重为己之学，批判汉唐经学为章句训诂之末，曰：“事不在章句”，[6]“惟为己之学是务。”[7]他强调释经以理义为标准，认为理义在经典之上，如果违背了理义，即使是圣贤之经亦当改正。与张栻同时的理学大师朱熹的经学观亦体现了理学“以己意说经”的共性。[8]宋代理学家如此等等以己意说经，阐发性理、心性之学的鲜明特点不仅对宋明理学的发展、后世哲学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影响着宋明理学与中国经学所具有的密切联系。因此，对于一位理学家的了解如果缺失了对其经学与理学思想关系的考察，无疑是存在缺憾的。

目前学界对张栻的研究不断深入和拓展，由经学思想、理学思想研究涉及到更多重要的理学范畴和论辩的探讨与考证、对张栻生活的时代背景、学术渊源、家族背景等多个领域的研究也不断融入，这对于我们深入系统的张栻思想研究做了很多非常必要的工作；与此同时，笔者也看到较少有人去探讨张栻经学与理学的关系，本稿的撰写亦由此而起，虽不免粗糙，愿得各位专家学者砥砺琢磨、抛砖引玉而已。

一、张栻经学是张栻理学的载体

张栻经学是张栻理学的载体，是张栻理学的基础和根据。作为一位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张栻不仅注意吸取二程、张浚、王大宝、胡宏等思想家的相关思想，又与吕祖谦、朱熹等同时代的学者相互交流，并在诠释《周易》、《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过程中，把哲学诠释与经学诠释结合起来，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加以理论创新，不仅提出了系统、完整的以天理论为主体，贯通道本体、性本体和心本体的本体论诠释学，而且提出了治经应当注意与穷理相结合以及治经“以涵泳其情性，而兴发于义理”的观念，从而丰富并发展了其理学和中国哲学。

（一）“微言仅存于简编”

张栻认为，道存在于圣学之中，要想真正求得圣人之心，必须反对重专注文辞训诂而忽视阐发义理的流弊，因为经典中确有微言，只是方法不得当，不能考察圣学之大本而已。他说：

孟氏没，圣学失传，寥寥千数百载间，学士大夫驰骛四出以求道，泥传注，溺文辞。又不幸而高明汩于异说，终莫知其所止。嗟夫，道之难明也如此！非道之难明也，求之不得其本也。[9]

在张栻看来，求圣人之道，不能拘泥于传注，沉溺于文辞，而是要有以兴儒学为己任，大辨异端、力斥俗学，以求续圣人之道，承圣贤之学的豪情与担当，坚决反对读书无妙解，数墨仍寻行的行为。曰：

生世岂云晚，六籍初未亡。向来言外旨，瞠视多茫茫。隐微会见独，如日照八荒。始知传心妙，初岂隔毫芒。绝学继颜孟，淳风返虞唐。读书无妙解，数墨仍寻行。况复志宠利，荆榛塞康庄。自云稽古功，此病真膏肓。……一洗汉儒陋，活法付诸郎。[10]

张栻指出寻道德办法是，继承颜孟绝学，治经须求言外之旨。还必须要抛弃汉儒读书不求心解，不求六经言外之旨，不知道圣人传心之妙。他强调圣人之心乃是圣人所以作经之意，它蕴藏于经典字里行间，体现于经典言外之旨，传心之名，乃千古不渝。故学子通过读书，以求得圣人所以作经之旨；通过接续圣人之心，批斥异端，兴传儒学，使圣人之道得以复明，其曰：

洪惟元圣，研几极深。出言为经，以达天心。……嗟哉学子，生乎千载。孰谓圣远，遗经犹在。孰不读书，而昧厥旨。章句是凿，文采是事。矧其所怀，惟以禄利。……维理无形，维经无穷。[11]

张栻提出学者在治经时，应当注意治经与穷理相结合，以求得圣人所以出言为经的意旨。“盖自孔孟没，而其微言仅存于简编。”[12]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取得微言大义，寻得圣人之道。

（二）“涵泳其情性，而兴发于义理”

张栻的理学思想，是在治经的过程中，通过发挥义理，将经学义理化，逐渐形成起来的思想体系。他主张，治经学不是为了纯粹的治经学，最终是为了兴发义理，使学者趋善远利，他说：

使之诵《诗》、读《书》、讲《礼》、习《乐》，以涵泳其情性，而兴发于义理。师以导之，友以成之，故其所趋日入于善，而自远于利。[13]

根据治经兴发义理这一主张，张栻展开《周易》、《论语》、《孟子》、《中庸》等经书的研治。张栻继承和发挥了二程理学思想、受其父张浚熏陶及与同时代学者的论学，逐步构建起其理学理论：张栻易学“《易》之书所以载道”、重象数与义理的结合及其太极、阴阳范畴、道器关系说，皆有独特之处；其四书学潜心《论语》发明仁说，用义理解读《孟子》阐发其义利观，发明性命之微，治《中庸》而展开“中和之辩”，阐释《大学》并提出认识论与道德修养论。基于此，张栻在宋代经学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被尊称为“东南三贤”“一世学者宗师”[14]。

二、张栻经学是张栻理学的“源头活水”

张栻的理学思想体系，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理学范畴及由范畴构成的理学理论所组成，而这些范畴、理论的提出，大多是张栻通过对儒家经书及经典范畴的解析而提出，也有部分是张栻在与同时代诸多学者、思想家的相互交流中而深化发展的。如太极论、天理论等理学理论均建立在其经学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张栻对儒家经典的探讨和阐发而得以提出和展开。可以说，离开了经学、离开了对经典范畴的解析就谈不上其理学理论的建构。

（一）张栻易学对太极、阴阳、道、器等范畴等的探讨

张栻通过治《易》、《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对其以义理加以注解，曾著有《南轩易说》、《南轩孟子说》、《南轩论语解》、《中庸集解》等作品，并提出一系列理学范畴，由这些范畴组成理学理论，构成张栻理学理论体系。其中，就包括张栻易学对太极、阴阳、道、器等范畴等的探讨。

在易学中，张栻把“太极论”引入《易》学，认为“太极”涵盖了天、地、人三才，也应是宇宙万物之根本。所以他对太极做出诠释。提出“《易》有太极者，函三为一，此中也。”[15]、“太极者，所以生生者也。”[16]“太极者，固万物之所备也。”[17]、“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其太极之蕴与！”[18]“无极而太极存焉，太极本无极也。”[19]“太极不可言合，太极性也。”[20]在这里，张栻把太极等同于性，使“性”和太极一样都作为宇宙万有的根源，成为本体范畴。此外，张栻还具体阐释了“太极”与“性”、“气”“情”的区别，强调“太极”与“性”都是宇宙的本体，但“太极”还兼气、情，将本末、体用一以贯之，这是其“太极”与“性”的细微差别。

张栻受程颐等人思想的影响，在其《南轩易说》把“阴阳”区分为形下之气、形上之道，同时又超越程朱，认为由“阴阳”自身表现出形下之气、形上之道。其曰：

夫天地之气始交，而阴阳之气甄陶孕育，勾而未萌，甲而未拆，此《屯》所以为物之始生也。[21]

张栻强调阴阳二气结合，孕育出世间万物，这同程朱形下之气论阴阳相似，但他把“阴阳”看作是形而上者，则完全不同于程朱，张栻说：

试以天地论之。阴阳者形而上者也，至于穹窿磅礴者，乃形而下者欤？[22]

这体现出张栻吸取前辈思想，但不拘泥于前辈，敢于超越前辈，勇于创新的可贵之处，表现出张栻阴阳范畴具有的鲜明特点。

在阐释《周易》过程中，张栻还展开了具有其易学特色的对道器关系述：张栻的“道”，有宇宙本体之道和事物规律之道两种不同的涵义：一方面作为宇宙本体，与物的关系是本体与作用、本原与派生的纵向联系；“道”作为天地万物的规律，与“器”范畴相联系。张栻提出，“道不离形，器异于道。”[23]“道与器非异体。”[24]“道讬于器而后行”[25]“道不泥于无，器不堕于有”[26]等独特观点。

（二）张栻四书学构建了以义理为主亦重注疏的新经学思想体系

张栻四书学潜心《论语》发明仁说，用义理解读《孟子》阐发其义利观，发明性命之微，治《中庸》而展开“中和之辩”，阐释《大学》并提出认识论与道德修养论。张栻不仅突出“四书”，将“四书”义理之学作为经学发展的主体；又能兼采汉宋，把章句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相结合，构建了义理为主亦重注疏，经学与理学相结合的新经学思想体系，在宋代经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张栻认为“《论语》一书，明训备在。”[27]张栻告诫学者学习《论语》，一定要以求仁为贵，才能不失其为人之道。他说：

昔者夫子讲道洙泗，示人以求仁之方。盖仁者天地之心，天地之心而存乎人，所谓仁也。人惟蔽于有己，而不能以推，失其所以为人之道，故学必贵于求仁也。自孟子没，寥寥千有余载间，《论语》一书家藏人诵，而真知其旨归者何人哉？[28]

张栻强调潜心于《论语》，力行而自守以为仁，从治《论语》以求仁、知道，体现出他治经以阐发义理的思想特点。张栻通过治《论语》，阐发其兼重察识涵养的工夫论和“致知力行互相发”的认识论，令人耳目一新。

在解说《孟子》中，张栻认为，天理与性、心等范畴相通，理本具于性，天理来源于性，天理存于人心。提出“理本具于性，贵于充之而已。”[29]“天理之存于人心者也，人皆有之”[30]的思想。在天理与人欲二者的关系上，认为天理是善，是公；人欲是不善，是私。二者相比，张栻要求人们克己私，存天理。因为：

未诚者，由其有己而自私也。诚能推己及人，以克己私，私欲既克，则廓然大公，天理无蔽矣。[31]

张栻在《孟子》、《中庸》、二程一派学说的基础上，对“性”论进行发挥。把性与天命联系起来，以性作为宇宙万有的根源，使之为宇宙本体，其曰：

天命之谓性，万有根焉。[32]

有是性则具是形以生人。[33]

赋是形以生者，盖以其具是性也。[34]

张栻认为：宇宙万有都根源于性，性超越于形体之上，是有形万物产生的根据；有性才产生事物的形体及事物本身。同时张栻在阐释《孟子》过程中，以仁义礼智作为性的内涵，认为“仁义者，性之所有。……人之为仁义，乃其性之本然[35]。从而使道德的理性上升为本体而支配世间万物。

不可否认，张栻继承二程思想，以公私来区分天理、人欲，通过注解经书，注重经学与理学结合，阐发其理学思想，所提倡的理已经具有宇宙本体的意义，就在义利、理欲之辨中，为儒家伦理学提供了本体论的哲学依据，在宋明理学史上意义重大。

三、张栻理学是张栻经学义理阐发的逻辑体系

张栻的理学是张栻经学之义理阐发的逻辑体系，是其经学的指导及其哲学上的理论根基，在其经学基础上的深化、展开和进一步发挥，亦即经学的哲理化、系统化。在张栻看来，太极论、天理论等理学理论就存在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书之中，同时他结合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演变的客观需要，从中提炼出适合社会发展的价值体系，以指导人们的思想言行。他要求学者通过研习儒家经典，玩味体察，熟读精思，无所为而克己私，涵养、省察相兼并进，从而存理遏欲，体悟天理，以理义修身、治天下，实现儒者由内圣而外王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可以说，宋明理学与中国经学具有的密切联系，在张栻经学与理学思想里有充分的体现。

（一）张栻对“《易》之书所以载道”的阐释

秉承深厚的家学渊源，承袭正统的理学思想，张栻站在宋代义理之学的立场，通过对《易》、《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的研读，在其著作《易说》中，提出“《易》之书所以载道”[36]的思想，认为经典是载道之文，突出道的重要性，以义理解释儒家经典，从中发现圣人之道，形成其包含太极、阴阳范畴、道器关系说等别具特色的易学思想。并敢于对朱熹认为《易》为卜筮之书的见解提出质疑，在答朱熹书中，张栻说：

《易》说未免有异。盖《易》有圣人之道四，恐非为卜筮专为此书。当此爻象，如此处之则吉，如此处之则凶，圣人所以示后世。若筮得之者固当如此处。盖其理不可违，而卜筮故在其中矣。[37]

张栻引用《易传·系辞》“《易》有圣人之道四”，认为辞、变、象、占四者都是圣人之道，以此不同意朱熹关于圣人专为卜筮而作《易》的观点。

（二）张栻对《论语》“汲汲于求仁”的理解

张栻重视研治《论语》，辑《论语说》，著十卷《论语解》，依据《鲁论》，继承二程思想，根据他自己的见解，撰写《洙泗言仁》一书，从中发明仁说。在他看来，求仁即为求道，其曰：

《论语》一书，明训备在，熟读而深思，深思而力体，优游厌饫，及其久也，当自知之，有非人之所能与矣。……盖其中心汲汲于求仁而已。是道也，夫人皆可勉而进。[38]

显然，张栻研治《论语》之目的就是为了求道、尽道，把孔子之道传承发扬，落实到力行上，进而在其《论语说序》中提出其知行关系说，主张致力行相互促进，以致达到求明圣人之道。所以张栻说：

学者，学乎孔子者也。……圣人之道至矣。……历考圣贤之意，盖欲使学者于此二端兼致其力，欲使学者于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而行欲达。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尝不随之也。……然则声气容色之间，洒扫应对进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原也，其可舍是而它求乎！[39]

张栻认为，《论语》一书记载孔子的言论，应该终身求学于《论语》，以得到圣人之道，学做圣人，学如何尽为弟、为子之责，不仅要致知，还要力行，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够推行圣人之道。

（三）张栻通过解说《孟子》，体现存理遏欲的义理

宋代，由于三教的消长互补、社会变迁、信仰失落、道德沦丧、价值观念重建等问题，儒家伦理思想面临挑战，社会上所讨论的核心问题由义利之辨转入天理人欲，探讨为儒家伦理思想寻找哲学本体论的依据，儒家经典“四书”成为一种选择，通过“四书”阐发义理、哲理。张栻通过解说《孟子》，提出存天理，遏人欲的思想。其曰：

学者潜心孔孟，必得其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义利之辩。盖圣学无所为而然也。无所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无穷也。凡有所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义利之分也。……意之所向，一涉于有所为，虽有浅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则一而已。[40]

在张栻看来，入孔孟之门，不应该急于进行义利之辨，要将其与理欲之分联系起来，先以“无所为而然”，还是以“有所为而然”来区别义与利，他认为，“无所为而然”就是人之本然之性，自然而然，没有主观之意，就是义，即天理之所存；“有所为而然”就是以己私为意向，就是利，也就是人欲之私。张栻把无为、有为作为区别义与利的界限，把义利之分和王霸之辩联系起来，王者之政就是义，而霸（伯）者之政则是为追求利而陷溺人心。张栻的义即是理、公、王，而利即是欲、私、霸，希望通过学习明于义利之分、理欲之辩、公私之分、王霸之辩，真正做到重义轻利、贵理贱欲、公而无私、存王去霸，以入孔孟之门，把《孟子》之“微辞奥义”发扬光大，体现出存理遏欲的义理。

综上所述，张栻继承和发挥了二程理学思想、受其父张浚熏陶及与同时代学者的论学，把经学研究与理学研究结合起来，以道为本，以传注文辞为末，采用治经兴发义理的经学观，通过注解《易》、《论语》、《孟子》等经书，阐发其独具特色的理学思想，表现出新儒学的义理，体现出经学与理学的结合，对推动宋明理学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在经学史和理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注释：

[1]“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儒林传》，（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89页。）

[2]吴雁南、秦学颀、李禹阶主编《中国经学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3]《观物外篇上》，（宋）邵雍著，李一昕点校《皇极经世》，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年，第542页。

[4]“义理有碍，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当自立说以明性，不可以遗言附会解之。”（《张子语录中》，（宋）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21～323页。）

[5]“善学者，要不为文字所梏。故文义虽解错，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河南程氏外书》卷六，（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78页。）“解义理，若一向靠书册，何由得居之安，资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误人。”（《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二程集》，第165页。）

[6]《水心亭》，（宋）胡宏著、吴仁华点校《胡宏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7页。

[7]《邵州学记》，《胡宏集》，第151页。

[8]如朱熹改易《大学》，增加原文所没有的《格物致知补传》，其目的就在于阐发和认识天理，这也是理学“以己意说经”的学风和经学观的集中体现。

[9]《敬斋记》，杨世文、王蓉贵点校，《张栻全集》，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724页。

[10]《赋遗经阁》，《张栻全集》，第554页。

[11]《读书楼铭》，《张栻全集》，第1046页。

[12]《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记》，《张栻全集》，第699页。

[13]《雷州学记》，《张栻全集》，第689页。

[14]《与张定叟侍郎》，（宋）陈亮著《陈亮集》（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83页。

[15]《南轩易说》卷一，《张栻全集》，第11页。

[16]《答吴晦叔（五）》，《张栻全集》，第825页。

[17]《答周允升》，《张栻全集》，第977页。

[18]《答吴晦叔（一）》，《张栻全集》，第822页。

[19]《答彭子寿》，《张栻全集》，第983页。

[20]《答周允升》，《张栻全集》，第976页。

[21]《南轩易说》卷三，《张栻全集》，第53页。

[22]《南轩易说》卷一，《张栻全集》，第16页。

[23]《南轩易说》卷一，《张栻全集》，第16页

[24]《论语解》卷五，《张栻全集》，第138页。

[25]《南轩易说》卷一，《张栻全集》，第17页。

[26]《南轩易说》卷一，《张栻全集》，第17页

[27]《仰止堂记》，《张栻全集》，第733页。

[28]《洙泗言仁序》，《张栻全集》，第752页。

[29]《孟子说》卷七，《张栻全集》，第511页。

[30]《孟子说》卷六，《张栻全集》，第442页。

[31]《孟子说》卷七，《张栻全集》，第467页。

[32]《孟子说》卷四，《张栻全集》，第385页。

[33]《孟子说》卷七，《张栻全集》，第488页。

[34]《思终堂记》，《张栻全集》，第740页。

[35]《孟子说》卷六，《张栻全集》，第425页。

[36]《南轩易说》卷二，《张栻全集》，第36页。

[37]《答朱元晦》，《张栻全集》，第868页。

[38]《仰止堂记》，《张栻全集》，第733页。

[39]《论语说序》，《张栻全集》，第751～752页。

[40]《孟子讲义序》，《张栻全集》，第753～754页。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