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天下君主制三大弊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首发

           节选自 余东海著《中国历史精神之八：历史的局限性》，待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六月廿四日乙巳

           耶稣2017年7月17日

中道文化没有局限，但历史有局限，人类有局限，儒生也有局限，不可能人人都是圣人；历史上儒家政治和制度也有局限。别说元明清等偏统，即使是夏商周汉唐宋等中华正统政权，同样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缺陷。

即使中华正统又圣王在位，也不可能完美无缺。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孔子又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王道政治不封顶，无止境，即使尧舜也难以事事圆满。

人类恶习深重，一个人要建立君子人格不容易，有志于学是必须的，但不能保证每个学者都能“三十而立”，不能保证儒家群体都是君子；一个政权要抵达王道境界，同样不容易。儒化是必须的，但不能保证每个儒化的政权都能王道平平并持之以恒。历代儒家王朝末期，往往政治无道，腐败严重，有两大原因：

一是越来越偏离乃至违反儒家原则，二是家天下君主制。两大原因密切相关。

民本位、民重君轻、以道制势、道统高于政统等王道政治原则，在君主时代未能完全落实，更别说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了。君主本位、君重民轻、道制于势、政统凌驾于道统等倾向，很容易在家天下制度中产生。

家天下君主制有其先天性的制度缺陷，所以即使儒家王朝，盛世也不久长。其最大问题是过度依赖君主个人道德修养，一旦出现昏君暴君，后果不堪设想。唐朝是中华正统，统一时间最长、国力最强盛的王朝之一，但整体上政治品质仍很有限，早期宫廷内斗血腥，中晚期内乱内战不断…

家天下君主制的痼疾之一是“阉祸”，即宦官干政或专权导致各种恶果。黄宗羲指出：“奄宦之如毒药猛兽，数千年以来，人尽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岂无法以制之与?则由于人主之多欲也。”明朝的阉祸尤为严重：“阉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而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明夷待访录》）

自古政治上的反儒派和乱臣贼子，不外乎四种人：一是邪人，即发明和信奉邪说的人，如商鞅韩非李斯赵高；二是暴君或邪教教主，如秦洪毛；三是奸臣权相如韩侂胄；四就是太监，如唐朝杀过二王一妃四宰相的大宦官仇士良。仇士良告老时向徒子徒孙传授固宠弄权经验：“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新唐书·仇士良传》）

家天下君主制，既有其道统的合法性和历史的合理性，又有其不足和流弊。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强调君权本为天下公器，并非一家一姓所可私有，对于家天下君主制的不足和流弊，提出严厉了的批判。他说：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明夷待访录·原君篇》）

黄宗羲指出，古代君主的产生是为天下兴利释害，而自己倍受劳苦，并无私利可享。而“后之为人君者”与古代背道而驰，以天下为自己的产业，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灾难。原因是古今君民客主倒置，故天下罪恶总由君而生。后之为人君者之所以能够违反“设君之道”，“以君为主，天下为客”，“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无疑是家天下君主制提供了方便。

我曾经总结家天下君主制的三大弊：

其一是君主权力过大，缺乏有效制约。若出昏君暴君，危害特别重大。为了纠正或救治君王的错误，为了坚持正义维护公道，救民救国，无数儒者付出了各种巨大代价包括生命。

其二，在天下为家的制度框架下，民本原则和国民利益不易得到强有力的有效保障，很容易受到侵蚀和破坏，以民为本很容易变成“以家为本”和“以君为本”。如明朝就是流于君本，清朝则滑向“族本”--满族主义。本来是“天下为主，君为客”，却演变成了“君为主，天下为客”。（王夫之）

其三，最高权力交接问题，自古以来始终没有得到较好解决。儒家王朝对这个问题也都很棘手，这方面常常难免血腥暴力和阴谋，为之君臣反目、兄弟为敌甚至父子互斗。三代乃文明典范，然夏朝开国之君启，对不肯臣服的有扈氏不得不“恭行天之罚”。启乃禹子，德望甚高，仍不得不如此，可慨也夫！

对君主制三弊，民主是最不坏的解药，一可局部实现天下为公（国家为公），二可对领导人和官员群体形成一定的有效制约，无论他们如何昏暴，危害有限。

夏有桀商有纣，西周有厉幽，家天下君主制的制度缺陷是主要原因。在君主制的框架下，民本原则容易异化，民意合法性很难保障，昏君暴君难以得到有效制约。对于这个政治难题，唯古代中国“天下为公”的禅让制和现代西方“定期公选”的民主制，能够切实解决之。

家天下与民本原则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张力，最好也是小康制，有局限。儒家始终以“天下为公”为理想追求，但也承认家天下的历史合法性，拥护君主制，并非以之为理想，而是对历史局限性的尊重。社会进步文明发展需循序渐进，君主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有其合理性。

人从幼稚到成熟有一个成长过程，可用圣贤高标来引导之，不可用理想人格来苛求之，历史也一样，可分为据乱、升平和太平三世，在据乱升向太平的漫长进程的某些阶段，“家天下”甚至“霸道”都属于次优选择，至少是可以接受的。如孔孟，怀抱大同理想，现实追求则是小康。

“以人成长喻史”，取其一端而已。古人云比喻都是蹩脚的。历史的发展非直线型而是螺旋形，还会大拐弯。东海早就指出，三代至今，拐了一个几千年的大弯，政治文明一直在倒退，即光明越来越弱黑暗越来越深，但从更高广的历史角度看，人类文明包括政治文明终究是要上升的。

关于政治文明会不断发生历史性倒退的观点，并非东海发明。法国路易斯说过：人类文明在各个领域都不断进步，政治领域却例外。（大意）不同在于，东海认为政治不是永远倒退，而是拐了大弯，从更高的历史维度看，政治同样是趋向文明的。拐的弯大，届时进步的速度力度也会特别大。

由于人类恶习深重，历史在即使进入升平世，仍有反复和倒退，有可能退回据乱世。但是，良知终究是人类本性，其正面作用终究会越来越大，人类社会终究要蜿蜒曲折而百折不挠地升向太平世。尧舜时代的大同，属于原始模式，未来的太平世才是大同理想的终极模式。

人类历史是善与恶的斗争史，恶占上风为据乱世，善占上风为升平世，善占绝对上风为太平世。太平之前，善恶之间的拉锯战极为长久。但从整体和全局而言，人类文明必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成熟”的。就像佛教说众生最后都是要成佛的。一阐提断绝善根必下地狱，但仍有佛性仍可成佛。

中华文明超越西方几千年，足以证明儒家的优秀。但反儒派多昧于历史，把几千年中华看得一片漆黑。一些人虽不反儒，但受蒙昧派影响，对中华历史评价偏低，对历史的局限性亦缺乏基本同情，习惯以现代文明的标准去衡量古代。

或问：“儒家为何两千年间无法拯救中华，只是倒掉一个王朝又建立一个新王朝然后再倒掉，为啥走不出这个怪圈？”这就是文明相对性，在大同理想实现之前，光明与黑暗的拉锯战是持久的。

这种相对性，根源于历史有其局限性，最好的文化在实践中也不可能超越历史。要求古人超越历史局限开出和实践民主，是不现实的。家天下君主制一定程度、一定阶段合理性，就是建立在历史局限性基础上的。

或谓古代是“权力垄断”。此言在一定程度上成立。历史从“公天下”的禅让制滑向“家天下”的世袭制之后，皇权确被一家一姓垄断。然复须知，儒家王朝毕竟有道统引导制约和民本思想垫底，权力垄断程度有限，底层上升渠道畅通，比起法家家天下、现代党天下来，仍不乏开放性。

新华网说“中国仍在努力摆脱两千多年人治的阴影”云，这是对历史和儒家的双重无知。儒家仁政德治落实于制度，就是礼制，礼乐刑政具备。从尧舜到明清，所有儒式王朝实行的都是礼制。古代礼制当然难免历史的局限性，但绝非人治则是毫无疑问的。

历史的局限性根源于人性的局限性。人性有本习习性，习性分善习恶习。由于人类恶习深重，文明的进步、历史的发展是螺旋式的，政治文明还会发生倒退现象。儒家怀抱理想的远大，同时又尊重现实的严峻，其实就是尊重历史和人性的局限。儒家在主权问题上有时候对民意的尊重顺从，就是这种尊重的体现。

注：本文选自于东海待出版著作《中国历史精神之八：历史的局限性》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