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学者群体反思：当代儒学如何避免繁荣背后的隐忧？

来源：文汇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闰六月初三日癸丑

           耶稣2017年7月25日

会议现场

【导读】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和嵩阳书院联合举办的“当代儒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嵩阳书院学术会议系列之四）6月24至25日举行。杜维明、陈来、杨国荣、黄勇、李明辉等来自大陆和港台的26位代表，就“当代儒学开展的前景”、“当代儒学发展的分析与反思”、“儒学与世界哲学”、“儒学与政道”、“经典诠释与创造性发展”及“儒家经典与现代教育”等六个分论题展开了交流和讨论。

【正文】

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从历史的维度上来看，是上世纪初全盘否定中国文化浪潮的逆转；从空间维度看，是非西方主流文化在全球现代化语境中崛起的重要构成。这一人类文明史上意义重大的转折发生发展的轨迹，将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现在和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一转折当中出现的各种学派涌流的相互激荡，各个层面侧重和各种做法的分殊，既反映了儒学复兴的活跃和生命力，也包含了需要引起注意的种种问题和令人不安的倾向。

当代儒学开展的前景：其精神性确立了人在当代的价值

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嵩阳书院院长杜维明教授在其主题发言中肯定了近年来大陆儒学的波澜壮阔的气象，指出其开展的动力既有来自当代和来自西学的崭新的“话语”，也来自新出土的文献资源。他以当今世界面临的状况为背景，总结了自己四十年在国际学坛和数十位不同轴心文明的哲学家和精神领袖的对话经验。他期待并坚信“思孟心学”所体现的仁道必能扬弃启蒙心态所突出的凡俗的人文主义而成为人类21世纪探究和平发展不可或缺的参照。这种仁道坚信“人禽之辨”所揭橥的人之所异于禽兽的“几希”，即是人的独特性之所在，可以由此把握人与自我，人与群体，人类和天地万物这四个面向的关系。他近年来主张的“精神性人文主义”，主要是要强调儒家不是一个凡俗性的人文主义，因为它有神圣性在其中。杜先生的“人禽之辩”也引发了与会学者对“人机（机器人）之辩”的进一步思考。

华东师范大学的杨国荣教授则接着杜维明教授的话题，讨论了“儒学的精神性之维及其内涵”。杨教授指出，儒学的精神性不同于宗教，因为它的理想与使命具有此岸性和现实性，但其意义并没有因此而低于宗教。宗教追求的是超越，儒学注重的是人自身的成长。超越本质上不涉及历史、时间和过程，现实的人的成长和提升则离不开历史性与过程性。儒家的精神性以肯定人自身的价值和力量为前提，并相应地强调人赋予世界以价值意义。这种精神性追求和意义追求以人禽之辩为出发点，后者所指向的是何为人的问题。儒家精神性在当代世界的意义在于凸显了意义追求的现实进路。面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商品社会中人的物化，技术对人的控制，以及后现代对意义的消解，儒学为重新确认意义的追求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根据。

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嵩阳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陈来教授强调了传承对于创造发展的重要意义。通过回顾和反思林毓生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墨子刻的“调适”、傅伟勋的“批判的继承，创造的发展”、及李泽厚的“转换性创造”等观念，并将这些观念与伽德默的解释学理论联系起来考察，陈来指出这些讨论不能只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而应该把重点放在文化传承的层次上看。

当代儒学发展的分析与反思：警惕原教旨主义、庸俗化等价值分裂

与会学者对当代儒学的发展作了深刻反思。他们普遍认为儒学具有精神性，而且这个精神性是士子与普通老百姓两千多年来的安身立命之道与生活的哲学。但是否应该把儒学作为宗教，与会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深圳大学的景海峰教授认为当代儒学中出现的仿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是一种观念错置，它包含着将儒学的现代复兴引向死胡同的危险。他认为当代儒学应该超出过去对现代性的全面拥抱和调和式的中西会通，创辟一条批判的传统主义的道路。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黄玉顺教授认为，从政治层面或价值观的角度看，当前儒学界发生了严重的价值分裂。当代儒学应该走向规范的现代性儒学，即从儒学一般原理中发展出人类共同的现代价值（如个体、权利、自由、博爱、平等、民主、法治等）。当代儒学的发展需要开启生活存在论，在生活本源、仁爱情感本源上重建自己的形上学和形下学，真正走进现代生活。对此，陈来教授提出启蒙的承诺本身也值得批判的反思，现代新儒家的意义不应仅仅是开发出启蒙主义的价值观，而且要有它自己所坚持，并且在今天仍然有普遍意义的价值。

针对当今儒学文化繁荣背后的隐忧，如将其庸俗化、神秘化、以偏概全、夸张扭曲等，浙江大学董平教授提出，需要借鉴墨家的三表法，即有本（“本之於古者圣王之事”的历史原则）、有原（“原察百姓耳目之实”的现实原则）、有用（“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的价值原则）的统一。

与会者合影

儒学与世界哲学：以足试履，用功夫论去丰富和发展世界哲学

学者们认为当前的儒学复兴，显示了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回归。对于这个回归，大部分学者认为需要超出中西二元分立的对立性思维，站在统摄的高度，容纳不同文明的成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共享的智慧与价值理念。

香港中文大学的黄勇教授提出要让儒学成为世界哲学中的儒学，也使世界哲学成为有儒学参与的世界哲学。用儒家的资源，对别的哲学传统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提出不仅是不同的而且是更好的解决办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姚中秋教授则认为，近现代儒学经历了被迫转型阶段和勉强续命阶段，进入了当下的重生光复阶段，应当为华夏“文之以礼乐”，为东亚提供文教之中国化，为世界正人心、立法度、安天下。为此，需要一个范式的转换。中国哲学的范式因为不能包含创制立法和礼乐教化而已经过时，需要全面接续和发展经学，从大本大源上辟西方哲学与神教（一如孟子和汉儒之辟诸子，宋儒之辟佛老），以经学涵摄西学，发展出儒家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体系。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的倪培民教授提出，在过去一百年里，儒学往往以牺牲自己的独特性为代价来取得其作为哲学的“合法性”。今天，儒学从西方主流哲学框架里解放了出来，得到了按其自身的逻辑和学理发展的条件，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儒学可能出现闭关自守、与世界哲学脱离的危险。当今儒学的发展需要主动与西方主流哲学进行对话。如果说过去的儒学哲学化意味着削足适履，现在的儒学发展则应当是以足试履，担负起丰富和发展哲学的任务。以前被西方理智主义所遮蔽的儒家工夫论能够在这方面发挥突出的作用。

复旦大学吴震教授指出，虽然儒家文化在近代以来受到西学的强烈冲击，西学的中国化早在洋务运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中国文化并不是仅仅被动地处在接受西方化的境地。但是要自觉地使外来的思想文化成功地转化出当代的中国思想，必须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对于儒学与世界哲学，杜维明先生作了一个即兴的发言。他从哲学大潮流的角度，指出过去西方哲学没有把学以成人当作一个严肃的哲学课题。这个问题提出以后，仔细思考就能够发现，功夫的问题（也即修身哲学的问题）非常突出，更加重要的是，由此出发考察西方哲学里的理性的重要性、真理的重要性、和谐社会等等，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思路，这个思路涉及天地群己，即人的自我修炼、人与社群的关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的终极关怀、精神世界。那些在儒学讨论里面习以为常的口号，如张载的“为天地立心”，都包含非常多的哲学意义，几乎每一条都可以展开讨论。我们带着这种类型的资源进入世界哲学，既可以以非常宏大的方式，也可以从非常细致的方式，从各方面去进入讨论。

儒家经典与现代教育：回归经典教育的人文精神

近年来，各地的民间书院如雨后春笋般涌出，与之相伴的是流传越来越广的读经运动。

山东大学颜炳罡教授认为，当代读经运动是对近代以来毁经、弃经的反动，唤起了国人对自身传统的重视。儒学的发展需要返经归常，回归到以四书五经为基本教材的教育，让经典进入到孩子的心灵世界。儒学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躬亲实践。当儒学成为一个客观知识化的系统以后，我们对儒家礼敬的精神消失了。中国人讲的理性不是单纯的理智，理性不仅要合理还要合情。

颜教授也指出，当前的读经运动乱象环生，如读经不知经，方式生硬，盲从和迷信等。郭齐勇教授也提到，民间儒学的兴起坚持了文化的主体性，维系了文化的生态平衡，应当得到学者的支持，但其中有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现象。有的书院以赢利为目的，只是让孩子们背诵文本，不讲义理，也不学现代科学基础知识，完全是误人子弟。

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林月惠教授以一个儒学实践者的角度，对台湾《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的实践进行了回顾与反思。她提出，中国文化教育应回归经典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公民教育，以使民德归厚。台湾1996年教育改革以后，在市场竞争之下教育部把公民与道德课改为公民课，去掉了道德部分，被称为“缺德的公民教育”。新编的公民课程加入了许多社会科学的内容，把传统的连接去掉了。

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李明辉教授认为，在台湾，儒学教育有四种定位：民族精神教育、品德教育、经典教育、公民教育。如果教育当中没有了儒学，会发生非常可怕的后果。虽然儒家道德的发达主要在私德，缺乏公德的关心，但真正的正义最后取决于公正的人。

嵩阳书院执行院长孙培新介绍了“读经班与公民课”的两个案例，登封市民间读经活动和信阳市平桥区在中小学开展公民课教育的实践。前者的效果体现在私德的提升，如尊敬师长、礼貌孝心等方面，后者主要体现在公德的提升，如公民认知、公民权利、公民义务、公民意识、公民行为等五个方面的认识水平和能力表现。对这两个案例的反思，提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是当代道德建设的重要资源。中国当代教育突出了职业技艺，放松了做人的教育。当代教育应当注重社会公德教育，辅之以私德的培养，以适应和配合法治国家建设。

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曙光教授指出，在“信仰文化”、“理性文化”和中国传统所代表的“生活文化”这三种人类基本的文化类型中，生活文化与世俗世界更加亲近，但容易助长庸俗，产生出“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乡愿”、“国愿”来。而这些人在一定社会情势下，又会走向另一极端，变成狂躁者。要克服这些危险，需要加强精神的维度和理性思维的维度。

如何做到既独立又保持现实感：充满挑战的实践

杜维明教授在总结发言中说，关于儒学发展的讨论，往往现实感非常强，和真正客观的学术研究相当不同。要讨论儒学，就必须要在宽广的全球视野，也就是现在人类文明所碰到的问题是什么、儒学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兴起、从广义的文化中国的角度来看。从人口统计的数据看，东亚儒家传统并不强大，但是从它的价值在生活世界里所起的作用看，它又非常深厚。我们的很大的挑战，是怎样把那即使经过文革的冲洗也没有完全删除的那种民族记忆里面最富有说服力，最能普世化，最深的那些道理，在各个不同层面展现出来，既在最复杂的，最困难的哲学层面，在精神世界体现，也在人间的日常生活、政治文化、企业文化、公共媒体里面体现。目前这个动力似乎来自学术界之外，比如企业界。如果说过去儒学碰到的困难是太边缘化了，没有发言权，现在的困难正好相反，因为它变成了强势。从学术上看，儒学发展的现状存在比较多的偏差，比较多的令人不安之处。怎么做到相对独立而又又保持现实感，非常困难。杜先生回忆当年冯友兰先生曾对他说，知识人不要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儒学现在处在转型的阶段，其前景不是靠学者能够完全预期的。但一个氛围的形成可以为一种可能性创造空间。

*文章来自北大高研院会议纪要，改编：李念、袁琭璐，照片：袁琭璐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