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的脑洞：逆转经典中的“专制”立论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闰六月初九日己未

           耶稣2017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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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来，一直都有人声称，儒家那一套是鼓吹、维护“封建专制”的统治术。直到今天，持这种看法的人仍所在多有。平心而论，儒家经典中的一些提法，猛一看，也确实让人感觉是在宣扬君权专制。不过我想说，这种感觉多半是因为对儒学原典的误解所致，比如“君君臣臣”之说，原意是强调君臣各有义务，各守本分，但今天无数人硬是认为，这句话是说臣对君的绝对服从。

还有一些儒家原典上的话，可能本意的确有点维护君权之义。但是，如果我们看看宋人对这部分儒典的阐释，便会感受到一种逻辑逆转的趣味：这些貌似宣扬君主专制的话，经宋人一解释，原来却具有反对皇权专制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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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人诟病的儒家理论大概要算“三纲”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我看袁伟时老先生每次驳儒家政治学说，必将“三纲”拎出来批一番。从字面来看，所谓“君为臣纲”，似乎确实是在强调君对臣的绝对权威、臣对君的绝对服从。有什么可辩护的？还是可以一辩。

“三纲”之说最早见于汉朝儒生整理的经书《白虎通》。今天许多人都相信，汉代的儒学经书实际上已经窜入不少法家、阴阳家之流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感染上皇权专制主义的成分。余英时先生便认为，“现代人攻击儒家，尤其集矢于‘三纲’说。但事实上，‘三纲’说也是法家的东西。韩非《忠孝》篇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儒家‘三纲’之说渊源在此。”不过我不打算将责任完全推给法家，因为自汉之后，“三纲”之说确实成了儒家学说中不可切割的一部分。

那么宋朝儒家是如何理解“三纲”说的呢？让我先引用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大学衍义》的一段话来说明：“即三纲而言之，君为臣纲，君正则臣亦正矣；父为子纲，父正则子亦正矣；夫为妻纲，夫正则妻亦正矣。故为人君者，必正身以统其臣；为人父者，必正身以律其子；为人夫者，必正身以率其妻。如此则三纲正矣。”

——显然，在真德秀的理解中，所谓“君为臣纲”，并不是说君对臣具有绝对的权威，而是说君主应以身作则，自觉充当众臣之表率。君正，臣才能正。这里的“纲”，并非指“权威”，而是指“模范”：君有责任成为臣之模范。你看，经真德秀这么一阐释，“君为臣纲”哪有半点为绝对皇权张目的含义？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又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将“君为臣纲”理解为“君垂范于臣”，纲举而目张，也更符合孔子的思想。

事实上，如果我们去检索文献，就会发现，历代士大夫向皇帝引述“君为臣纲”时，都不是为了论证“臣必须无条件服从君”，通常都是意在“格君心之非”，强调君主正人先正己的责任，有时候甚至是以谴责的语气批评君主“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南宋淳熙六年（1179），朱熹在给孝宗皇帝的上书中便说：“臣闻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盖纪纲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立，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闭塞私邪，然后可得而正。”然后开始批评孝宗宠信近习小人，导致君心未正，纪纲未立。朱熹所说的“纪纲”，当指“三纲六纪”。

众所周知，朱熹是坚持“三纲”说的死硬分子，但这半点都不影响他一贯抗议皇帝专权的立场。宋宁宗刚上任时，好专断，朱熹便上书骂皇帝：“正使实出于陛下之独断，其事悉当于理，亦非治世之体。”显然朱熹心目中的“治世之体”，是不支持皇权专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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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儒家原典《尚书•洪范》中有一句“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也深受诟病。人们一般将其理解为“只有君王才能独揽威权、擅行赏罚”。听起来，此说维护君权专制的意味是非常浓郁的。

《尚书》原文已在秦火中佚失，传世的今文《尚书》、古文《尚书》均为汉儒整理，人们相信其中许多篇目乃是汉代人之伪作。不过，《尚书》一直被汉后儒家奉为经典，不管“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之说是不是汉人伪造，它都已经成为儒家义理了。关键是，后世的儒家如何理解、阐释它的涵义。

宋代已有士大夫对“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之说提出质疑，如南宋儒家李衡在《乐庵语录》上说：“惟辟作威，固是如此，纣之作威杀戮，岂不是作威？乃以此得罪天下，后世惟有徳然后可以作威，故曰徳威惟畏。”不过李衡的观点谈不上新鲜，大致不脱“仁政”的思路。

令我忍不住击节叫好的是苏轼的解释：‘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于臣下也。欲威福不移于臣下，则莫若舍己而从众，众之所是，我则与之，众之所非，我则去之。夫众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议之主也，如此，则威福将安归乎？”苏轼的意思是说，“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确实是为君之道，而君主要做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则应当舍己从众，不持己见，让自己成为“天下公议”的代表，公议所赞成者，君主遵从之；公议所反对者，君主放弃之。这样，君主的权威就不会被一二权臣所侵夺。

如果说“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的原意确实有鼓吹君权专制之嫌，但让苏大学士这么一阐释，立即就“化腐朽为神奇”，获得了全新的涵义，不但毫无专制的意思，而且透出几分“民主”的味道来。

宋人建立的政体当然不是民主政体，不过崇尚公议、反对皇帝专断，则是宋朝士大夫的共识，朱熹就曾告诫皇帝：“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盖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参之给舍，使之熟议，以求公议之所在，……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

如此说来，苏轼从“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推导出“人君者，天下公议之主也”，也非个人的标新立异，而是当时士大夫共识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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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句听起来无疑是为绝对皇权张目的儒家立论，来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意思是说，皇上您永远正确，错的都是臣下。余英时先生认为，这是汉代“儒学法家化的一个显型”，《韩非子》中有“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之语，便是董仲舒“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的思想之来源。

我们不必否认汉代复兴的儒家受到法家专制主义的感染，至少董仲舒本人是“君尊臣卑”理论的积极吹鼓手。不过，从“君不名恶，臣不名善”是不是就必定推导出绝对皇权？也未必。

英国普通法体系中有一条所谓“君主不容有错（The King can do no wrong）”的原则，涵义跟董仲舒提出的“君不名恶”差不多。恰恰是这一原则，构成了英国虚君立宪框架下责任内阁制的法理基础，逻辑上的道理是这样的：君主不容有错，即不负行政责任；如何不负行政责任？君主只作为尊贵之国家象征，不过问实际行政；行政权委托给内阁，发生差错也由内阁负责；君主则超然事外。

现在的问题是，这里面的道理，宋代中国的儒家是不是也弄明白了？恰好北宋大学者司马光写过一篇《功名论》，开篇第一句话就说：“自古人臣有功者谁哉？愚以为，人臣未尝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意思与“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相近。司马光这么说，是要拍皇帝的马屁吗？不是。司马光在文章中接着写道：既然所有的功名都归于君主，那么，君主就应该给予执政大臣充分的信任，让他们掌执政之权，“人主端拱无为”即可，自可“享其功利、收其荣名而已矣”。“古之圣帝明王”都是这么治理天下的。

——原来司马光的用意，是希望君主象征化，无为而治；具体治理国家的权力，交给执政大臣。反正人臣的功名，最终都将归于君主，君主又何必亲自操劳呢？不能不承认，司马光的推论，在逻辑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司马光是从“功名”（“善皆归于君”）的角度推导出君主应当“端拱无为”的。另有一些宋代士大夫则从“责任”（“恶皆归于臣”）的角度，同样推论出君主不应该亲裁政务。宋神宗时，由于“内外事多陛下亲批”，皇帝出现专权的倾向，大臣富弼便劝诫宋神宗：陛下亲批政事，“虽事事皆是，亦非为君之道。况事有不中，咎将谁执？”为什么富弼反对皇帝亲批政务？因为君主是难以承担行政责任的——总不能经常更换皇帝吧，倘若出错，“咎将谁执”？因此，皇帝还是“垂拱无为”的好。

我们再将朱熹的见解补充进来，从“君不名恶”推出“虚君制”的逻辑链就更加完整了。朱熹是这么说的：“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参之给舍，使之熟议，以求公议之所，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严，命令详审，虽有不当，天下亦皆晓然，知其谬之出于某人，而人主不至独任其责。”在朱熹看来，人主不负责任，所以每一道以皇帝名义发出的命令，都必须由执政大臣合议、经给事中与中书舍人审核通过、再经宰相盖章副署，才可以发布于王庭。这样，即使事后发现该命令有错，也可以由执政大臣负其责。

英国学者白芝浩这样论述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英国政制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具有激发和保留人们的崇敬之心的功能——即富于尊严的部分，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另一部分则是富于效率的部分。政制中富于尊严的部分给予政府力量——使它获得了动力。政制中富于效率的那部分只是运用了这种力量。女王不过是处于宪法中富于尊严部分的首位，首相则处于其富于效率部分的首位。”而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会发现，宋人心仪的政体，实际上就是白芝浩所说的这种政制：君主统而不治，作为道德、礼仪的象征垂范天下（因而需要强调“君为臣纲”），以宰相为首的执政大臣负责具体施政，并承担行政责任。

宋代的政体，固然尚称不上“虚君立宪”，但已庶几接近“责任内阁制”的雏形了。而它的法理基础，居然就是看似鼓吹绝对皇权的“君不名恶，臣不名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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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为臣纲”、“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君不名恶，臣不名善”是儒学原典上三个比较碍眼的论点，确实给人一种鼓吹皇权专制的观感。但经宋人一解释，其专制的意味立即得到逆转，变成了强调君主责任、限制君主专权的意思。而且，整个推论的过程，完全合乎逻辑律，而不是信口开河、语不惊人誓不休。——这便是宋人阐释儒家政治学的智慧了。

重阐释而轻原典，也构成了宋代思想界的时代特色。宋朝君主与士大夫以回归“三代之治”为志，看起来似乎有些“原教旨主义”，但宋人又尚疑古疑经之风，不循旧说，不重考据，而喜另立新说、阐发新见。宋人总结说，“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在这一时代思潮之下，“回向三代”哪里有半点原教旨的味道？毋宁说，这给宋人展开他们的政治阐释学提供了契机。

宋人的经验告诉我们，阐释比原典更重要，原典只是凝固的思想史，阐释才是活的、动态的思想史。阐释使原典不断获得新意义，使原典的思想与时俱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二千多年来，儒家思想之所以一直保持着生命力，就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允许质疑，允许争鸣，允许阐释，允许推陈出新。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