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关于皇帝应怎么称呼生父的争论

作者：吴钩

来源：腾讯大家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闰六月十八日戊辰

           耶稣2017年8月9日

亲爱的女儿，假如我问：宋英宗赵曙应该怎么称呼他的生父赵允让呢？也许你会脱口而出：当然是称“父亲”了。如果我说：许多士大夫都坚持要宋英宗称他生父为“伯”，你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以现代人的观念，确实会感到不可理解。但是，对于宋朝人来说，这却是必须明辩的政治原则，而且真的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争辩。——你大概已想到了，我今天要说的故事便是宋英宗朝的“濮议”。

宰相首倡“濮议”

赵曙是以宋仁宗皇太子的身份继承皇位的，但他并不是仁宗的亲生子。仁宗皇帝生育的三个儿子，都不幸夭折，只好将皇兄濮王之子赵曙收养于宫中，立为皇太子。嘉祐八年（1063），仁宗驾崩，英宗继位。只是英宗体弱多病，御宇之初，由曹太后垂帘听政。次年，即治平元年才亲政。

英宗甫一亲政，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等执政大臣便上奏：“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礼。伏请下有司议濮安懿王典礼，详处其当，以时施行。”韩琦此举，明显有迎合英宗心意之嫌，英宗生性纯孝，当了皇帝，想让生父濮王（已经去世）分享他的荣光，也是人之常情。但其时仁宗逝世未久，不适合讨论崇奉濮王之礼，因此英宗下诏：“须大祥后议之。”意思是，等过了仁宗皇帝逝世二周年的“大祥”祭礼之后，再议此事。

治平二年（1065）四月，仁宗“大祥”之礼一毕，韩琦等人又旧事重提，于是英宗下诏：“礼官及待制以上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以闻。”

这明摆着是皇帝与宰相欲尊崇濮王的意思，翰林学士王珪等人相顾不语，不敢先发声。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司马光自告奋勇，奋笔写了一份意见书《议濮安懿王典礼状》，大意是说：濮王与陛下虽有天性之亲，但陛下能够登极，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却是因为继承了仁宗皇帝之嗣，从血缘上说，陛下是濮王之子，但在法理上，陛下却是仁宗之子。建议按封赠亲王的先例，尊封濮王“高官大国”。

王珪等两制官将司马光所拟《议濮安懿王典礼状》呈交给宰相部门。宰相韩琦批复：“王珪等议，未见详定濮王当称何亲，再议。”王珪说，“濮王于仁宗为兄，于皇帝宜称伯。”以王珪为代表的翰林学士认为，根据礼法，宋英宗应当称濮王为“伯”。时为治平二年六月。

宋人的这一观点，用柏杨的说来说，“我们现代人死也想不通”。但是，从礼法的角度来看，却是不难理解的，自世袭君主制确立以降，合法的皇位继承，一直遵循两条原则：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从来没有由侄子继承大位的道理。在法理上以仁宗为父，构成了英宗继位的合法性。否认这一点，等于推翻了英宗登基的合法性。

而且，在古代君主制下，天子化家为国，“不敢复顾私亲”，私人性的权利与血缘关系理应让位于公共性的礼法秩序，英宗皇帝既然从“小宗”（亲王一系）过继为“大宗”（皇帝一系），获得皇位继承的合法性，那么按宗法的要求，需要割舍“小宗”的名分，因而要求他割舍与生父濮王之间的父子关系（法理上而非血缘上），从宗法上来说是不过分的。除非你有魄力不认这一套宗法，然而，如果不遵从宗法，那今后的皇位继承与政治秩序，必定乱了套，谁有实力，谁就可以自任皇帝。

我尽量用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的宗法，不知道这么说你是不是能够理解。当然，这一宗法上的要求，显然是违背了人之常情的，也肯定有违宋英宗的意愿。

韩琦明白英宗心意，向皇帝提交了一份建议书：“按《仪礼》，‘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即出继之子，于所继生父母，皆称父母。又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今王珪等议称皇伯，于典礼未见明据。请下尚书省，集三省、御史台官议奏（这段话我们先引述出来，后面再解释）。”建议书尽管没有明说，但意思非常明显：皇帝应该以“皇考”称呼他的生父濮王。英宗心领意会，“诏从之”。

这份建议书，应该出自欧阳修的手笔。在宋英宗朝的这场濮议之争中，宰相韩琦是始作甬者，也是“皇考”派的主将；参知政事欧阳修则是韩琦的理论旗手。

韩琦、欧阳修之所以要让三省、御史台参与进“濮议”，原来是以为“朝士必有迎合者”，谁知他们误判了形势，百官集议之时，不但欧阳修的立论遭到礼官的迎头痛击，而且很多台谏官都选择支持礼官与两制官的意见，即都认为英宗皇帝应该称濮王为“皇伯”。

礼官的反对意见

执政团队坚持称“皇考”的理由有二：其一，《仪礼》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意思是说，过继给他人为子的，要为亲生父亲守孝一年。欧阳修据此推论说，可见“出继之子，于所继生父母，皆称父母”。其二，皇帝称生父为“皇考”有先例，“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

但这两个理由都遭到礼官的反驳。

首先，从《仪礼》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推导出“出继之子，于所继生父母，皆称父母”，在逻辑上是非常牵强的，因为“为其父母服”只是出于叙述之方便，并无表示怎么称呼本生父母的含义。因而，知制诰判礼部宋敏求、翰林学士判太常寺范镇、天章阁待制司马光都反驳说：“礼法必须指事立文，使人晓解。今欲言‘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之服’，若不谓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谓其不识文理也。”

其次，虽然确实有汉宣帝、光武帝都称其父为“皇考”的先例，但是，他们的情况与宋英宗不同，汉宣帝是以昭帝皇孙的身份继承皇位的，尊其生父为“皇考”，未乱“大宗”与“小宗”之分，不影响皇位继承的合法性；光武帝则是起于民间，诛王莽而得天下，虽名为中兴汉室，实则与开创基业无异，就算他自立七庙，也不算过分，何况只是尊其父亲为“皇考”。而英宗的情况，是以仁宗皇太子的身份，才得以继承皇位，怎么可以在仁宗之外，又尊一人为“皇考”？

不过，执政团队质疑礼官所议“于典礼未见明据”，却是颇有杀伤力。礼官宋敏求也不得不承认，“出继之君称本生为皇伯叔，则前世未闻也”。韩琦与欧阳修正是抓住这一点，反驳礼官的“皇伯”说。

礼官提出的“皇伯”说，其实是从“濮王于仁宗为兄”、“英宗过继给仁宗为子”推导出来的，而且，“今公卿士大夫至于庶人之家养子为后者，皆以所生为伯叔父久矣”，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礼官的主张虽然未见之明典，却合乎逻辑与民间礼俗。

同知谏院蔡抗、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侍御史赵瞻、侍御史范纯仁、侍御史知杂事吕诲、权御史中丞贾黯等台谏官，都纷纷上疏，“乞如两制礼官所议”。蔡抗还当着宋英宗之面，陈说礼法，说到激动处，沧然泪下，英宗也动容哭泣。

韩琦与欧阳修大概也想不到礼官与台谏官会汇合起来反对“皇考”说，正不知如何应对之时，曹太后突然“以手书责中书不当称皇考”。英宗看了太后手书，“惊骇”，下诏说：“如闻集议议论不一，宜权罢议，当令有司博求典故，务合礼经以闻。”

发生在治平二年六月的第一次“濮议”遂草草收场，追崇濮王之礼的动议暂时不了了之。

台谏官再次挑起“濮议”

在英宗皇帝下诏叫停“濮议”之后，还有一些礼官与台谏官陆续上书，“坚请必行皇伯之议”。不过宋英宗都将这些奏疏“留中”，扣留下来，不发讨论，希望平息争端。

与此同时，皇帝与宰执也稍然为第二次“濮议”做了一些准备：治平二年八月，英宗将同知谏院蔡抗改任为知制诰，兼判国子监，因为执政团队“欲遂所建，以抗在言路不便之，罢其谏职”。九月，又将权御史中丞贾黯改任为翰林侍读学士，出知陈州（今河南淮阳），任命书发下来第十二天，贾黯便病逝了，临终前“口占遗奏数百言”，仍然坚持“请以濮王为皇伯”。

转眼到了治平二年十二月，冬至祭天大礼过后，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复申前议，乞早正濮安懿王崇奉之礼”。吕诲说：国朝制度，凡军国大事，皆得二府合议。如今议崇奉濮王，只看到中书门下首倡，礼官、两制官、台谏官“论列者半年”，而枢府大臣却恬然自安，装聋作哑，这是怎么回事？“臣欲乞中旨下枢密院，及后来进任两制臣僚同共详定典礼，以正是非。久而不决，非所以示至公于天下也”。

英宗跟吕诲说：群臣反对朕尊濮王为“皇考”，想必是“虑本宫兄弟众多，将过有封爵，故有此言”。

吕诲说：没有这回事。想仁宗皇帝“于堂兄弟辈尚隆封爵，况陛下濮宫之亲”，陛下若给濮邸封爵，谁敢说三道四？但尊为皇考一事，关乎礼法，不能不详议。

随后吕诲又连上七疏，要求再议濮王之礼。但英宗没有同意（也许皇帝正在等一个时机）。吕诲又说，既然陛下不采纳台谏意见，那好，我不玩了，我辞职。但英宗又不批准辞呈。气得吕诲暴跳如雷，转而攻击韩琦、欧阳修。

宋朝的台谏官有一个特点，攻击起执政官来，措词都十分激切。比如吕诲痛骂宰相韩琦首倡濮议，教唆人主“欲称皇考”，致使太后与皇帝有嫌猜，“贾天下之怨怒，谤归于上”，必须罢去韩琦宰相之职，“黜居外藩”。他又痛骂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证，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朝论骇闻，天下失望”，请治欧阳修之罪，“以谢中外”。

另一位宰相曾公亮与另一位参知政事赵概，因为在“濮议”中不置可否，也受到吕诲的抨击：“（曾）公亮及（赵）概备位政府，受国厚恩，苟且依违，未尝辨正。此而不责，谁执其咎？”

吕诲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范纯仁与吕大防等御史也纷纷上书弹劾韩琦与欧阳修。这大约是治平三年（1066）正月的事情。

此时，韩琦与欧阳修也上书自辩：本次“濮议”，礼官请称皇伯，臣等认为“事体至大，理宜审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称，考于经史皆无所据”，才“欲下三省百官，博访群议，以求其当”，陛下不欲纷争，下诏罢议，但“众论纷然，至今不已”。议者所坚持的“皇伯”说，其实“是无稽之臆说也”，为何？“盖自天地以来，未有无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则不可讳其所生者矣”。因此，自古以来，从未有“称所生父为伯叔者”，称之，则为“礼典乖违、人伦错乱”。

▲韩琦像

韩琦与欧阳修的观点，显然更容易为现代人所理解，哪里有不让称生身之父为“父亲”的道理？但欧阳修忘记了，按传统宗法，血缘意义上的父子关系，与法理意义上的父子关系，是可以相分离的。宋朝礼官坚持要辩明的，其实是濮王与英宗在法理上的关系。如果英宗在法理上以濮王为父亲，那么他的皇位继承，便缺乏合法性；传统礼法也将失去了论证皇位合法性的功能。

宋英宗本人，当然站在执政团队一边，“上意不能不向中书”。但他没有仓促下诏采纳宰相的意见，他还要等。等什么？等曹太后的说法。

曹太后的调解

正月二十二日，曹太后突然给外廷下发了一道手诏：“吾闻群臣议称，请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见施行。吾再阅前史，乃知自有故事。可令皇帝称亲，仍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谯国、襄国、仙游（濮王的三位夫人）并称后。”

曹太后的立场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提议皇帝称濮王为“亲”，并追尊濮王为“皇帝”。为什么曹太后突然倒向韩琦一方？当然是因为宰相团队的游说。不久之前，韩琦借皇室祠祭的机会，将欧阳修写的一道《奏慈寿宫札子》，托宦官苏利涉、高居简转给了曹太后。

在这道《奏慈寿宫札子》上，欧阳修说明了之所以要尊濮王为皇考的义理与先例，又简述了礼官、台谏官与执政官的争论，礼官所议如何与礼不合，台谏官如何无理取闹，皇上与宰相如何克制。然后笔锋一转，说，太后之前手书赞成礼官的无稽之说，“臣等窃恐是间谍之人，故要炫惑圣听，离间两宫，将前代已行典礼隐而不言，但进呈皇伯无稽之说，欲挠公议。”

曹太后深知皇帝与宰相的心意，不欲朝廷因此而撕裂，只好委曲求全，出面调解政府与台谏之争，于是便有了这道手诏。接到太后手诏，韩琦、欧阳修“相视而笑”。

随后，宋英宗降敕：“朕面奉皇太后慈旨，已降手书如前。朕以方承大统，惧德不胜称亲之礼，谨遵慈训。追崇之典，岂易克当？且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俾王子孙主祭祀。皇太后谅兹诚恳，即赐允从。”诏敕的措词非常谦抑、委婉，主要的意思有两个：采纳称濮王为“亲”的提议；建濮王坟园，规格低于皇帝陵园，实际上也即不敢尊濮王为“皇”。而“亲”字在古汉语中，既有专指“父亲”之义，也可以泛指亲人，皇帝采用这样一个模糊称谓，也是想退一步，以期取得礼官与台谏官的谅解。

皇帝能够如愿以偿吗？

政府、台谏成水火之势

“相视而笑”的韩琦与欧阳修有点高兴得太早了，他们迎来的是礼官据“礼”力争的反驳和台谏官更凶猛的攻击。

判太常寺吕公著上书说：“陛下入继大统，虽天下三尺之童，皆知懿王所生，今但建立园庙，以王子承祀，是于濮王无绝父之义，于仁宗无两考之嫌，可谓兼得之矣”，但是，称濮王为“亲”，“于义理不安，伏乞寝罢”。

台谏官更是来势汹汹，吕诲说：“先帝遗诏诞告万方，谓陛下为皇太子，即皇帝位。四夷诸夏，莫不共闻。今乃复称濮王为亲，则先帝治命之诏不行，而陛下继体之义不一。”越说越激动，乃至扬言：“称亲之礼岂宜轻用？首议之臣安得不诛？”

不过在宋朝政治环境中，这种激切之词，徒逞意气而已，对韩琦与欧阳修并无半点杀伤力。倒是范纯仁的一道奏疏，让韩琦很是尴尬。

范纯仁是这么说的：“皇太后自撤帘之后，深居九重，未尝预闻外政，岂当复降诏旨，有所建置？盖是政府臣僚苟欲遂非掩过，不思朝廷祸乱之原。且三代以来，未尝母后诏令于朝廷者。秦汉以来，母后方预少主之政，自此权臣为非常之事，则必假母后之诏令以行其志。今一开其端，弊原极大，异日或力权臣矫托之地，甚非入主自安之计。”直接对太后手诏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韩琦看到范纯仁的弹奏之词，委屈地对同僚说：“琦与希文（范纯仁父亲范仲淹）恩如兄弟，视纯仁如子侄，乃忍如此相攻乎？”其实，这也是宋朝常见的政治风气，朝堂之上相互攻讦的双方，私底下很可能交情不错，比如熙宁变法中的王安石与司马光；而公事上“同仇敌忾”的两个人，也未必有什么私谊，比如赵抃与范镇携手反对王安石变法，私人关系却非常糟糕。

这个时候，台谏官的进攻重点，也不再放在皇帝应怎么称呼濮王的问题上，而集中攻击执政官非法沟通内宫。吕诲再上一疏：“近睹皇太后手书，追崇之典，并用衰世故事，乃与政府元议相符，中外之议，皆以为韩琦密与中宫苏利涉、高居简往来交结，上惑母后，有此指挥。盖欲归过至尊，自掩其恶。卖弄之迹，欲盖而彰。欺君负国，乃敢如此！”在这场“濮议”之争中，吕诲前前后后上了二十六疏，是最坚决、激烈反对“皇考”说的一位台谏官。

吕诲等台谏官又集体提出辞职，“居家待罪”，不赴御史台上班。英宗让宰相发札子促请御史们赴台供职，但吕诲等人“缴还札子”，“坚辞台职”，并称“甘与罪人同诛，耻与奸臣并进”。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台谏与政府已势同水火，不可两立。

结局：惨淡的胜利

宋英宗问执政团队，怎么办？欧阳修说：“御史以为理难并立，陛下若以臣等为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臣等为无罪，则取圣旨。”

英宗犹豫良久，决定挽留执政官，斥逐台谏官。不过想了一想之后，又交待了韩琦一句话：“不宜责之太重也。”

“斥逐”是宋人说法，以渲染台谏官悲情。严格来说，这只是宋朝的一项宪制惯例：“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当去”；若采纳言官之议，则宰相辞职。这样的宪制惯例旨在维持政府与台谏之间的政治信任，就如议会制下，议会若是对政府发起不信任投票，并获通过的话，那么一般来说，结果要么是解散议会（相当于全体议员辞职），重新大选；要么是更换首相（相当于原首相辞职），以此重建议会与政府的信任。

治平三年正月底，吕诲被罢去侍御史知杂事之职，出知蕲州（今湖北蕲春）；范纯仁出任安州（今广西钦州）通判；吕大防免了监察御史里行之职，出任休宁（今安徽休宁）知县。

侍御史知杂事为御史台副长官，按宋朝惯例，其解官“皆有诰词”，即需要知制诰起草人事任免状。而宋朝的知制诰，有权拒绝起草诰词，亦即封还皇帝的任免意见。当时值日的知制诰是韩维，他还兼领通进银台司门下封驳事，有封驳敕命之权。韩琦知道这位韩姓本家很难缠，担心他会“缴词头不肯草制，及封驳敕命”，所以耍了一个手段，绕过知制诰起草诰词的程序，将吕诲免职的敕命直接送到吕家。韩琦的做法，显然是对政制的破坏。

韩维得知，果然气得跳起来，上书说：“罢黜御史，事关政体，而不使有司与闻，纪纲之失，无有甚于此，宜追还（吕）诲等敕命，由银台司使臣得申议论，以正官法。”又要求皇帝“召诲等还任旧职，以全政体”。但英宗都不同意，“皆不从”。

与吕诲被免职同一日，同知谏院傅尧俞被任命为兼侍御史知杂事，接替吕诲的职务。但傅尧俞坚决不接受新任命，说：我也上书反对过称濮王皇考啊，如今吕诲等人被逐，“而臣独进，不敢就职”。英宗连下数谕挽留，但傅尧俞坚持“求去”。

最后，英宗不得不在三月份改任傅尧俞为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同一日，侍御史赵鼎、赵瞻也因为曾与吕诲一起“居家待罪”而被免了御史之职，分别通判淄州（今山东淄博）、汾州（今山西汾州）。

知谏院司马光上疏要求英宗召还傅尧俞等人，不获同意，也提出辞职：“臣与傅尧俞等七人同为台谏官，共论典礼。凡尧俞等所坐，臣大约皆曾犯之。今尧俞等六人尽已外补，独臣一人尚留阙下，使天下之人皆谓臣始则倡率众人共为正论，终则顾惜禄位，苟免刑章。臣虽至愚，粗惜名节，受此指目，何以为人？臣入则愧朝廷之士，出则惭道路之人，藐然一身，措之无地。伏望圣慈曲垂矜察，依臣前奏，早赐降黜。”连上四封辞职报告，但英宗一直不予批准。

▲司马光像

接替贾黯担任御史中丞的彭思永在“濮议”中表现并不活跃，只上了一道由程颐代笔的《论濮王典礼疏》，赞同称“伯”，反对称“亲”。由于表现不活跃，这位御史台长官被同僚鄙视，认为他“媕阿”。不过，在吕诲、吕大防、范纯仁、赵鼎、赵瞻等台谏官被逐后，彭思永还是上书“请正典礼，召还言事者”，又“自求罢”，但英宗皆“不许”。第二年三月，彭思永给了欧阳修沉重一击：检控欧阳修与儿媳妇乱伦通奸。刚刚继位的宋神宗要他交待清楚信源，彭思永说，“帷薄之私，非外人所知，但其首建濮议，违典礼以犯众怒，不宜更在政府。”此为后话，略过不提。

吕公著也上书讽谏英宗：“陛下即位以来，纳谏之风未彰，而屡黜言者，何以风示天下？”请追还吕诲等人。英宗当然没有听从，吕公著于是也提出辞职，并且托病不上班，“家居者百余日”。皇帝派中侍至吕家慰问、敦谕，又请吕公著兄长吕公弼劝告，吕公著才回去上了几个月的班，随后又上书请辞。治平三年八月，英宗只好应吕公著之请，将他外放到蔡州（今河南汝南）。

至此，历时一年多的“濮议”之争，以御史台几乎被“斥逐”一空而收场，皇帝与宰相取得了有限的胜利：宋英宗不用以“皇伯”称呼父亲濮王，但也不敢尊濮王为“皇考”，只是含糊其词地称为“亲”。又过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英宗便因病逝世了，“称亲”也变得毫无意义。这一在“濮议”中争取来的胜利，可谓惨淡。

余话

为了一个“怎么称呼亲爹”的问题，礼官、两制官、台谏官与执政官争执了一年半时间，连皇太后也卷了进来。不止一个士大夫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不惜辞职，自求贬斥。这件事，如果请今天的人来评说，也许都会觉得莫名其妙：值得争吵吗？

学界对“濮议”的研究已相当透彻，但严肃史学的研究成果，对于公众而言不过是隔阂的学术知识；而通俗的历史叙述，往往又流于浅薄，柏杨《中国人史纲》的解释可作为代表：“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开始僵化。欧阳修、韩琦都是最顽强的保守派，只不过在父子至情上偶尔流露一点灵性，就立刻受到凶暴的待遇。”这么说，分明是将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等饱学之士当成了“傻缺”。

其实我们可以从今人比较容易理解的法理学、政治学角度，解释为什么会发生“濮议”之争。“濮议”首先是一个法理问题，涉及皇位继承的合法性。这一点，我们前面已有所阐释。

随着争论的进展，在台谏官全面介入之后，“濮议”又逐渐演变成为一个政治学问题。对于台谏官来说，“濮议”至少关乎几个重大的政治原则：皇帝的意志要不要接受礼法的约束？礼法的解释权归政府，还是归礼官？执政集团的权力要不要受台谏掣肘？

实际上，在“濮议”之争的后期，台谏官的关切重点，也从“皇考”、“皇伯”称谓的法理纠缠，转移为对君权、相权强化的警惕，包括吕大防弹劾宰相“臣权太盛、邪议干政”；吕诲弹劾韩琦交结内侍；范纯仁质疑太后手诏合法性；韩维指责对吕诲的免职不合程序，吕公著反对宋英宗“屡黜言者”。

而对宰执韩琦与欧阳修来说，以他们的两朝元老的身份，完全犯不着讨好年轻的新皇帝，他们执意迎合英宗心意，也许是为了襄助身体羸弱、性格怯弱的新皇帝走出先帝光芒笼罩下的政治阴影，确立起强势的君主权威。宋英宗继位之初，由曹太后垂帘听政，也是因韩琦极力催促，太后才撤帘，归政于英宗。

从这个角度来看，“濮议”之争，如果宰相胜，则皇权与相权将变得强势，政府在皇帝的支持下，或者说皇帝在政府的支持下，更容易干出他们想干的事情。如果台谏胜，则皇权与相权将会受到更大制约，不容易做事情。

我们拉长历史观察的时段，会将这个问题看得更清楚。熙宁三年（1070）三月，宋神宗与执政团队讨论青苗法，神宗问道：何以人言纷纭、反对青苗法？赵抃说：“苟人情不允，即大臣主之，亦不免人言，如濮王事也。”赵抃重提“濮议”旧事，是想向神宗申明一个道理：一项政策，如果多数人反对，那么，即便是宰相力主之，也不应当仓促施行。

而王安石却说：“先帝诏书明言，濮安懿王之子不称濮安懿王为考，此是何理？人有所生父母、所养父母，皆称父母，虽闾巷亦不以为碍，而两制、台谏乃欲令先帝称濮安懿王为皇伯，此岂是正论？”宋神宗为英宗亲生子，立场当然倾向于“皇考”派。但王安石这么说，应该并不是为了讨好神宗皇帝，而是暗示神宗应当乾纲独断，厉行新法，无须理会人言。

如果我们将历史观察的视界拉得更宽一些，把发生在明代嘉靖朝的“大礼议”也纳进入参照系，问题就更清楚了。

明朝“大礼议”差不多就是宋朝“濮议”的重演，只不过部分细节与结局并不相同。正德十四年（1519），明武宗朱厚照突然驾崩，由于武宗无子嗣，皇太后张氏与内阁大学士杨廷和选择了与皇帝血缘最近的武宗堂弟、兴献王世子朱厚熜为嗣君，这便是明世宗嘉靖帝。

朱厚熜继位后，在如何尊奉父亲兴献王的问题上，与廷臣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对峙。以杨廷和为首的大臣坚持认为，世宗以“小宗”入继“大宗”，需要先过继给明孝宗（明武宗之父）为子，以获得继承皇位的合法性，因而，应该称兴献王为“皇叔考”；朱厚熜则坚持自己是继承皇统，而不是继承皇嗣，必须追尊父亲兴献王为“皇考”。双方争执了三年，最后，朱厚熜顺利追奉生父为“皇考恭穆献皇帝”，而所有跟新皇帝唱反调的五品以下官员，被当廷杖责，廷杖而死者十六人。皇帝大获全胜。

这一结局，既是明代权力结构中皇权处于绝对强势地位的必然结果；而且，皇帝的胜利，又进一步强化了皇权。在“大礼议”胜出之后，明世宗开始御制文章，指斥宋代的司马光、程颐为“罪人”、二人之论为“谬论”，又贬抑孔庙祀典，此举当然是为了将士大夫把持的、隐然与君权抗衡的“道统”压制下来。

嘉靖朝“大礼议”也是明代内阁制演化的一道分水岭，之前权力相对强健、独立的“三杨”内阁、杨廷和内阁不复出现，阁臣对皇权的依附性在“大礼议”之后更为突出，哪怕像严嵩、张居正这样的权臣，对于皇权的依附性也非常严重，严嵩需要给嘉靖撰写“青词”博取皇帝的青睐；张居正的权力也是来自类似于“摄政”的特殊身份，而不是正式的相权。

今天一些自称秉持“自由主义”的论史者，对明代“大礼议”中的杨廷和等士大夫冷嘲热讽，却看不出礼仪之争背后的法理学（道统与皇权之法理关系）与政治学（内阁与皇帝之权力消长）要害所在，未免有点不识大体。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