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批判》前言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首发

          节选于 《儒家法眼》，余东海，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年1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闰六月廿三日癸酉

           耶稣2017年8月14日

韩非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时指出，他们的学术有“未尽”处，“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非子 定法》）他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体，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虽死，他的思想却在秦始皇李斯手上得到了大规模的实践。

实践的结果众所周知。

儒法两家的优劣正邪和胜败，其实没有争论的必要，盖历史已为此做出了最好的证明，以铁一般的事实，明明白白地证伪了商韩派对法家学说治国功能的夸耀。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采纳韩非老同学李斯的建议，“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过秦论》）结果如何？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大戴礼记》将天下比喻为一种“器”，与各种器物一样，放在安稳处它就安稳，放在危险处它就危险，汤武和秦始皇因为放置天下的地方大不同，所以导致结果大不同：

“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禽兽草木广育，被蛮貊四夷，累子孙十馀世，历年久五六百岁，此天下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无一有，而怨毒盈世，民憎恶如仇雠，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夫用仁义礼乐为天下者，行五六百岁犹存;用法令为天下者，十馀年即亡。是非明斅大验乎？”（《大戴礼记-礼察》） 

热衷于宣传法家优秀或者为法家鸣冤叫屈者，看完这段话，不知有什么感想？

关于法家，荀子评论说：

“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及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荀子-非十二子》）

推崇法治但没有法度，卑视贤才而喜欢另搞一套，上则听从君主，下则依从世俗，整天谈论制定礼义法典，但反复考察这些典制，就会发现它们迂远得没有一个最终的着落点，不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确定名分；但是他们立论有根有据，解说论有条有理，足够用来欺骗蒙蔽愚昧的民众。慎到、田骈就是这种人。

荀子这段话用来评判慎到田骈，或许中肯。若用在他的学生韩非李斯身上，未免轻描淡写了。或许荀子起初难以想象，韩非李斯会弃正入邪，邪得那么违仁背义不可收拾。

特别指出一点，韩非喜欢思想栽赃，将商鞅“刑弃灰于地者”的恶法说为殷朝之法就是典型；他喜欢假托名人伪造故事。诸子百家多好寓言，韩非寓言特别多。《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就有这样一个寓言：

太公望东封於齐，齐东海上有居士曰狂矞、华士，昆弟二人者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於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营丘，使吏执杀之以为首诛。”

周公旦听到这桩命案很吃惊，质问道：“夫二子，贤者也。今日飨国而杀贤者，何也？”太公望回答说：

“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无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赏罚劝禁也。且无上名，虽知、不为望用；不仰君禄，虽贤、不为望功。不仕则不治，不任则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禄则刑罚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则望当谁为君乎？”云云。

这套说法百分百属于法家，表现了君本位立场和极端实用主义的态度，在儒家民本王道的政治义理中，这个理由完全不能成立，太公望作为儒家圣贤，绝对不会这么做。韩非可谓以奸贼之心，度圣贤之腹。

在这个故事中，狂矞、华士只想做一个自食其力、自行其是的逸民，“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完全不犯周礼和儒家政治之忌。而且，逸民可以受到高度尊重或选与推举。《论语-尧曰篇》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微子篇》列举和赞美了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等等逸民。

另外，这个故事不见于先秦任何史籍和经典，为《韩非子》首讲。

关于法家，《太史公自序》评论说：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分尊卑，一律依据法令来决断，那么亲亲属、尊长上的恩爱关系就断绝了。这些可作为一时之计来施行，却不可长用，所以说法家严酷而刻薄寡恩。至于说到法家使君主尊贵，使臣下卑下，使上下名分、职分明确，不得相互逾越的主张，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更改的。

这个评判完全不靠谱。法家倡导的是“君本位”的恶性等级制，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君臣等级地位悬殊，极端的“尊主卑臣”，恰恰是法家致命的死穴。司马谈却说什么“虽百家弗能改也”，完全颠倒了。

“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公平性，恰恰是法家最大的几乎是唯一的优点。这么做绝不会导致“亲亲尊尊之恩绝矣”的后果。儒家齐家治国，是齐之以礼、治之以礼，礼的要求比法律规范高得多，家人和政治人非礼都不行，何况犯法？

儒家规定：“门内之治恩揜义，门外之治义断恩。”（《礼记·丧服四制》）孔颖达疏：“既仕公朝，当以公义断絶私恩。”意思就是说，出了家门，公事公办。例如，舜的弟弟象，大不义，但仅仅表现在私域，损害的仅仅是舜个人的利益，属于“门内之治”，故应以亲情为重；管蔡之恶表现在公域，损害的是国家人民的利益，就属于“门外之治”，周公并不包庇，而是依法诛之。可见，儒家政治自有有法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但与法家“严而少恩”不同，可谓严而多恩、多恩而严。

韩非子和法家，思想不行，智慧也不行。盖德智不二，缺了德，所谓的智慧，只能是邪智伪智和小聪明。

读《韩非子》，貌似很有智慧的样子，其实秦政的昙花一现和个人被老同学所害，从事实上证明了韩非智慧的双重缺乏：根据其思想指导出来的政治没有前途，个人也缺乏必要的知人之明和保身之哲--这也是所有法家大腕的通病。商鞅李斯胡亥赵高无不小聪大愚，死于非命，良有以也。2013-11-6

注：本文是《韩非子批判》前言，选自《儒家法眼》一书。《儒家法眼》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于2017年1月出版。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