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极权主义学说最高峰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赐稿儒家网首发

时间：西元2017年8月16日

一

秦法家是古典极权主义学说。韩非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于一身，是秦法家集大成者和最高代表。韩学是先秦诸子中最大的邪说，最邪者三：一是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二是君本位，强调以君为本；三是法术势，集恶法、权术、威势于一体。

韩学重视法术势，又特别重法，将法置于术势之前，这并不意味着法家讲法治，对于秦法家来说，法术势都只有工具性价值，都是为君主和极权服务的工具。《韩非子》说：

“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人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韩非子明确指出，法与术同样重要，都是帝王的工具。不仅法术势，某些道德元素也被韩非当成帝王的工具。

韩非主张明赏罚、明信、明平、明君臣，并在阐说这些主张的时候引用孔子之言为证，仿佛颇为尊孔或与儒学精神一致。其实，韩非“明君臣”即强调君臣上下之别，是极权主义的必须；在法律层面“明赏罚、明信、明平”，是为了保持刑法的工具价值。换言之，韩非的公平诚信等“道德”要求是为恶法服务的，而恶法加上权术威势又是为君主服务的。

韩非之明赏罚、明信、明平、明君臣等，都是在以君为本的极权恶法框架下进行的，与儒家仁本主义王道礼制之下的赏罚公平、诚信守约、君君臣臣性质大不同。

二

韩学有两大源头：老子和荀子。

司马迁认为申不害和韩非的学术都根源于道家，说：“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又说：“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他把韩非子、申不害和庄子列入同传，并认为韩、庄、申三人之学“皆原于道德之意”，只是三人对道德领悟各有局限，不如老子深远罢了。太史公曰：

“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老子于道有得，然所得有限，一偏之见耳。作为出世法，不失为高明，然未能道中庸，不宜政治化。申不害和韩非将老学政治化了，一个“卑卑”，一个“其极惨礉少恩”，都出了大问题，可见老子所得的道德，本身很有问题。至于说韩非“切事情，明是非”，是司马迁过誉了。

老学政治化，就意味着权谋化。余英时指出，《老子》書中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屬於反智的陣營，而這種反智成分的具體表現便是權謀化。（余英時：《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的治術發微》）

老学政治化，还会导致政治法家化。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

“佛老之于申韩，犹鼙鼓之相应也，应之以申韩，而与治道弥相近矣。汉之所谓酷吏，后世之所谓贤臣也，至是而民之弱者死，强者寇，民乃以殄而国乃以亡。呜呼！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韩。故朱异之亡梁，王安石、张商英以乱宋。何也？虚寂之甚，百为必无以应用，一委于一切之法，督责天下以自逸，而后心以不操而自遂。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故张居正蹙天下于科条，而王畿、李贽之流，益横而无忌。何也？夫人重足以立，则退而托于虚玄以逃咎责，法急而下怨其上，则乐叛弃君亲之说以自便，而心无罪灭，抑可谓叛逆汨没，初不伤其本无一物之天真。由此言之，祸至于申韩而发乃大，源起于佛老而害必生，而浮屠之淫邪，附庄生而始滥。端本之法，自虚玄始，区区巫鬼侈靡之风，不足诛也。”（《读通鉴论》梁武帝卷十七）

佛老，佛指佛教，老指老子、老学，申韩指商韩派法家。王夫之将老庄、浮屠、申韩称为“古今三大害”。“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韩。”意谓上层建筑沦虚滞寂，各项文化教育、道德教化、礼乐建设难以开展，就会产生刑法依赖，以此督责天下以自逸。“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意谓法度严急，士人民众就会从老庄和佛教中去寻找心灵安慰。这个批判虽然严厉，自有道理，也有史实证明。

《韩非子》一书中，曾有《解老》、《喻老》二篇，可见韩非深受老子影响，但不能将韩学等同于老学。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有正邪之别也，就像荀子与韩非既有师徒关系又有正邪之别一样。司马迁强调申韩“归本于黄老”，将申不害、韩非与老子合为一传，似有将申韩视为老子后学之意，颇为不妥。

韩非除了深受老子影响，还深受老师荀子的影响。东海在《儒家法眼》书中指出，老子的偏激和荀子的偏差共同培养了韩非的阴邪恶毒。荀子的性恶论，为韩非的极权和恶法提供了最好的人性论支持。

或认为，韩非子是荀子的学生“此史实与儒法对立模式当然不协调”。其实没有不协调。荀子是礼学大师，“隆礼重法”，但学术驳杂，严重偏离儒家中道，正如程颐所说：“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二程集》）荀子是儒门外道，韩非和李斯又进一步背离了荀子的礼学，完全悖礼，一味“重法”，站到儒家对立面去了。

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东海曰，弟子不必如师。古来老师弟子道不同者并不罕见。《荀子议兵篇》中，荀子与李斯对秦政秦兵看法大不同，荀子对李斯有严厉的批评。李斯与韩非这对师兄弟，在权益上固然你死我活，在学术上则是一丘之貉，都是荀学的叛徒。

三

《韩非子》一书对孔子不乏肯定、赞誉之词，但誉多是虚誉，毁则是实毁，更可恶的是伪造历史事实和孔子之言。例如，《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

“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刑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其所易而无离其所恶，此治之道。”

可以肯定，这段话是伪造的。“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这几个“必”，都是韩非的想当然，孔子不可能如此妄加推断，并以小过重刑为“治之道”。

关于刑罚，《春秋》有一些原则性规定，其中之一是刑不淫滥：“春秋之义，不幸而失，宁僭勿滥”，“赏不僭溢，刑不淫滥。”刑弃灰于街者，淫滥之极，不可能得到孔子的赞赏。夏商周实行的都是儒家礼制，不会那么做。

李斯在上秦二世书中有言：“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史记》）“刑弃灰于街者”此法应该是商鞅的杰作。

有学者赞美秦法“刑及弃灰”为小惩大诫，为爱民之道和小人之福，混扯之至。小惩大诫意谓有小过失受到相应惩戒，就不致犯大错，可不是小过失就大刑伺候。要道德，不要道德洁癖。道德洁癖不道德。对自己洁癖可以，对他人和民众洁癖，把洁癖体现于法律之中，就成了恶法，“刑弃灰于街者”就是恶法的典型。

四

在先秦诸多反儒派中，秦法家是最邪恶的一派，没有之一。信奉秦法家的政治，必然极权主义，必有暴政恶法。

一些学者持“儒法相通”论。这里的“法”如果指管晏派法家，此论可以成立。管晏派法家导出来的是霸道，与儒家王道，品格有优劣之别，精神有一致之处。这里的“法”如果指商韩派法家，此论就不成立。如无特别注明，论及法家，都指秦法家，商韩派法家。

诸子百家中，儒法两家最难相通。盖法家倡性恶论、君本位和法术势，与儒家性善论、民本位和礼乐制度背道而驰；其导出来的极权主义暴政，与王道政治冰炭不同炉。

在政治上，法家得势，对于儒家，必然排斥、打压、迫害乃至燔坑。当然，儒家对于法家也充满道德歧视，如果得位，也会为法家设置禁入区域，禁止法家人物为政为师。

要儒法相通，唯一的办法是，法家作根本性的改变，让政治从君本位变为民本位，让法律从“帝王之具”变为“道德之具”。只不过那样一来，法家便非商韩派法家，而成为现代“法治之家”了。

2017-8-16余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