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如果将《清明上河图》上的“低端人口”抹掉,这幅名画将黯然失色

栏目:钩沉考据
发布时间:2017-08-16 22:34:26
标签:
吴钩

作者简介:吴钩,男,西历一九七五年生,广东汕尾人。著有《宋:现代的拂晓时辰》《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宋仁宗:共治时代》《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等。


如果将《清明上河图》上的“低端人口”抹掉,这幅名画将黯然失色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闰六月廿五日乙亥

           耶稣2017年8月16日

 

  

 

相信所有看过《清明上河图》的朋友,都真真切切领略到了北宋东京的市井繁华:街道交错纵横,民居鳞次栉比,商铺百肆林立,酒楼歌馆遍设,招牌幡幌满街,商旅云集,舟楫往来,车水马龙。这一切,恰如《清明上河图》的一则题跋所言:“观者见其邑屋之繁,舟车之盛,商贾财货之充羡盈溢,无不嗟赏歆慕,恨不得亲生其时,亲目其事。”

 

让我们感受到城市繁华气息的画面,不仅仅是繁盛的邑屋舟车,以及居华屋的士大夫、乘舟车的富民、财货盈溢的商贾,还包括那些底层人物,比如赶着毛驴往城里送炭的乡民、在码头搬运货物的脚夫、修车的工匠、给顾客修面的刀镊工、街边摆地摊的小商贩、给人家送餐的饭店伙计、低头拉纤的纤夫、水手、轿夫、车夫……这个数目庞大的群体,套用今日某些专家与媒体的话,大概属于需要清理的“低端人口”。

 

这些宋朝的“低端人口”,脱离了土地与户籍的束缚,从四面八方流入大城市,或成为官私作坊的工匠,或成为大户人家的佣人,或在街边摆小摊子,或在街头卖艺,“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赀”。

 

如果他们肯努力,再加上一点点运气,并不是没有机会改变命运,升入更高的阶层。南宋时,有一个叫做王良佐的小商贩,“居临安观桥下,初为细民,负担贩油。后家道小康,启肆于门,称王五郎”。从一个“负担贩油”的细民变成了开店的小老板。还有一个吴十郎,“新安人,淳熙初,避荒,挈家渡江,居于舒州宿松县。初以织草履自给,渐至卖油,才数岁,资业顿起,殆且巨万”。

 

“低端人口”得以在城市立足、发展,是因为城市能够接纳他们,给了他们一个栖身之所,为他们提供了自食其力的机会。在宋代,一名城市底层人,不管是当佣工,还是摆街边摊,每日大约可以赚到100文钱至300文钱。这个收入水平,可以让他们与家人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

 

宋代大城市的房屋租金非常高。北宋元祐年间,御史中丞胡宗愈租住“周氏居第,每月僦直一十八千”,月租18贯。这个住房开销是城市底层人月收入的五倍,“低端人口”显然住不起这么昂贵的豪宅。但宋朝京师“店宅务”提供的廉价公租屋,日租金低至15文钱;在开封附近的澶州城内,那些位于后街小巷的“闲慢房屋”,“每间只赁得三文或五文”,租金非常低廉。一名日收入100文钱的“低端人口”,完全可以解决在城市居住的问题。

 

宋代大城市的饮食也很昂贵。开封的高级酒楼,“酒器悉用银,以竞华侈”。但开封城内也有廉价饮食店,如卖菜羹的饭店,“兼卖煎豆腐、煎鱼、煎鲞、烧菜、煎茄子,此等店肆乃下等人求食粗饱,往而市之矣”;有些小酒店销售的下酒菜,如“煎鱼、鸭子,炒鸡、兔,煎燠肉”,每份“不过十五钱”;散酒店的酒也是“不甚尊贵,非高人所往”。如果自己在家做饭,成本更低,大约20文便可以解决一名成年人一天的温饱。

 

城市接纳了所谓的“低端人口”,“低端人口”也参与创造了城市的繁华。我们在《清明上河图》看到的市井繁华,从某个角度来说,正是那些“低端人口”在人们看不见的底部支撑起来的。

 

我们都知道,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是人口过百万的超级大都市(想想同时代的西欧大城市,人口不过10万左右),这么多人口每日需要消耗的物资,不可能自给自足,也不可能完全靠政府调拨,很大程度上还是需要市场来供应。宋代商品粮供应的市场机制已经非常成熟了:“米船纷纷而来,早夜不绝可也。且叉袋自有赁户,肩驼脚夫亦有甲头管领,船只各有受载舟户,虽米市搬运混杂,皆无争差”。作为“低端人口”的肩驼脚夫构成了城市商品粮市场供应网络的其中一个环节。

 

  

 

我们展开《清明上河图》,就可以看到一群这样的肩驼脚夫,正一袋一袋将粮食从米船扛往“塌房”(货栈),码头上还有一名老者,在给肩驼脚夫发放筹签。这是码头的计酬方法:搬运一袋货物发一根筹签,收工后凭筹签数目结算工钱。北宋开封的市民能够便捷地从米铺购买到粮食,离不开每一名肩驼脚夫的辛劳。

 

包括肩驼脚夫在内的宋朝“低端人口”,源源不断地往城市运输物资,以满足市民的生活之需,同时,他们又将城市的代谢物——比如垃圾、粪便运走。南宋时的杭州,“户口繁夥,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去”;“人家有泔浆(泔水),自有日掠者来讨去”;“亦有每日扫街盘垃圾者,每支钱犒之”。这里的“出粪人”、“日掠者”、“盘垃圾者”,都是城市的清道夫,他们每天将城市时刻产生的代谢物收集起来,然后用船运走。

 

如果我们生活在宋时杭州,将会看到:“大小船只,往来河中,搬运斋粮柴薪,更有载垃圾粪土之船,成群搬运而去”。“斋粮柴薪”从城外运入城内,“垃圾粪土”从城内运出城外。具体动手搬运“斋粮柴薪”与“垃圾粪土”的,都是所谓的“低端人口”,因为“高端人口”不屑于从事这类卑贱的职业。假如没有“低端人口”,谁给城市掏粪?

 

宋代城市的商业十分发达,几乎所有的生活用品都可以从市场中购买到:冠梳、鞋袜、衣箱、化妆品、器皿、火柴、木炭、蜡烛、玩具、鲜花、狗粮、猫粮、食物、饮料、报纸、书籍……。在这些商品的市场供应链上,除了大商巨贾,还有无数小商贩,他们或摆街边摊,或走街串巷,或沿门叫卖。每一天,宋朝城市在小商贩的叫卖声中迎来日出:“趁朝卖药及饮食者,吟叫百端”;又在小商贩的叫卖声中降下夜幕:“顶盘担架卖市食,至三更不绝,冬月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正是无数个这样的无名小商贩,创造了市井间的烟火气息与繁华景象。

 

宋朝的城市也不排斥小商贩。你去看《清明上河图》,不管是路边、街边,还是河市、桥市,到处都可以见到架遮阳伞、摆小货摊或者推着“串车”叫卖的小商贩,似乎不用担心被“城管”驱逐——宋代城市是设有“城管”的,这个机构叫做“街道司”,他们在京城的街道两旁竖立了许多根“表木”,只要在表木连线之内,便可以自由摆摊。《清明上河图》的虹桥两端,就立有四根表木,桥面两侧,都是小商贩摆设的摊位,都在表木的连线之内,中间留出通行的过道。这样,既照顾了商贩的生计,也不致妨碍公共交通。

 

  

 

南宋时候,每一年的元宵节,到了放灯的最后一夜(通常为正月十八日),临安府尹照例要出来拜会市民,他的身后跟着临安府的吏员,背着大布袋,里面装满了“官会”(纸币),每遇到在杭州讨生活的小商贩,便给他们派钱,每人数十文,祝他们新年生意兴隆。这叫做“买市”。数十文钱的“利市”,微不足道,但小商贩们从中可以感受到一个大都市的温度。

 

当我们感叹《清明上河图》展现的北宋东京市井繁华时,请相信,这份繁华也是“低端人口”参与创造的。如果我们将《清明上河图》中的“低端人口”抹掉,我敢说,这幅名画将黯然失色,不再有生气,不再有繁华景象。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