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使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不绝（二）

作者：李学俊

来源：作者赐稿　儒家网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闰六月三十日庚辰

      　　耶稣2017年8月21日

核心提示：中华文明为何数千年绵延不绝？中国近代被西方“战败”后，各种主义强势进入中国，为何最后选择社会主义？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产生于欧洲，但为何欧洲社会主义要么是空想，要么没多久就彻底崩溃，而在中国却持久兴盛？根本原因是：古代中国产生了丰富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具有良好的社会主义基因；选择社会主义最符合中国广大人民根本长远利益与历史传统，具有合道性、合法性与可行性；在中华文明五千年变局的生死存亡之际，具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人志士组成的中国共产党肩负起中国现代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重任，改革开放，借鉴西方文明的同时没有全盘西化，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历史传统，将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崩溃的多米诺骨牌阻止在长城脚下，并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使中华文明全面复兴驶入历史的快车道。至此历史时刻，中国更需要重新发现自己。

（三）《逸周书》对殷商与西周小康社会主义的记载

1、社会平等是执政的核心理念

《逸周书·本典》就是根本法典的意思，记载周公为周成王讲解治国的根本时，阐述了远古以来的核心执政理念就是社会平等：

让百姓懂得生产获利的方法国家就会富强；明确有无道德秩序的好坏百姓就会自觉遵守，作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平等地分配财富则人民安定；以物资资助百姓，百姓则快乐；修明道德做百姓的表率，那么人民则互相谦让……古代的圣贤君王都乐于实施这样的政治。

周景王与大夫师旷的对话，再次反映了使社会平等的执政理念：

师旷肃然起敬，又说道：性情温柔，厚道敏捷，不改常德，从头学起，从下而上升为帝臣，最后才参配天子的，自古以来有谁呢？”太子晋回答说：“堂堂虞舜，光明显赫，立标准，定律令，百业兴旺，均分自然财富，百姓安宁。除了舜又有谁呢？” 师旷原地踏脚说道，“好啊！好啊！”

2、人民是国家的主干（本体）

在讨论国家兴亡的时候，指出人民是国家的主干，即国家本体，如果保障体制与法制健全，即使出现昏君，国家也不会灭亡。

国家有根本、有主干、有砝码、有伦理、有枢机。土地是根本，人民是主干；综合国力相当，是与他国平等交往的砝码；治国教化和顺成功，是遵守人伦道德的条件；君臣和睦一心，是枢体。如果土地没有被削减，人民没有离散，国家政体与法制没有倾危，人伦道德没有改变，即使有昏君国家也不会灭亡。

可见，明确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地位；强调发挥国家政治体制和法治根本作用，使君王个人并不能决定国家兴亡。

3、《宪法》规定，国家掌控大权，发展经济，保障民生，政治健康运行

《尚书·洪范》是商朝遗臣箕子告诉周武王的商朝宪法。其中，列出八大政务活动为：一是满足民众衣食，二是组织财货产出交易，三是管理宗教祭祀，四是管理民众，五是实施教育，六是治理违法犯罪，七是管理朝觐活动，八是管理军事活动。

因此，以宪法的形式将农业和工商业放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首位，使宗教、教育、法制和政治健康运行。

4、国家主导市场经济，农、工、商各业均衡发展，实现全民就业

周朝开国之后如何施政呢？

继承殷商政策传统，同时拾遗补缺，重新整合、健全法令政策。

武王灭殷后，为了稳定国家安定民众，便考察殷朝的政令，并对周公旦说：“啊呀！殷朝法令政策繁多，如风中之草，有的方面法令政策密集成堆，有的方面却残缺不全。如何整合利用它们呢？”

周公回答说：“听先父文王说，招来远方的宾客，集聚近处的人，辨别土地向阳与被阴等各自的优势，审视土地适宜种的庄稼，水利灌溉是否方便，营建城邑，称为大聚。先从四郊招引百姓。君王要亲自领导，卿大夫要从众人中任选……  

然后颁布政令，广告远方商旅说：‘能够带来三户人家的，奖给一户的食用为报酬。’开辟关口，修筑道路。五里之内为城邑的郊区，每十里有水井，每二十里有客舍。为了方便远方商旅来此与人交易货物，庐舍建有存放货物的地方，市场有平抑物价的官员。早晚都一致，不断送往迎来。

……土地荒芜，民众不教化，轻视粮食而注重财货，就是不懂政治。山林湖泊，要加以利用开发。使工匠做工，以加工那些材料；使商贾进入市场，以流通货物。外商带来本地高价货物，高价货物就会降价。要使外商带来高价货，带走低价货物，借以流通器用。这样，市场平稳，财物畅通而不积压。使商贾资本充足，工匠不荒废时日，愚昧得到教育，就不会有贫穷。这叫和德。

……凡不能种上粮食的地方都栽种树木……秋季利用可食用的果实蔬菜，冬季利用柴薪救助穷人。聚合民力，使他们相互为师。因地制宜地耕种，作为百姓的资产，百姓就不会缺少財用，死了也不会弃尸荒野。这叫仁德。

我听说禹的禁令：春季三个月禁止砍伐，使草木生长，夏季三个月，禁止下网捕捞，确保鱼鳖生长；并集合农民劳作，以成就男耕女织。如此，土地不失去地力；万物不失去它的作用，人们不会失去工作，加上天不误季节，于是就会生产出各种财物。各种财物生产出来以后供人民享用，这叫正德。

……举用贤德之人为官，士人即集聚到那里；市场平稳兴隆，商贾就集聚到那里；平分土地，轻徭薄税，农民就集聚到那里……君王要招来百姓，就必须先给他们利益，百姓就会自己到来……这叫归德。

５、建设基层民众自治组织 

建设基层民众自治组织，实施基层社会自治。

于是颁布政令：把国分为邑，把邑分为乡，把乡分为闾……五家为一伍，以其选举的首领为伍长；十个成年男子为一什，以年长者为什长；各闾设立教化，以威信最高的为闾长……饮食相互学习借鉴，鼓励勤劳纠正游惰相互为用，耕作互相协作……房屋落成以后，百姓就会集聚到那里。

6、国家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经济基础建设好以后就是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各乡设置巫医，储备各种药品物资预防疾病与灾难；设立乡长以勤劳民事；设立幼儿教师以训教幼儿……设立文化教师来教授礼乐；设立有武功的人教授武艺；立乡射之礼教人们学习仪容仪表；春季合猎练习行军打仗；春季耕耘以教人种植庄稼；设立官长，使土地都得到开垦……这叫教德。

7、国家建立医疗福利保障制度

为了保护弱势人群的人权，国家建立医疗福利保障制度

赈济贫乏，救助穷困以及老弱、残疾、孤儿、寡妇、独身者，这些是为政首先的要务。这样，百姓也愿意救养贫苦的人。

五德修明，百姓就知道了生活的常规常理而遵守它。

武王两拜行礼，说道：“啊呀，好啊！百姓虽然有那么多，但我现在知道治理的方法了。”于是招来负责冶炼的官吏，把周公所说的话冶铸在铜板上，放入府中，每月溯日省视。

可见，武王将周公的讲解视为周朝国家的宪法，所以，将其冶铸在铜板上，放入府中，每月溯日省视，表达了自己遵宪施政的决心，并时时以之警策自己。于是，武王遵照这些政治理念，全面的实施以人民为主干根本，农、工、商、文各业均衡发展，使士农工商全民就业的小康社会主义。

综上所引可见，班固等记载殷商时期的小康社会主义是真实不虚的，并非不见先秦文献，只是郭沫若没有注意到而已。

（四）西周小康社会主义的解体

我们再看看班固以惋惜的心情记载了西周小康制度如何被破坏的：

周王朝衰落了，暴君和贪官污吏们忽视井田制的产权界限，滥用劳役，政令不讲信用，上下互相诈骗，公田无人管理。因此，鲁庄公首先废除井田制推行“初税亩”，《春秋》对这件事进行了讽刺，因为实行“初税亩”不仅使官吏们更贪，人民怨恨，致使灾害不断发生而祸乱从此开始。

可见，小康社会主义被破坏是由于周朝分封制政权衰落，宪法不能坚持执行，暴君与腐败贪婪的官吏破坏井田制，将国有土地私有化开始的。

由先秦众多文献记载可以确知，中国古代就产生了丰富的古典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这是真实的历史，并非乌托邦。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中国社会主义“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二、中国古典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致性

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与自由平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十大政策：

“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2．征收高额累进税。3．废除继承权……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7．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等等。”

中国古典社会主义既实施了公有制，还实施了马克思所举的主要政策，并在许多方面超过这些政策。管仲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理论，还将齐国开国以来实行300年之久，造成社会极端贫富悬殊，资本操控市场与金融，引发严重经济危机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改革为土地等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每十年定期分配土地使用权，依法公平保护公私产权，国家掌控货币与粮食双向宏观调控市场，国家实施产业与市场的规划与布局，金融支持民众创业，国家掌握财富最终分配权，建立社会福利保障系统保障民生，盐铁等国有企业主导经济，实施国有民营，国民分利（矿山开发与冶炼等产业）的混合式市场经济模式，由此成功地实施了按劳分配，贫富差别有合理限度，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并成功地阻止了齐国资本主义的兴起（详见拙作《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参与起草，并主持于1953年12月16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明确要求“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使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习近平反复强调，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殷商与西周的政治理念与实践，管仲、老子、孔子和孟子的古典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与这些思想有相当的一致性。

三、汉武帝实施社会主义政策，使汉朝达到中华文明的鼎盛时代

汉武帝在陷入“文景盛世”造成的盛世陷阱后效法管仲实施了若干政策才摆脱危机，世界文明史家威尔.杜兰认为是社会主义使汉朝到达中华文明鼎盛时代：

“汉武帝为了要解决日益严重的民生经济问题，遂推行经济改革政策，实施社会主义，建立国营制度，以防止私人独占山川资源；避免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征收盐税，铁酒公卖。严防投机分子和商人剥削……武帝的这些经济改革措施，一时收效宏达。贸易的数量激增，种类也增多，范围也扩大，甚至海外诸国通商贸易。长安的人口和财富都激增。国库充盈……中国至此，达于鼎盛时代。”

四、社会主义使中华文明绵延不绝

中国还有许多优秀的政治家，如唐太宗、刘宴、宋太祖、宋神宗、王安石、明太祖、张居正等都根据时代与国情选择性实施了不少社会主义政策。王莽因为实施井田制，禁止土地兼并和均贫富被胡适称为中国实施社会主义第一人，桑弘羊也被陈焕章称为中国实施社会主义第一人。几乎每一个新朝代开初整体设计中，几乎都将社会主义的许多要素转化为一些基本制度与政策（详见《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使新朝经济政治迅速恢复，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而中国历朝历代每一次推翻前朝的农民起义的都是因为先朝末期抛弃了开初的社会主义政策，造成社会极端的贫富不均，民不堪命而爆发的，所以，几乎都打出“均贫富”的口号。而正是这样的社会主义诉求迅速获得民众广泛响应。

欧洲近代虽然诞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却缺少持久可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而中国古代丰富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社会主义是中华文明永不磨灭的长寿基因，使中华文明几千年绵延不绝，并因此走出了五千年来生死存亡的空前困局而不断正在全面复兴。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中国社会主义“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五、兼善天下的仁人志士到哪儿去了？

中华文明的主体不是王侯贵族，而是士、农、工、商四民。其中士，饱读中华典籍，他们各自继承百家之说，政见可能不同，但大多都是具有治国平天下的共同理想与情怀，肩负文化教育和参与执政使命的仁人君子。所以，当国家正常运行的时候，他们或为官参政，或开办学堂书院教书育人，当国家遇到危机的时候，总有他们中的优秀人物挺身而出。这是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所不具有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但他们是有兼善天下共同理想的仁人志士，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士君子党。

那么，晚清到民国，科举废除，传统文化经典被冷落抛弃，书院改为西式学校，具有深厚中华文明传统的士这个阶层去哪儿了？

他们分化了。 一部分去了西方留学，希望学到西方先进的科技来拯救中国，他们后来成为新中国的科技教育精英；一部分去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后来的国民党，为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一部分组成了各民主党派，少数成了无党派的民主人士，为推动中国的科技文教事业与民主运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另一大部分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组成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作出了最大的牺牲与贡献，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要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因此与中国古典社会主义天然相合，与人民大众的根本长远利益一致，于是，其宗旨迅速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中国共产党理所当然的成为新中国的执政党。

而中国共产党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也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现实，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过程，所以，今日中国才能够将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崩溃的多米诺骨牌阻止在长城脚下。

今日中国为何能创造震撼世界的人类奇迹？

就是因为有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中国古典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与教训的传承与借鉴，并吸收与利用现代西方文明的成果。

六、中国必须重新发现自己

构建适应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哲学与社会科学思想体系已是大势所需。因此，必须借鉴西方文明，但不应该死搬硬套。遗憾的是，人们对中华文明的认识与解读还基本停留在西方中心、西方主线的模式与西方思维的惯性中，束缚于西方话语体系之内。许多对中华文明的解读偏离中国真实历史原貌，有的以局部的考证，甚至枝微末节的训诂、文字释义来否定中国古代大量的历史文献，或代替对丰富信史文献记载史实的总体检视与宏观评估，有的以西方历史演化路径与社会形态模式为标准，先验地对号入座，生拉活扯地附会解释。例如将井田制下农民自治的生产劳动断章取义判定为奴隶劳动。

其次，我们习惯性地认为社会主义仅仅产生于近现代的西方，即使有也仅仅是空想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是完全从西方引入的舶来品。

如果我们抛开这些套路成见，客观地检视中国历史，实事求真，就会惊人地发现，原来古代中国早就有丰富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诞生了实实在在的古典社会主义，而不是乌托邦；是社会主义使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不绝。

中华文明正全面复兴，要构建适应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哲学与社会科学思想体系，中国必须重新发现自己，解读自己。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