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

——追念周炽成先生

作者：孙海燕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西元2017年8月22日

八月八日的早上，我惯常性地浏览手机微信，在一个中国哲学专业的学者群里，突然闪出“周老师一路走好”，“周老师千古”等字样。我不由得心下一惊，是哪位“周老师”辞世了？

急忙打开这个群，随即看到一条令人惨然的消息：“周炽成老师昨晚去世了！”竟然是我一向尊敬而熟悉的周炽成先生！经验告诉我，这类消息一般都是是真实的。果然在其他微信中，又接连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类似信息。

打电话给在华南师大教书的博士师弟，现在是周先生同事的陈椰。电话接通了，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消息是真的，周老师昨晚走了！”接着说了一些周先生辞世的具体细节。

挂了电话，我脑中不自禁盘旋起周先生的音容笑貌，以及他平素对我的鼓励与关爱，忍不住心中一阵酸痛。不知为什么，我在微信中乍看到“周老师一路走好”等字样时，就多少有点不安之感。

早在一个多月前，突然听说周先生中风住了一个多月医院，我便约了一位朋友去看他。当时他刚从医院转到家中休养，气色似大不如前，行动有些迟缓，嗓音略微沙哑，但他看到我们来，兴致还好，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我们不愿多提及他的病，只劝他遵照医嘱好好休养，不要急着看书写文章，尤其不要喝酒和熬夜。

对我们这些晚辈，周先生仍一如既往地表示着关心，问我们的工资水平、小孩照顾等情况。谈到评职称的事，他问我们发文章有无困难，建议各自写篇满意的文章给他看，并声称自己与某重要期刊的编辑熟识，可以推荐发表。他知道我的家人孩子住在清远，便建议我想法子把家人调到广州，并提醒说广州教育水平高，对孩子上学有利。

在谈话中，他忽地认真地说：“你俩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很不容易，是草根阶层，今后也不要忘记社会下层。”我与朋友心下悚然。由于周先生病未痊愈，我们怕他说话耗神，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就向他告辞。他起身送我们至门口，一一握手而别。

严格地说，我算不上周先生的学生。我虽曾在他供职的院系读过硕士，但当时学的是马哲，并没有选过他的中哲课。因此一直到我硕士毕业，与他并不相识，只知道本学院有此教师而已。当然，如从中山大学哲学系的师承渊源看，周先生与我的博导陈立胜先生都是冯达文先生的博士，故我可以称他为师伯。另外，他还是我博士论文的答辩委员之一，按照传统的说法，他也可算是我的“座师”。

但凡此种种，毕竟不足以说明我是他正式的学生。记得有次约他一起吃饭，我带了一箱清远产的腊肉给他，半开玩笑又半认真对他说：“周老师，孔子云‘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我今天向您敬献了腊肉，算正式向您执弟子礼，您今后一定要好好教我。”他听了直是哈哈一笑。

谈起与周先生的初次交往，真让我深感惭愧。我硕士毕业后，曾在一所高职院校任“两课”教师，谁知工作了半年，特别不顺心，就决心辞职考博，这事连当时的老家父母都没有说，孤身一人在中山大学附近租房备考。

根据当年博士的报考要求，必须要有两名教授亲笔填写推荐信。我硕士读马哲，如今要考中哲博士，总得设法找一名业内的教授推荐才好。这下子可难住了我，到底找谁帮这个忙呢？我报考了中山大学哲学系陈少明先生的博士，可总不能再去找陈先生本人吧！一番思来想去，最后决定硬着头皮回母校找周先生。

我十分忐忑地打去电话，他竟爽快地接受了，并择定时间让我到他家里。但我当时内心仍十分纠结。一来因为我硕士期间竟没有听过他一节课，如今冒昧求人，情理上有些过不去。二来这次博士报考，我共报了三所大学，因此需要填写三份推荐表（这是我最初电话里没有说清楚的），真怕被周先生瞧不起。

对于此举，我实有难言之隐。

当年考硕士就考了三次，每次都是外语差几分，最后调剂到华南师范大学。如今辞掉工作考博，尤其怕英语不过关，加上年龄偏大，诸方面资源都不占优势，心理压力自然比较大。所幸全国各高校的博士招考时间不尽一致，我只能来个多项选择，在广州、上海和北京分别报了一所大学，以求多一分胜算。如果全都考不上，那也算天亡我也，我只有认命了。

也记不清那天是上午还是下午，我按照预约的时间，早早到了周先生所住的华师教师村楼下。我先在楼下的超市买一个西瓜提着，然后摸索着到了他的房门口。敲门几下，周先生亲自开了门，家里只有他一个人。进了客厅，我把西瓜放在墙角的地板上，笑着说：“我只能用这种最俗气的方式，向您表示一下敬意。”他招呼我在沙发上坐下，问了我一些情况，比如在本校读的是哪一届硕士，导师是谁，为什么改考中哲，准备考谁的博士等等。我都一一回答。

聊着聊着，他突然严肃起来，对我说：“孙海燕，你说你喜欢中国哲学，可我没有教过你，不清楚你的专业基础，在写推荐信之前，我要先问你一些问题，算是考一考你。”我只得诺诺而应，心里一下子紧张起来。好在他的问题并不难，如问我读过谁注的《论语》，郭象、何晏的著作分别是什么，等等。

后来，他不再多问，让我在客厅等一下，拿起我的三份推荐表格，起身走进书房。约莫过了十多分钟，他将三份填好的推荐信递给我。提醒我说，他的一位应届硕士今年也报考了陈少明先生的博士，自己也写了推荐信，并语带安慰地对我说：“这没关系，你们平等竞争就好了。”他还补充说，我报考的第二位导师华东师范大学的高瑞泉教授也是他的老朋友，如有必要，他可以专门给高先生打电话。但他对我要报考的北京的那位导师有意见，认为该教授的学问并不怎样。

我对此有点意外。我至今对那位先生也是很尊敬的，心想周老师与他的治学路径或许差别较大吧。但在这小事上，也让我看到周先生直爽无遮的性格。

后来我放弃了北京的那场考试。这倒不是受周先生几句话的影响，主要是辗转考了两个高校之后，我已是精疲力竭，而对那位教授的专业科目的备考又颇不充分。后来，我被中山大学录取，追随陈立胜先生读中哲博士，实现了我的求学理想。

不久后，高瑞泉先生来电，说我也被录取了。这件事让我十分愧对高先生。后来几次开会遇到他，就迎上去表示尊敬与歉意。他跟我的导师也熟识，一次还欣慰地说：“立胜老师学问好，是真正的明师。”

在中山大学读博之后，我与周炽成先生的交往也多了起来。博士论文初稿写成后，我专门请他指教，他提了一些修改意见，甚至提醒我在某问题上应参考他的某某文章。一次他专门给我来信，让我帮他查询“心学”这一概念究竟起于何时。

由于华师和中大学术关系密切，我经常能在一些学术会议和博士答辩会上看到周先生的身影，听到他豪纵的笑声，包括在酒桌上的戏闹与吆喝。他秉性刚直，有时会声色俱厉地批评学生，有次他看到某篇论文充满了“封建社会”等提法，就大声斥责说：“我敢断定，到了今天还动辄说‘封建社会’的人，都是些不读书的人！”

他对我国中小学的语文课本中，选了那么多鲁迅“反封建”的文章十分不满，认为这是“左倾”的遗毒。在几次学术会议上，我都见他专为此事情绪激动地挥舞着双臂，大声疾吁要“少读鲁迅，多读《论语》”。那种义愤填膺的神情，至今让人悚然动容。

后来，我才知道周先生对整个国民教育的体制及内容，都有自己的一番系统见解，对经学废弃、全民学英语、使用简化字等问题给中国文化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都有切肤之痛。在这方面，他率先达到了“起而行之”、“知行合一”的地步。如针对教科书中存在得诸多问题，他如芒刺在背，曾多次“上书”教育部，痛陈是非。

我见他写给教育部负责人的一封信中，居然连个“您”字也不用，而是直接用“你”。这是否符合礼貌属于另一问题，但那种文字间的格调语气，真是正气凛然，全无时人萎缩的妾奴之相。在这类细节上，我总算多少领教到孟子所谓“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的崚嶒风骨。

谈到周老师对学生的热情关爱，那真是宛如一团火，把人烧得甚至有点受不了。除了专业教学之外，诸如学生的衣食住行，找工作，发论文，以及男女婚恋等方面他都要管一管，有时表现得比当事者还积极。在这方面，我想他的亲炙弟子，肯定比我的感受要亲切得多。

我博士毕业面临求职，他曾主动代我问询打探。他还两次热心地给我介绍女朋友，把女方的电话都给了我。大概是性格原因吧，我自小便不善于同师长一辈交往，直到现在仍然如此。但由于周先生的热情外溢，他渐渐成了我最感亲近，交往起来也最自然顺畅的师长之一。

记得去年他组织了一次规模不小的人性论会议，临开会的前一天晚上，他突然打电话给我，先抱歉着说忘记了专门通知我参会，同时要我明天帮忙到机场接人，还不忘叮嘱我一定拿好出租车票，事后找他报销。

对于周先生的学术世界，在这篇悼念性的小文中，我不愿太多涉及。总括地说，他一生的学问重心，实以弘扬儒家思想为己任，孟荀并尊，中西互释，古今双判，无论是教书还是著述，都处处洋溢着“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的时代责任感。这也使他的论说有时不免情见乎辞，显示出一派嫉恶如仇的刚烈格调。

他写过不少翻案和论争的学术文章，甚至指名道姓地指出某某论著涉嫌抄袭，可能也因此得罪了一些人，并给人以“好辩”的印象。他的《孔子回家》，《为中国哲人申辩》等论著，都是通俗易懂而充满现实关怀的论战檄文。我自己不揣浅陋，还专门就后一部书写了篇评论性文章，认为这是“一个热心人对时代病痛发出的针砭与呼救”，是“一个学者目睹了学术界诸多积非成是的谬误之后而情不容已的拨乱反正之作，基本作到了荀子所谓的‘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

遍视今日哲学理论界，能够以一部书来肃清现代思想史中有广泛影响的一些错误观念，且达到“以正视听”效果的著述，至今仍然十分罕见。而如周先生《申辩》一书这般深入浅出的‘打假’之作，实在称得上‘多乎哉？不多也’”[1]

闻周先生辞世，我特撰了一副挽联：

岂曰好辩，虽为荀学知言，气概从来追孟子。

乃若其情，不意道山遽往，斯文还此念周公。

上联写他的学问风格和刚毅性情。下联则对他英年早逝表示痛惜与哀挽。周先生虽以力倡荀子乃“性朴论者”非“性恶论者”的见解而最为学界所熟知，但在我心里，他那直道而行的勇毅，忧国忧民的心怀，不平则鸣的性格，也可算颇得孟子的真传。

如今，儒家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百死千难，正值一阳来复之际，还有多少问题须要辩而明之。时代也正需要有周先生这样一位直言敢谏之士，向这个光怪陆离的时代发话陈词。谁想他遽尔罹此大病，抛弃了他以身相许的弘道事业，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近日，自网上看到林桂榛兄在一篇哀悼周先生的文章中，主动提出自己愿意整理周先生的未刊遗作，并有编辑周先生逝世周年纪念册的设想。林兄此举真有古士君子之风，如今他已是国内的荀学大家，与周先生最为学术知音。但对我而言，倘若要写周先生的悼念文章，无论是评论其学术劳绩，还是叙说其生命历程，自忖都远不够格。

说到底，我充其量算是周先生极边缘的一名后学。在这方面，周先生众多的同辈师友，以及亲炙弟子，对周先生的了解无疑都比我要深得多，也广得多。但哲人其萎，典刑长存，作为一名沾溉蒙泽的学术晚辈，我却不能无动于衷，愿意追怀一下与周先生的交往感受来寄托哀思。

尤其是那天参加周先生的告别会，当我环绕他的遗体拜祭一周，看着他枯黄的遗容，顿感到生命的无常，惊愕于阴阳的悬隔，归途中便立意写一篇悼念性文章。于是，就有了上面的这些拉杂文字。

临末，谨抄录一首新作的五律，并掬献心香一瓣，拜祭于周先生的在天之灵。

悼周炽成先生

白云相送罢，慷慨有余哀。

好辩非公志，多情见大才。

弦歌垂绝久，儒道始渐开。

谁意春芳近，斯人去不回。

注释：

[1] 见拙文《 岂曰好辩  乃若其情——读周炽成教授近著《史海探真——为中国哲人申辩》，《原道》2016年第3辑，新星出版社， 201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