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哪可轻轻用‘专制黑暗’一笔抹杀呢？”

——钱穆先生的史学精神

作者：汪进超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西元2017年8月30日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钱穆先生在台北时受“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委何应钦之邀所作演讲的底稿，演讲题目、演讲次数和时间都有规定，因是一部“命题”著作，故才得以此种独特面貌而问世。

全书共五讲，分别对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治制度进行大致说明，并分析其利害得失，以求对当时的政治建设有所裨益。此书虽未可称为专业的学术著作，但通读之后对我国历代的政治脉络、王朝兴废所由确乎能有一个大体的把握。而本书更值得注意的应该是钱穆先生在书中所秉持的治史观念和史学精神。

钱穆先生治史，不仅仅满足于“知其如是”，更注重分析其“何以如是”，故而他在分析某项制度时，绝不仅仅只将目光局限于这一制度本身，而是通过爬梳该制度的由来以及与此制度相配合的其他制度和人事，从而综合考量其得失。

如在分析唐代“两税制”时，钱穆先生先论述了此制度确立之前所实行的“租庸调制”。“租庸调制”是一种区别于“井田制”的“均田”制度，上承北魏而来，其主要用意在于“为民制产”。但一种田税制度必然需要一种合理的户籍制度作为配合，租庸调制之所以能实行，全赖于当时“账籍”的整顿。

唐初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人口统计制度，户口册称“籍”，壮丁册称“账”，按时更新，以确保租庸调制顺利实施。当代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强调国家治理中“以数目字管理”的重要性，唐初的账籍制度绝对是符合这一精神的。但钱穆先生又指出：“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普遍经常的调查、登记、改动、校对，丝毫不能有疏忽与模糊。这须有一种精神力量来维持，否则很不容易历久不衰。”

然而唐代因很快走向了太平治世，故而各方面精神也难免有所松懈。人口在不断流动，壮丁也年年不同，但政府层面的账籍统计却由于人事的懈怠而无法跟上。又加上古代交通不便、政府组织简单、纸张较贵等原因，最终导致了账籍的错乱，租庸调制便也无法继续施行，迫不得已而改成“两税制”。两税制虽是为弥补人事懈怠之弊，但其本身却也有着更大的弊端。

“两税制一行，便把中国古代传统的井田、王田、均田、租庸调这一贯的平均地权、还受田亩的做法打破。这样一解放，直到清代，都是容许田亩自由买卖、自由兼并。”因此钱穆先生指出两税制的确立是中国经济制度、土地制度演变的一大转折。此后的黄仁宇综合考察古代的经济制度，认为中国在“盛唐之后再无有效的税收制度打开局面”，进一步确认了钱穆先生的判断。

但指出问题并非最终目的，“研究历史，贵能鉴古知今”，此即是钱穆先生所强调的历史智识。他在《中国历史精神》中借用柏格森“绵延说”来重新解释“时间”这一概念，进而提出史学精神在于“究往穷来”。因而他分析制度得失的最终目的在于“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

钱穆先生一方面向外关注政治制度的渊源由来以及相关制度和人事的更替兴衰，另一方面又向内抉发历代制度所涵摄的内在精神。比如他在说到科举制度时便指出“开放政权”才是该制度的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这一方法正是他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所说的“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的原则的体现。此亦是钱穆先生在对中国文化有一坚定信念的基础上，针对当时种种邪说谬论而提出的。

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本国文化的批评可谓是“激情有余，理性不足”，他们在中西文化的比较和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中产生了偏见，又加之宣传的得力，很快便使得整个社会民众对中国文化产生了自疑乃至自卑。

在政治制度上，以“专制黑暗”而统言之；经济上认为中国自古皆为“封建时期”；文化上更是比作西方的“中世纪”来指摘其停滞不前。这种粗浅的同质化倾向，正是钱穆先生所欲深切摒绝的。故而他在讲政治制度时反复申说：“中国绝不是一个没有制度的国家，而每一制度之后面，也必有其所以然的理论和思想，哪可轻轻用‘专制黑暗’一笔抹杀呢？”文化和经济亦复如是。

中国经数千年发展，其内部必定有僵化冗杂之积弊；然中华文明又能历数千年而不中断，其内部也必然有其生息绵延之精神在焉。是故对本国历史，应当有起码的尊重与了解，而后方能分析其在发展中的利弊得失，就问题谈问题，切不可因盲目自大而抵制西方文明，更不可因文化自卑而一切照搬西方。

就史学研究而言，钱穆先生强调：“史学是人的史学，不能作号称客观的无人的史学研究。”诚然，若在历史研究中仅仅执着于史料及无甚影响的小事件的考证，则难以通观历史大体，也就难以真正把握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况且从历史文献中所得的历史仅为文人及史官笔下之历史；而从出土文献中所得历史则又受文献出土情况和当前科技所限，仅为当前所见之历史。这正如康德所说的“现象与物自身”，史料所呈现的仅为“现象”，我们不能通过现象去把握历史这一“物自身”。虽则“历史自身”非人力所能得知，但从具有超越性的精神层面出发，才是认知进而接近真理的正途。这也正是钱穆先生从以《先秦诸子系年》为代表的历史考据学转向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抉发的原因。

当时较有影响力的历史研究流派尚有考古派和疑古派。前者偏向于史料考订，标榜“科学方法”，却往往有管中窥豹之失。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情。”而疑古派则对古来一切皆抱怀疑态度，欲将贤者斥为常人、将经典变成史料，这种历史研究，虽时有新论，但对我国数千年来的典籍和先贤缺乏基本的尊重。

而钱穆先生提出对本国历史当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前贤今哲中持此观念者亦有其人，章实斋《文史通义·文德》篇云：“论古必恕……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陈寅恪先生亦强调“了解之同情”。这些观点都表明：只有对本民族历史怀有这种“温情与敬意”，才能在审视历史时把握住其内部所包含的文化精神和民族发展的血脉。

郭齐勇先生说：“他的学问与他的生命浑成一体。”确乎如此，钱穆先生由知生敬，又因敬生信，他从历史中寻得传统文化精神，又从此精神中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生生不息的气象。

“我民族数百世血液浇灌、精肉培壅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充满了生机，不仅能挽救自身病态，而且能回应西方文化挑战，争取光辉的前途。”这是一种纯粹的挚爱与信仰！

8月30日为钱穆先生逝世27周年之期，谨以此文纪念先生！

（作者是同济大学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