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湘学经世致用思想源流——访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兴国》

受访者：王兴国

采访者：明海英（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七月初四日甲申

           耶稣2017年8月25日

经世致用是湘学比较显著的一个特点，到了近代尤盛。湘学为什么注重经世致用？经世致用思想在湘学中是如何体现的？围绕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船山学社社长王兴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湘学为什么注重经世致用？

王兴国：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为了矫正科举制度的弊端，培养人才。南宋胡宏在《碧泉书院上梁文》中称，唐代开科取士之制的消极后果是使学校变成科举的附庸和跻身官场的跳板。社会上充塞了追求功名利禄之徒，而很少有人去探讨孔孟学说的精义。因此，他宣称自己创办书院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认真钻研和探讨，真正把握精义，从而达到有益身心的目的。张栻对岳麓书院的生徒们说：刘珙创办这个书院的目的，难道只是为了给你们提供一个群居空谈、谋取功名利禄的场所吗？绝对不是，而是为了造就经世致用的人才，使之真正掌握圣人之道，去解救广大老百姓的痛苦。此后，湘籍思想家对科举制度弊端的抨击不断。

另一方面，为了矫正脱离实际的纯学术研究倾向，湖湘学者历来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反对学术研究中脱离实际的考据或理论空谈。《宋史·胡安国传》记载，宋高宗赵构闻胡安国“深于《春秋》，方欲讲论，遂以《左氏传》付安国点句正音”。《左传》属于古文经的范畴，古文经学偏重训诂考据，不重视经世致用。宋高宗所说的“点句正音”属于纯学术研究，即为学术而学术。胡安国认为这是“虚费光阴”，他主张“潜心圣经”，目的就是要用这部经世大典以“济艰难”。晚清魏源在批评古文经学者的否定经世致用时说：“曾有以通经致用为诟厉者乎？以训诂音声蔽小学，以名物器服蔽《三礼》，以象数蔽《易》，以鸟兽草木蔽《诗》，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者乎。”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梳理一下湘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历程。

王兴国：湘学经世致用思想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先秦汉唐时代。宋代以后，先后出现了三个经世致用的高潮。

第一个高潮是由南宋时期的湖湘学派开创的。其首倡者为胡安国，他治《春秋》数十年，其目的是“康济时艰”；其子胡宏等继承家风，主张从事学术的目的是“明体”以致用，即治国安邦得民的大“用”。稍后的张栻把“传道以济斯民”作为宗旨贯穿于岳麓书院的整个教学活动中。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湖湘学派培养出一批人才，他们或为经邦济世的大吏，或为卫国杀敌的良将。

第二个高潮是明末清初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人才群体。王夫之曾批评王阳明弟子“废实学，崇空疏，蔑规矩，恣狂荡”，坚持“明人道以为实学，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这种重实学、讲经世致用的学风，在当时湖南人才群体中，是相当普遍的。

第三个高潮为近代。首倡者陶澍不仅是一位推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名臣，也是一位力主经世致用的大学者。贺长龄和魏源不仅参与了陶澍的改革实践，而且编纂《皇朝经世文编》，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此书改变乾嘉以来学者群趋考据一途的学风，让经学和史学为解决日趋激化的政治社会问题服务。曾国藩在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的基础上，加上“经济”二字，使之从一个“为文之方”变成一个“为学之术”，从而为理学经世派提出了一个理论纲领。

《中国社会科学报》：湘学重视经世致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兴国：首先，体现为理论基础的深刻性。胡宏从哲学的体用关系上为经世致用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说：“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有体而无用，与异端何辨？”这里讲的“体”主要是指儒家圣人的著作、理论，即治理国家的根本道理。学习和掌握这个本体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王夫之经世致用思想的理论基础，则是建立在知行统一的基础之上。他反复强调知行统一，说“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正是以这种重实践的认识论，为经世致用思想奠定了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

其次，体现为经世学派的广泛性。历史上在湖南活动的各种学派大都具有经世倾向。这一特点到了近代更加明显，以下各种学派都不同程度地主张经世致用。汉学经世派，清代全盛时期岳麓书院的几位山长，如李文炤、易宗涒、王文清等都是著名的学者，主张经世致用。理学经世派，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为代表，他们虽然推崇宋明理学，但又十分重视经世的事功。今文经学经世派，主要代表人物为魏源、王闿运、皮锡瑞，此派学者将儒家经典特别是《公羊春秋传》视为政治学著作，从中取微言大义，为政治现实服务。这一派思想在戊戌变法时影响很大。霸王经世之略，也就是陈亮的事功之学，受此影响者为谭嗣同、唐才常。

再次，体现为经世方法的多样性。第一种方法是研经以致用。这里的“经”指儒家经典，通过研经，达到致用的目的。如陶澍说：“盖尝论之，古之所谓经者，致治之理也。”第二是研史以致用。王夫之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曾国藩曾向唐鉴请教：“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第三是研礼以经世。曾国藩说：“盖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而已矣。”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