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右王门后学邹元标研究述略

作者：刘青衢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教育文化论坛》2017年第3期。

时间：西元2017年9月14日

摘要：邹元标乃江右王门后学重要代表人物，但目前尚未形成学界研究热点，综观已有研究成果，大多数视角仍然主要集中在哲学思想方面，而对其政治事业、讲学活动、艺术修养等诸领域则相对措力较少。本文全面梳理近十年来邹元标研究的最新动态，理清研究的焦点分布，可以呈显当前学术关注面貌，为进一步扩大和深化邹元标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江右王门 邹元标  心学思想  政治活动  讲学活动

作者简介：刘青衢（1983— ）男，贵州瓮安人，贵州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地课题“黔中王门孙应鳌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2015JD001），孔学堂2016年课题“阳明后学与《四书》注释研究”（KXTYB201602）的阶段性成果。

邹元标（1551——1624），字尔瞻，号南皋，江西吉水人，万历五年进士，官至左都御史。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代，其影响所及，史不乏载。《明史·赵南星列传》载：“南星里居，名益高，与邹元标、顾宪成，海内拟之‘三君’”[1]。著名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称：“今海内名公卿，有举其地而知者，有举其氏而知者，唯吉水邹公，识与不识皆称之曰南皋先生，非但不名也且不氏。宫掖之深也，厮养之微也，羌戎之遐且桀也，莫不敬惮先生，如所严事之神明。公车之牍，尘累山积，无不引先生为重。庆、历以来，所称名公卿，未有此者。问其所以重？不过曰：天下第一激烈男子而已。”[2]汤显祖与邹元标交往甚密，叹曰：“如相马者，吾今犹未能定其色，知其人之天而已。”[3]延至清代，赵吉士亦推重之，甚言“有明理学之传，莫盛于江右；能维持名教、以道事君而身任天下之重者，在江右莫若邹忠介元标。”[4]赵南星和顾宪成都是名重一时的东林党领袖，能与二人并肩称誉，可见元标在当时已是享有盛名之宿儒。至于袁宏道、汤显祖、赵吉士等人的推重，更足以验证邹元标在士大夫群体中威望之高与影响之广。

笔者考察经眼的邹元标史料，论其生平经历，最引人注目者，一是他一生“究心理学”，讲学不辍，阐发阳明之道，建立了完整而独特的思想体系；二是他在政治上“三起三落”，始终保持“忠介”品格，汲汲以求优良之政治秩序，力图化解晚明国家危机；三是诗文出众，书法一流，艺术修养极高而名垂后世。邹元标生活的时代，大明王朝在巨大的危机笼罩下一步步走向崩溃，他一生都受到国家危机的影响。基于儒者内圣外王之一贯追求，邹元标必然会关切时政，那么，他所作出的危机拯救行为有哪些？在整个晚明士大夫危机拯救行动中影响几何？从阳明心学开创者王阳明到“明代王学殿军”刘嶯山这一思想谱系中，邹元标思想有何特点又处于何等位置？邹元标诗歌和书法水平极高，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又应如何评价？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解答。本文将近十年来邹元标研究文章梳理，加以评述，试图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一、心学思想研究

邹元标既为王门后学中坚，其心学思想自然为人所乐道。张昭炜《良知学的收摄：邹元标思想研究》（2011年）是目前所见研究邹元标的唯一一篇博士论文，该文结合师友系统，重点讨论了邹元标思想的“收摄”特点——即对各家各派的吸收。作者分门别类地分析了元标“对江右王门的吸收以胡直为主，对泰州学派的吸收以罗汝芳为主，对浙中王门的吸收以王畿为主。同时通过与湛若水后学许孚远、冯从吾以及朱子后劲顾宪成、高攀龙等人的论学，也将这些人的思想吸收。”[5]文章也注意到，邹元标在吸收各派核心思想的同时有所“去除流弊”。另外，作者还创造性地提出“程颢、谢良佐、张九成、胡直、邹元标组成的以性著心、以觉言仁为特色的宋明理学第四系。”要之，此篇文章切入角度为哲学思想，主要特色在于广博的涵容性。作者在另一篇文章《<论语>首句“学”诠释中的仁学分化》（2009年）指出邹元标将《论语》“学而时习之”的“学”字解释为“觉”和“悟”[6]，以此剖析了他与前贤在仁学思想上的区别。

魏志远所撰《邹元标思想初探》（2010年）系统叙述了邹元标的心性论、工夫论，同时兼及其治世思想。作者指出：“在心性论上邹元标主要继承了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思想，强调心即理，心体是‘有无之境’的统一，即心体的本质内容是至善，其作用形式具有无滞性。因此在工夫论上邹元标强调做‘日减’的工夫，要求摒除外界情欲的干扰，反身而诚，切身体悟良知心体。在修养过程中主张以德性之知指导闻见之知。针对王学末流务虚蹈空的弊端，他还提出了自悟和实修相统一的修养工夫，希望以此来挽救空谈心性的士风。”[7]该文同时兼顾了邹元标心性与治世两方面的思想，较全面地再现了其致思向度的完整性。

阳明心学与佛学的关系历来为学者所关注，至有反对王学者直接斥之为“禅学”，此处且不作历史仲裁，但阳明后学对宗门的这一特点确实多有继承发扬。朱生俊等人撰写的《邹元标的理学思想》（2009年）在阐述了元标继承阳明的“良知之说”之外，就分析了其思想的儒、佛、道成分。邹元标对阳明“良知之说”的发展，是“回归到本然之真，无邪之真”[8]，做到没有任何私欲杂念。文章也肯认邹元标作为一代理学名士，非常维护儒家的伦理纲常，他反对张居正“夺情”，就是以为张居正违背了传统的道德伦理规范，此例一开，将会对社会风气造成恶劣导向。

《王学流衍：江右王门思想研究》[9]（2006年）乃是蔡仁厚先生的一部重要力作，作者为新儒家第三期代表人物之一，于宋明理学的研究久享盛名，先生以元标为江右王门后劲，分析其承自胡直的学术特点，张扬其实学精神，要非空疏阔谈，不务根本，此书虽非专论邹元标思想之作，而能精言其髓，亦足信也。陆永胜《邹元标实心本体论的建构及其价值省察》（2015年）从“识仁”“透性”“释空”[10]三方面阐明邹元标建立的“实心本体论”架构，并在晚明政治学术语境下对其作出了价值评判。

除专文论述元标外，将其纳入专著中某一章，在总体研究一时代或一地域的共同问题时，兼顾考察之，这是邹元标研究的另一特点，蔡仁厚所撰即此一例，类似者还有刘辉平的《江右王门学派思想初探》[11]和徐儒宗的《江右王学通论》[12]（2009年）。刘辉平依据黄宗羲《明儒学案》对邹元标理学思想的研究作了简单介绍，认为其思想主要强调“识仁”，即追求无思无欲又事事合宜，在现实生活中要做到“做本分人，说本分话，行本分事。”作者意在综述江右思想全体面相，非仅限于一人，元标思想只得稍作简括，未能尽其详。徐儒宗也综述了江右王门的主要思想流变，简要介绍了元标的学术思想、教育思想和经世思想，其所阐发大都不出黄宗羲定论。

邹元标著述丰富，关于为学宗旨的论述在不同语境下各有言说，后学总结时也莫衷一是。黄宗羲认为：“先生之学，以识心体为入手，以行恕于人伦事物之间、与愚夫愚妇同体为功夫，以不起意、空空为极致。”[13]而元标亲传弟子李邦华则评价为：“其学以透性为宗，而以生生不息为用，以一扫葛藤、直穷无始为归，而以规圆矩方、慥慥皜皜为鹄，显微动静融为一致，内外体用会为一原。”[14]黄宗羲显然以为元标所持本体当为“心体”，李邦华则以为是“透性”，“心体”与“性”在某种程度上固然可以相通，但毕竟立言不同，“心体”从主观上说，“性”从客观上说，焉能混淆？黄宗羲认为元标“以不起意、空空为极致”，此就境界而言，李邦华则云“显微动静融为一致，内外体用会为一原。”又可见二人之差异。前人的见解已不同如此，今人犹未能弥缝。张昭炜将元标的学术宗旨定为一个“觉”字，“觉即学，觉为道体，学为功夫，觉即学即一体，觉一体为境界。”[15]而陆永胜则以为“邹元标通过对仁、性、空的论述，建构起其心学经世思想的实心本体论，坚持了“实有”的儒学立场，为其实学功夫论和仁治观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是其实践性的基点。”[16]他们二人一以“觉”为元标宗旨，一以“实心”为元标宗旨，立论也颇不同。一个人的为学宗旨关乎其学术体系的定位，为学宗旨判断不一，说明研究者对元标的认识各重一面，尚未达致整全的共识，这有待进一步研究确认，例如阳明以“良知”为宗旨，这当是古今共识，如果对阳明的学问宗旨尚且言人人殊，则进一步的研究似亦难以准确深入。

二、政治活动研究

邹元标官终左都御史，政治活动为其一生主要着力点之一。研究此一领域的文章有朱生俊《邹元标研究》（2009年）、罗宗强《道德理想与政局之错位：邹元标》（2006年）、王波《儒家民本思想与封建专制政治之契合与冲突》（2004年）、徐美洁《王夫之及俞樾“邹元标论”之异同浅析》（2011年）、吴振汉《明儒邹元标的为学与用世》（2009年）、张昭炜《阳明后学邹元标气节综评》（2015年）等。朱生俊全面列举了“邹元标的生平及其主要著作”、“邹元标的为官之路”、“邹元标的理学思想”、“邹元标与书院”、“邹元标的诗歌与书法”[17]，将元标一生全部履历一一概述，可谓全面，但亦因如此而恐无重点可言。对于元标政治活动一节，朱文按时间先后顺序叙述了“初入仕途，身无媚骨、不畏显贵”、“再入仕途，建言献策、尽忠尽职”、“三入仕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文章在写作中征引元标一手材料较多，基本梳理清楚了元标入仕历程，但对更深层的原因尚缺乏挖掘，令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罗宗强分析了元标思想的儒释道成分，指出其主要特色依然在于儒家义理，重点则在强调元标道德持守甚严，随着时间推移，其社会声望越来越高。怀着末世拯救的心态，元标以道德理想情怀应对世事，终因无驾驭时事的政治能力而只能饮恨以归。罗氏言：“元标刚进入仕途，对于政局之全貌并不了解，仅从道德理想出发，凭着年青人之一腔热情，激昂慷慨反对‘夺情’，亦激昂慷慨反对张居正之改革措施，书生意气，情操高尚而见解未免迂腐，道德理想与政局之现实错位，他在其他几件事上亦有类似之表现……”[18]此为该文对元标一生政治活动所下注脚，通读而过，留给人的印象，元标适为一志大才疏的失意文人耳，恐有未允之处。

与罗文相反，吴振汉却对元标政治行略持肯定意见，他高度评价元标不同流合污的行为，认为在晚明日益败坏的世风中，元标洁身自好，不平则鸣，不畏皇权，堪称士林典范[19]。此两文一褒一贬，可见后人持论之异，殊堪玩味。王波力贬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其所擎的旗帜不过是近代以来早已流行的西方法治观念，其文以元标为反例，认为元标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只不过是因胸中有一股为民请命的热血鼓荡，但这只是一时一事的血气之勇，并非长期法制精神使然，故而是不可靠的[20]。该文既将儒家民本思想视作封建专制下统治人民的“装饰品”，则元标的政治活动性质自然不问可知。

张昭炜主要谈论了元标受家庭环境、吉安地区士风和阳明学的影响而养得一身刚介的气节，在朝廷进退出处之间更是身体力行地实践了凛然正气。[21]徐美洁也关注了元标的气节，先是论述其立朝气节，以为乃客观士风标尚，接着推出了王夫之与俞樾的评论。针对王夫之的评论，徐氏称：“夫之之责邹元标者，实视其为君子而责之也，责其知居正为不仁，为小人，而不能审其势，徒亏体辱志。而其再立于朝，更助有明君臣道丧之颓势也。”[22]检讨俞樾的评论，徐氏以为：“曲园乃从经世致用立场出发，只注意邹疏之‘必不用’也，责其之不明智也，而归之于其人之‘好名’，而于当时千丝百缕之关系论之甚少，于船山所论‘君臣道丧’之见微知著之言也，有所未及也，乃李慈铭之所批‘肤浅’者。于此论，似亦稍可当之也。”王、俞二氏皆指斥元标疏驳张居正，但各自侧重不同，徐美洁则偏向王夫之。此文亮点不仅在于辨析王、俞之不同，更在于以后世名人对元标的评论材料为证，增添了元标在晚明史上有大影响之一有力旁证。

这一方面的研究大多关注邹元标与张居正的斗争，又特别注重其中的情操气节，似乎元标的政治行为动因基本就是依据其道德理想，如此一来，虽然一方面可以彰显元标的士大夫风骨，但另一方面，仅以道德风尚为元标政治导向，又不足以全解元标。邹元标并非只是一个唯以道德为目的之儒生，而有其丰富深刻的政治思想。关于士风问题，他说：“夫国运之隆替，系士风之邪正，士风之邪正，系国家之振作。”关于作风刚猛问题，他说“夫天下事，与其过而刚断，无宁过而详慎。”关于正邪党争问题，他说：“天下治乱，系于人心，人心邪正，系于学术，法度风俗，刑清罚省，进贤退不肖，舍明学则其道无繇，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23]至于其他治国理政的思想和政策制度，元标都有成熟老练的考虑，且在政治哲学上有深刻的思索，并非只凭血气之勇或道德理想，而无政治智慧和才干，此一深层冷静客观的考察显然仍需开掘。另外，邹元标既被推为“东林三君”，又名列“东林点将录”，他与高攀龙一起讲学，又与顾宪成等人颇有往来，无论如何被目为东林党是不可忽视的历史事实，尽管他本人并不承认，甚至在文章中明确批判党争，但从政治视角切入元标的世界，则他与东林诸君子的关系和交往不能不详加考察，此亦尚待拓展。

三、讲学活动研究

邹元标因为直谏得罪，前后两次被黜于南京，不数年又以病还家，从此闲居林下，近三十年不朝。故学者论元标行止，不可不论讲学，论讲学又不能不考都匀、吉水、北京三地。元标一生讲学经历灿然可见，初则贬谪都匀，建讲学草堂，一面研究义理，一面教化黔南子弟；在吉水则建仁文书院，讲学故里，又多与士大夫往来，于是，声名高涨，海内咸闻；晚年再至北京，与冯从吾建首善书院，并引东林人士讲学其中，因影响过高，遭阉党嫉恨，遂引君权钳制，最终被迫解散。观元标讲学履历，颇合古道。盖古之君子，以道事君，以学化民，不能治国，则反身仁里，无入而不自得焉，此即荀子所谓“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元标所行，不外于是。

元标还乡，县里缙绅大夫慕其在朝英名，相与推重，吉水知县复建仁文书院，延请元标为主讲，元标亦乐得一传道之地，遂日讲不辍。仁文书院落成，元标特作《仁文书院记》曰：“元标进未得行斯学于朝，退愿得明斯道于野。俾乡子弟孝友忠信，雍雍翼翼，庶上不负圣天子明盛之世，下不负良有司振作之美，而余眷眷欲开斯道之意，庶几其不孤也。”[24]这一段记述极为重要，因其明确点出元标进欲行学于朝、退欲明道于野的志向，而此学此道为何？自然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可见元标明显具有重建秩序的担当意识。李劲松在《邹元标与仁文书院》一文中详细叙述了仁文书院始末，考其原委，较为清楚。[25]

宋元明三代书院讲学运动持续不断，为中国历史上学术活动的一大显征，在官学之外，激活了民间的向学风气。元标讲学生涯以贬谪贵州都匀卫为起点，而终点则在京师所创之首善书院。陈时龙《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一文主要论明代讲学运动，第六章专述首善书院，详考其兴废始末，尤其考察了邹元标与冯从吾创建首善书院的经过，比较了元标与冯从吾、高攀龙讲学思想的不同。关于首善书院最后失败的原因，作者认为：“通过首善书院一事反映出政治与讲学的紧张在晚明的政治斗争中日益被强化，正是这种政治观念的强化，而不是具体的政治行为或党争，导致了首善书院的沉寂。首善书院的禁毁，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晚明政治与讲学之间的冲突，折射出晚明流行的政治偏见——讲学即是结党。”[26]首善书院最终遭到改毁，跟党争有莫大关系，元标最后郁郁而去，于中可察其婉曲。

在贵州地域历史和中国学术史上有一极富意义之事件，一个学术流派的开创者和继承者先后遭遇类似政治打击而贬谪到同一个地方，同样获得生命与学问的深刻感悟与创见，并对地方思想文化产生塑形和完善的深远影响，这就是王阳明和邹元标前后相隔七十年的谪黔之旅。关于元标在黔行迹以及与黔中王门的渊源，在现有学术研究中尚不能见其细节，此恐受限于传世资料的欠缺，但大致历史梗概和意义则可尽得于黔中阳明学者已有的透视。

张新民先生指出：“如果说王阳明是黔中王门的主帅，则不妨将邹元标视为后起的殿军，虽然前者更是明代整个心学学统的宗主，后者同时亦为江右王门的中坚。黔省地方文物风气之彬彬然兴起，多受斯二人思想行为示范之沾溉。”[27]元标的学术地位及其对贵州地域文化的影响在氏著中可谓精魂抉发矣。黔中王学研究专家刘宗碧以《贵州的王门后学》一文综述了黔中王门后学群像，对以都匀为中心的黔南王学，大略考察了邹元标贬谪期间的施教情况，尤其勾勒出吴铤、陈尚象、余显凤等元标亲传弟子群像[28]，由此可见元标在黔之遗泽。张明在《王阳明与黔中王学》中论述了黔中王门的兴起和发展，言及黔南王学，尽举元标弟子[29]，情况大致与上述刘宗碧的考察相同。黄万机、田原等人合著之《邹元标与黔南王学》是《黔山灵秀钟人杰——历代英才与贵州文化》书中的一篇，先举黔南王学群像，言贵州学术和人物气象蔚然，后则述及元标风骨和影响，与上两文相近[30]。这几篇文章都大致简略叙述了元标谪戍都匀卫、在张公读书堂旧址结讲学草堂、得黔南英才而育之、遂有贤弟子辈出、黔中王门以是别添一力的纵向历程，元标在黔活动状况粗略可观，而举其时代大义则多取于张新民先生文章。

邹元标讲学经历以其在江西吉水仁文书院时间最长，且此亦非个案，而是整个晚明讲学运动风潮中之特别代表而已，因此，研究元标讲学在时间上往往需要联系整个明代，在空间上则需要顾及全国或至少江右地区，从这一角度切入的论文尤见于吴宣德《江右王学与明中后期江西教育发展》（1996年）、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一一历史、思想与实践》（2003年）和翁健钟《邹元标与明代中晚期的讲学活动》（2008年），都大致论述了明代江右地区书院讲学的风格特点，元标作为一例也有所阐发，以诸文之关照颇为相似，兹不赘言。

正如元标自己所言：“进未得行斯学于朝，退愿得明斯道于野。俾乡子弟孝友忠信，雍雍翼翼，庶上不负圣天子明盛之世，下不负良有司振作之美，而余眷眷欲开斯道之意，庶几其不孤也。”[31]讲学与政治，一“下行”，一“上行”，都是儒家士大夫行道之路径，当“得君行道”的政治奋斗不得意时，元标就与传统士大夫一样，选择“觉民行道”的教育路线，教育是为了传道，为了培养人才，寄托了元标未实现的政治理想。因此，研究元标讲学活动，必须与行道联系起来观察，方足以发掘其讲学背后的淑世关怀，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教育活动，窃以为顺此角度的研究亦尚待进一步深入。

四、交往活动研究

梳理邹元标政治活动，不期然而然地涉及到他的交往材料，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也偶获篇什。杨安邦著有《汤显祖交游与戏曲创作》一书，第三章第三节为《正直敢言的东林党领袖邹元标》，此文并不直接研究邹元标政治活动，而以叙述汤显祖与元标的交往活动为主，但侧面可见元标之政治遭遇[32]。文章举汤显祖为元标《太平山房集选》作序为例，其曰：“盖予童子时从明德夫子游，或穆然而咨嗟，或熏然而与言，或歌诗，或鼓琴。子天机洽如也。后乃畔去，为激发推荡歌舞诵数自娱。积数十年，中庸绝而天机死。盖晚而得见公文，乃始憬然叹曰，是何仁者之心而智者之言。如相马者，吾今犹未能定其色，知其人之天而已。公固谓予曰：非子莫为序吾文者。因为欣言之如此。因特有事乎此而就正焉，非如世所云托公千秋之名而已也。”[33]透露出汤显祖对邹元标的钦佩，亦反证元标交游的广阔和望重于世的修为。唯此文因袭旧说以元标为东林党领袖而未加详细辨析，或可再议也。樊树志《“西学”与王学、东林、复社——李贽、邹元标、冯应京、冯琦、方以智》[34]（《晚明史》2003年）与黄文树《阳明后学与利玛窦的交往及其涵义》[35]（2009年）述及元标与利玛窦、杨廷筠、郭居静等天主教人士的交往，陈永革《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36]（2009年）一书呈现了元标与无念深有、憨山德清、紫柏真可等佛门高僧的交往。敖以深《黔东北地域阳明文化研究》[37]（2010年）一书简述了元标在都匀讲学盛况，并谈到了元标与孙应鳌、李渭、马廷锡等黔中王门大儒的学术往来。敖以深另一文《李渭心学思想探析》[38]（2010年）更述及元标对李渭心学思想的接受过程。元标与“东林党”人的交往情况有杨映红《唐伯元与东林诸子交游考略》[39]（2011年）一文，将元标纳入东林党人群体，叙述了唐伯元与邹元标、顾宪成和赵南星等人的交往。此外，邹元标和其他士大夫也有广阔的交际往复，文集中有为数甚多的往来尺牍为证，但专门的研究论文尚不多见，此不复举。

研究元标交往世界本身尚不足以透显其意义所在，须将之纳入彼时重大的政治文化潮流中加以探讨，元标与东林党人的交往、与传教士的交往、与不同学术流派人物的交往都显示出他既有广泛的社会活动面，更透露出他对当时重大政治文化事件的高度敏感和关切。研究元标的交往世界，应立体地反映他的情与志、苦与乐，朗现一片活泼泼的生活景象。已有研究各有侧重，可见其交往之一面，但尚无以元标交往世界为主题的专门研究。

五、诗文与书法研究

邹元标善于作诗，《愿学集》卷一录其全部诗作，体例分类计有三言古、四言古、五言古、五言绝句、六言古风、六言绝句、七言古风、七言律诗。从内容看，或写山川，或状情志，警句纷呈，洋洋可观，最可注意者，这些诗并非只为了休闲游乐，更在于借以抒发弦外之音。

元标亦擅书法，有小楷《赵用贤传并书后》并草书《邹元标尺牍》传世，艺术水平很高，有人评价他的楷书为“清新劲健、神凝心寂”，草书则达到“凌空取势，纵横驰骋，无滞无碍”，以诗写意，以书写意，境界高明。

关于这两方面的研究，学界甚少措意，故而论文不多。朱生俊因为全面研究元标生平，诗文与书法也略有顾及，此文前已有引述，兹不重复。另有杨新民《关于邹元标及其小楷<赵用贤传并书后>卷》[40]一文，先述元标大致生平，后专门讨论了元标书法作品的艺术特点和高度。此外，文中也点出赵用贤为当年抗谏张居正“夺情”的先驱，这幅书法作品内述元标对用贤的评价，颇具文献价值。

六、结论与前瞻

当前邹元标学术研究文章数量不在少数，从学院到民间，不管赞成还是反对，已有越来越多人注意到邹元标。作为阳明后学，邹元标在学术思想上的重要地位皆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同，无论是张新民先生称之为“江右王门的中坚而黔中王门的殿军”，还是余英时先生称之为“江右王门健者”[41]，抑或张昭炜称之为“阳明三传弟子中的集大成者之一”，邹元标在王门后学乃至整个晚明学术思想史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现代学术研究领域渐渐成为定论。但鉴于目前尚无一本研究邹元标的学术专著出现，即使深度论文亦屈指可数，因此尚有很大的学术空间可待开掘。

具体而言，现有邹元标研究呈现出几个明显特点。其一，思想方面，大多从哲学角度切入，就思想而论思想，即使将其思想分成不同的类别言说，也呈现的是思想本身的奥秘和韵味，至于思想之所由来的历史文化背景，尤其个中精微细密的引起与被引起关系，则并不可知。其二，政治方面，元标在朝堂上的抗争和坚持，尽情彰显了一个身负道义担当的心学士大夫面对王朝衰落时的责任和理想，并非只是照着科举进士所熟谙的孔孟文章而因袭旧说，已有研究对元标政治活动背后的价值关怀深度明显挖掘不足。其三，讲学方面，自宋代书院讲学大兴至明末斥罢天下书院，入清以后，书院多务刻印书籍，而讲学论道之真精神遂湮没殆尽。从这一传统看来，元标讲学亦延续了往圣前贤明道于野的使命，现存研究对于元标讲学的表面活动自然多有发露，但事件背后的意义蕲向依然少有着力。其四，交往活动方面，多将元标归入东林党，实则不论“东林非党论”已早有学者发语，就是考察元标实际交往，亦可发现他对东林诸君子既有赞赏与护持的一面，也有保留而待商榷的一面，元标的名望虽可与东林党首齐观，但其学术与用世自有不类之处，既有研究于此尚缺少精微的辨析，以致陈说甚夥。其五，诗文与书法研究方面，只有少数文章提及，研究可谓薄弱。

自先秦原始儒学形成以来，“内圣外王”即为儒家思想之根本关怀，内圣为外王之根据，外王为内圣之发用，实现外王的途径一般而言有二：一为“得君行道”之上行路线，一为“觉民行道”之下行路线。由于宋明两代政治生态判若云泥，遂使宋代以朱熹为代表之理学士大夫偏向“得君行道”，明代以王阳明为代表之心学士大夫则偏向“觉民行道”[42]，当然这是大略而言，并不是绝对地说“得君行道”者便不在“觉民行道”，或者“觉民行道”者便断然拒绝一切可能的“得君行道”。但在爬梳邹元标历史材料过程中，笔者却发现元标并不像他所崇奉的先贤阳明先生一样戮力于乡村实践，也不像颜山农、何心隐等一般泰州学派人物积极从事社会改造运动，他虽然居家讲学三十年，在社会建设方面却乏善可陈。相反，邹元标即使在罢职期间也与政界人物多有往来，更不要说在朝时期始终表现出对皇帝的热切期望和对国事的激烈批判，他一贯忠直耿介的品性，纵然在反复遭遇贬谪之后也丝毫不为外部势力所动。可见，作为一个心学士大夫，邹元标不可能不怀有治平天下的秩序理想，而他实现理想的方式即使不排除“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但用力更多的可能是“致君行道”的上行路线，这其实是对宋儒传统的回归。如果说在晚明日益严重的国家危机背景下，“东林党”所倡导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典型体现了晚明士大夫将视线重新指向朝廷的价值转移——或者至少是加强，那么，邹元标生在晚明又与“东林党”关系密切，则可以说是“上行路线”的代表人物之一而足以与东林君子同辉。

阳明心学为明代中后期思想主流，也是继朱子之后儒学发展的又一高峰，然而晚明时期的阳明后学却遭到了同时代及后来人的诸多批评。其中最常见的指控便是空谈心性而不切实务。身受亡国之痛的遗民如顾炎武和王夫之等，更是将矛头直指王学，甚至邹元标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一事，也备受王船山斥责。但细考邹元标的心学思想与政治活动，则在在皆是邦国关怀，至其晚岁，更是老成谋国，意欲与一干同僚和衷共济，以渡时艰，绝非空谈误国之辈，更不可能将儒家的使命仅仅满足于“平日袖手谈心性”而止。元标具有强烈的秩序重建理想，其时，心学与理学之争虽然尚在延续，但在政治领域也出现了一定的合作，由此在职业官僚、皇权（含阉党）之外，形成了一股理学和心学士大夫群体将关怀的重心由民间指向朝堂、试图改造现实的思想与政治洪流，在此背景下，元标的心学思想绽放出厚实的实践光芒。

在晚明残酷激烈的政争中，魏忠贤一派阉党为了罗织罪名，将清流一网打尽，故意捏造了著名的《东林点将录》，所谓的“东林党”由此出现了，邹元标便赫然在名录之中。后世的《东林列传》、《东林党籍考》也因袭陈说，并不加以考证区分。事实上，邹元标只是与“东林”人士因义气相召而有所交往，同情甚至支持东林。但在明末至清代不少人眼中，甚至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党争依然被视为导致明亡的一大原因，作为所谓“东林党”领袖之一的邹元标自然也难辞其咎，难辨清白。这只有在层层钩稽史料之余，才能给历史以更真实的认识和评判。

以上所言，皆是欲回答序言诸问题而未完满者，或是进一步深入和扩大邹元标研究之可注意的新发力点。邹元标是晚明政坛和学界具有十分重要影响的人物，以邹元标心学思想和政治活动为个案展开研究，既能厘清前人误读误判的历史陈见，凸显尘封于久远时空之中的价值世界和历史世界，更新人们对阳明后学的认识，丰富阳明后学的研究成果，从而在整个阳明心学系统中给予元标以更准确恰当之定位，也能由点到面地窥见晚明政治文化背景下士人心态与命运的悲壮，把握权力世界与士大夫群体之间长期存在着的紧张，获得关于晚明思想史发展的一种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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