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虎与“宋调”——宋诗的“平淡”趣味

作者：周景耀

来源：《中国艺术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七月廿四日甲辰

          耶稣2017年9月14日

鱼虎

六十岁得中进士的宋人周紫芝（1082—1155），因南渡后阿谀秦桧父子以至“连篇累牍”，为时论不齿。可他在文学上的造诣却颇为人称颂，认为其诗在南宋“特为秀出”，既没有江西诗派旗帜人物黄庭坚的生硬之弊，又足以步苏轼之后尘，堪与范成大、陆游比肩。

周紫芝理解诗有几个“法门” ，其中之一就是作诗要“实” ，主张要以诗人眼睛所见入诗。在《竹坡诗话》里他说：“作诗正要为所见耳，不必过于奇险。”有一年他游蒋山（今南京紫金山），夜上宝公塔，时月未出，塔临大江，风动风铃，锵然有声，他忽然记起杜甫的一句诗“夜深殿突兀，风动金锒铛”，简直就像从自己眼下口中说出来的话一样；当他在古木交阴子规相应的山谷间独行时，才知“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是一佳句；他暑中与客纳凉于溪边，有人洗马于溪间，时夕阳沉山，满树蝉鸣，他突然发觉眼前岂不正是杜少陵“晚凉看洗马，森木乱鸣蝉”诗中的景致。所以周紫芝总是感叹一种体会：只有临到看见，才能感觉到其中奥妙。

《竹坡诗话》里，周紫芝记述了一则诗话。他说江淮间有水禽名鱼虎，翠羽红首，颜色可爱，人罕识之。他居兴国（今湖北阳新县）时曾留意观察这种鸟，犹未及识，询身边人，亦无识者，他只好诵崔鶠诗句以补充想象：“翠裘锦帽初相识，鱼虎弯环略岸飞。”大概是他先读到崔鶠的诗，然后产生睹一睹鱼虎平时的样子的兴趣，可惜留意数月却未见到，可以推理他也就因此不能深味崔诗之妙了。

其实鱼虎也不是多稀罕的水禽，它是一种水鸟，产于江淮间，大者称翠鸟，小者名翠碧，能捕鱼，又名鱼狗。陆佃《埤雅》称“鱼虎即翡翠小者，一名鱼师”。 《清稗类钞》云：“鱼狗， 《尔雅》谓之鴗，又曰天狗，大如燕，喙尖长，足短色红，能在水面捕食小鱼，如猎狗然，故名。全体青绿色，背淡黄，常在水边掘穴筑巢而居。”鱼虎的基本信息如上所述，与周紫芝的描述大抵一致。但他或许不知，其实在崔鶠之前，鱼虎已经大规模地进入唐诗，唐人陆龟蒙、元稹、杜甫、钱起、韩偓等人都在诗里以“翠碧”或“翡翠”之名写过鱼虎。宋人诗句里鱼虎也是常客，在王安石、苏轼、陆游等人笔下“翠碧”的影子不时闪现。

唐诗里的鱼虎“径拂烟华上细枝” ，是飞扬向上的；在宋诗里是“翠碧停阑角，衔鱼飞去来” ，显得优游闲淡，刻写亦趋细致。通过对比唐、宋诗里的鱼虎形象可以明显感到宋人与日常之物的距离较唐人切近，其实是对物与诗关系的认识更进了一层。换言之，如何处理物与诗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议题。凡所见之物皆可入诗，被宋人发挥到极致，以至“于物无所不收”、写物必曲尽物态的地步。另一方面，宋人诗中之物更见真实、活泼与淡然，这显然不只是技术的问题，而与彼时之文化氛围密切相关，那就必须考量儒学复兴对诗学的影响了。

儒学强调以同情包容的态度对待万物，它要求人与物无忤无竞。周敦颐观窗前草，以为与“自家意思一般”，邵雍说“以物观物”，张载说“物吾与也”，二程认为观物皆有生意。北宋五子强调的是万物一体、物我无隔，此乃儒学之真精神，亦有宋一朝文化之精神底色，此观念无疑影响了宋人如何“观物”与“写物”。也就是说，天地间无物不可观、无物不可写，观物、写物之际，人最大程度的隐退或消融在物中，所谓“万物友与”，物我一体，物的真实情态即人的真实存在，人之历史与物同构，人随物宛转徘徊之际而吟咏出焉。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人不再凌驾于物，也绝不能对象化地观物，而应该做到“以物观物”，尽力避免人的“主观性”的过多干涉，以求物我相对时的真实性，所谓“皮毛剥落尽，惟有真实在”，这也正是钱钟书评杨万里写物“要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的意思。虽然周紫芝强调写诗求“实”而避险怪有纠偏江西诗派之意，但不可否认，求“实”是宋诗诞生之初即具有的品质，这在宋诗里有着鲜明的体现，此可谓“宋调”的表征之一，也是对中国传统诗学始终强调的“随物宛转”观念的自觉而忠实的贯彻。

当周紫芝说诗与物合乃有诗之妙的时候，倾向于“平淡”的诗学趣味。他或许就是从前辈崔鶠那里获得如此启示，因为崔鶠的鱼虎诗即具有切实平淡的风味。可是诗史上很少提及崔鶠，现代人的文学史里更无其位置，这样一个有才华的诗人，不应该被人们遗忘。生活于南北宋过渡时代的崔鶠，其诗学主张亦具过渡性质：继承江西诗派的基本精神，同时对其进行自觉的改造。针对江西诗派过于强调新奇险僻的做法，他曾告知向他学诗的陈与义作诗“不可有意于用事”，作为后江西时代领军人物的陈与义，其诗平淡隽切一面即颇具崔氏之风。周氏曾研读简斋诗，对“不可有意于用事”之说应不陌生，他的“不必过于奇险”也与之精神相通，毕竟他曾有言：“凡诗人作语，要令事在语中而人不知。”这样一条意图纠偏前代诗学趣味的线索似乎也清晰可见了——“不刻意”成为南宋诗坛的关键词。当然，平淡不是无视技术不作为，而是化技术于无形，平常中见新奇，外枯中膏，似淡实美，显然此境界不易达至。周紫芝认为很多人学陶渊明作诗，故作平淡之语，往往失之忸怩造作，而不知陶诗“制作”之妙已在其中矣，他不禁感叹：“乃知作诗到平淡处，要似非力所能。”诗之平淡境界的获得不是形式上作平淡语那样简单，也不仅是一个精雕细琢的技术问题，它实际上与创作者的学识性情、道德修养存在着更为密切的联系，故虽言平淡，实则山高水深。

宋诗的音调是多元丰富的，而平淡无疑是主音。对平淡的强调虽然时轻时重，但作为一种审美理想，宋人从未放弃。我们不能断言“平淡”是宋诗的独特发明，它事实上是一直延续在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核心观念之一，只是到了宋代调门更为宏大而已。在“平淡”的审美表象背后，与之血脉相连、根须相接的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学旨归与文明定位，是对万物生生不息岁月静安的诗意表达——“平淡”是诗之风味，亦是人世间中和之道的呈示。因此，腹笥宏富的宋人不会在奇险怪诞玄虚靡丽的诗篇里延宕太久，他们信奉之守护之而不移的还是那个“不淫”“不伤”的传统，他们知道作为沟通天地万物的诗理所当然的有它的使命与担当。因此在他们的诗学世界里，不允许诗无视世道人心而私意妄为，否则对诗的认识与界定将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难题。

我生长于江淮间，小时候在乡下，见过几回鱼虎，我们称之为“翠鸟”，确实翠羽红首，状貌灵巧可爱，常活动于僻静的水岸，来去无踪迹，遇人则瞬间疾飞隐匿，颇神秘。但现在乡间，鱼虎很难见到了，而与之一同隐匿的大概还有所谓“宋调”的诗学记忆。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