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几个偏颇认识

作者：张志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来源：《人民论坛》2017年第24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八月初二日辛亥

            耶稣2017年9月21日

关于中国哲学的性质和内涵及其在现代条件下的功能和地位，一直以来在三个方面存在一些偏颇的认识：一是关于中国究竟有没有哲学的问题；二是关于中国哲学在现当代条件下的存在形态问题；三是关于中国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对于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难，我们有必要正本清源，廓清误解和曲解，深化当前时代关于中国哲学的正确认识。

中国究竟有没有哲学的问题关乎对中国哲学独特性的认识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著名哲学家金岳霖教授就提出了“中国哲学”和“哲学在中国”的区别。之所以提出这种区分，是根据一种“普遍哲学”的观念而来。所谓“普遍哲学”，是指在形式和实质都是哲学的。哲学大师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写到：“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于是，所谓中国哲学，从根本上讲就是用西方哲学叙述中国学问中具有西洋哲学性质的内容而成立的学问。如果这样来看待中国哲学的话，那么便意味着中国没有哲学，只有哲学的素材。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实际上，作为中国文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核心原理的中国哲学，有着自己关于普遍性的确立方式，有着自己关于普遍性的认识方式。“仁”是中国哲学的核心价值理念，“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中的“一体”，也是一种对“一”的体认方式，或者说对普遍的体认方式，但仁所确立的这种“一”或“普遍”却有自己独特的方式。从根本上讲，“仁”是一种贯通差别的平等感，是在不取消差别的前提下的“不分别”，是在相互不同的个体之间建立起来的共同感。作为中国哲学的核心理念，“仁”的确立方式和其价值内涵，正是中国文明对于普遍性的看法，它也是中国文明确立自身的普遍性意义的特有方式。这正是中国哲学之为中国哲学的独特性所在。中国哲学提供了另外一种关于哲学的可能，它不依赖任何普遍哲学和普遍性的预设，却找到了一种使得天下世界的共同性得以可能的哲学方式。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哲学为中国文明所展现的道理，提供了一种高度自觉的哲学自信。

中国哲学是否是“游魂”关乎对中国哲学现实形态的把握

“游魂说”是海外新儒家对于中国文化在现当代中国现实中的存在样态的一种比喻性说法。在他们看来，“游魂说”所指的正是中国文化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分裂状态。

将中国文化与中国现实加以分离甚至对立的做法，实际上是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和文明功能的深刻误解。中国哲学是以天下共同体为基本视域的。中国的创生就是大一统的天下共同体秩序建立的标志。在这个统一体出现的同时，也诞生了一种价值的关怀，亦即秩序得以可能的道理。这就是中国哲学的诞生。因此，中国哲学的核心关切正是“天下一家”的天下秩序本身。作为一种想象的天下共同体的秩序，背后支撑它的是天人相应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汤武革命，顺天应人”，就是在说明一种好的政治秩序，必须顺应天人。天人之间则是“天视自则我民视，天听自则我民听”的“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德命观。而德命观也是一种历史观，在此意义上，中国的历史，都是天人互动的结果，从根本上讲，中国历史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中国哲学则是对中国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对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的原理化。因此，作为一套价值原理的中国哲学，不可能脱离历史和人民。

正是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的现实形态始终存在于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实践当中，存在于中国历史在挑战中不断延续的过程当中。中国哲学的现实形态是对中国人民所创造的历史的理论自觉和哲学表达。因此，没有脱离中国大地和人民实践的哲学游魂。

中国哲学是“复古”还是“创造”关乎对中国哲学与时代关系的理解

近年来关于中国哲学的争论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中国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作为承载传统智慧的中国哲学，其中大量内容都是被作为唯心主义的糟粕来对待的，被看作是时代进步的对立面。与此呼应，近年来又出现了一种恰恰在复古守旧意义的层面肯定中国哲学的潮流，把中国哲学传统看成是一种抵抗时代变革的力量，看作是恢复传统纯正性的资源。

《朱陆·孔佛·现代思想：佛学与晚明以来中国思想的现代转换》

实际上，这两种看法都是建立在对中国哲学的同一种判断之上，都把作为传统载体的中国哲学看作是现代的对立面，将传统与现代完全对峙起来。传统与现代的对峙，始终是现代中国思想史的核心主题之一。用古今问题来置换中西问题，实际上是从晚清到五四思想主题转换的重要方面。近年来，思想界又重新燃起了讨论古今问题的热潮，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则是重新把古今问题和中西问题结合起来，更为复杂地讨论现代性与中西文明的关系，更为深刻地理解“传统”的创造问题。

所谓“传统”的创造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文明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道理，也正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道理，它强调历史根源与历史发展之间的相互规定性，一方面历史发展不断深化我们对历史根源的认识，另一方面对历史根源的认识又必须不断地将历史的发展统摄于自身的根源当中，使历史在根源与发展的互动当中赢得一种高度自觉的主体性，不断从根源中创造出新的主体状态和新的历史局面来。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原理，是要从中国创生的那个时刻讲起的。诞生的主体取决于诞生后的成长对主体的确认，这就是马克思讲的“从后思索”。成长不断赋予诞生以意义，而同时成长的意义也在这种赋予中不断诞生。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才是历久弥新、既久且大的中国，中国文明的传统才是苟日新、日日新的，是在不断创造中存续的。中国哲学的核心主题正是对这种“生生”和“日新”道理的原理性揭示，因此，中国哲学就是对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原理的揭示。

根据这种原理，中国哲学的精神当然是对传统的保守，但却不是对传统的固守，而是在不断创造中保守传统，在不断生发中光复传统，这才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要义。任何将传统和现代对立起来的理解，任何将保守和创造对立起来的看法，都没有把握住中国哲学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核心原理，没有把握住古老中国“旧邦新命”的文明和历史的道理。

对以上三方面问题的澄清，就是对中国哲学的核心要义的阐明。准确地揭示中国哲学的核心要义，可以让我们对中国哲学的道理充满信心，对中国文明的价值充满信心，对中国文明的世界史意义充满信心。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