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庆：以儒教文明回应西方文明

《新京报》蒋庆专访

蒋庆 1953年生，字勿恤，号盘山叟，江苏徐州人。1982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先后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学、深圳行政学院。2001年申请提前退休，在贵阳龙场建阳明精舍。主要著作有《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等，翻译有《基督的人生观》、《自由与传统》、《当代政治神学文选》、《政治的罪恶》、《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等，主编《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

　　儒学学者蒋庆近日发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一文，提出“儒教要重回国家文化权力中心”，“以儒教文明回应西方文明，才能完成中国文化全面的复兴。”在如何重建的方法上，他提出要走“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上行路线”就是要恢复儒教古代“王官学”的地位，重建新的科举制度与经典教育制度等。“下行路线”就是成立拥有政治、经济、文化、组织特权的“中国儒教协会”。该文刊出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应。12月17日，“第一届中国儒教学术研讨会”在广东从化举行，在发言中，蒋庆再次重申了自己的主张并引来了与会学者的一致批评。为了了解蒋庆提出这些想法的初衷和目的，《新京报》记者专访了蒋庆。

中国文化能流传下来是偶然

新京报：我注意到，《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与你以前阐述儒教价值和学理的文章还不一样，你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构想，各个方面都做了全方位的安排，这个想法是最近才有还是慢慢形成的？

蒋庆：这个是思考很久的结果，而不是一天两天才有的。10年前我也不认为儒教是宗教，当时只提儒学的宗教化而不提儒教。我与其他学者一样，也很忧虑提儒教有没有精神专制的问题。

但是后来我慢慢发现，我们泛泛地提儒家文化，儒学不能涵盖，儒家不能涵盖，因为它是一种文明，要概括的话，只有儒教这个词。人类的所有文明形态都是以宗教来体现的，从这点来说，中华文明的形态肯定就是儒教。

新京报：所以你就想到了重建？

蒋庆：对。但是，儒教已经崩溃了，现在要重建应该怎么办？我一开始只想到了传统的方法，就是我提到的“上行路线”，儒教就是这样形成的。第二就是“下行路线”，在民间建立宗教团体。

这是康有为发端的。假如我们还处在传统社会，不是遭到西方文化的挑战，那么只用“上行路线”也够了，我们可以等机会出现。孔子的那些学生也是等了400年，等到了汉武帝出来，儒学成为了“王官学”。但是现在不一样，西方文化在各个方面形成了霸权，光靠“上行路线”

已经不行了。我说现在已经是“以夷变夏”，中国成了西方文化的殖民地，那些搞西方文化的朋友不满意。但这已经是一个事实，除了汉语是中国的，很难说我们的心灵还是中国的了。

新京报：综合以前许多学者的说法，儒家文化的同化力很强，你不这样认为吗？

蒋庆：我原来一直认为，中国文化的同化力强，包容性大，没有被其他文化改变是必然的，其他的宗教和文化都不能改变我们。到目前为止，事实也的确是这样。但是，现在我认为这并不是必然而是偶然。假定元和清是另一种文明进来就很难说了，朝廷利用高压来强迫灌输一种宗教，几代人过去就完了。像希腊被统治600年后，就变成东正教文化了。

　　我们历史上比较幸运，是被北方民族侵入，而北方的民族自己没有一套很强大的宗教体系。

新京报：你在文章中有一句话，“如果离开儒教的重建来谈儒家与儒学的重建，将是放弃复兴中华文明的努力，把中华文明降到思想学派的位置与西方文明对话，这是中国文化的自我贬黜。”

在这里，你显然已经有一种预设，中华文明高于西方文明，为什么？

蒋庆：我的意思是说，这100年来，儒教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的儒学、儒家还存在，这样在客观上造成我们与西方对话的时候，把自己降到一个学派上去和他们对话。两种文明在对话的时候应该是文明在对话。比如说，宋朝的时候，佛教进来，和儒教产生冲突了，这种冲突因为儒家文明还在，所以对话是平等的。但1911年以后，人家来的是一个文明，由于儒教不存在了，我们与他们对话就把自己降低成了一个思想学派。如果我们要和他们对话的话，要与他们的基督教文明进行。

　　虽然在实质上没有，但在意识上我们要认识到儒教是个文明。我发现，很多学者在中西交融中与人家对话的时候，不是与他们的文明对话，而是拿我们的儒学、儒家去和他们的某一个学派甚至某一个思想家对话，这就很不公平了。举例说，我们可以拿王阳明与卢梭对话，但不能拿整个儒学与他们的某一个思想家去对话。

　　儒学要成为“王官学”

　　新京报：如果按照你的设计也会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现在的社会结构更加复杂，整个国家全部“儒化”之后，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和界线也是一个问题。还有，你在“儒教的财产形态”中，提出国家要代儒教开征“儒家遗产使用税”，这让很多人感到匪夷所思。

蒋庆：我现在只是提出了一个构想，认为“应该如此”，那些细节问题还没有到谈的时候。比如关于国教这个问题不是我说了就算的，而是它在历史上就是这样。

即使是儒教回归，方式上也要变通。但是，不管怎样，儒学要成为“王官学”。

新京报：有学者称，由于儒教、儒学在中国历史上与政治权力的关系过于紧密，当1911年它所依附的政治体制灭亡以后，儒学就随之衰落了。你似乎不太同意这一点？

蒋庆：我不完全认同。

儒学在进入体制这一块，比如说从汉朝到1911年的两千多年里，就是儒教了。在春秋那一段，孔子在民间讲学，儒教不在，但儒学在。从1911年到现在也是这样，儒家在一代一代传承。我们只能这么说，从汉代到1911年，儒学成为“王官学”，1911年因帝制垮台，儒教就退出了“王官学”和权力中心的地位，下降为儒家。但并不能说它是游魂。

新京报：如果按照你的这个说法，那么儒教的式微主要是因为1911年以后帝制垮台，儒家文化失去了它自身发展所需要的最重要的条件。

　　蒋庆：儒家文化的发展有两条线，一条是所谓官学的系统，这一条是随着帝制的垮台和科举制度被废止而中断，还有一条是孔子办私学及其后的儒者办书院这种体制之外的民间讲学的这个系统。它没有随着帝制的崩溃而崩溃。你看，帝制崩溃以后，新儒家的学者，人人都在办书院。比如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等。

　　文化是一种权力

新京报：有发言者说，虽然儒教已经衰落了，但它的一些特性还存留在一部分人身上。比如，一些农村的老人，虽然识字不多，但是为人处世、言行举止等方面都有很鲜明的儒家风格，你怎么看这一点？

蒋庆：1911年以后，我们自觉、显性的儒教在国家和社会中没有了。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受现代化的冲击比较小，这些文化积淀还在，儒家做人的道理还在影响他们。但我认为，尽管如此，在自觉的层面，1911年以后，儒教退出了中国文化权力的中心，急剧边缘化，这与儒教的正常形态是不能比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主张儒教应该重新回到文化权力中心的位置，它是信奉儒教的人的一个诉求。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文化上不能没有权力的中心。因为它空缺以后，填补的不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如果不回到文化权力的中心，不进入国民教育体系，再过几年，文化积淀就没了。我们应该有危机感。

文化是一种权力，这个在古今中外都是有争夺的。

　　比如在古代，一开始，儒家是失败的，秦始皇“焚书坑儒”，用的是法家，汉代初期，用的是法道互补，儒家处于边缘化。这其中是文化在争，最后，哪一个文化成为“王官学”，占据文化权力的中心，不是由于哪一个皇帝的喜好，也不是因为哪一个儒家人物，而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法家试验失败了，道家试验也不行，所以我说儒家在汉代上升为儒教，是中国知识分子共同选择的，是竞争所形成的。

新京报：但是，今天面临的局势与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儒家不能回应西方现代性的挑战，比如法治、个人权利等问题，它能否重新焕发出生命力？

　　蒋庆：关于权利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太讲，资源不多。我认为，权利观念是维持一个社会秩序的底线价值，底线价值不是高级价值。一个社会没有底线价值固然不行，但是只有权利（和法治）没有道德的话，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利害计较的、大家都是小人的、人不堪居住的社会。我们可以看西方社会，像美国之所以还有活力，因为它在权利之上还有道德和宗教。美国社会的道德价值不是从权利上来的，而是从宗教来的。我承认，儒家文化可以吸收一些西方价值比如权利，但是，中国社会光有权利是不行的，还必须有道德，道德不会从契约来，是历史文化千百年来的产物。在中国，道德是圣人制定的。在承认西方个人权利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有道德，道德是要把一个人变成君子，在社会关系中，处在按梁漱溟先生说的，人与人之间相与之情厚的社会。

　　采写/本报记者张弘

蒋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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