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庆：“重建儒教”能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道德支撑

深圳《晶报》专访（2005年12月）

记者刘敬文

当代著名儒家学者蒋庆提出“重建儒教”构想后受到众多学者和媒体的批评，12月25日上午，记者采访了蒋庆。蒋庆说，《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让他始料不到，尤其惊奇的是，部分媒体已经不再是交流的平台，放弃了价值中立，直接站出来成为论辩一方的当事人。但他始终对“重建儒教”充满信心，并且说儒教崩溃已经有100多年，西方文化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占据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心灵，但西方文化始终是“霸道文化”，是“小人文化”，重建儒教才能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文化和道德支撑。

儒教文化要悲壮地复位

晶报：你发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下称构想）前是否想过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而且大部分是反对的声音？

蒋庆：我预料会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但没有想到反对的人那么多，那么强烈。中国社科院召开“第一届中国儒教学术研讨会”，其中一个用意就是让当代中国各种思想流派的学者碰撞交流，与会的很多学者都是自由民主主义者，他们反对重建儒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他们的这种反对是不加具体分析的，凡是不符合他们心中“自由民主”理念的都一概情绪性地反对（我将这种态度称为“自由民主”崇拜的意识形态，或者叫 “五四迷思”）。他们没有认真分析我提出“重建儒教”的思想理路和时代背景，而是简单地加以的否定。

晶报：会议完了以后，各类媒体也对《构想》的提出有大量的报道，批评的声音也不少。

蒋庆：这是第二个我预想不到的地方：很多媒体成了辩论的一方，成了当事人。本来媒体是思想交流的平台，价值中立，在很多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里，不少媒体有了明显的价值取向，他们站在自由主义的一方，例如有报纸说“蒋庆的主张引来了与会学者的一致批评”，这不是真实的情况，还是有部分学者同意我的看法，像香港东方文化学院院长的霍韬晦先生、中国社科院儒教研究室副主任邹昌林先生、台湾师范大学的林安梧先生、陕西师范大学韩星先生、香港“孔教会”会长汤恩佳先生的代表等等。即使在自由主义的学者里面，秋风先生也不反对《构想》里提出的“下行路线”。会议上最起码是“多数人批评，部分人支持”，何来“一致批评”？

晶报：《构想》引起的争论其实反映了当代中国思想界的现状，儒教还是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上。

蒋庆：你说得对，但这是不正常的。儒教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载体，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与生命信仰的体现，儒教与中华民族、中国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儒教兴则华族兴中国兴，儒教衰则华族衰中国衰。今天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伴随中国儒教的伟大复兴，不可能中国儒教式微衰落而中华民族复兴强大，儒教需要悲壮地复位，更度成为“王官学”，回到文化权力中心的位置。

“下行路线”是变通之法

晶报：《构想》中的“上行路线”、“下行路线”引起很大争议，有批评者认为你向上想要权力，向下想要利益。

蒋庆：这种说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完全错。文化就是一种权力，有学者认为一百年来中西文化冲突仅仅是思想冲突，像当年佛教传入中国一样，不存在文化权力的争夺，这是错误的。即使是佛教传入中国也存在文化权力的争夺，只不过它是柔性的，通过民间传教和平地、学理式地进入中国，但最后也会演变为文化权力的斗争，否则就不会有韩愈为中国文化抗争的历史事件了。而西方文化则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的，因而西方文化百年来与中国文化相遇时就是霸权式的文化。在西方霸权文化的影响下，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几乎全部接受了西方文化，具体说来在政治中几乎全部接受了西方的各种主义，一概反对中国固有的古典文明——儒教，加之儒教在古代的载体清王朝终结，1911年后儒教就处于被放逐的地位。评论家说的没错，儒教向上要权力，但这不是具体的政治权力，而是中国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文化权力，用古代的话来说，儒教就是要重新成为“王官学”，重新回到中国文化权力中心的位置。你想一想，如果代表中国文化的儒教不回到中国文化权力中心的位置，那就会出现中国文化权力的真空，其他文化就会填补这个位置；如果西方文化填补这个位置，那中国就成了孟子所说的“以夷变夏”，中国就不再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了。

晶报：很多人担心一旦儒教如你所说上升为“王官学”成为国教，会导致儒教思想精神的专制。

蒋庆：这是一种误解。儒教是很宽容的，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儒教都是国教，但没有发生宗教战争，儒道释三教共存就是证明。西方民主国家现在有国教的也很多，圣公会是英国不成文法确立的国教，路德宗是北欧诸国宪法确立的国教，东正教是希腊宪法确立的国教，这些有国教的国家也没有因为有国教而带来思想精神的专制。而儒教的国教地位不是我决定的，也不是任何一个人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中国文化的特征，是中国历史的共识。儒教作为国教解决了国家的文明属性问题，确立了国家的文化自性，形成了中国人共同的文化共识与精神信仰。也就是说，儒教作为国教能够在全球化时代解决中国国家和中国人“我是谁”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和中国在世界文明中的定位问题。

晶报：建立“中国儒教协会”，这也是你的新提法。

蒋庆：是的。所谓“下行路线”，就是在民间社会中建立儒教的宗教社团法人，成立类似于中国佛教协会的“中国儒教协会”，因为现代社会是组织化的社会，要复兴儒教，靠个人的力量去面对一个个组织化的实体是很困难的，必须通过“中国儒教协会”组织化的力量才能完成。儒教崩溃了，需要恢复的东西太多：要恢复社会礼俗、要重建祠堂祭祀、要恢复文庙祀孔、要恢复传统经典教育、要主持各种民间和国家礼仪，没有组织形态的儒教就无法办到。像今年官方祭孔祭黄陵，就没有儒教专业的司祭来主持，不得已只好找礼仪小姐来替代，确实不成体统。如果有了“中国儒教协会”，这些事自然就是儒教协会的分内事了，事情就好办了。

晶报：“下行路线”之所以引来很多批评，主要是儒教的财产形态那部分，你建议跟儒教有关的遗产全部归还“中国儒教协会”，还建议国家开征“儒教遗产使用税”用于发展儒教事业。

蒋庆：那位评论家说此举是要利益，也没有完全错。问题是要谁的利益？利益用在何处？是儒教要自己该有的利益，儒教的利益用在中国文化即儒教复兴的事业上。很多人对宗教存在与运作的方式不太了解，其实所有人类宗教都有其财产形态，宗教要为社会做善事，但它自己不从事生产，因此需要有其财产来支持，例如西方宗教有教堂、学校、医院，甚至还有实业，但这些财产归谁所有？肯定不是归教皇所有，也不是归教士所有，而是归特定的宗教社团或教会所有，用于维持宗教的日常运作。儒教要办教育、办医院、办敬老院，要从事救灾、济贫、助学等社会公益事业，要发起振兴中国社会道德的运动与生态保护的运动，要做很多的社会事业，没有自己的财产怎么办不到？如果社会归还了本来属于儒教的财产，当然这个财产获得的利益不是某个儒者的利益，这个财产既不能继承，也不能赠送，这个财产获得的利益将是用于发展儒教的事业，发展儒教的事业就是发展中国文化的事业。

晶报：在中国古代儒教不存在财产的问题吗？

蒋庆：在中国古代，儒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由于古代儒教处于国家文化权力的中心，儒教要为社会做善事，费用直接从国库里支出，不需要在社会上另外建立一个组织，拥有这个组织自己的财产。古代儒教是有很多财产的，如文庙、书院等，书院还有田产地产，这些财产属于公共文化财产，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儒教。但古代儒教没有组织形态，因而没有一个法律形式来确认儒教的财产归属，1911年后儒教崩溃，又没有一个组织形式来接收儒教的财产，儒教的财产遂成为无主财产而流失了，因此，为了实现历史的公正，将历史上属于儒教的财产归还儒教是完全合理的，也是合情的。

晶报：中国古代受过儒家教育的乡绅也会出钱出力救灾济贫造福一方，讲学讲经教化人心，建祠堂立乡约维持社会秩序。

蒋庆：对，这就是我所说的儒教传统的“下行路线”，古代的乡绅既有政治的影响力，又有传播儒教伦理教化民众的义务，所以能够在民间建立和谐的儒教社会。现在时代变了，整个乡绅阶层都没有了，现在单靠传统的“下行路线”不行了，儒教需要一个变通的“下行路线”。这个变通的“下行路线”就是在民间建立一个儒教宗教法人团体，依托这个宗教法人团体来完成古代乡绅们传播儒教伦理教化民众的事业，在民间建立和谐的儒教社会即礼乐社会。在这一背景下，在民间建立儒教宗教法人团体即儒教协会的新的“下行路线”就提到议程上来了。

晶报：批评者还提出历代圣贤儒士的遗产例如书院、故居应该属于他们的子孙所有，你怎样看？

蒋庆：像阳明先生、朱子，他们办了书院，几十年后他们去世了，这个财产是不归子女继承的，也不属于国家所有，这点在古代所有人心里都清楚，这是属于公共文化财产，具体说属于儒教财产，尽管古代没有用法律的形式来确认。孔府有点例外，从法律上孔府财产属于孔子后人，但从公共文化财产的角度来看，同时也属于儒教。

晶报：你提议国家开征“儒教遗产使用税”是不是考虑到儒教遗产过度商业化的问题？

蒋庆：是这样。今天刚好是西方基督教的圣诞节，连西方国家一些基督教教会都拒绝基督教圣诞节商业化，因为宗教商业化会破坏宗教的神圣性与虔敬。与基督教的商业化比起来，儒教商业化就更离谱了，我的一位朋友带给我一包印有孔子头像的香烟，在西方你能够看到耶稣头像印到香烟上吗？还有各种以儒教人物注册的商标、广告、企业名称，如孔府家酒孔府宴酒之类，他们利用儒教遗产渔利却从来不回馈儒教，儒教想要为社会做好事的时候却没有财力支持，所以我提出国家代儒教开征“儒教遗产使用税”，真正的目的是限制对儒教遗产的过度商业化行为。其实现代国家代宗教征税是有先例的，德国的宗教费用就是由政府以税收的方式代宗教征收。

晶报：批评者所指的“权力”和“利益”可能指向你们儒家人物。

蒋庆：这是个误解。他们不了儒家人物的胸怀，尧舜事业尚且如浮云过太虚，何况世间虚权浮利？孔子要参政不是为了自身的权力，而是为了振救天下；董仲舒重建儒教不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而是为了中国文化的复兴。孔子与董子一生追求儒教的理想，他们自己得到了什么权力和利益？孔子得到的是“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嘲笑，董子得到的是《士不遇赋》的哀歌，他们遭到世俗权力的打压迫害，古今的儒家人物都是如此。但他们不顾这些，而是胸怀天下，救世济民，世俗的权力和利益对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吸引力，他们只是行仁行道而已。《构想》不是从一个儒者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而是从中华文明复兴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如果儒教遗产归还儒教，例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归还儒教，我们依然继续办书院讲儒学，从事复兴儒教的事业，不可能拿书院去赚钱，更不可能把书院财产归某个儒者所有。

中国需要摆脱“狼羊”困局

晶报：看你和有西式教育背景的学者朋友争论，总有“关公战秦琼”的感觉，他们是从西学的角度解释中国，而你总执着于你的中国传统解释系统，例如有人就认为儒教不成立，儒家不是宗教。

蒋庆：一百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解释系统逐渐丧失，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以中国解释中国”的能力，同样地，中国人也丧失了按照自己文化解释解释西方、解释世界的能力，似乎离开西方文化中国人就不会独立思考问题，儒教是否成立也属于这样的问题。但如果我们不拘泥于西方的宗教概念，儒教肯定是一种宗教，只不过是一种与西方宗教不同的独特的中国宗教。儒教的“教”既有中国文化中“礼乐教化”与“道德教育”之义，又有西方文化中“神人交通”的“宗教”之义。西方“宗教”概念其实无法涵盖儒教的“教”，为了言说和交流的方便，只能权且运用“宗教”这一概念。

晶报：很多学者包括你的朋友阮炜先生、2004年与你就读经问题辩论过的薛涌先生都认为文化是融合的产物，现代中国文化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很难分清哪些是中国传统文化，哪些是西方文化，你怎样看？

蒋庆：文化融合是无法避免的，但要有主次之分。从中国文化发生史来看，中国文化是原生性文化，儒教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这个属性一直没有改变，直到1911年儒教崩溃。而西方文化是变异性文化，不断融合，不断变异，从古希腊文化到罗马文化再到基督教文化，现代希腊已经不是古希腊文化了，它变成了东正教文化。我的朋友到意大利去问当地人，你们是不是罗马人？他们都回答，我们是意大利人。中西文化融合是事实，尽管西方文化是靠坚船利炮打进来的，但中国不能改变原生态文明的性质，就像一棵大树，在树上嫁接一颗树枝没关系，但主干不能变。主干变了，这棵大树的性质就变了。

晶报：佛教文化当年与中国文化融合的先例有借鉴的作用吗？

蒋庆：所有的外国文化要进入中国都应该向佛教学习，唐以后，佛教再没有要争夺中国文化权力中心的意图。佛教刚到中国时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客人，在中国文化的家里住久了就成为中国文化家庭中的一份子，但不能成为主人，主人是儒教，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共识，其它外来文化进入中国都应作如是观。

晶报：1840年以来尤其是“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有这样一个集体无意识：儒教需要为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挨打负上责任，儒教对于国家是无用的，这也许也是你受到众多批评的原因之一。你同意吗？

蒋庆：这里要分清两个判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事实判断能够得出上述结论：由儒教培养出来的人，打不过野蛮的西方，用霍韬晦先生的话来说，西方是近代以来的“新野蛮人”，所以儒教在对付西方“新野蛮人”上没有用，事实的确如此。但是如果把这个事实判断上升为价值判断就有问题了，很多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误区：一百年来建立在中国儒教文化上的君子之国打不过建立在西方文化上的野蛮之国，中国儒教文化就没用了，因而西方文化就是比中国儒教文化更好的文化，更可欲的更有价值的文化，因而百年来的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事实判断变成了对西方文化的价值判断。但是，“有用没用”除了事实标准外还有价值标准，用辜鸿铭的话来说，就是一种文化好不好的标准就是看它培养出什么样的人，培养出君子的文化就是好文化，培养出小人的文化就是坏文化，近代西方文化培养出来的是小人甚至强盗，所以西方文化在价值上是比中国文化低得多的坏文化。西方文化的“用”是不道德的，到现在为止，西方文化仍然没有改变这个属性，按中国士大夫的标准来看，西方文化是以力服人而非以德服人，是属于喻于利而非喻于义的“霸道文化”，观察一下当今以西方强权为主导的国际秩序，问题就很清楚了。

晶报：你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不能责怪儒教吗？

蒋庆：梁漱溟先生说过，如果中国在一百年前碰到的不是西方文化而是佛教文化，儒教文化会继续延续下去，中国也不会出现巨大的社会整体动荡。可我们碰到的是在政治、军事上强大而且有宗教背景支持的西方，西方的进入打乱中国按照自己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导致了中国一百年来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动荡。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政治的祸患是谁造成的？是儒教的君子文化造成的吗？不是。小人强盗闯进了君子的家把君子打了，难道责任在君子吗？君子有错吗？中国儒教文明能培养出君子难道也有错吗？我觉得一点错也没有，中国近代以来“落后被挨打”的历史完全是西方“霸权”的野蛮行径造成的，所以中国近代以来的祸患我称之为“夷祸”，与儒教文明无关，完全由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文化引起。

晶报：按照你的说法，学习西方变小人，但不学西方做中国君子又要挨打，怎么办呢？

蒋庆：这的确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困境。一百多年前，我们打不过西方，士大夫们开始学习西方，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就是这样一种努力。到了19世纪末，尽管中国在军事上、技术上已经在学西方，而且已有所成就，但在心态上还有君子理想，并不愿意完全放弃儒教的道德文明，这就是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提出的原因。在甲午中日海战中中国失败了，当时中国在军事上已经和日本相当，但心态还是君子式的，不愿意完全放下君子的身段像日本人一样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新野蛮人”（霍韬晦先生发以此词很传神），即不愿意最大限度地不道德地使用武力，结果还是打不赢。为什么废除科举是张之洞这些旧派人物发起的？因为他们意识到君子文化无法培养出有技术、有知识的“新野蛮人”，所以学习西方就是要把我们君子的心变成“狼”的心。但儒教文明培养的君子拥有的是“羊”的心，即道德仁爱之心，但我们知道，“羊”在群狼环伺的国际秩序中是无法生存的，结果我们又不得不极不情愿地向“狼”学习。

晶报：你的比喻很有趣，中国的困境是非“狼”即“羊”，人们担心按照你的《构想》，是开历史的倒车，中国又会回到落后挨打的状态，难道没有第三条道路吗？

蒋庆：西方近代以来政治脱离道德，不能建立制度化的善的力量，而有良知的西方人的和平愿望只能在政治体制之外表达，难以抵抗整个国家有组织的恶，所以世界总是处于冲突状态，这样发展下去人类历史是没有希望的。鉴于此，中华文明有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秩序的责任。虽然近代以来我们的儒教文明崩溃，但我们的文化记忆还在，我们中国人在内心深处都有一棵“羊心”，希望建立一个和平的国际秩序。中国经过一百年的现代化过程，综合国力已经大大增强，我们的“羊心”还在，但我们已经不是“羊身”了，我们在慢慢变成一头大象。中国成为大象就是你所说的中国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大象有“羊心”，但大象同时又有巨大的力量，狼不敢侵犯大象，大象则可以战胜狼。但是象并不可怕，象有道德的心灵，不行“霸权”，不搞侵略，而“大象”的心灵就是儒教的心灵。在现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仍然支配世界的时代，中国必须继续走现代化发展的道路，继续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但这条道路必须是和平崛起的道路，和平崛起是需要道德和文化支撑的，而西方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文化无法提供这种支撑。所以，在中国，只有儒教能够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道德和文化的支撑，因为儒教是培养君子的道德的文明。

晶报：你从深圳行政学院提前退休后倡导儒教复兴，似乎总与争论联系在一起，2004年“读经争论”到今年“重建儒教”的争论，你是否有孤军作战的孤独感，你仍然信心十足吗？

蒋庆：孤独感肯定是有的，儒教崩溃已经一百多年了，重建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需要几百年的时间。研究儒教的学者很多，但都是作为学理研究，真正倡导儒教复兴的不多，在大陆也许只有我、康晓光、王达三和一些朋友。不过没关系，我们一块砖一块砖往上砌，首先是要把“重建儒教”的道理讲清楚，《构想》就是这方面的尝试。我始终对儒教复兴怀抱着信心。

蒋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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