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重义不重事：略论庄存与与孔广森对《春秋》的看法

作者：郭晓东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八月初九日戊午

         耶稣2017年9月28日

摘要：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与《春秋》“义”“事”之争有莫大关系。在乾嘉实“事”求“是”的学术氛围下，庄存与提出“《春秋》非记事之史”，认为《春秋》之所书，皆“约文以示义”，是“不书”重于“书”；孔广森提出“《春秋》重义不重事”，认为孔子之《春秋》，虽然是因鲁史而作，然每每赋予了新义。虽然庄、孔两人严格上讲，都未必可视同于嘉、道之后的今文学者，然这样一种重“义”不重“事”的问题意识，事实上已为清代今文学之之滥觞。

关键词：《春秋》；义； 事； 庄存与孔广森

一

皮锡瑞说：“今古文之兴废，皆由《公羊》、《左氏》为之转关。”[1]（书经，P97）汉代如此，清代亦然。有清今文学之兴起，与庄存与和孔广森师弟有莫大关系，而其中为之“转关”者，当属其对《春秋》之定位，即判定《春秋》到底是“经”还是“史”，其所措意的，到底是“事”，还是“义”。

《春秋》有“事”有“义”之说本之于《孟子·离娄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此说汉儒大致深信不疑，故司马迁作《史记》，在《十二诸侯年表序》称孔子作《春秋》，“约其文辞，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在《太史公自序》中则称其为“王道之大者”，而前汉今文十四博士称“《左氏》不传《春秋》”，亦是出于这一立场，以为《春秋》是“经”，《左传》虽然详于记事，却不能达经之义旨，故称《左传》不能传《春秋》。然而，汉之后《左传》孤行，《公羊》、《谷梁》皆成绝绪，杜预以《春秋》为“经承旧史，史承赴告”，则《春秋》虽有“经”之名，而实际上已经被视同于“史”。唐代刘知几更是基于史法之立场来看待《春秋》，遂有“惑经”与“申左”之论。刘氏之说虽然极端，亦颇受后儒批评，然这一基于史法之立场来看待《春秋》思路却影响极大。其后如清人毛奇龄，视《春秋》与《左传》的关系为“简书”与“策书”，经简而传烦，经的作用不过是“标志其名而列作题目”，即不过是一“籤题”而已，如其在《春秋毛氏传》的《总论》中引《徐仲山日记》曰：“至于事之始末详略，皆所不问”，因此，欲详经所记之“事”，必待传而行；同时，经既然不过是“籤题”与“名目”，那自然就无所谓的“微言大义”。[2]（P626）再如以研究《左传》名家的顾栋高，虽然不否认《春秋》有“义”，但却是“用史家的眼光看《春秋》中的‘事’与‘义’”，“褒贬大义即寓于记事之中”，[2]（P637）故如赵伯雄先生所说：“治经也就变成治史”。[2]（P638）乾嘉以降，汉学大行，学主实“事”求“是”，而《春秋》之研究遂集中于文字之校勘、训诂与名物度数之考证，则学者于《春秋》之“义”，更是不甚措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庄存与与孔广森师弟两人重新就《春秋》之“义”与“事”的关系展开讨论，提出“《春秋》重义不重事”的口号，从而拉开了清代今文学之序幕。

二

在乾嘉主流的学术氛围中，武进庄存与可谓独树一帜。在他看来，圣人之学不应该建立在“分文析字、繁言碎辞”之上，而应该去探究文字背后圣人所要表达的意义，故他说：“征实事，传故训者，为肤为末。” [3]又说：“诵《诗》读《书》，不深惟古人之终始，心意浅薄，俾盛德不宣究于后世。”[4]也就是说，阅读《诗》、《书》等经典，如果仅仅局限于考据与辨伪，那只是“心意浅薄”者之所为，更重要的是要“深惟古人终始”，去领会《诗》、《书》所陈之大义，从而使历代贤圣之盛德能够宣究于后世。诵《诗》读《书》如此，理解《春秋》在庄氏看来亦是如此，如他说：

《春秋》以辞成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后世以圣心之极。[5]

《春秋》乐道尧、舜之道，察其所讥，则尧、舜之道存焉。[6]（卷9）

也就是说，《春秋》之意义，在于体现“圣心之极”，在于体现“尧舜之道”，善说《春秋》者，也就是要去体会文字背后的“圣人之心”与“至圣之法”。就此而言，在庄存与看来，就不应该将《春秋》单纯地视为一“记事之史”。若视《春秋》为“记事之史”，那么，正如庄氏所指出的：

《春秋》之辞，断十二公之策而列之，则十二公之行状莫不著也。辞有屡于一公之策书者，有屡于一年之策书者，有旷而不志者，有旷而一志者，不可不察也。[5]

也就是说，既然十二公之策书俱在，那么十二公的事迹行状应该都一一记录在案。然而，《春秋》之所志，或详或略，其或书或不书，那只能说是有“不可不察”之深意在其中，故其又曰：

《春秋》非记事之史也，所以约文而示意也。[5]

如《春秋》一开篇，经文书“元年春，王正月”。按常规书法，新君之即位，当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而隐公元年不书“公即位”，《左传》称“不书即位，摄也”，杜氏注以为“不修即位之礼，故史不书于策”，即便是对庄存与影响极大的赵汸，也认为这不过是其所谓“策书之大体”，即史家记史之常法。[①]然而，在庄存与看来，《春秋》开篇的“元年春，王正月”几个字，并非仅仅是史法之常则，而必须从“建五始”这一《公羊》学的特定角度来加以释读，从而赋予了这句经文“奉天尊王”的独特内涵[②]。至于经文中不书“公即位”，按杜预、赵汸的说法，只是因为鲁隐公不行即位礼，从而直书其事。而在庄存与看来，“五始”乃《春秋》之大教，隐公元年乃《春秋》之始年，故“公即位”本不可阙，抑不是无其史事而不可书，而是其中另具有深意：

尝得而推言《春秋》之志，天伦重矣，父命尊矣。让国诚，则循天理、承父命；不诚矣，虽行即位之事，若无事焉。是以不书即位也。君位，国之本也。南面者无君国之心，北面者有二君之志，位又焉在矣。十年无正，隐不自正，国无以正也。元年有正，正隐之宜为正，而不自为正，不可一日而不之正也。[6]（卷1）

庄氏认为，隐公元年之所以不书“公即位”，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有没有“公即位”之“事”，在他看来，若是让国不诚，“虽行即位之事，若无事焉”。故不书“公即位”者，正是因为“隐不自正”，“无君国之心”，从而助长了桓公的大恶行为，从而有背于《春秋》之志。[③]

又如僖公五年，“冬，晋人执虞公”，庄氏评论说：

此灭虞也，曷为书执而已？忌也。虞，畿内之国，灭而不忌，是无天子也。虞曰公，王官也，晋曰人，晋侯也。目人以执王官，罪既盈于诛矣，举可诛而人之以不失罪，不书灭以隐之而不伤义，故曰“史，事也；《春秋》者，道也。” [6]（卷2）

按：在庄氏看来，晋灭天子畿内之国，执天子之王官，实是罪大恶极。然而，若直书“灭”，则显得是目无天子而无所忌惮，从而有伤君臣大义之教。因此，《春秋》一方面不书“灭”，是要为之“隐”而不伤“义”；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晋之罪“既盈于诛”，故不书爵而书“人”以诛之。若就事论事而言，本条当书“晋灭虞”，但《春秋》这一其别具用心书法，则使我们看到，“史，事也；《春秋》者，道也。”

在庄存与看来，“《春秋》非記事之史”，则意味着并不是每一件“事”都要有所书，更多的时候是圣人有意削之不书，故其曰：

《春秋》非记事之史，不书多于书，以所不书知所书，以所书知所不书。[5]

文于所不审，则义不可断，皆削之而不书。[5]

《春秋》之辞，礼不备，则虽有事焉而不书。[5]

庄存与极其重视《春秋》之“不书”。如隐公八年，瓦屋之盟，郑实在会，而《春秋》削而不书，庄氏以为“削郑伯然后知礼乐征伐有天子存，圣人必不愿其自诸侯出矣。”[6]（卷7）又如鲁世卿臧孙辰，其生前仅一见于庄公二十八年“告籴于齐”，其后又享卿位五十余年，而“闵、僖、文之《春秋》削之无一事之可录者，则知蔽贤之罪大，而小善不足以自赎也。”[④] 又如《春秋》十二公，仅记桓公嫡子之出生，在庄氏看来，这并不是其他十一公皆没有嫡长子，而是因为其他十一公之嫡长子皆未能正常继位，故其曰：“不终为君，《春秋》不书非记事之史也。” [6]（卷2）

“不书”而后有所“书”，正是因为有常“不书”，所以才能因此而彰显“所书”的意义，即庄氏所说的：“以不书推所书，故曰凡所书者，有所表也。” [5]如宣公十一年，“秋，晉侯會狄於攢函。”在庄氏看来，《春秋》例不书外会，而此之所以书之者，是批评晋之不能讨贼。[⑤]又比如文公十年，“秦人入诺”，在庄氏看来，诺既是微国，对鲁而言又是远国，以《春秋》之例皆不书，而其所以书之者，是批评秦人之穷兵黩武。[⑥]又比如隐公五年，“公观鱼于棠”，庄氏以为此以“非事”书，然“非事”本不当书，而书之者，是讥乱政之始，故谨而志之。[⑦]

在诸多“不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常事不书”，如隐公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庄氏评论说：

八年于兹，公不一如京师，又不使大夫聘，天王则再使上大夫来聘，周德虽衰，不若是甚也。公如京师矣，以为常事而不书也。宋公不王而谋伐之，在此岁矣。齐人朝王，在往年矣。书曰“天王使南季来聘”，见公之朝于天子也。公一朝王，比使聘，则以为非常数而志之矣。得其常数，不志于《春秋》，《春秋》非记事之史也。[6]（卷2）

按：入《春秋》以来，从不书鲁公如京师朝周天子，也未书鲁君使大夫聘于王室，若是从据实直书的史法立场来说，也就意味着隐公即位以来从未朝聘于王室，从而无其事可书。但这在庄存与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其称“周德虽衰，不若是甚也”。那么，合理的解释就是，诸侯之朝王本是“常事”，而《春秋》既非“记事之史”，故可以不书“常事”，尽管这对于诸侯来说，也许是件“大事”。

“常事”不书，则其有所书者，则意味着“非常”，从而必“意”在其中。成公三年，“冬，十有一月，晋使荀庚来聘。”庄氏论曰：

晋，兄弟之国也，我事之敬矣。敬不答乎？何逮乎成之篇而后言来聘？向以为常事焉，而不书也。“晋侯使荀庚来聘”，何以书？抑之也。何抑尔？礼之始失也。偶晋于京师，其甚也。以共京师者共晋，微见乎僖，至成而甚焉。晋侯益骄，非鲁所望也。志晋之聘，见晋之为晋，我之适者而已矣。曷为于此焉始？曰：王使不志矣，而后志晋使，《春秋》之大教也，不可不察。隐、桓之《春秋》，志王使聘五焉。成、襄之《春秋》，志晋使聘九焉。鲁人之所以荣且喜者，移于晋矣。以共京师者其晋，圣人之所甚惧也。舍隐、桓则志王使也罕，自成而下，王使亦絶不见，章疑别微，以为民坊，《春秋》之大教也。《春秋》终不使鲁人以待王使者待晋使，絶之若不相见者。然以尊王而抑晋，微故尊之，僭故抑之。王聘屡于隐、桓，晋聘屡于成、襄，皆以为非常焉尔。[6]（卷2）

按：晋使大夫来聘于鲁，始见于成公三年此条。在庄氏看来，诸侯之相聘问，本为常事而不当书，但入成之篇所以书者，是“抑之也”。因为鲁人从此“以共京师者共晋”，即鲁人从此不再尊王，转而尊事晋，此“圣人之所甚惧”。然而，孔子之作《春秋》，“终不使鲁人以待王使者待晋使”，故成、襄之篇，屡志晋使聘，实是为了“尊王而抑晋”。

总之，庄氏在《春秋正辞》与《春秋要指》中反复强调“《春秋》非記事之史”，因此，对某事之记或不记，并不是由事件本身来决定，而是由其背后的“义”来决定的，即其所谓“《春秋》記事，以义为从”，[5]从而体现圣人之“大教”。[⑧]

三

作为庄氏弟子，孔广森更是进一步从“经”与“史”的关系中对《春秋》作出定位：

大凡学者谓《春秋》事略，《左传》事详，经传必相待而行，此即大惑。文王系《易》，安知异日有为之作《十翼》者？周公次《诗》，安知异日有为之作《小序》者？必待传而后显，则且等于扬雄之《首赞》，朱子之《纲目》，非自作而自解之不可也。圣人之所为经，词以意立，意以词达，虽无三子者之传，方且揭日月而不晦，永终古而不敝。鲁之《春秋》，史也。君子修之，则经也。经主义，史主事。事故繁，义故文少而用广。世俗莫知求《春秋》之义，徒知求《春秋》之事，其视圣经竟似《左氏》记事之标目，名存而实亡矣。[7]（叙）

在孔广森看来，学者对《春秋》之惑，大抵如上两个方面：其一就是所谓“经承旧史，史承赴告”之说，以孔子所修之《春秋》与作为鲁之旧史之《春秋》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其二，以为《春秋》事略，《左传》事详，故欲求《春秋》之义，须有赖于《左传》。结合这两个方面，其实关键只在一点，即不辨经史。而这一经与史之区别，则在于经主义而史主事，对于那种纯依史法以论《春秋》者，广森提出质疑说：

君子之修《春秋》，垂教云乎，岂曰记事云乎？[7]（卷1）

也就是说，孔子之作《春秋》，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著述，而是以之立万世之法：

《春秋》文不空设，皆为后世法。[7]（卷6）

又曰：

《春秋》记事皆为后王示法。[7]（卷9）

因此，对于孔广森来说，《春秋》虽本为鲁之旧史，但经孔子之删削，即已为鲁之旧史赋予了“新义”或“新意”，从而就不能再视之是“史”，而已是“经”。是以孔广森批评所谓“俗儒”以鲁史视《春秋》之说云：

俗儒谓《春秋》唯见鲁史，又详略去取悉无意义，一依赴告，何陋之乎言《春秋》也。[7]（卷1）

“俗儒”云云，当指持左氏学之儒。在《公羊通义》中，孔广森屡屡提及孔子之作《春秋》，是在损益鲁旧史的前提下赋之以“新义”或“新意”，从而达到为万世立法的目的，其曰：

《春秋》之制者，君子所托新意，损益周制以为后王法。[7]（卷1）

隐公六年，“秋七月。”《公羊传》曰：“此无事，何以书？《春秋》虽无事，首时过则书。首时过则何以书？《春秋》编年，四时具，然后为年。”孔氏注曰：

诸特言《春秋》者，皆一经之达例，所以损益旧史而示新义者也。……言王者向明而治，必奉顺四时之正，天道正于上，人事正于下，故《春秋》谨时、月、日，以进退中失之事焉。十二公之篇，有无冬者，无秋、冬者，五月或以冠夏，十有二月或不冠冬，方见变文以起微意，常不立则变不见，是故无事必具四时，为常法也，其或不具者，即有所为可知尔。[7]（卷1）

按：从史法上讲，无事而书，似乎显得多余，然而，在广森看来，“《春秋》虽无事，首时过则书”，恰恰是立此“达例”与“常法”，然后才可以体会孔子在损益旧史过程中通过“变文”所要表达的“新义”。如鲁成公十年，“秋，七月。公如晋。”当年《春秋》经不记“冬十月”，显然是不合常例，然而，在孔广森看来，这正是“变文以起微意”，其注曰：“然则是年无冬者，本当系葬晋景公于冬三月之下，但缘讳不书其事，令如常例书首时，嫌若冬实无事，故去冬以起之也。” [7]（卷7）按是年晋景公卒，根据《左传》记载：“秋，公如晋，晋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晋景公，公送葬，诸侯莫在，鲁人辱之，故不书，讳之也。”也就是说，鲁侯这次朝晋颇受屈辱。若按常例而书，应该记冬某月，公葬晋景公，然此实鲁侯之辱，故讳而不书。不过，若讳而不书，按“首时过则书”之例，仅仅书“冬十月”，则又会让人产生当年冬三月无事可记的嫌疑，故孔子通过去冬来体现其微意所在。

隐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公羊传》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诸侯之主也。”广森注曰：

盖王丧主讶丧宾者，以其新与内接，有赴吊之礼，故得录卒。知非主为讥世卿书者，鲁史本有其卒，但旧文书名，今更之曰‘尹氏’，则君子所托新义尔。凡治《春秋》皆当以此意求之。[7]（卷1）

按：孔广森以为，《春秋》书“尹氏卒”，本因尹氏在周平王之丧上“主讶丧宾者”，以其“新与内接”，故得恩录之，因此，鲁旧史之《春秋》并不是为“讥世卿”而书尹氏之卒。同时，考诸实际，孔广森认为，“周之命官，或曰人，或曰师，或以掌司典职冠所事。唯世其职者，乃曰氏。然三百六十之属，以氏名者财四十有四，而其位贵者不过中大夫，则知卿之义不得世也。” [7]（卷1）既然“卿之义不得世”，而“世其职”才称“氏”，那么鲁史旧文当书其名而不书“尹氏”。由此可见，《春秋》书“尹氏卒”，是孔子易其名而更之曰氏，以阐发“讥世卿”之“新义”。

庄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公羊传》曰：“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及我也。”孔氏注曰：

不举内为重者，录灾所由生，道其本也。知非为王者之后记灾者，所传闻之世，方外诸夏，虽王者之后，犹未得记，故知仍以及内录尔。《左氏》说“外灾据告书”者，但鲁史之体如是，非《春秋》新意也。[7]（卷3）

按：从一般上说，《春秋》外灾不书，宋大水，《左传》认为是“外灾据告书”，孔广森以之为鲁史之体，但却不是《春秋》新意。

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眜。”《公羊传》以仪父为邾娄君之字，是“为其与公盟”而“褒之”。广森注曰：

邾娄之进自缘他事，因而褒之于此，则《春秋》之新义。《春秋》皆假事以托义者也，得其义则事可略也。[7]（卷1）

按：在《通义》中，孔广森还详细考证说，邾屡在隐公篇本为附庸，而附庸有氏、人、名、字四等，邾屡在桓之篇称“人”而曰“夷狄之”，隐之篇称“字”而曰“褒之”，则其实际本当列在“名”等，其后在庄公篇始获王命而进为诸侯。就其“事”而言，邾屡之进显然不是因为他能与隐公盟，而另有原因，而《春秋》于此书字而褒之，在广森看来，这就是孔子的“新义。”更重要的是，孔广森在此进一步发挥说：“《春秋》皆假事以托义者也，得其义则事可略也。”也就是说，《春秋》所重者根本不是“事”，而是“义”，所谓“事”，不过是“假”以明“义”的依托而已，一旦得其“义”，则“事”甚至可以忽略不谈，甚至对其事件本身之真相也可存而不论，如其论齐襄、鲁庄之复仇云：

齐、鲁皆非能诚复仇者，而假襄公以见复仇之善，又假庄公以寛不能复仇之责，皆所以因事托义，著为后法。[7]（卷3）

也就是说，《春秋》为明“大复仇”之义，遂借齐襄公之伐纪，鲁庄公之伐齐来阐明此义。但齐襄、鲁庄是否真的是能诚心复仇，对《春秋》而言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依托此事所明的大义。故孔广森说：

《春秋》非记事之书，明义之书也，苟明其义，其事可略也。[7]（叙）

孔广森又以祭仲为例说：

《春秋》有当略而详，当详而略。详之甚者，莫如录伯姬；略之甚者，莫如郑祭仲之事。祭仲权一时之计，纾宗社之患，君子取之，亦“与其进，不与其退”之意焉尔。若《左传》所载，忽之弑，亹、仪之立，仲循循无能匡救，苟并存其迹，将不可为训，故断至昭公复正，厉公居栎，取足伸仲之权而止，此《春秋》重义不重事之效也。[7]（叙）

按：对于孔广森来说，《春秋》之记郑祭仲，是略其事而伸其义。就“事”而言，《左传》记之甚详，然《左传》中祭仲之形象，“逡巡畏难，不终其志”，其于昭公之弑，对于子亹、子仪之立，都有详尽的记载。然而，祭仲对此“循循无能匡救”，故“事”越详而于“义”越“不可为训”。反过来，《春秋》于祭仲，只是取其诡辞，许其生忽存郑为知权。因此，对《春秋》而言，所重者是祭仲之“权”，而对那些“不可为训”之“事”，则必须略之，这就是孔氏所谓有“当详而略”。

若从“记事”的角度来说，当然越详尽越好，但问题是，孔子之作《春秋》，目的不是“记事”，而是为了“垂教”，故凡所谓“不可为训”者，则自当略之。是以《左传》虽然记事详尽，但在孔广森看来，其于发明经义上的价值，反而不如《公羊传》，其于《通义叙》中明确地说：

《左氏》之事详，《公羊》之义长，《春秋》重义不重事，斯《公羊传》尤不可废。[7]（叙）

其又曰：

《左氏》驰骋于文辨，《谷梁》圈囿于词例，此圣人制作之精意，二家未有言焉，知《春秋》者，其唯公羊子乎！[7]（叙）

总之，在孔广森看来，传统上以《左传》例《春秋》的《春秋》观实为“大惑”，“经承旧史，史承赴告”之说，只知孔子与鲁旧史《春秋》的传承关系，却不明孔子之作《春秋》，在因循旧史的同时却更多地是彰显“新义”。而孔子之彰显“新义”，当然不是为了记事而记事，而是为了垂教与立法之目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孔子所修之《春秋》，是“经”而不再是“史”，相应地，其所重在“义”而不在于“事”。就此而言，《左传》记事虽详，但《春秋》之为经，并不见得要与《左传》“相待而行”，否则的话，“莫知求《春秋》之义，徒知求《春秋》之事”，则诚如孔广森隐然对毛奇龄所作的批评，“视圣经竟似《左氏》记事之标目，名存而实亡矣”。

四

就清代今文学来讲，庄存与与孔广森都被认为是先行者之一。梁启超称庄存与为一代“今文学启蒙大师”。[8](P61)刘逢禄序魏默深《诗古微》时称：“皇清汉学昌明，通儒辈出，于是武进张氏始治《虞氏易》，曲阜孔氏治《公羊春秋》，今文之学萌芽渐复。”[9](卷9)皮锡瑞亦以为，“及孔广森专主《公羊》，始有今文之学。” [1]（书经，P97）然而，从另一面来讲，庄存与并没有自觉地作为一个今文学者，蔡长林指出，“庄存与从未强调以今文经说解释其特殊的经学观，甚至在庄氏的学术认知中，并无‘今文经学’此一概念的存在，这是遍读庄氏著作之后，任何人皆可以发现的事实。” [10]（p57）这一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从其对《尚书》、《周礼》等古文经典的态度即可见一斑。[⑨]而孔广森从庄存与学的同时，更是从小师从戴震，被视为汉学正统，江籓的《汉学师承记》、支伟成的《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均因此把他列为“皖派经学家”，故梁启超曾批评说：“戴震弟子孔广森著《公羊通义》，然不明家法，治今文学者不宗之。”[8](P61)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种貌似对立的看法都可以成立。毫无疑问，庄、孔两人事实上并没有嘉、道以后的今文意识，也从未以今文学者自居。但对于其问题意识而言，从他们称“《春秋》非记事之史”、“《春秋》重义不重事”诸说中以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学术方向，又显然已经是清代今文经学之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