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六大门派”杂论(一)

栏目:散思随札
发布时间:2017-09-29 16: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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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门派”杂论(一)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惠赐 儒家网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八十日己未

           耶稣2017年9月29日

 

古今中外文化体系甚多,概乎言之有六:仁本主义,人本主义,道本主义,神本主义,君本主义,物本主义。儒学为仁本主义,自由主义为人本主义,道家佛家为道本主义,耶教伊教为神本主义,马学为物本主义。可称为文化六大门派,分别为仁本派,人本派,道本派,神本派,君本派,物本派。

 

论文化品格,仁本主义最高,其次为人本主义,其它以此类推。

 

儒佛道都是道本主义,皆得乎道。唯儒文化能得乎道之全,彻证圆证“性与天道”,彻上彻下,彻内彻外,古今中外,独此一家。故特名之为仁本主义体系。佛道两家,于道有得,然得之不全。道家有得乎天道而未能彻下,佛教有得乎本性而未能彻外,统称为道本主义。

 

道家喜欢黄老并称,称道家文化为黄老之道,其实不对。老子是道家,黄帝却不是。黄帝败炎帝,杀蚩尤,一华夏,在位期间,播种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制衣冠、建舟车、制音律、创医学等等,是个大有为的天下共主,披山通道,未尝宁居,武功文治,卓然无匹。黄帝的政治思想和行为,显然与老子和道家大不同。将黄帝划为道家,显然不符。

 

五帝政治及其思想必有其连贯性,同为中道无疑。黄帝作为五帝之首,必能“允执厥中”。《易经》将黄帝尧舜并称:“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系辞下》)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可见黄帝与尧舜一样,乾坤双取,阴阳并重,其无为政治是儒式无为,是建立在大有为、无不为基础上的无为。《韩诗外传》明言:“黄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黄帝大道大仁,大异于老子“绝仁弃义”的主张和“大道废有仁义”的认识。《白虎通》明确指出黄帝所得所行就是中和之道:“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长存,故称黄帝也。”

 

或说:“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入乱是儒学。”这句话流传已久,完全不靠谱。儒学普适于任何时候。乱世尊儒,可以拨乱反正;治世尊儒,可以好上加好,绝不会由治入乱。这里的尊儒,是以中道为指导思想,实践王道政治。历史上由治入乱,都是偏离或违背王道原则所致。佛道过盛,才容易致乱。

 

不同的文化体系有不同的世界观。仁本主义以乾元为第一性,世界统一于乾元,物质和意识都是现象,乾元所现之象。道本主义以道或佛性为第一性,世界统一于道或佛性。物本主义以物质为第一性,世界统一于物质。神本主义以神为创世造人者。

 

不同的文化体系有不同的人性观。仁本主义是性善论,人本主义是准性善论,西方自由主义大家,对人性中的善质都有不同程度的认识。道本主义主流是性善论,神本主义是原罪论,可称为准性恶论。君本主义持性恶论,物本主义持“阶级性论”和“社会关系的总和论”,近乎性恶论。

 

不同的文化体系有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仁本主义是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道,即五种普适价值。人本主义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我称之为自由主义五常道。道本主义中,佛教核心价值观是慈悲和空寂,道家核心价值观是虚静和逍遥。此外,神本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效忠于神,神贵人轻;君本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效忠于君,君贵民轻;物本主义在哲学上以物为本,政治上以党为本,以之为两大价值标准。

 

不同的文化体系还有不同的人生观、政治观等等,开出来的文明和制度模式也因之而异。人本主义开出来的是民主制和私有制,神本主义出来的是政教合一的教主制,物本主义出来的是党主制及所谓的公有制,君本主义开出来的是君本位的君主制,君主独裁主义,与儒家民本位的君主制性质和模式皆大不同。道本主义为出世法,开不出制度来。微友觉悟之路说得好:

 

“人类社会的大灾大难,多由物本主义文化和神本主义文化所带来。道本主义群体对人世间事较淡漠疏离,人本主义文化善善恶恶力度均欠缺,唯仁本主义文化能真正地敬天保民,仁覆天下,扬善有方,惩恶有力,允执厥中,可给家国社会良风美序的建设提供永久之保障。”

 

仁本主义文明,政治为王道,制度为礼乐,其中政治制度为君主制,包括公天下君主制和家天下君主制;经济制度为民有制,包括不能买卖继承的井田制和可以买卖继承的私有制;学制为科举制。科举制是古代多种取士之法中最科学者,可以改革,不可废除。

 

论政治文明度、社会和谐度和人民幸福度,仁本主义国家最高,其次为人本主义国家,其它以此类推。所以,选择、信奉什么样的文化,关乎个人之吉凶忧乐,也关乎民族之强弱荣辱,国家之兴衰存亡。

 

文化体系作为观念、观点、概念、思想、价值观等要素的总和,又称为意识形态。作为文化主体、指导思想和立国精神的意识形态,对于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具有决定性作用和影响。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意识形态就是最大最根本的“名”。

 

一个国家,民德不良好说,有官员在,可以道德教化;官德不良也好说,有制度在,可以制约和惩罚;制度不良还好说,有文化人和文化在,可以依据文化原则进行改良。但是,如果作为文化主体、指导思想和立国精神的意识形态本身就是恶的,那就一恶俱恶,伊何底止无可救药矣。

 

所以,意识形态管控宜严还是宜松这个问题,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意识形态非正义,当然越松越好,可以让言论场和社会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管控若严,就管死了。良好的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若管控不严,则容易受到恶性意识形态的污染,应该严一点。

 

至于仁本主义,越严越好。盖仁本主义地位越高,理义越纯粹,社会之自由和秩序配合得就越好,品质双高。以儒立国的国家,在社会和舆论层面,应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门各派包括邪教,都不妨享有言论信仰自由,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严防异端外道的杂染。即使作为文化辅统的佛道两家,也要谨守宗教的本分,不能干涉和指导政治事务。2017-9-28余东海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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