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少儿读经之终极论辩

作者；秋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八十日己未

           耶稣2017年9月29日

夏天已决定加入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学典教授为此而奔走，顺便说到，往年，世界儒学大会都在曲阜召开，由孔子研究院主承办。山东省政府决定，今年改由山东大学主承办，任务主要落在儒学高等研究院头上。他经过考虑，决定设立一个分论坛，专门讨论少儿读经问题，另有乡村儒学分论坛。

我喝彩一声，好主意。一般儒学会议讨论的议题都是大家讨论了几年、几十年的，相对静态，甚至失之于沉闷，而少儿读经、乡村儒学等议题，则是鲜活的、跳动的，而且在里，儒家义理与社会生活发生直接联系，而这，正是今日儒者所应思考之大问题：问题已经不是儒家好或者不好，甚至也不是儒家式怎么想的，而是儒家义理究竟如何成为制度，以塑造更好的生活秩序。

择取少儿读经问题专门讨论，也极有必要，因为一场激烈论辩的硝烟尚未消散：前两年，同济大学柯小刚教授猛烈抨击读经界影响最大的王财贵先生倡导的“老实大量读经”方法，媒体借势暗访一些私塾，揭露出一些令人不安、甚至令人发指的做法，像我这样不在少儿读经圈内的儒学者，也难免为读经事业之展开有所担心。召开论坛，邀集争论各方面对面地交流，或许有助于化解心结，甚至形成共识，推动读经事业更上一层楼。当然，站在会议组织者的角度，也总希望会议热闹一点，以引起更多人关注。

王学典教授吩咐我邀请嘉宾，对此，我责无旁贷，毕竟半个身子已是儒学院人，在其位自当谋其政。这些年跟少儿读经界也有一些交往，认识其中相关人士。

想来，自己以儒者身份示人，其实就在关于少儿读经的两场辩论中。大约是2004年夏天，蒋庆先生编辑的一套儒家经典阅读教材引发媒体关注，进而生出争论，我卷入其中，坚定支持少儿读经，来来回回写过几篇文章，让某些朋友颇为吃惊，因为在这之前，我是大体被当作某派公知的。过了两年，上海少儿读经私塾——孟母堂遭到教育部门压力，我又写过两三篇文章，为其自主办学辩护。

从上面两场争论可见，十几年来，少儿读经事业始终面临两方面压力：一方面是观念上的、价值上的，有相当多知识分子明确而坚决地反对读经。最有意思的是，在这群人中，明显可分辨出两种完全相反的政治立场，但面对少儿读经，他们眼里共同的“洪水猛兽”，却坚定在站在同一战壕作战，分别用不同的武器：一拨人说，读经不利于孩子的自由、独立；另一拨人说，读经不利于孩子成长为螺丝钉。这局面类似于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与胡适二氏之政治走向虽然相反，但在反中国文化的事业中则配合默契。一百多年来，围绕着中国文化的立场分野始终未变，当然，历史大势已然完全不同了。

少儿读经面临的另一重压力来自政府教育部门。其所理解的义务教育是，每个孩子都有义务接受国家安排的统一的教育。这固可适用于大多数孩子，但少数孩子是否可以另作选择？其实已大量存在，并且，私塾不是大头，数量最多的是各类国际学校，以出国为目标，早早就学习外国语言和课程，而这类学校都是教育部门批准成立的，甚至予以支持，因为据说，这代表了文化、观念上的开放；转过脸来，对读经私塾，教育部门却充满狐疑。不能不说，在政府各部门中，教育部门是去中国化倾向最为严重的，清末以来就是如此。

说来，近两年爆发的少儿读经争论则与上述两类争论不同，这一次主要发生在儒家内部：王财贵先生是牟宗三先生弟子，他以一人之力书写了大陆少儿读经事业的大半幅画面；柯小刚先生学贯中西，其对六经、对中国艺术的体悟，我是十分佩服的。其他儒门中人也纷纷介入，并呼吁儒家内部要自查自纠。

王财贵先生

柯小刚教授

由这一点看，十来年间，中国文明复兴确实迈出一大步，就像诸多论者已经指出者：本世纪初的读经争论发生在儒家之内与之外，焦点是，少儿要不要读经；这一次则发生在儒家内部，问题是，怎么读最好。我曾说过，假以时日，在中国思想领域，各派之间的争论——儒家只是其中一支，将逐渐变成儒家内部各派之间的争论，少儿读经争论算是一个证明吧。

不过，毕竟，争论两大主将是隔空发力，打笔墨官司，难免有愤激之辞，而外围也有人对此加以利用；坐下来面对面地谈，或许可以终结这场争论。所以，接受委托后，我立马行动，尽自己之所能，联系了几个人。当然首先是王财贵、柯小刚先生，出人意料，他们都慨然应允。我并没有告诉他们对方要来，但他们肯定会预料到这一点，而依然答应出席。这就是儒门中人，坦坦荡荡，以公义为重。

论坛不可能是他们两人的独角戏，另外邀请了鲍鹏山先生，他主办的浦江学堂红红火火，辅导孩子们在课堂之外诵读经典，影响很大。不过，他后来临时有事未能出席；冯哲先生，四海孔子书院山长，在北京西山半山腰租用场地办学十余年；段炎平，曲阜国学院院长，为人诚悫，办学用心；袁彦，广东私塾联谊会负责人。后来又邀请了王财贵先生的助手杨嵋博士，清华本科、北大硕士、在牛津攻读古典印度学博士，居住在汉堡，受王财贵先生感召，在海外推广读经教育。柯小刚教授也推荐了两位正在攻读博士的年轻人：一位是爱丁堡大学的王苍龙，另一位是南京大学的颜峻，两位都就少儿读经做过田野调查，写过专业论文。

会议召开之前几天，文史哲杂志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会议议程，其中赫然有少儿读经论坛。这在关心传统文化的人群中引起一定骚动，两强相遇，会怎么样？大家兴致盎然，期待着发生一些事情。

9月19日中午，我到曲阜，打开会议手册查看，发现少儿读经论坛的嘉宾就是我上面列举这些位；最初以为还会有人邀请他人，所以比较节制，有些颇有见地者没有邀请；但看起来，论坛嘉宾都是我邀请的，好吧，那我就要负起责任来，办好这个论坛，以对得起朋友们。

但怎么办？还没有来得及细想，刚进房间，袁彦先生就找到我，希望跟我讨论一下怎么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不办学堂，自家三个孩子上私塾，人又热心，所以介入私塾领域颇深，在广州发起成立私塾联谊会。最早，他认可王财贵先生的模式，曾开车迎来送往；后来则有点疏远，几年已经未见，他担心见面之后也许有点尴尬。他又透露，前两天就在曲阜，这里有一群私塾堂主举行“崇儒塾教年会”，其中不少人最初也是跟随王财贵的，现在则独立发展，其中包括吴亚波先生，有过探索和思考，段炎平先生曾提及过，可惜后来未邀请。袁彦先生为人极为耿直，他特别希望我与王财贵先生单独深谈，劝说其莫走现在这条路。我对他说，我们开论坛，目的主要是交流，至少我本人，不会该抱着改变别人的强烈想法。其实，我们用言辞能说服谁呢？

晚上看望柯小刚教授，王苍龙和颜峻都在他房间聊天。稍晚一些，冯哲先生找我。中午他在餐厅碰到我就问：“你的立场是什么？”坐定后，他仍追问这问题：“你把两边召集到一起，总是有些想法的吧？这个会该怎么开呢？”我说，当然希望双方开诚布公，不过，我一点也不担心双方会闹翻，毕竟，大家同是儒门中人，不可能连这点气度都没有。但究竟如何让论坛顺利进行？我已略有所思，对冯哲先生说：期望把讨论引向一个更高层面，少儿读经是大事，读经是大事，我们应当讨论整个社会怎么更好地读经，而不能让这个论坛变成两个人的讨论。冯哲也讲了自己的经历、思考：最初，王财贵先生对他颇有启发，但在办学实践中逐渐摸索，乃自成体系。听了这些，我很感动，并对明天的会议议程，初步有底。

9月20日下午，一点五十多走进会场，因为我们的嘉宾人数少，所以主办方安排给我们的会场不大，但参加会议的人看样子不少，旁听席上已经坐满。我有点吃惊，细想也不奇怪。这场论坛牵动着少儿读经界，前来听会的既有私塾主人，更有家长。在少儿读经这个独特的教育领域中，家长通常是深度介入的，这完全不同于教育的其他领域。就在会议前，不断有人请我转告会议主办者，给予嘉宾或旁听资格。他们急于表达意见，支持自己认可的观点。进得会场，我似乎感受到一丝情感和价值的暗流在翻涌，在热闹中有一点紧张。

不要说这些利益相关者，儒门学者也兴趣浓厚。昨天晚上吃饭，人民大学的梁涛教授问题。今天中午吃饭，陈来先生碰到我说，他下午可能听这场讨论来。下午，他果然来了，但站在门外看到里面人那么多，没敢进来。不过，人民大学的韩星教授则勇敢地参与了我们的讨论。

嘉宾陆续到达，王财贵先生进门坐定，看到柯小刚教授，马上疾步走过去，打招呼、寒暄。柯小刚先生好像有点吃惊，随即坦然。我笑了，点个赞，这是个好兆头。

会议手册上写着，这场讨论的主持人是我和柯小刚。如此安排颇不合适，柯小刚教授是争论的一方啊，他恐怕也不好意思主持，所以我武断地决定，自己一人主持。第二天早上，在微信是看到柯小刚教授写了一篇回应争论对手的文章，其中专门提到，主持人有他，他却未能主持。我只得说：得罪了，柯兄，但如果不这样，可能出乱子。

按照昨晚确定的策略，我打破了会议手册上印刷的发言次序，自己首先发言。大意是，经过读经界二十年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在断裂几十年之后，有成百上千万孩子读到了中国经典。更重要的是，由此，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读经的重要、必要和可行，从而推动了读经的“全民化”，越来越多的人读经，尤其是成年人读经；最重要的是，推动了“读经的建制化”，经典教育得以进入国家教育体系，从今年秋季学期，公立学校各个年级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其中的重点正是阅读经典。由此可见，中国的读经事业已提至一个新层面，这就需要我们读经界有新视野，来一场大合作，以承担新任务，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把自己多年来积累的读经经验贡献给学校、给全社会，以推动读经事业之全覆盖。我说：“这就是我们组织这次论坛的用心所在。”

随后，我转脸请冯哲先生发言。他回顾了自己从事读经事业的历程，介绍了自己的四海孔子书院的教学理念。最后他提到，最近教育部门两度表态，私塾教育的合法性似乎又面临问题，读经界有必要认真对待。

我希望通过这两个发言，给论坛定一个调子，让论坛聚焦于读经界共同关注的公共议题，这才是我参与组织这次论坛的目的所在。

在这两个发言之后，我请作为争论一方的王财贵先生发言。他介绍了自己的读经理论：在13岁之后，应当老实大量读经，不加讲解。这正是柯小刚教授所反对的。

不过，我没有让柯小刚教授马上发言，这样，他必然怼回去。相反，我请曲阜国学院的段炎平先生发言，他也是介绍了自己学校的教学理念。

这样，安然度过了上半场；茶歇之后，我才安排柯小刚教授第一个发言。他的发言首先肯定，推动读经绝对是好事；只是，我们自己必须要自加检点，因为有很多人在等着抓我们的辫子。他算是比较间接地表达了对王财贵先生的批评意见。

听了这样的发言，我放心离去，因为我在另一场有论文发表。我把话筒给了段炎平先生，请他代为主持。晚上听大家说，后来的讨论，气氛也还平静。

次日，21日，下午，继续讨论。

会议手册上的发言者还有两位：颜峻和王苍龙。颜峻的发言完全站在柯小刚教授一边，大谈他所谓“野蛮读经”的恶劣后果，尤其是用到受害者家长之类的词语。这个发言一下子让会议的气氛趋于紧张，我能感受到，旁听席上某种情绪已经激发出来。王苍龙的发言稍好一些，比较中立客观，虽然也稍微倾向于柯小刚。

接下来怎么办？廖晓义女士如同常山赵子龙，拍马赶到，主动要求发言。二十多年来，廖晓义女士活跃于环保、公益界，汶川大地震之后，逐渐转向以中国文化重建社会的路径，归宗于梁漱溟先生，而与儒家发生关系。去年五月，我们弘道书院在曲阜召开儒家文化与互联网秩序研讨会，段炎平先生联络，到周公庙村参观她的乐和家园建设成果，我大受感动。因而年底，我们在曲阜召开儒家与社会建设研讨会时，邀请她介绍经验，并组织大家参观她在书院村的试点，此村之所谓书院，乃洙泗书院。史载，夫子周游列国，晚年返鲁，讲学于洙泗之间，就是这个地方，后改为书院。我们进村之前，先拜谒书院，院内古建犹存，林木森森，幽静而充满生机，众人叹曰：读书讲学的好地方！实在应恢复利用，方不负洙泗之名。廖女士是实干家，立刻行动起来，奔走于曲阜各部门，几个月时间还真办成了。如今，洙泗书院有了朗朗读书声，所读者，圣贤书也，廖女士多次组织“国学社工”培训班的学员们认真地研读经典，以儒家义理培养社会工作者。所以，廖女士在发言中指出，讨论读经不应局限于少儿，呼吁大家从更高层次上讨论读经。

然后是一位女士发言，将她的弟弟读经的故事，以支持王财贵先生。我打断她说，不可讲个人故事。她旁边一位学堂主，跟随王财贵先生在滨州办学，他接过话筒发言说，没有哪个学堂只是让孩子读经，显然是针对柯小刚教授等人的批评的。我当时正在看门口的动静，那边厢人声陡然喧嚷，我回头看到袁彦先生站着，手指发言那位厉声斥责：“撒谎！”柯小刚教授似乎颇为激动，附和袁彦：“公然撒谎！”

旁听席上的不少私塾主人、家长站立起来，愤愤然，并向前拥挤。在会场内外造就积聚的强烈情绪马上就要爆发。大家在劝袁彦，那位学堂主还要发言，我予以取消。旁听席上有家长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发言，讲讲我们的感受？”我高声说：“不可！我们的会议不是控诉会，是讨论会！”

我转身请冯哲先生发言。他一愣，不过立刻明白我的意思，站起来发言。他的话非常诚恳，请求大家各自反省。我又让段炎平先生发言，对于刚才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同样很沉痛。有一位年轻的女士，一直站着旁听，她说了几次，希望我安排她发言，并介绍说自己是参加隔壁乡村儒学论坛的嘉宾。我让她发言之前自报家门，她说自己叫张颖欣，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教师。她说，推动读经教育很不容易，大家付出了很多，应当相互体谅。说到这儿，她哽咽流泪。全场默然。气氛在缓慢地改变。

这之后，我请文礼书院学术总监杨嵋女士发言，比较克制；然后，请柯小刚教授发言，他同样比较克制；最后请王财贵发言，他还是坚持他的看法，不过他也强调了选择的问题：也许有1%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愿意老实大量读经，那就应该给他们机会。

差不多到结束的时间，我又一次利用了主持人的特权，讲了一段话。大意是：对于少儿读经，不同的人探索了不同的模式，持有不同看法，但是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圣人门生，都希望弘大圣人之道，那我们就完全应当相互宽容，共同讨论。我还是回到我在开幕时的主旨：惟有少儿读经界携手努力，尤其是保持开放，才能完成这个大时代要求我们承担的任务，那就是，让更多的人诵读经典，推动中国教育的更化。

最后我提议：“来吧各位，我们合个影！”不仅是参加讨论的嘉宾，还有旁听者。大家围过来，紧张的情绪得以释放，开始说说笑笑。柯小刚教授也凑过去，与王财贵先生主动交流，询问文礼书院的情况，并且两人合影，大摆pose，任由大家拍照。我看到，所有的人的连上都有满满的喜悦，会议室内时时有笑声，好几个人跑过来要我合影留念。

是啊，儒门中人本来就应该这样。关于少儿读经的争论，我想，到了此刻，也该结束了。持有不同意见的同道，面对着面，该说的话已经说过了，甚至压抑在心中的情绪，也以出人意料的方式释放出来了，还要怎样呢？此后，恐怕就是各行其道而已。圣人曰“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天地如此之大，道并行而不悖，弘大圣人之道，自己可做、应做的事情如此之多，何必执着于一偏？何必盯着别人？儒门内部相互宽和一些，多一些合作，则中国文化复兴之脚步就会更快一些。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