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学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在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时序里，历经了跌宕起伏的发展和流变历程，尤其在从近代以来到现在的百余年间，是儒学遭遇空前危机和诸多诘难，也享有部分重建机遇的百年。这百年间，儒学的自身演进及学界对之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学界在“本位论”、“西化论”、“折中论”、“辩证论”这四种语境框架之内，形成了十六种主要学术派别和观点，反映了百年来学界研习儒学的精神风貌和历史境况。 

　　关键词：儒学；本位论；西化论；折中论；辩证论 
　　 

    在从近代以来到现在的百余年间，是儒学遭遇空前危机和诸多诘难，也享有部分重建机遇的百年。几乎整个20世纪的历程都是作为整体的儒家文化历经解体、离散、飘零和重构的历史，儒学既斯文扫地、困厄沉沦，又隐逸地栖息在民间和部分学者的心里，成为中国众多学者和学术群体批判反思的对象。百年间，中国学界，从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儒学与新学、儒学与世界文化、民族化与全球化、文明冲突与文明对话等诸多论争性问题的角度，围绕着孔子、儒家、儒学的历史价值评估及其现代命运等问题展开了深入、广泛和持久的探讨，各种学派、思潮、主义纷纷粉墨登场、交相辉映，论辩性地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了少有的复杂性、丰富性、多样性和严肃性，构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这百余年的儒学学术史几乎浓缩了整个儒家盛衰更迭、荣辱交替的历史，儒学的自身演进及学界对之的研究，简要归纳起来，大致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世纪末至1911年辛亥革命。这一期间，对儒学进行全面反思和评估的代表人物当数康有为。在革命风暴席卷神州、社会聚变、封建统治摇摇欲坠、西学思潮泛起、儒学日益步入困境的历史境况下，康有为以其《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三篇开篇之作，开启了近代儒学重构或重释的先河。他以大胆的怀疑和辨伪精神，开辟了儒学研究的新方向，开始了儒学自我改造的系统工程，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儒学由信古向疑古的转变。自然，他的学术研究本身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怀有“托古改制”以图再续王政的目的，其中不免有许多穿凿附会、强辩武断之处，但就整个中国近代学术史及儒学研究的大势而论，康有为之举更多的还是筚路蓝缕、开启山林和振聋发聩的，他的思想如一股飓风，吹遍了当时中国的学术大地。在他的引领下，众多先觉之士、学辈名流，如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对儒学的批判、反思和重新诠释也开始初见端倪。他们以西方学术思想和方法为参照系，以“诸子学”为比较对象，对儒家文化进行了一系列的阐发。 

　　第二阶段为1911年至1928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中国。这一期间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狂飙突进的大时代，儒学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在这个历史时期历经了空前绝后的冲击和碰撞，是一个文化启蒙，也是儒学经受灭顶之灾的年代。在这一时期，法国的人权说、英美自由主义、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创造进化论、斯宾塞的政治哲学、孟德斯鸠的法哲学、边沁的功利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杜威的实验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及各种牌号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凡西方流行的“新”学说，几乎无不一一输入到中国。[1]随着西方学术思潮的不断引介和涌入，中国思想界如受到一股强烈的刺激般开始兴奋起来，在不断的论争和探讨中，他们确认了儒学之外的文化价值体系，从而彻底推翻了儒学的官学和文化至尊地位，并把儒学视为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视之为陈腐的代名词。从辛亥革命开始后的短短几年，儒学已整体上退出了政治、教育领域，不再具有了建制的领域和基础，儒家典籍也不再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基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几千年来第一次置身于没有“经典”的时代。至五四时期，儒学更是斯文扫地，完全淹没在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成为反对和批斥的对象，被处于价值重建的中国文化所抛弃。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从市井小民到赳赳武夫很多人对之无比痛恨，尤其是其在政治层面的东西更是被视为洪水猛兽而遭到排斥和否定，儒学已不能在社会文化的空间与个人的精神人格上落实，也无法改变反儒思潮和反传统主义导致的社会失序与价值混乱。于是，“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被提了出来，各种论争纷然交织，开启了20世纪重释儒学及中国学术文化百家争鸣的伟大时代。这一期间，围绕着如何研究和评价儒学可谓学派林立，反儒者有之、护儒者有之、辩儒者有之，他们彼此论争、互动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百年来儒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在这当中，反孔、反儒者首推陈独秀，1916年，陈独秀在其创办的《青年杂志》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在当时看来几乎是惊世骇俗的观点，即儒学不适合于中国的现代社会，亟须改弦易辙。此后，他抗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不断地提出反孔、反儒的言论，认为以儒学来支配今日之社会，无疑是扬汤止沸、南辕北辙之举[2]。鲁迅和吴虞也对儒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抨击，认为儒学是“吃人”的礼教，“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一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3]“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4]李大钊则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来评价孔子。他著名的观点是认为孔学与现代宪法不相容，“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5]而胡适则以西方的哲学方法论为依据，从比照西方文化的角度来重新认识评价儒学，对中国儒学基本上持“否定”和“改造”的态度，认为需要以西方的哲学思辨方式和文化模式来评价、改造传统儒学乃至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此同时，护儒、辩儒者也大有人在，康有为、陈焕章、章太炎、梁启超、梁漱溟、杜亚泉等均从不同的侧面对如何评价和重释儒学进行了阐释。总之，“五四”期间，是各种思想和文化疾风暴雨式变革和争鸣的时代，各种反儒、护儒、辩儒等思想和学派林立，论战诸多，简要举来有：康有为、陈焕章等创建的孔教会；梁启超、梁漱溟、杜亚泉、章太炎等为代表形成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派系；以梅光迪、吴宓等为代表的学衡派与《新青年》派展开的思想文化论辩；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主义与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人文主义之间的科玄论争。这些争鸣和思想论战，大体都是围绕着如何评价、反思、重释和重构儒学而展开的，形成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相互碰撞、冲突和互动的三驾并驱态势。质而言之，“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百余年儒学研究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大时代，它以激烈地批判形式，使儒学开始进一步思索和反省自己，促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化的一次艰难转型和价值重建，推动着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昂然走向现代。 

    第三阶段为1928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全国上下民族救亡和复兴运动高涨，在这样的时势下，儒学研究获得了难得的契机和历史机缘。民族的危机感，使得许多有识之士认为，要复兴我们的民族、护卫我们的国家，首先就是要复兴我们的民族文化，而文化的复兴根本上来说就是儒学的复兴。他们认为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从本质上以儒家思想去对抗或儒化西洋文化，中国就肯定会沦为他国的文化殖民地。以此思路出发，儒学研究在这个阶段主要表现为接续宋明道学的传统，“援西学人儒学”，创造性地诠释、综合和会通儒学与西学，以使传统儒学向现代思想和学术形态转换。这一时期出现的主要代表人物和学派有：以熊十力、贺麟、牟宗三等为代表的新心学，主张对儒家礼教和纲常进行重新诠释，牟宗三1948年在《重振鹅湖书院缘起》一文中还首次提出了儒学第三期发展说；以冯友兰为代表的新理学，主张对中体西用进行新的解释；与此同时，胡适1934年发表《说儒》阐释了其在儒家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精神关系方面的新看法；而梁漱溟在重庆创办了免仁书院、马一浮在杭州创办了复性书院、张君劢在大理创办了民族文化书院；此外，陶希圣、王新命、何炳松、张岱年等学者也对如何评价和重构儒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935年1月10日陶希圣、王新命、何炳松等10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935年3月18日张岱年发表《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他们都强调中国文化有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特色，认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惟一出路就在于建设和创新中国的本位文化。 

    第四阶段为1949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时期，新中国成立，开辟了中国社会的新纪元，由“五四”文化时期引进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指导思想，开始了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姿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这样，儒学在大陆便悄然地退出了民国时代在封建买办专制主义那儿占有的一点点舞台，散落在民间，大陆对儒学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但是，政治和阶级斗争的过热，使得本该在文化学术层面自由进行的儒学研究返回到了严肃的现实社会政治层面，儒学研究也因此受到了政治的干预而无所适从，儒学的中心价值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已不再公开露面，只能以各种各样的碎片方式存在于社会生活当中，栖息在少数人的心里，像古玩一样珍藏着，无论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儒学抱着肯定或否定的态度，都已没有了多少参与的机会。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的：“儒学和制度之间的联系中断了，制度化的儒学已死亡了，……儒学死亡之后已变成了一个‘游魂’了”，[6]最终，丧失了建制功能和机会的儒学在文革时遭到了巨大诘难。就这个阶段儒学研究的整个过程来看，出现了中国内地和港台的二域分野，出于政治的需要和缘由，中国内地对儒学的研究主要以批判为主，学术界普遍以“唯物”与“唯心”、“革命”与“反动”、“进步”与“保守”、“革新”与“复古”等标准或教条对从孔子到康有为的儒家代表人物进行划线和批判。除梁漱溟、熊十力继续由佛入儒固守着自己的研究之地等少数人外，原来被视为现代儒学的代表人物，像贺麟、冯友兰等都脱胎换骨进行思想改造，以致批判自己前期的新心学和新理学，即使他们研究孔子、儒学的文章，也都离不开批判性研究的圈囿。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和群众性的批孔批儒运动的高涨，连冯友兰也不得不迫于形势撰写批孔文章，儒学研究根本无学术性可言。可以说，中国内地在服务于政治需要的氛围下进行的儒学研究，其水准是大打折扣的，这不仅是历史光阴的损失，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元气的损伤，令人不堪回首。与中国内地相反，儒学在港台地区与海外华人社区却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确认和接续，自20世纪50年代起，移居港台以及旅美的学者，如张君劢、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陈荣捷等，立足于教育界、学术界，有感于儒学的没落，继续以弘扬儒家精神为己任，试图挽狂澜于既倒，一直固守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惠命”，为儒学的重构和接脉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他们中既有儒家形而上学的建立者，也有儒家思想与中国现代化的构想者，代表了捍卫儒学、对儒学进行现代重构和转换的主流，开拓了儒学研究的新方向。“新亚书院”的创建、《民主评论》、《人生》等杂志的创办、“东方人文学会”的成立、张君劢的环球讲学，尤其1958年由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劢四人联名发表标志着新儒家正式成立和诞生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的发表，凸显了港台及诸多海外学者对儒学的执著护卫和不懈探索精神。 

　　第五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今。这一阶段，中国内地实行改革开放，学术界恢复了实事求是的学习风气，客观评价和对待儒学的氛围开始培养起来，与此同时，东亚模式的出现、全球化中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现代化的影响、“文明对话”和“全球伦理”的倡导，等等，都使得儒学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新的契机，人们对孔子和儒学的评价反思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传统文化热”、“寻根热”的热潮不断涌动。孔子研究、儒学研究在中国内地逐渐成为了“显学”，学界对之的研究可谓蔚然成风，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真知灼见的学者和学术群体，许多具有相当深度和学术意义的成果大批量产生，有关孔子、儒学、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会议频繁举行，“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孔子学会”、“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文化书院”、“孔子研究院”等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纷纷建立。自1978年山东大学举办第一次孔子讨论会始就几乎每年都有一次全国性的儒学讨论会。第六次孔子讨论会，又名“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由孔子基金会和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于1987年8月31日至9月4日在曲阜联合举办，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国际性儒学讨论会。随后，各种关于儒学的学术会议不断，仅1989年就召开了三次。进入90年代，大陆的儒学研究再一次呈现出了几十年来少有的活跃，最引人注目的是1994年10月成立了“国际儒学联合会”，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聚首北京，召开了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大会及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空前规模的一次孔子及儒学讨论会。2000年后，儒学再次掀起了朱学勤先生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兴起的热潮：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孔子研究院创办国学班；2004年蒋庆读经与龙场会讲、“公祭”孔子诞辰2555年、北京文化峰会召开及《甲申文化宣言》发表、民间兴起读“经”之风；2005年中国教育部宣布将在海外建立100所孔子学院，有20多所已经建成；2006年海峡两岸公祭孔子诞辰2557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坛讲传统文化等等，都让我们看到儒学越来越受到了时代和人们的重视。这期间，人们论争和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儒家经典现代诠释、儒学与佛教关系研究、儒学与道教关系研究、儒学与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中国儒学史研究、现代新儒学研究、儒学与现代化关系研究、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研究、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研究、儒学与未来研究等等，主要代表人物有张岱年、庞朴、匡亚民、陈来等。他们认为对儒学可以进行综合创新、辩证继承的阐释，此外还有对新儒家颇有研究的方克立等。与此同时，海外和港台的新儒家继续得到了十足的发展，现代新儒家完成了从第一代梁漱溟、熊十力到第二代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方东美等，再到第三代杜维明、成中英、蔡仁厚、刘述先等的发展和接替过程，由此，由康有为发轫，梁漱溟和熊十力奠基，以接续传统儒学和人文价值为主题，重构或复兴儒家文化为宗旨的现代新儒学思潮，经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方东美等人的弘扬及杜维明、成中英、蔡仁厚、刘述先等的继承，遂成为20世纪儒学研究史上的重要流派。总起来看，儒学研究在现阶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也有挑战，其态势方兴未艾，其走向、研究旨趣和贡献还有待于探询和明辨。 

    纵览百年来儒学研究的历史境况及其自身演进的历史境遇，我们看到，近现代儒学研究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其与时代的政治、社会思潮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清末民初，政治风云急剧变幻，各色人物轮流表演，把孔子的圣人形象打扮或粉饰的光怪陆离：改良派以孔子为托古改制的鼻祖；洋务派以孔子为器物革新及其干买办勾当的委婉说辞；革命派以孔子之“大同”思想为批判资源和精神力量；保皇派则以孔子为复辟帝制的遮羞布。民国后，儒学又被袁世凯、蒋介石等封建军阀专制主义和封建买办专制主义者所利用，成为他们进行复古和镇压革命，以复辟帝制、反对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工具。至抗日时，儒学又和抗日救亡、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联系了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儒学也依然和政治运动联系在了一起，历经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儒学研究所遭遇的这些时政环境，使得百年来学界对儒学的研究历经了一个怀疑、批判、否定、反思、解构、重新诠释、现代重构的心路历程，儒学所固有和尚存的精神权威与理论价值，也只能在这一系列论争的夹缝中得以艰难维存并以隐逸或变异的方式接续和发生影响。一句话，自近代以来，儒学无论从时间序列还是从理论任务而言，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困厄，同时也发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变迁，其也正是在这一困境和变迁中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思想乐章，但其在这段时期所历经的际遇，整体来说更多的是困厄和沉沦，因此，“儒家思想在整个20世纪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而且直到最近几年，大体上说，这是一条下坡路。”_[6]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就儒学与西学、儒学与新学、儒学与现代化、儒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等关系的研究和争鸣而言，百年来学界的思想观点，简要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一些。(一)中体西用论。持此论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冯桂芬的《采学西议》、王韬的《弢园尺牍》、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西学》、薛福成的《筹洋刍议•变法》、沈寿康的《匡时策》、孙家鼎的《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张之洞的《劝学篇》、陈寅恪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也偏于“中体西用”论。(二)西学中源论。“西学中源”说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初的黄宗羲和康熙皇帝，鸦片战争之后，邹伯奇、冯桂芬倡导在前，洋务派呼应于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流行盛广，到90年代达到极盛。郭嵩涛、曾纪泽、张自牧、郑观应、陈炽、薛福成等，大抵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差不多也都持“西学中源”论。(三)国粹论。持此言论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国学保存会”成员邓实、黄节、刘师培、陈去病、马叙伦等创办的《国粹学报》等。(四)西体中用论。提倡此观点的主要有：熊梦飞的《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李泽厚的《“西体中用”阐解》、《漫说“西体中用”》等。(五)东方文化论。“东方文化论”的先驱人物是辜鸿铭和杜亚泉，此后持此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梁漱溟、梁启超、张君励、章土钊等。其主要观点是认为东方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东方是精神文明，西方是物质文明，并认为东方文化的主静特性在本质上要比西方文化高明，故主张用东方文化去拯救世界，因此，“东方文化”具有“救世论”的特性。(六)全盘西化论。持此论的主要有陈序经的《中国文化的出路》、《东西文化观》(下)，胡适的《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全盘西化言论三集》等。(七)中西会通论。“中西会通论”又可以称之为“中西调和论”，梁启超、蔡元培、杜亚泉、汤用彤、吴宓等人大都持此观点，主张会通中西智慧，促进西方文明与中国固有文明相互调和。(八)中国文化本位论。持此观点的主要人物及其代表作主要为：陶希圣、王新命、何炳松等10教授于1935年1月10日在《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和同年5月10日在《文化建设》第1卷第8期发表的《我们的总答复》，以及1935年3月18日张岱年发表的《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等。(九)中西互为体用论。傅伟勋在《中国文化重建课题的哲学省察》中提出此论。(十)世界化论。金耀基在《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发挥了胡适“充分世界化”的观点，强调世界主义是中国文化的特质之一；李慎之在《全球化与中国文化》、《辨同异、合东西》等文中则提倡全球化。(十一)现代化论。潘光旦、胡适及新儒家代表人物张君劢、牟宗三、杜维明等都提倡儒学现代化，此外，李明辉的《当代儒学的自我转化》也涉及此观点。(十二)综合创造论。张岱年1990年在《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提出了此观点，另外，张申府、方克立等也持此观点。(十三)辩证继承论。张岱年、庞朴、匡亚民、徐大同等持有此观点。如匡亚民在《孔子评传》中提出了“三分法”论。(十四)创造性转化论。林毓生在《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和《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中言及此论，此外傅伟勋、杜维明、韦政通等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另外，李泽厚还有“转换性的创造”的言论。(十五)日用化论。持此论的主要人物是余英时，他在《现代儒学论》中提出此观点，认为儒学在处理和现代化的关系时，需要走出重新建制的误区，走服务于日常生活的路子。(十六)儒学复兴论。持此观点的主要是现代新儒学家，如张君劢、牟宗三、杜维明等，此外部分内地学者也持此论，如蒋庆等。 

    上述这十六者，是百年来学界围绕着如何评价和反思儒学而形成的争鸣局面，当然，这百年来是社会聚变、中西文化会通的百年，因而有关儒学问题之争的论述并不止于上述十六类观点，但这些观点是最具代表性的，这其中有些学者的观点在前后有所变化或同时持有几论，这些观点有些也便具有了叠加之处。综合起来看，这些观点大体都囿于“本位论”、“西化论”、“折中论”、“辩证论”这四种框架之内。百年来，他们围绕着如何评价孔子、儒家及儒学，如何对待儒学与西学、新学、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及未来等关系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历经了怀疑、批判、否定、反思、解构、重新诠释、现代重构的心灵轨迹和心路历程，捧出了一大批具有真知灼见和独到见解的论文和著作，为儒学研究史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反映了百年来儒学研习的精神风貌和历史境况。 
　　 
　　参考文献： 
　　[1]宝成关.西方文化与中国社会——西学东渐史论[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500—503. 
　　[2]陈独秀.陈独秀答傅桂馨语[J].新青年(第3卷第l号)，1916. 
　　[3]鲁 迅.狂人日记[J].新青年(第4卷第5号). 
　　[4]吴 虞.吃人与礼教[J].新青年(第6卷第6号). 
　　[5]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77. 
      [6]余英时.现代儒学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247-248，256.

    原载于《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