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用、时间与性情之顺

作者：孙奥麟

来源：“钦明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九月十一日庚寅

          耶稣2017年10月30日

道体若是只存在而无作用，那么宇内之气虽然自在，它却只是一团不凝不动的死气。道体有其作用，宇内一气才因以呈现自身作用，道体的作用至于不已，宇内的一气才恒运不息。

一气析分而为无数具体之物，万物也无不因气对道体的彰显而存在，所以众物也是有其体必有其用。众物的作用虽然姿态各异，其作用却总是呈现为动态的——物的一切作用都呈现为动态，任何动态也都是物的作用。道体的动态自是不已，而万物所值之气不一，所以物的动态必有时限，也有或持久或短暂的差别。

值得指出的是，置身器世界观之，则万物的作用实有主动、被动之分，主动者如鸟之远引、被动者如箭之离弦，二者的动因不同，所以不得一概而论。然而我们若再站高一层，自形而上之道的角度俯瞰万物，则主动与被动也不须区分了，因为推其本源，万物的动态皆因道体之动态而有。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凡物之有动态，必定是资取于它物之动态而然——火车看似自动，它却是资取蒸汽之动而动，蒸汽看似自动，它又是资取火焰之动而动。之所以有火焰是因为有燃料，而火焰之动态却不因燃料而有，火之生生腾跃看似不假于物，它却是彰明了道体之动态而动。故而，主动与被动看似截然不同，二者其实只是相隔一间。气不会自动，宇内真能称得上自动的唯有道体而已，所以自道学角度观之，凡物之作用，其实都是被动作用——风动、幡动、仁者心动，无不本乎道体之动。

万物的作用各不相似，或见乎变动、或焕为光焰、或荡为声响等等，凡此可谓姿态各异，不一而足。虽则如此，万物却仍有一些普遍的、共通的、与此物相为终始的作用。譬如我们知道万物时时都是运动的，运动就是万物的共通作用之一。除却运动这一普遍作用，我们还知道众物都无时不向周遭释放着自身——今人谓之分子的扩散作用，这一作用使得众物总在不断扩散的过程中趋于陈旧、蔽坏乃至于消散，一物能存在多久，这个作用就要持续多久。

就本质而言，与其说扩散作用是物的消散，不如说是物的直遂，与其说它使众物消散以至于殆尽，不如说它使物类直遂而至于充塞。日常生活中，我们对扩散作用大抵是习而不察，然而这一作用对人的意义仍是重大的，若没有扩散作用，那么我们至少无法闻到万物的气味、尝到万物的味道了。自然界中，以火的扩散作用较为显著，草木瓦石之类的扩散作用则不甚显著，其实草木瓦石全可视作一些作用持久且缓慢的火焰；火焰也全可视作一些作用剧烈但不持久的草木瓦石，从这一角度观之，世界确如赫拉克利特所言是一团永恒的活火。

除却上述这些物所共由的、普遍性的作用，众物还各自有些独特的作用，这些作用更为复杂、鲜明，而且它们未必要待一物消散时才间断，当此物存在时便可能间断。譬如岩石的滚动、树木的生长、鸢之飞、鱼之跃、人之谋划思虑、视听言动等等。一物的特殊作用与众物的普遍作用是并存的，譬如一株葵花，哪怕它变成一朵干花，它也时时散发着气味，扩散作用与它相伴终始，此花的光合作用却只在它长出叶子时才有，至于开花、结果，凡此作用在其一生中则是相对短暂的。

论物之作用，一般专指此物的特殊作用而言，其普遍性的作用则通常可以存而不论。一如洪钟的延音与风铃的延音、持续旋转的陀螺与开始歪斜的陀螺、挥发持久的香水与气味短暂的香水、绽放数月的莲花与才开便谢的昙花、体力充沛的长跑者与气喘吁吁的长跑者，在物上看，一物若能彰明道体的不已特征，则其作用必定持久；一物若不能彰明道体的不已特征，则其作用不得持久。众物的作用或持久或不持久，它们却只能趋近于不已，终必有间断或止息之时。

或有人说：“说一物的作用持久或短暂，是由此物对道体不已特征的彰显程度决定的，这种说法总觉缥缈而难信。譬如蜡烛长则光焰持久，蜡烛短则光焰不持久，万物之用有变化，只是因为万物之体有变化，万物的作用持久与否，也全由此物之体决定。就物论物而已，何必竟说到道体上去？一物的作用持久或短促，就体用角度观之即可。”

此处固然宜于起疑而需要细细分说，然而犹须强调的是，所谓物，就是道气相合而道为端始的存在，说物而竟不说到道体上去，如何能真正地理解物？且关于体用的说法也实有误，如果说“用有变化，则其体有变化”，这种表述尚且成立，而今说“用的变化，是因为体的变化”，这一说法却暴露了问题。才说“因为”，体用便成了一种因果关系——体是因、用是果，然而，体用是否真是一种因果关系的存在，是需要深思的。

人们之所以常对体用作一种因果观，大概还是习于形下世界的经验又未能格物入微。物皆有体用，因为物之体常常是确然的、可感的、可控的，物之体又是物之用的肇端处，所以通过干预物之体来干预物之用，往往可以起到提纲挈领、事半功倍的效果。基于这一特点，人们也惯于通过干预物之体以得到物之用的变化，譬如为台灯加上灯罩以改变室内光线。然而，当人们这样做的时候，常会有一种灯的变化是因，光的变化是果的错觉，其实灯之体的变化并不是光之变化的原因，人对灯之体的干预才是光之变化的原因。

物之体常常确然可控，物之用虽然也无片刻止息，但相对于物之体而言，呈现为动态的物之作用总是不易把控的。而且如花之开绽、鸟之鼓翼之类，许多作用总是有时而发，它们不与此物相终始，所以人很难即时通过干预物之用来改变物之体。虽则如此，有时候我们也的确会反其道而行之，亦即通过干预物之用来改变物之体，如使木材不得充分燃烧而得到木炭、禁止伤者下床走动以使其早日痊愈之类，凡此由末及本的干预也是自有其妙用的。所以，一如不能说因为物之体改变所以物之用改变，同样也不能说因为物之用改变所以物之体改变，二者只是同时变化，并无因果关系。

或有人说：“说体用同时而无因果关系，总觉与日常经验不符。之所以认为体用有因果关系，因为从体之变到用之变，人常能察觉一种延迟，一如从打开收音机到听到声音、从打开电视机到看到画面，甚至从打开电灯到光线充塞房间，体用之间总有个时间间隔，体变了，用总是稍后才变，凡此何尝不是体为因、用为果的明证？”

此类例子固然随处可见，然而，若因此而说体用是因果关系，则犹是蔽于耳目之官而未之思。一物的体之变与用之变，是每一个瞬间都同时俱变，相较于体之变，作用的变化虽然并无延迟，作用之变化的效验却必定需要积累才能得以昭著。譬如才开暖气时，暖气的温度好似没有变化；马力已经开足，车速却并未升至顶峰。温度虽然未觉升高、车速虽然未至顶峰，此时却不能说暖气和汽车的作用并未与其体同时变化。作用的效验要在时间中不断积累，由量变至于质变才能为感官所识取，而与物之体相对的是物之用，不是作用的效验，此处才一滑脱，便自然要疑体用为因果关系了。

深言之，体用二分之法，其源流盖极久远，就文本而言，则始见于《周易》。《周易》一经虽未见指定一物而分言其体用者，但有单指体而言者，如“正位居体”、“体仁足以长人”；也有单指用而言者，如“显诸仁，藏诸用”、“精义入神，以致用也”等等，观此，则可见体用之说当时已然存在。

于中国学者而言，凡物皆可以作体用观，人们也确实从未见过一物只有体而没有用或者只有用而没有体。自体用角度观物，可以帮助我们明晰很多问题，然而对“体用”这一工具，我们惯于拿起就往物上套用，却很少有人思考它的合理性在哪。所以不妨向上再追问一层，万物为什么是有体有用的万物？体用之分的来源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值得提出和解答的，如果体用之别仅仅是一种源于经验的常识，那么我们最好不要再用它了。

乾元道体为物不二，坤元则之生物不测。道体是万物的唯一法式，众物之所以有万千特征与性情，皆是气彰显道体之八特征而有，而众物之所以皆有体有用，也是从道体上彰显而来。此处人或又疑问，道上只有八个特征而已，舍此再无余蕴，何以说道体上又有个体用可供万物去彰显呢？

道上并非有一物叫体、一物叫用，道之体用并不在八特征之外。八特征与道之体用的关系，就好似将四男四女分作男女两队，说八人则男女两队在其中，说男女两队则八人在其中。道上之所以有体可见，因为八特征中的不易贯穿在道体的另外三个特征上——道体之无形是不易的，道体之至大是不易的，道体之至纯是不易的。不易特征不能离开无形、至大、至纯三个特征而独存，舍去三者的不易，道体的不易也无以存身了。不易特征是如此，与之相对的不已特征亦然，道体之不已同样贯穿在三个特征当中——道体之生生是不已的，道体之至健是不已的，道体之一专一直是不已的，舍去三者的不已，也并无一个虚悬而独存的不已。

不易贯穿无形、至大、至纯三者，四者皆无改易，故而俱为静态；不已贯穿生生、至健、专直三者，四者皆无休止，故而俱为动态。由此可知，道体是个一身兼具动静两态的存在，而众物对道体的八特征的彰显只有分数不同，不会有某一特征全然不被某物所彰显，所以万物总是具足道体八特征，因此万物也无不同时兼具动静两态。万物彰显道体四个静态特征所呈现出来的就是物之体，彰显道体四个动态特征所呈现出来的就是物之用，故而凡物皆有体用，不有体用，则一物不能得以存在。

道体八特征中，没有一个或几个特征是另外一个或几个特征的原因或者结果，道之体只是万古不易，道之用只是无终无始，所以八特征虽然可以依动静、体用划作两类，两类特征间却并没有因果关系。因为道上情形是如此，所以物之体用同样也并无一种因果关系而只是同时存在，这个同时存在，是指二者以物的形式相互依存——物之体用是无法被割裂的，若能割裂体用，则物已经被割裂得连物都不是了。所以对物而言，并没有单纯的体的变化，也没有单纯的用的变化，只要说变化，便只是物这一存在之整体的变化，物一变化，物之体用也就同时变化了。

因为道体具备不已特征，所以万物的动态皆能持续，这其实也就是时间的来处。时间是什么，哲学家与物理学家对此都有说法，近来其说法也是愈演愈奇、愈说愈繁，物理学界更颇有把时间说成某种实物的趋势。依儒学，则不会视时间为一种实存之物，也不以之为一种凭空私设的东西。孔子说：“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此语甚可体味，其实就和卦画一样，时间并没有自体，它也只是一种象，是一种人所设定的、专门的、共识的、动态的象。中国人称时间为“天时”，因为昼与夜、日与月、春夏秋冬这些天地间的动态皆极持久且昭著，凡此变化人皆仰之，于是我们用年历、月历、日晷、手表等具有动态的物来象征它们——太阳东升西落，日晷上的阴影正好旋转一圈，于是我们用后者象征前者；地球的转动经过二十四分之一圈，手表的时针正好挪动一个格子，于是我们也用后者象征前者。因为后者与前者大体若合符节，不必时时照管，所以这些动态的象渐渐被独立出来使用，仿佛它们是一种存在之物了，但本质上，它们只是天地日月之动态的象征，所以并没有一种川流不息的东西叫时间，不舍昼夜的只是人与万物。

    一物越能彰明道体之不已，则此物的作用便越能持久，同时此物的性情也就越可以谓之顺。

    言及八性情之“顺”，仍需要先辨明字义。顺字只是从的意思，然而在先秦典籍中，顺字的用法又析为二途，较为常用的一个意思是“从于物”，如《诗经》所谓“不识不知，顺帝之则”、“顺彼长道，屈此群丑”；《孟子》所谓“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庄子》所谓“文王顺纣而不敢逆，武王逆纣而不肯顺”。其在《周易》，则有所谓“顺天休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将以顺性命之理”等等。凡此之“顺”，都是指一物不自做主张，唯顺从它物而动，这也就是与“逆”相反的“顺”。

除了“从于物”这一义，顺字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从于道”。所谓从于道，是指一物能常能顺从道体之作用而无违逆，常能从道而动，其实就是常能率性而动，时时能呈现其作用、行其所当然。

“从于道”这一义在先时使用亦颇广泛，后世却几乎不见，学者解经又往往不辨，常以“从于物”一义来解“顺”字，如此经籍中的许多微意都不显了。如《论语》所谓“六十而耳顺”，是说夫子年六十，非礼之言、非礼之乐可使充耳不闻；“名不正则言不顺”，则是说名分不正，则言语必不顺于道义；又如《诗经》所谓“王此大邦，克顺克比”、“维彼不顺、自独俾臧”；《孟子》所谓“莫非命也，顺受其正”、《礼记》所谓“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荀子》所谓“事乱君而通，不如事穷君而顺焉”、“敬而不顺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顺者，无功者也；有功而不顺者，无德者也”；《庄子》所谓“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等等，凡此顺字，都是从道的意味。

取这一字义的“顺”字，其在《周易》中所见亦多，如豫卦之“顺以动”、剥卦之“顺而止”，其义同于《论语》所谓“进，吾往也”、“止，吾止也”，圣人或作或辍，皆唯道是从，义之与比；又如所谓“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所谓“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等等，凡此许多“顺”字，也都是从道的意思。

    说一物具备“顺”这一性情，不是说此物常能顺从于它物，在物与物之间言顺，顺只是物与物的关系而无缘成为一种性情。何以知之？因为在器物层面，一物顺乎此则必逆乎彼，顺乎彼则又必逆乎此，才有所顺，便有所逆，有多少顺，便有多少逆。以人来譬喻，则好似一个心无主守之人，张三说左便听命向左，李四才说右便听命而向右，顺张三则逆李四、顺李四则逆张三而已，即便志在无所不顺，也终不能如愿。

一如孔子所谓“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坤道之德为顺，作为德行或者说性情的顺只是从道而已，唯有一味从道，才能够“承天而时行”，所谓“承天而时行”，则就是“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一物性情顺或不顺，与器世界的万物其实都无关涉，只是说它顺从于道，如何可谓顺从于道？只是它大段彰明道体的不已特征，因为大段彰明道体之不已，所以此物自身之作用亦足以持久，自身之作用持久，则常能行其所当行，又有以在万物中顺其所当顺、逆其所当逆。再以人来譬喻，则不是前面所举的进退由人之辈，而是一种胸中确有真知灼见，进退动止唯道是从之人，是《易》所谓独立不惧，遁世无闷之人。

一物若得性情之顺，则为飞矢则轨迹平远、为琴瑟则延音悠长、为灯烛则光焰持久、为植物则花果连年、为牛则堪负重、为马则能致远，为农夫则力耕不辍、为匠人则精益求精、为学子则学而不厌、为人师则诲人不倦。

反之，一物若是性情不顺，则此物虽然亦有作用，其作用也未必不强，然其作用却总是难成片段，故而终不能得积渐之功。譬如停停走走的手表、信号微弱的电话、电力不充的电池、每每熄火的汽车、不肯守夜的狗、不去司晨的鸡、一曝十寒的读书人、一蹶不振的战士，凡此都是此物宜有此用而又自去违逆之，这就是性情不顺。

故而在人伦世界，犹常言所谓的“大逆不道”，不顺于物未必是逆，唯有逆道而行才谓之逆。如《左传》所谓“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为人子而常常违背人子之用，谓之逆子，唯父命是从者亦不得谓之顺；为人臣而常常违背人臣之用，谓之逆臣，唯君命是听者亦不得谓之顺。

说人的性情顺，乍闻之下，好似此人只得了一种温柔之德，其实不然。唯得性情之顺，人才常能行乎其所当然，才有以尽其一己之能以弘大道体之用——其性情之顺越是凸显，其功用就越是昭著。如北宫黝、孟施舍，前者毕生养得一股粗豪之气、后者毕生养得一段精锐之气，于大丈夫之正用，则并不能稍成片段，故而当时虽荣，其实早有许多大不顺在其中，纵得马革裹尸，其功仍极小，没则无传而已；若曾子则是全顺于道，行其所无事，故而虽只是易篑而终，其功犹远胜于二子。人心常能顺从道体之不已，则始能彰明生而为人之大用，其必仁以为己任，任重道远，如孔子晚年自言“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君子大用持久，略无间断，老死而后已，不亦顺乎？由是观之，大概人之性情不顺，其用总似强而实弱；人之性情顺，其用总似弱而实强——《易》云：“坤至柔，其动也刚”。

人类日常可见之物中，性情最顺者莫昭著于地。大地看似一无作用，安静载物而已，其实地只是行其所当然而无私动、无妄动。大地的作用其实不止一端，譬如地有资生、长养万物之作用，此作用亘古未曾间断，若有一息间断，则生命皆无以延续。今人又可以说公转、自转是地球的作用，其实古人亦大体知此，只是未如现代人精细，如《尚书纬·考灵曜》言“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牗而坐，舟行而不觉也”。除此，地球又有引力、热辐射等诸多作用，这些作用也皆与地球相伴终始而无少息，凡此也都是大地性情至顺的明证。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