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学统•政统——李泽厚、朱厚泽访问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座谈纪实之创办中国文化书院的意义

作者：顾久、张新民、封孝伦、陈明、王良范、黎启全、于民雄、

来源：《阳明学刊》2016年第6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九月十四日癸巳

           耶稣2017年11月2日

道统·学统·政统——李泽厚、朱厚泽访问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座谈纪实（上篇）

袁丽红、李育芳、徐清然等整理

【亲民之道编者按】

2008年10月23日下午，“中国传统文化”研讨会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举行。参与此次讨论会的专家、学者有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朱厚泽，著名美学家、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泽厚，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文史馆馆长顾久，贵州大学校长陈叔平、常务副校长封孝伦、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张新民、首都师范大学陈明教授等。会议由顾久教授主持。

研讨会上，各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理论建构”主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就相关问题向李泽厚、朱厚泽两位先生提问。王良范教授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前在我国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怎样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于民雄研究员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要有一个让大多数人认同的机制，要以此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张新民教授对李泽厚先生提出的“以衣食住行及性健寿娱为体”表示了深切的忧虑，他认为这是误用为体，体用错位，实用主义的倾向太浓，容易误入下陷之门，难以获得上升之机，最终则导致人类不堪设想的灾难。进而张教授还对李泽厚先生“美学将成为第一哲学”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美学”的概念偏于狭窄，未来的第一哲学，应该拓宽为“精神哲学”，从而凭借“精神哲学”恢复人的尊严，重建人的主体性自由。部分研究生还就美学、哲学、教育学等不同问题向李泽厚先生请教。

李泽厚先生在回答各位学者、专家以及研究生问题的过程中，指出现在的“社会主义”概念只是一个社会理想，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没有在中国实现。他认为中国可以走出一条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中国特色就是要注重道德、注重和谐、注重人性。

朱厚泽先生结合亲身经历，回顾了“和谐”二字提出的艰辛历程。他认为中国第一次提出要有中国特色的纲领性文件是《论十大关系》。第二次强调中国特色是在“文革”结束后。他提醒研究思想史、哲学史的同志注意，中国特色不是学术性命题，而是政治性问题，对此必须有清楚的认识。整个研讨会在欢快和谐的气氛中进行。会议结束后朱厚泽、李泽厚、陈明、顾久等专家学者在学校领导、老师和同学们的陪同下，参观了中国文化书院，并合影留念。 

一、创办中国文化书院的意义

顾久（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文史馆馆长、教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应当如何解释，是费孝通老先生跟台湾的一位人类学家在交流过程中，第一次提出来的。他说：“人人都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这个中国特色和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有什么关系，我们没有说清楚。我们不像马克斯·韦伯，也不像涂尔干那样，能够把自己的精神历程说得清清楚楚，说不清楚是因为我们没有去研究它。”这是第一次谈话。第二次谈话是费孝通先生和他的一位秘书。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说不清楚的话，就会造成两个麻烦：第一、在国际对话的过程中，别人会问我们，什么是你们的特色社会主义。第二、西方人老是把它扭曲成两个词：第一是专制的，第二是资本主义的。他们经常把这两个词混淆在一起，当成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记得几天前与李泽厚先生就这一问题，进行过一次电话交流。我说：“能否这样解读，我们承载着中国人五千余年的愿望，我们承载着13亿人的生存和发展。”这是一句话。另一句话是“我们向全世界打开了大门，我们向西方和东方学习。首先，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其次，我们也在学美国好的经济因素。”我觉得，这样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能容易达成共识。这是一个不可跨越的阶段。费孝通先生又说：“每个人都在搞建设，都在干一件事，由于说不清楚道理，结果每个人都在干自己的事；即使每个人都统一了一个话语，其实还是干着自己的事。”他认为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于是我们就提出来能否就“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建构”做一次讨论，。

文史馆也好，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也好，我们都生活在同一时代里，应该为时代干一些事情。我们承载着怎样让历史和今天更好地结合起来的任务。所以，我们特邀李泽厚、朱厚泽二位先生一起讨论。我认为泽厚先生的三大思想史已经把精神历程的问题解释得比较好了，后来又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也解释得很好。厚泽先生本来就是一个革命的参与者、宣传者、组织者和反思者。因而我觉得要一定请上他们俩，更何况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起上这个名：一个叫厚泽，一个叫泽厚。这次座谈我连书名都想好了，叫厚泽、泽厚谈文化中国。下面请张新民先生介绍一下中国文化书院的情况。

张新民（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教授）

欢迎泽厚先生、厚泽先生、陈明先生到我们书院来指导工作，也很高兴能与学术界的年长朋友、同辈朋友、年轻朋友一起参加座谈。借用一句古话，真是“蓬荜生辉”啊！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我就简单地介绍一下书院的情况。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是在学校的领导和支持下于2002年正式成立的。我们现在座谈的新址于2006年正式落成。我们都是在大学里的执教先生，同时也是怀抱价值理想的一批学者。我们痛感中国传统文化一百多年来的悲惨遭遇，深为世人普遍的误读误解而伤心，希望未来的文化能沿着“道”的方向合理健康地发展。这个文化的根是如此深厚，既深入人的心智神髓，又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生活事相。它不是一个悬空飘荡的空壳，不像余英时先生所讲只是一个游魂，而是有本有末、有体有用，贯通形上形下两界，可以扎根、抽枝、发芽、开花、结果的活生生的文化。文化的生存发展必须有载体，载体是什么？中国文化过去是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制度架构、公私法律制度、日常礼俗、仪式节庆等——可以说是无所不在，与我们的生活世界完全合一。这样一个伟大的文化，我们不希望它像非洲文化或印第安文化那样，从世界上消失或毁弃。因此，我们想通过书院这样的载体来见证中国文化的存在，见证人心的不死，即使在现代性的语境中，中国文化仍有存在的必要和发展的生机，能够与人类未来的前途命运结合在一起，可以与西方文明开展积极的对话和讨论，成为维护人类和平事业和永恒福祉的重要力量。通过书院及其他相关的载体，我们可以更好地继承发扬中国文化的精义。

书院是干什么的呢？简单地概括，约有四大功能：

第一是论“道”。“道”是中国文化的最高范畴；是通过生命体验展示出来的宇宙人生的真实，如果换成西方的概念——当然“道”不止是概念而更是流用发行——就是要追求至高无上的真理，即中国古人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学术如果不以追求真理为职志，不遵循理的召唤，听从真诚生命的指引，一旦商业化或市场化，学术就不是学术了。学术离开了真理的追求而滑入到技术世界和功利世界，或者为政治权势所左右而失去自主的能力，就只能是学者的无聊，学术的堕落，民族的不幸，国家的讥讽了。所以学术必须高悬真理的旗帜，追求人文理想，以“道”的存在为转移，坚持自由思想，固守独立意志，为学术而学术，为精神而精神，为理想而理想，为知识而知识，实现“道”的价值，落实生活的真理，关心终极价值与内在生命的真实关联，学术才真正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独立的天地。

第二是讲学。学术真理自身当然也有展开和实现的要求，所以不能不有讲学活动，必然产生各种相应的人文事业和理性探知领域，最重要的就是转化为教育活动，希望有后来者的继起，能将理想落实于现实。因此，书院的第二个功能就是自由地讲学和论道，我们认为无论传统书院或现代学校，都应该把知识教育和生命教育统合在一起。现代的大学有很多的弊病，最主要的就是忽视人格教育，轻慢生命教育，只看到知识教育，片面强调技能教育，有知识没有文化，有文化没有理念，有理念没有工夫。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尝试，通过形式多样的论道讲学活动，把生命教育和知识教育融合在一起。人的世界不但需要知识，也需要意义；生命教育也可说是意义教育，目的在于最大化地实现人生的价值和理想。

第三是习礼。所谓习礼，从广义讲，就是如何进入更高的精神境界，并将其积累为一种精神文明传统。它的根本就是中国人在生活世界中形成的各种习俗。习俗主要通过礼来表现，既是一种文明形态，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凝聚了人们的历史性选择，也表征了群体存在的特质。礼对现代人而言仍非常重要，无礼便意味着野蛮，失礼则说明行举错位，不但会危及人际关系，更可能自损人格。我认为中国文化如果未来要有所发展的话，传统的礼治思想仍值得高度重视。任何文明的建构都离不开自己的生活世界，都有一个代代相传的习俗传统。习俗传统固然可以提升或改造，但内在的根据仍在于永恒的人性及相应的价值要求。文明的存在都必须有相应的礼义系统，如此才能做到既维护自我人格的尊严，又能自觉地对他人的存在表示尊重。同时它本身也是陶冶人的知性和情操的重要力量，代表了民族群体的精神水准和文明程度。中国传统文化长期重视礼治而不是法治，法治的后面只有理（性）没有情（感），礼治则情理兼顾，是一种双向度的结构——既以理融情，也以情摄理，有理而不失情，有情而不失理，不但成就了人的理（性）世界，而且也成就了人的情（感）世界。礼治的精神现在仍很重要，礼治一头通向德治，另一头则通向法治，完全可以把法治与德治都包容进来。

第四是刻书。刊印书籍也是传统书院的功能。讲学论道不是空论，必须有相应的文化形式，需要寻找更多的传播文化的途径。传播文化的目的是立人道于宇宙天地之间，彰正义公道于社会公众之前。书院通过什么来传播文化呢？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刻书印书。所以我们书院创办了《阳明学刊》。与陈明先生主持的《原道》刊物相较，我们仍感到惭愧，但我们一直在努力。《阳明学刊》才刚刚起步，迄今为止，仅出版了三期，明年准备推出第四期。我们还有一个刊物——《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论丛》。主要研究区域文化，力求把乡土文化、民间文化或下层民众的生活世界反映出来，从而更好地从各个阶段或层面认识中国文化的全貌。也就是说，我们书院同仁主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整个人类的发展前途，中国文化的未来前景，再是地区性、民族性及乡土性的文化，将眼光投向被遮蔽的民间社会的空间。我们已经拟定了不少关于地方文献整理和研究计划，也想展开了一些重大的人类学社区田野调查。我们应该做大的，但也不能忘记小的。我们重视宏大开阔的格局，同时始终不忘脚下的土地。这样，我们才能将超越的理想和踏实的工夫结合起来。

我们的道路走得很艰辛，但也得到了四面八方同仁的支持。其实我们是很开放的，是愿意与其他异质文化的朋友对话的。如果有人批评我们在搞“国粹主义”，我个人的回答是：我们重视国粹，但绝不搞“国粹主义”。国粹倘若真是“粹”，那当然很好，别人的“粹”尚且不能拒绝，何况是自己的。任何文明都有自己的“粹”，一无是处的文明存在吗？。“粹”“粹”互映，“美”“美”相济，就是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了。以“粹”迎“粹”，以“美”迎“美”，以“善”待“善”，以“真”待“真”，可能才是人类发展的正确方向。真善美三者合为一体，共同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粹”。真正的“粹”应该是人人都能欣赏的，也是可以作跨文化交流的，既有普世性的价值预设，又有特殊性的经验内容。一旦僵化封闭，“粹”便不再是“粹”，便会转化为自己的反面，人类的前途就黯淡无光了。

不过，就我个人来讲，我既不愿意丢掉中国文化的身份，也不愿意放弃乡土文化的认同。更明白地说，我是贵州人，无论世界如何变化，我都不愿意丢掉乡土和乡情；我是中国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我都难以忘记故园或故土。无论中国主流大传统文化或乡土小传统文化，都有自身存在的合理价值，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粹”，否则便堕入虚无主义的陷阱。“粹”的存在是一客观事实，举世誉之而不增，举世非之而不减，可以通过批判性的反省促使其创造发展，不能武断地窒息扼杀以自断生机。

尽管如此，中国人的民族身份实际上仍是可以超越的。去年朱厚泽先生访问书院，我们已经有所讨论。今天上午与李泽厚先生座谈时也讲到，民族主义既重要又必须警惕，尤其当民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互动结合时更是如此。我们只是有限度的民族主义者，深切地关心自己的民族，既了解民族主义是一种积极上进的发展动力因素，但又决不为自己的民族所局限，特别要防止民族主义非理性的情绪化冲动，避免一切可能发生的排他主义或封闭行为，不能容许民族主义视自己为目的而一切价值系统都是手段的激进主义作法。其实，中国文化本身就有很重要的超越精神，存在一种立足于自我又不断扩充提升的人文主义理想。比如说，个人和家庭相较，个人就是私，家庭就是公。我们要超越个人，就要关心家庭；家庭和社区相比，家庭就是私，社区就是公，家庭固然重要，它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但家之外尚有社会的空间，仍需要超越。社区和国家相较，社区就是私，国家就是公，爱国精神从来都是高尚的品质，古往今来都得到了政府系统与民间社会的双重肯定。但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虽然重要，仍有向上超越的必要，从更广阔的人类视野进行观照，人类才是公，国家民族只是私。马克思就说他是世界的公民，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不是为德国写作，而是为人类写作。孔子既属于中国，也属于整个人类。一旦我们拥有了天地情怀和宇宙情怀，真正体验到了万物一体的深刻奥义，进入了形而上的道境，我们也可说人类是私，宇宙天地是公，人类自我中心主义仍有局限，尚有必要走向更广阔的宇宙世界。但这并不是取消个体或忽视个体，后者与前者不是相互否定的关系，个体仍然是朝向终极目标的始点和终点，家庭、社区、国家、人类社会都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必要环节，是履践理想最重要的场域。个体一旦丧失或遗忘，中间环节一旦断裂或阻隔，都有可能引发生命的危机，再宏伟的事业都无从谈起。朝向终极目标的最终归宿仍是实现每一个体的人生价值，真正有意义的个体必然是无限开通敞亮的个体，具有活生生的活动和感受的能爱能恨的生命个体。这就是儒家一贯重视的为己之学，足以将人带向广阔无垠的天地，在形而上的源头与宇宙浑然无别地合为一体。可见传统资源既是健康的民族主义得以建立的保障，也是超越性精神能够扎根的基础。如果我们以宇宙主义的情怀来扎扎实实地从事身边的论道讲学（传道授业）工作，即使是失败者或悲剧人物，我们也心甘情愿，毫无怨言。 

二、观察社会主义的多重视角

封孝伦（贵州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

能邀请朱厚泽、李泽厚两位老先生到贵州大学座谈，我感到十分荣幸。我是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是读李泽厚先生的书成长起来的。从上个世纪50年代的《美学论集》、三个“思想史论”，《中国美学史》、《批判哲学的批判》等，几乎李先生出版的书我都读了。我们实际上是李先生思想的崇拜者。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到现在，我一直想拜见李先生。

我从1982年开始学习美学，然后到四川大学学习文艺学，再到山东大学念博士。毕业后，我回到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后几经调动来到贵州大学。今天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李先生：

（一）李先生是从实践的角度创建美学思想体系的。我想请教李先生，近年来，您有没有新的认识和看法？

（二）李先生的思想体系，有这样一个说法——“美是自由的形式”。您现在对这一说法有没有新的发展和认识？

陈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李泽厚先生点名要我发言，这不是他所说的当仁不让于师，而是他在车里悄悄跟我说：“如果有话筒递给他的时候，我要把话筒接过来，以作为缓兵之计！”我认为讲“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顾久先生在引用费孝通先生的讲话，已经发现了他的症结：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首先从中国历史来讲，中国特色是传统的文化；其次从现实来讲，中国特色是社会的结构关系；再进一步，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家们，都是客观的实体。我们不说这是一个利益集团，但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力量。那么他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相对于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概念来讲的。它是要走出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积极的转向，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我们不能机械地执行马克思的理论，也不能拿理想的东西来批评它，就像刚才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集权或者国有资产的权贵。这是负面的东西，需要淡化，使其为合法化的说辞考虑。

我更希望从正面去说。我相信这是方向，无论是李先生说的中国要走出东方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或者是“新左派”说的，尚有一层理论前景和理论意义。现在我们谈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这两者之间。从积极方面说，中国共产党党章已经修改为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共产党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可现在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时期，如将这一目标和结构组织属性的调整结合在一起。可以看到，这些论述已经对政权合法性的论证方式发生了变化，由来自西方经典的表述变为本土现实性的表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就这一角度言，我跟张新民先生一样是文化保守主义的。

关于中国特色，共产党已经说了很多，除了我们有56个民族，人口多，底子薄外，它还对其政权合法性进行进行了论述，这些表述在文化上有一些和西方表述不一样。而现在共产党所说的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则是东方式的。它的立场、色彩和特色也是传统的。国民党也讲均、富、安、和。这是从《礼记》来的。它不是从政治、政权和权利形式上讲，甚至也不是从执政和民众的关系上去讲，而是从所需要达到的目标上去讲。它讲政府的责任，讲政治家的责任，不是讲民众的权利。

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除了泛泛之谈外，还有一点可讲，那就是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怎样实现？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说自由主义改革，自由主义是成熟的。但是自由主义改革，从现实来说效果不一定很好，在理论上也未曾验证，无论英国或者美国，并不是按照自由主义的理念来设计制度的，而是从它的历史中生产出来的。最近我看了一些与这一命题相关的文献和专著，我发现他们讲的实际上是宪政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他们是把自由主义纳入到普通法中来建立民主制度的。假设我们的公平主义也有价值目标和相应制度的保障，将超越自由主义的理想方案，引入宪政主义的思考方法，我觉得是可以将传统和公平正义建立成一个顺捷渠道。这是比较有积极意义的。宪政主义主要强调法律。法律在人民大众的习惯法上建立，不是由立法机构去制定法律，不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而我们所说的宪法是中国的根本大法，但它没有根，只有在老百姓的日常日用中产生并确立，它才有根。如果确定这一点，传统的东西就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铺一条道路。不过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边，儒学有自己属性的理解和分析。很多人以为为专制主义辩护。这就是另一题目了。当然这个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

王良范（贵州大学教授）

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首先感到在讨论中隐含着一个文化交流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现在搞的社会主义必须在文化上寻求合法性。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主要寻求的资源是资本主义的市场，是和自由主义相结合的，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太多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不管是大传统还是小传统，长期以来已经被边缘化了。大传统当中的礼、乐被废除，完全成为教材讨论的哲学史和思想史问题，实际是变成了一种知识；小传统中的习俗也变成了封建落后的思想而被铲除。结果，中国传统文化高度地潜入中国社会的底层，没有浮现出来。当然，作为一个国家，它要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它还需要寻求自己文化身份的合法性。那么，我们从哪儿寻找资源呢？所以提中国传统文化是很有意义的。

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只是靠拼接而进入国家体制的话，那么它的的发展是没有太多希望的。如果不从制度和体制层面来考虑，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回到国家体制当中的文化不大。所以我很想请教李泽厚先生，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从体制上重新建立现代性，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同现代性接轨，把儒家文化同现代性的行政体制的思维建构起来，然后使中国传统文化真正成为我们合法性的支撑，成为与西方体制不同的差异性建构。

我觉得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具有很强的操作能力，可以转换为体制内的东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通过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使中国真正强大以后，这种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在根本的理论和实践上，回答西方所提出的尖锐问题——你们搞的是怎么样的社会主义？这既需要我们的理论家——像韦伯那样，对西方文化进行整体性的回答和描述。我觉得中国现在需要这种实践，需要这种思想，也需要这种思维。如果只是泛泛地拼接，这跟传统文化就没有多大关系。中国现在的一些思想家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在重建宏大话语体的意义上，重新建立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思维。

黎启全（贵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我向老书记、老部长请教第一个问题。我1980年去山东学习美学，山东的一些老教授说：“我们现在的环境轻松了。我们现在新来的中央宣传部长是你们贵州省的书记，就提出了知识分子应当有一个生活和工作的和谐环境。现在宽松了，今后不一样了。后来我们知道在10~12年中还是有许多不宽松的环境。我们今天重新讲和谐。我不知道，对于那时候讲的和谐和今天讲的和谐，老书记、老部长有什么想法？

我也想请教李泽厚先生两个问题。青年时期读你的书，1956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开展美学大讨论。虽然那时候李泽厚先生还年轻，但是发表的文章并不亚于朱光潜。我们对你是非常崇拜。以后那些谈论编成了册子，一共编了六七册。那时侯的学生都很穷，但还是每一册都买。

我想说两点：第一，泽厚先生对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古典美学，在我看来，在当今学者中是大家了。刚开始，我们对康德并不理解，所以读泽厚先生写的《批判哲学的批判》，格外用心。我觉得，1950年代至1980年代，泽厚先生在文章中所讲的马克思，我们很容易接受，所以知道了康德和马克思；第二，泽厚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了解。我阅读过你写的《美的历程》，还有你和刘纲纪先生写的《中国美学史》。我想泽厚先生的著作主要涉及康德、马克思、中国传统文化及自己的美学思想等。因此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泽厚先生：您的四大块领域，内部有什么样内在联系？。

泽厚先生美学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特别在美学理论本质上是有发展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都很赞成您，欣赏您的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统一的观点。到了八十年代，你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美是自由的形式”。你在多次的演讲中也是这样说的。在1980年的一次演讲中，您还专门提出美的自由的形式是什么。那么，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自由的形式和中国传统美学，以及中国今天的美学，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也是有内在联系的。因此我还还想请教李先生：它们的内在联系在什么地方？

于民雄（贵州社学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今天讨论的话题很有现实意义，但问题是如果我们假定一种思想体系、一种道路、一种发展方向不能凝聚人心的话，它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已经假定一个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领导中华民族走向富裕的康庄大道。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孟子也曾反复讲过，问题是非常大的。就拿美国来说，其实我们以前是不懂美国的。我们对美国的看法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开始把它说成一个邪恶的世界，有人不相信，就盲目地把美国说成天堂。实际上美国的问题很多。我觉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说，首先你要让这样的制度、这样的道路具有让中国大部分人认同的机制。这机制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排除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我们需要一个公正制度，它就是现在讲的公平、公正和公开。

《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句话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是一种儒家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这一争论究竟是否过时？学术界还没有界定。假定并不过时，那么儒家社会主义就比资本主义优越。赫鲁晓夫到埃及访问时，对纳赛尔说，我们能证明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他的理论前提是，假定你是一个资本家或者是一个企业主，只有5亩地，或者10亩地，那么你的拖拉机和收割机的使用是有限的。而我们搞集体农庄，机器可以无限使用，所以我们的生产能力比你们大，使用效率也比你们高，我能充分地把每一个机器发挥到极致。他的这一结论实际上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的优越性论述得出的。

同样的道理，我觉得我们必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胡适虽然是自由主义者，在美国学过很多东西，但他在中心文化比较反对两个资本论。现在社会的不断进步，妇女解放，展现了蓬勃生机。从这一意义上讲，胡适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看过他的许多文章。他说社会主义有一百余种，我们选什么？你说全盘西化我们不同意，为什么呢？西方基督教有很多派，每一派又有很多很多，我们全盘什么？把别人坏的东西都引进来吗？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轨，意味着我们的文化所孕育出来的一代代炎黄子孙应该是勇敢、坚定、诚实、善意、聪明和智慧，而非懒惰、自私、平庸、狭隘、无耻。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有凝聚力。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百姓足孰与不足”。他讲的是比较遥远的社会主义。可他有这个东西。他本身就是一个悲天悯人的思想家。他看见人类的不平等，就要悲愤。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