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华文明分期和第四期经典——与吴展良教授商榷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九月十六日乙未

           耶稣2017年11月4日

台湾吴展良教授在《第三期中华文明的经典体系与经学的建构》（《文化纵横》2017年8月号）一文中，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分为三期，摘要如下：

“第一期是封建时期，虽然有天子，可是其下各国相当独立，有数以百千计的国家，共同组成一个依中央礼制所建构的天下型国家。第二期是大一统的帝制时期，从秦一直到清末，大体上实行或企图实行由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郡县制。第三期则是民国与共和国时期。”

这个分期法不妥当，我认为应该如是分期：尧舜禹是古典大同王道时期，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为中华文明第一期；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历史进入古典小康王道。夏商周是小康王道的封建时期，为中华文明第二期；汉唐宋元明清为小康王道的郡县时期，为中华文明第三期。

第四期刚刚开始，民国与共和国时期只是进入第四期之前的过渡期。

中华文明的背后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主统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儒家经典。三期文明背靠的都是儒家文化，然经典依据有所不同。尧舜禹夏商周汉唐侧重于六经（乐经缺失，实为五经）。尧舜禹夏商周，作为六经诞生期，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实践诞生理论，理论指导实践，相得益彰。汉唐为五经实践期，五经指导政治实践。宋朝始，重心从五经转向四书，宋元明清都侧重于四书，先四书而后五经。

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认为，《四书》是直接的“圣人本意”的。他有一个比喻很形象：“《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所以要先读《四书》，后读《五经》。同时，朱熹又对五经都有微词。他说《易》《诗》：

“易非学者之急务也，某平生也费了些精神，理会易与诗，然其得力，则未若语孟之多也。易与诗中所得，似鸡肋焉。”（语类一百四）

他说《春秋》：

“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语类卷八三）

他说《书》：

“书中可疑诸篇，若一齐不信，恐倒了六经。如金縢亦有非人情者，“雨，反风，禾尽起”，也是差异。成王如何又恰限去启金縢之书？然当周公纳策于匮中，岂但二公知之？盘庚更没道理。从古相传来，如经传所引用，皆此书之文，但不知是何故说得都无头。且如今告谕民间一二事，做得几句如此，他晓得晓不得？只说道要迁，更不说道自家如何要迁，如何不可以不迁。万民因甚不要迁？要得人迁，也须说出利害，今更不说。吕刑一篇，如何穆王说得散漫，直从苗民蚩尤为始作乱说起？若说道都是古人元文，如何出于孔氏者多分明易晓，出于伏生者都难理会？”（语类卷朱子语类卷第七十九）

可见朱熹精于四书而疏于五经，对五经重视程度不够。因此，理学的思想原则和命题，与五经既大体相同，又别具特色。

但四书五经毕竟都是正经，原则不二，精神一致，所以，中华一二三期文明精神完全一致。而民国与共和国时期就大不一样了。民国弃了儒家文化，另辟三民主义蹊径，已去中国化；此后复抛弃三民主义，另行马路，更非中华。儒家是中华之魂，中华是儒家之体，两者同命相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有实践中道，才有王道政治；只有独尊儒家，才有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的重建与儒家文化的复兴同步。故中华文明第四期，只能说刚刚开始。关于第四期的经典，我的看法与吴教授大同大异。大同是同以四书五经为根本经典，以佛道和自由主义经典为辅助性经典；大异是对于古代诸子、西方百家及启蒙派名家著作的选择。吴教授主张，将三民主义、社会主义经典和鲁迅、陈独秀、胡适等西化派的著作选择性纳入“发展中的现代中华新经典”。那样的话，将正邪善恶杂烩在一起，用来指导国家建设，难免思想混乱精神分裂。

我以为，中华文明第四期的经典可分为正经、副经和辅经三类。正经即主体性经典，当然是四书五经。副经，从自汉朝至民国历代圣贤大儒的代表性著作中选取。如董仲舒、二程、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等大儒的代表作和他们编订的著作。辅经，辅助性经典，从齐法家、佛家、道家和自由主义四家经典中选取。

注意，要纳入中华文明经典的范畴，是需要相当的文化道德资格的。也就是说，其价值观念和标准要有相当的正确性正义性，要有一定的文化品位和道德资源。古今中外各家各派的经典浩如烟海，但具有这个资格的颇为稀有，也就齐法家、佛家、道家和自由主义四家的代表作，可以择优纳入。

说明一点，在中华文明前三期中，唯独齐法家，在春秋时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正面作用，其它诸子百家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基本上都是负面的。例如，暴秦昙花一现的强盛和统一，是秦法家作祟；五胡乱华，与佛道凌驾于儒家同步。

佛道两家情况比较特殊，作用有正有负，在两可之间。概乎言之，儒家衰败的时候，它们仿佛抱薪救火，负面作用急遽上升；儒家兴盛的时候，它们或可锦上添花，起一定的正面作用。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