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风·渭阳》的经学建构

作者：李霖（中山大学博雅学院）

来源：《中国哲学史》2017年第3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九月十六日乙未

           耶稣2017年11月4日

作者简介：李霖，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古典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历任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访问学员、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学史、版本目录学。发表论文《从〈大雅·思齐〉看郑玄解〈诗〉的原则》、《南宋越刊八行本注疏编纂考》、《南宋浙刻义疏官版的贮存与递修》等。开设《诗经》、《史记》等课程。

一、《渭阳》序的文献基础

《诗经》中的《秦风•渭阳》写一位贵族在渭阳赠别舅父，诗曰：

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

《毛诗》认为《渭阳》的作者是秦康公罃。康公时为穆公太子，其舅氏晋公子重耳流亡至秦国，在秦穆公的支持下，即将入晋攻晋怀公。太子罃相送晋重，赠别于渭阳。诗序云：

《渭阳》，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晋献公之女。文公遭丽姬之难，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纳文公。康公时为大子，赠送文公于渭之阳，念母之不见也，我见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诗也。

《渭阳》

宋代以降，诗序饱受学林质疑。对于《渭阳》一诗甥、舅二人的身份，却少有异论。朱子《诗序辨说》力诋《毛诗》诸序之穿凿傅会，亦云“《秦风》唯《黄鸟》、《渭阳》为有据，其他诸诗皆不可考”，将《渭阳》序的可靠性与《黄鸟》并列。《黄鸟》序秦穆公以三良从死之说，本来显见于诗文，又可与《左传》印证。《渭阳》序说也具备如此有力的证据吗？

《渭阳》序在现存史料中可以证实者有三。其一，康公之母，是重耳同父异母姊，秦康与晋文为甥、舅。其二，“穆公纳文公”，纳者，内之于晋也。重耳得以返国为君，离不开秦穆的支持。《左传》即云“秦伯纳之”。其三，康公时为太子。其余则尚无明确史料证据。

春秋时期秦晋地图（《中国历史地图集》）

重耳返晋，屡见于先秦文献。其中《左传》僖公二十四年（636BC）、《国语·晋语四》的记载原始翔实，最值得重视。《左传》云：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纳之。不书，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负羁绁从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犹知之，而况君乎？请由此亡。”公子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济河，围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晋师军于庐柳。秦伯使公子絷如晋师。师退，军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晋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晋师。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宫。戊申，使杀怀公于高梁。不书，亦不告也。

穆公时秦、晋以黄河为界，重耳与其“舅氏”子犯（狐偃）曾誓于河岸。根据重耳渡河后占据的令狐、桑泉、臼衰均在涑水沿岸，我们推测渡口可能在临晋附近。临晋距渭水入河处（渭汭）达30公里，不得以“渭阳”称之。“秦伯使公子絷如晋师”、“狐偃及秦、晋之大夫盟于郇”意味着重耳入晋，一路有秦穆、秦大夫、秦将、秦军护送。[1]其中“公子絷”数见于《左传》、《国语》，与太子罃无涉。

因而在《左传》等文献中，虽然出现了“舅氏”、“河”、“公子絷”等似乎与《渭阳》序说相关的字眼，却绝不能证明秦太子罃送舅氏晋重至于渭阳。甚至当时秦姬是否去世，也缺乏先秦文献支撑。[2]

二、《渭阳》序成立的可能

在现存先秦史料中，并无康公送晋重之事，《渭阳》序缺乏外部文献支撑。虽然如此，也不能就此判定必无其事。退一步说，倘若秦太子送行并在渭阳作别，能够合乎重耳返晋的“历史”情境，并符合《渭阳》作为“经书”的规范，那么《渭阳》序仍然可以自圆其说。

康公随军送文公固然“合情”，问题是穆公亲征之际，太子送行是否值得经书肯定。其时秦都雍，雍在渭水以北约20公里，设若太子送至渭阳，必已远离国都，似乎并不“合理”。《左传》闵公二年晋里克谏献公，谈及太子的使命，也有“君行则守”之语，其文云：

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

国君外出时，太子应镇守国家；然里克又言“有守则从”，意味着在“理论”上，如果有人镇守国家，太子可以随国君以抚军的身份从行。虽然我们在史料中，尚未见到相关事例，然而就《左传》作为经书所提供的阐释空间，终究不能排除康公为重耳送行的可能。

设若康公为重耳送行，最后止步于渭阳，那么渭阳应在地理上具有某种标识意义。《毛诗正义》云：“雍在渭南，水北曰阳，晋在秦东，行必渡渭。”且不论《正义》以雍在渭南之误，从雍送文公渡渭后作别，正是以渭阳为地理标识。然而雍实处于渭北。渭阳是否真的能成为行路上的标识，是《渭阳》序能否自洽的关键。

李唐《晋文公复国图》（局部）

《毛诗》郑笺解“渭阳”，特言咸阳一带。笺云：

渭，水名也。秦是时都雍。至渭阳者，盖东行送舅氏于咸阳之地。

郑玄所以如此推测，盖以咸阳位处渭水渡口，具有地理标识的意义。[3]从渭北渡水至渭南，再东行出函谷关，是后来秦军东进的重要路线。清代顾广誉《学诗详说》谓“渭城（咸阳）以东城邑又在渭阴，始须渡渭而南”，正是出于这一思路。然而从重耳渡黄河入晋、随即占据令狐等地看来，不应选择咸阳以东的渭南道路。郑玄的推测在历史情境中难称“合理”。

即便如此，并不妨碍诗序本来认为康公赠别文公，是在咸阳之外的另一“渭阳”。理论上，渭水北岸皆得称为“渭阳”。[4]文公的行军路线容有多种可能，但主要应沿地势平坦的渭北沿岸东行。那么文公一行出雍后，沿某一道路首次抵达渭北时，此地即具有行路标识的意味，又得称为“渭阳”，正符合康公赠别文公的情境。

总之，虽然郑笺没能有效地支撑诗序，现存文献终究不能完全否定《渭阳》序成立的可能。换言之，诗序是自洽的。

三、《毛诗·秦风》的经学建构

《渭阳》序说虽然缺乏外部文献支撑，却也不能证伪。我们今天应如何客观地认识《渭阳》序？是认为诗序必有所本、完全相信诗序吗？依笔者对《毛诗》各篇诗序的综合分析，诗序之说未必有失传的有力史料作为支撑，而应主要出自诗序作者的经学建构。就此诗本事而言，诗序作者未必有可靠的文献依据可以证明《渭阳》系秦康公所作，而应系在《秦风》的结构框架中，牵合了似是而非的重耳故事，建构而成。郑玄以渭阳为咸阳，也未必有史料的来源，而应是在诗序的约束下作出的补充说明。郑玄的补充虽然并不成功，也属于《毛诗》经学建构的一环。下面以《秦风》诸篇展示诗序、毛传和郑玄经学建构的具体过程，在此基础上认识诗序对《渭阳》的安排。先看《秦风》诸序：

《车邻》，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

《驷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园囿之乐焉。

《小戎》，美襄公也。备其兵甲，以讨西戎。西戎方强，而征伐不休。国人则矜其车甲，妇人能闵其君子焉。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

《终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为诸侯，受显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以戒劝之。

《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

《晨风》，刺康公也。忘穆公之业，始弃其贤臣焉。

《无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焉。

《渭阳》，康公念母也。（下略）

《权舆》，刺康公也。忘先君之旧臣，与贤者有始而无终也。

诗序认为每一类（如每一风）的诗篇次第大体反应历史的先后次序，并将诸诗系之以史，若有文献中的史事可以用本诗比附，则具言之；无从比附则泛论之。就《秦风》所系之国君及史事言之，相关记载有：秦仲“大”；襄公征讨西戎以救周，平王以岐丰之地赐之，始命为诸侯；穆公以三良从死；康公与晋文是甥舅关系。以上历史人物从未在《秦风》诗文中出现，除《黄鸟》外，诗序未必有文献依据可以证明诸诗所言即是此事，很可能只是凭借诗中的片言只字，强作牵合。试析论之。

《车邻》诗有车、马、寺人、瑟簧，对应诗序的车、马、侍御、礼乐；玩诗“今者不乐，逝者其耋”云云有美意，对应诗序“美刺”之“美”。毛传、郑笺均在对诗文的阐释中，贯彻诗序。如“寺人”传云“内小臣也”，笺云“时秦仲又始有此臣”；“既见君子，并作鼓瑟”传云“又见其礼乐焉”，笺云“君臣以闲暇燕饮相安乐也”；尤其是“今者不乐，逝者其耋”笺“谓仕焉，而去仕他国（中略），将后宠禄也”，将“乐”具体化为在秦仲朝为官之乐，令人拍案叫绝，然而此说岂能有任何文献依据？毛、郑致力于建立诗文与诗序的关联，使诗序自洽，并不会跳出诗序的框架之外，追问诗序成立的依据。

秦公簋

诗序“始大”之说，盖本于《国语·郑语》“公曰：‘姜、嬴其孰兴？’对曰：‘夫国大而有德者近兴，秦仲、齐侯，姜、嬴之儁也，且大，其将兴乎？’”或类似史源。对话发生在周幽王时，[5]所谓大、兴，是就幽王时王室之卑、弊、衰言之，非指已然壮大，其意为将然之势。且秦仲既与齐侯并举，所指应是嬴姓中的一支，并非秦仲其人。若据《秦本纪》，秦仲已死于宣王时。故《郑语》谓秦仲且大，谓秦仲之后，秦国将壮大。而诗序谓“秦仲始大”，谓秦仲其人当时，秦已呈现日渐壮大的局面。二者不合。

郑玄似有所觉察，《诗谱》云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与《秦本纪》相符），以“大”为“命作大夫”之意，消解了诗序与《郑语》可能存在的矛盾。

诗序以《驷驖》、《小戎》、《蒹葭》、《终南》为襄公诗。从秦仲至襄公，又至穆公、康公，遵循时间次序；若干襄公诗篇之间，按《毛诗》惯例，则不拘泥时间先后（否则“建构”的困难太大）。四篇襄公诗中，《驷驖》序“始命”，则诗在命为诸侯以后。《小戎》序言“讨西戎”，在命为诸侯之前之后均可，玩郑玄《诗谱》意，应指受命以前。《蒹葭》序刺襄公未能用周礼固国，当指不能用周礼治理周之旧土，是命为诸侯以后。《终南》序言“始为诸侯”，是命为诸侯以后。诗序如何牵合诗文言史，毛、郑又如何贯彻、补充和修正诗序呢？

《驷驖》诗有驖、牧之马，狩、获之事，对应诗序“田狩之事”；诗文“游于北园”，对应诗序“园囿之乐”；诗中之“公”，对应诗序之襄公。然而经典中没有规定“田狩之事，园囿之乐”必得诸侯以上始有，诗序“始命”之文，又如何在诗文中体现呢？这正是郑玄要面对的问题。

郑玄着眼于“四马既闲”，笺云：“时则已习其四种之马。”据《周礼·夏官·校人》，天子马六种，邦国马四种，家马二种。有四种之马，是诸侯身份的一个标识。《周礼》的这一规定，为毛、郑所吸纳，在《墉风·定之方中》“騋牝三千”笺和《鲁颂·駉》传、笺等处均有体现。

《驷驖》笺牵合《周礼》，以“四马”为襄公已命为诸侯的身份标识，虽然可以弥补诗序的不足，接下来又面临着末章诗文的挑战。末章云：“游于北园，四马既闲。輶车鸾镳，载猃歇骄。”（猃、歇骄皆田犬名。）若着眼于全诗行文，此章游园当在上章田狩之后。如朱子《诗集传》所云“田事已毕，故游于北园，（中略）以车载犬，盖以休其足力也”，较符合我们的认知，此其一。其二，游园何必具足“四马”？“四马”之“四”，是不是可能同于“驷驖”之“驷”，指一车驷马？

这两点是立意于“诸侯马四种”的郑玄不能接受的。笺云：“公所以田则克获者，乃游于北园之时，时已习其四种之马。”以末章发生在上章之前，正是针对以“四马”为“四种之马”可能面临的挑战，通过建立“四马既闲”与上章“舍拔则获”的因果关联，重新建构诗文的时间次序。接下来，郑解“輶车鸾镳”为田狩时的“驱逆之车”，进一步佐证游园与田狩的关联。最后，郑解“载猃歇骄”之“载”，为“始”，终于足成诗序“始命”之义。

诗序作者建构《驷驖》诗旨的时候，对诗文的理解真的已经到达如此细微的地步吗？从诗序先言“田狩之事”，后言“园囿之乐”看来，郑玄很可能超越了诗序作者的理解，笺说是对诗序的修正。但我们仍然要将郑玄的工作，视为诗序之上的进一步建构，因为如果没有诗序奠定的基础，我们就不能理解郑玄那些“特异”之说所针对的问题。

《小戎》序“征伐”、“兵甲”之类，在诗文中多有体现，毋庸赘述。此序的关键在于美襄公讨西戎。先言“美”义。穷兵黩武一般会导致民怨四起，玩此诗却殊无怨意，序“国人则矜其车甲，妇人能闵其君子”正就此而发，以申《小戎》作者称美之义。首章上六句言戎车之制，笺云“国人所矜”，正是贯彻诗序“国人则矜其车甲”。首章末四句笺“妇人所用闵其君子”，次章末二句笺“言望之也”，卒章末四句笺“此既闵其君子寝起之劳，又思其性与德”，正是贯彻诗序“妇人能闵其君子”。

次言“讨西戎”之义。何知此诗征讨的对象是西戎？“在其板屋”毛传“西戎板屋”，谓诗文之板屋是西戎之制，以申明诗序。检《汉书·地理志》云：“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中略），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其说虽在毛传之后，却可以佐证毛公的意图。

至于“讨西戎”的时间，诗序并未明言。据《秦本纪》记载，襄公讨西戎、以兵送平王东徙，平王因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并许诺秦能攻逐西戎即有岐、丰之地。襄公建国之后又讨西戎至岐而卒。至其子文公败西戎，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若依此记载，襄公于受命前后均讨西戎。郑玄《诗谱》云襄公于“平王之初兴兵讨西戎以救周，平王东迁乃以岐、丰之地赐之，始列为诸侯，遂横有周西都宗周畿内八百里之地”云云，不言襄公受命后复讨西戎，更不言文公始得岐、丰，则以《小戎》在襄公受命以前，可视为郑玄对序说的补充。

《蒹葭》言遡游求伊人，所譬喻者原系何事，已无文献可以证明。谓襄公不用周礼，似乎与史相合。然诗文既无“襄公”及“礼”字，玩其文气，亦未见“刺”意。序谓此诗刺襄公不用周礼，提出的问题可能存在，但《蒹葭》与该问题间的关联，恐怕出于附会。这一观念如何在诗文中落实，是毛、郑需要解决的问题。故传、笺所言虽异，于贯彻诗序所指这一目的，则并无二致，可谓殊途而同归。

《终南》序言襄公“始为诸侯，受显服”，对应“锦衣狐裘”、“黻衣绣裳”，传“狐裘，朝廷之服”指此，笺说“诸侯狐裘，锦衣以裼之”益精。序言“美之”，对应“颜如渥丹，其君也哉”，“佩玉将将，寿考不忘”，笺云“其君也哉，仪貌尊严也”指此。序言“戒劝”，诗文无明显可以对应处，首二句传“兴也（中略），宜以戒不宜也”，笺“兴者（中略），此之谓戒劝”，次章首二句笺“毕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皆发明“兴”意以申诗序。

此诗的主要问题在于“终南”之地和“君子至止”。序言襄公“能取周地”，盖对应“终南”之地，传“终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或指此，“有纪有堂”传又言“堂，毕道平如堂也”（毕在终南山），或亦申此义。然终南山处于丰之东南，据《秦本纪》记载，秦文公以后始得占居此地。而《诗谱》不从《史记》，谓襄公受命时即横有宗周八百里之地，似可以廓清诗序以《终南》为襄公诗可能面临的责难。若然，《诗谱》此说或基于诗序建构而来，未必有早于《史记》的文献依据。

关于“君子至止”，序意君子当指襄公，襄公至于某地受到某人策命。据《诗谱》及《史记》，襄公受命在平王东迁以后。析言之，“君子至止”大体有两种可能：襄公或者至于王城受平王之命，或者至于某地受平王使者之命。既然诗序“能取周地”可对应“终南”之地，序意或持后说，以为襄公至于终南山下受平王使者之命，一如《唐风·无衣》序言晋武公始并晋国，“其大夫为之请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诗也”。然传、笺提出了第三种可能。传谓“狐裘”为朝廷之服，笺进一步指出“朝廷”指天子之朝，[6]则襄公当至王城受命。然则《终南》何独取兴于终南之地？笺云“至止者，受命服于天子而来也”，以“至”为返回之意，完美地解决了可能存在的矛盾。诗序对“君子至止”的理解本来不明，传、笺未必与诗序作者完全一致，却使《毛诗》之学愈发完善精微。

《黄鸟》诗文“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等句，足证诗序穆公以三良从死正是此诗本事。诗序“哀三良”、“刺穆公”又具见文公六年《左传》：“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中略）’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汉魏时人对三良的死因及此诗是美是刺，亦有分歧，不尽遵从古文《左传》“君子曰”的评价。此盖今文三家诗与《毛诗》之别，然以《黄鸟》之三良系之穆公，则无一例外。郑玄笺注《黄鸟》，悉依序义。前人论郑玄据三家义否定毛传，或许有之；但对于诗序，除了《小雅·十月之交》序的郑玄异说或与三家诗有关外，郑玄并不持异说攻序。这是因为郑玄《诗经》学正是植根于《毛诗》序的缘故。

阜阳汉简中的《驷驖》（S122）、《小戎》（S123、S124）、《黄鸟》（S125）

诗序以《晨风》、《无衣》、《渭阳》、《权舆》为康公诗。其中《无衣》序虽无明文，按诗序惯例，前后皆康公诗，《无衣》亦当视为康公诗。四篇中仅《渭阳》有史事可以牵合；《晨风》、《无衣》、《权舆》刺康公弃贤、好攻战、忘先君旧臣，未见明确的史事可以依附。那么是否如朱子所言，《渭阳》序比《晨风》、《无衣》、《权舆》序更为可信呢？先看《晨风》、《无衣》、《权舆》三篇。

《晨风》序言康公之“忘”与“弃”，对应各章末句“忘我实多”。序谓穆公用贤之事，对应各章三、四句“未见君子，忧心钦钦”等，传云“思望之”，笺云“言穆公始未见贤者之时，思望而忧之”，均就序义而发。又首章上二句，传云“兴也（中略），先君招贤人，贤人往之驶疾，如晨风之飞入北林”；次章上二句，笺云“以言贤者亦国家所宜有之”，亦发明诗序穆公用贤之义。

穆公用贤之事，在《左传》等典籍中有穆公求百里傒、蹇叔及用孟明卒败晋襄等记载。此诗及《权舆》谓康公不用贤，却没有着落。毛、郑的阐释能使诗序之义自洽，却无法在诗以外提供康公不用贤的事例，更不能客观地证明此诗果真刺康公不用贤。

《无衣》序言刺康公好攻战，不与民同欲，序义如何在诗文中体现，毛、郑的具体解释不同，且《周南·关雎》、《兔罝》、《大雅·皇矣》郑笺皆释“仇”为“怨耦”，与毛释为“匹”每异，此诗亦然。然毛、郑殊途同归，目的均在于贯彻诗序。此诗的问题仍然在于，毛、郑各自使诗序自洽，却未能从客观上证明诗序成立。

据《春秋左传》、《秦本纪》等记载，康公在位十二年间，秦晋战事频仍。康公元年有令狐之战。二年，秦伐晋，取武城，以报令狐之役。四年春，晋伐秦，取少梁。夏，秦伐晋，取北征。六年，秦伐晋，取羁马，又战于河曲。诗序刺康公好攻战，是由此而发吗？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同时也应留意，康公时的战事，并不比贤明的穆公更多，此其一。开启衅端的令狐之役，是由晋国单方面挑起的，此其二。康公是否称得上“好攻战”，尚有待商榷，但毛、郑对这一问题并无兴趣。

《权舆》是一篇感慨今不如昔的诗，序言刺康公忘先君之旧臣，郑玄于首章笺云“言君始于我厚设礼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中略）君今遇我薄，其食我才足耳”。其义颇类汉初楚元王敬礼穆生等人，及王戊即位则不设醴酒，穆公谢病去。历史上哪位穆公的旧臣，在康公时遭此待遇？史无明文。

综观《晨风》、《无衣》、《权舆》三诗，均无明确的史事与诗序对应，诗序为何系在康公朝呢？诗序之说乃是出于建构。建构的逻辑是将《秦风》系之以秦国历史上的国君，诗篇的次第体现国君的先后。[7]《黄鸟》可以确证为穆公，其余诸诗有史事可以牵合的，《车邻》不妨系以秦仲；《驷驖》、《终南》不妨系以襄公；则位于《驷驖》、《终南》间的《小戎》、《蒹葭》，按时次也应系以襄公。史载穆公生平除殽之战和以三良从死外，并无其他过错，《晨风》以下只能系于穆公以后的国君，而全部诗序的时间下限是陈灵公，[8]有秦康公、共公、桓公可以对应，定公四年《左传》载申包胥乞师，秦哀公为之赋《无衣》，已在春秋末期，不可取；[9]《渭阳》送舅氏，不妨系以康公；则位于《黄鸟》、《渭阳》之间的《晨风》、《无衣》，也应系以康公；共公、桓公无事，则《权舆》也宜系以康公。在这一思路之下，无明显史事可以比附的《小戎》、《蒹葭》、《晨风》、《无衣》、《权舆》，所系时代盖由其他诗篇推定。既无从比附，诗序只得就诗文可能引申的问题泛泛而论。尤令后人感到晦涩、迂曲甚至荒谬的，往往属于这一类诗。然而这类诗与有史事牵合比附者，同出于建构，真实性并无本质差别。

理解诗序建构的思路，重读《秦风》诗文最短而诗序最长的《渭阳》序，诸多疑难，可以涣然冰释。诗序所谓“及其即位”，《正义》以为指晋文公即位（636BC），误，当指秦康公即位（620BC）。为何诗序必知康公即位后始作诗，因为康公为太子时所作诗，按照诗序惯例应系之穆公。诗序若将《渭阳》系以穆公，则《晨风》、《无衣》亦将系以穆公。权衡各种因素，诗序终将《渭阳》系以康公，由此我们得见《秦风》中最长的诗序。后人指责诗序“及其即位”一说，康公何以时过境迁十七年以上，始作是诗，的确是诗序不合情理处。无论是指责诗序“不合情理”，还是《正义》的过信诗序，皆不明诗序之说多出于建构。郑玄对“渭阳”地理位置的推测，正暴露了相关史料的匮乏。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据序“念母也”、“我见舅氏，如母存焉”，所思当是已逝之生母。作为送别诗之鼻祖，《渭阳》之思堪称神来之笔。至于诗人赠送舅氏之时，其母是否真已离世，恐怕并非诗序作者和毛、郑所关心了。

唐代成伯玙以后，疑序者往往认为诗序句首两语与三句以下非出一手。此说之得失，容再探讨。即以《秦风》诸序为例，诗序苦心于建构，浑然一体，岂有前后两截之分。

四、三家诗说

尽管《渭阳》序不尽合理，前人终未质疑其本事，除了诗、史之间诸多似是而非的呼应外，三家诗说似乎也成为诗序的佐证。

《列女传·贤明·秦穆公姬》云：

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晋，是为晋文公。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诗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君子曰：慈母生孝子。

又，《后汉书·马援传》载章帝建初八年，马援子防、光免就国，临上路，章帝下诏使马光留京：“其令许侯思僭田庐，有司勿复请，以慰朕《渭阳》之情。”马光是章帝舅，其时章帝母马太后已卒。唐李贤注云：

《渭阳》，《诗·秦风》也。秦康公送舅晋文公于渭之阳，念母之不见也。其诗曰：“我见舅氏，如母存焉。”

清代陈乔枞、王先谦等学者，往往将刘向诸书引《诗》定为《鲁诗》，将李贤注引《诗》定为《韩诗》[10]。果若如此，则《渭阳》一诗，《鲁》、《韩》、《毛》同说矣。

王先谦像

三家诗亡失已久，清人所辑佚三家诗，主要通过建构汉人“家法”而获得，与三家诗原貌有相当距离。[11]刘向编纂《列女传》、李贤注《后汉书》，皆杂采群籍，更不必恪守家法。就以上两条而言，均与《毛诗·渭阳》序吻合，李注更未有只字提及《韩诗》，出自《毛诗》的可能性更大。虽然不能排除《列女传》、章帝诏及李注也受到三家诗中某一家或数家的影响，却不能证明《鲁诗》与《韩诗》皆以《渭阳》为康公送重耳事。

可以作为拙见佐证的，是《史记》述重耳入晋前后事，杂采《左传》、《国语》、《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或与其同一史源的相关记载，却未及《秦风·渭阳》。《毛诗》出世较晚，《史记》引《诗》、说《诗》，多与《毛诗》不同，应间采三家或主采一家（前人定《史记》为《鲁诗》，实非笃论）。倘若三家诗有以《渭阳》为重耳事者，《史记》理应采纳。史迁未取，正可以佐证《渭阳》序所言，不是三家诗的主流。

前人认为《渭阳》《鲁》、《韩》诗说，与《毛诗》相同，这一看法尚缺乏有效论证。《秦风》三家诗说可考者，除《黄鸟》诸说毋庸在此讨论外，主要见于襄公二十九年《左传》季札见歌《秦》曰“美哉，此之谓夏声”服虔注。服虔云：

秦仲始有车马礼乐之好，侍御之臣，戎车、四牡、田狩之事。其孙襄公列为秦伯，故有“蒹葭苍苍”之歌、《终南》之诗。追録先人《车邻》、《驷驖》、《小戎》之歌。与诸夏同风，故曰夏声。

“先人”当系秦仲。服虔所述与诗序有别，应视为三家诗中的某家。此三家诗说认为，《秦风·黄鸟》以前的五篇，《车邻》、《驷驖》、《小戎》系秦仲诗，《蒹葭》、《终南》系襄公诗。此与《毛诗》以《驷驖》、《小戎》系之襄公有别。那么，是否可以证明《毛诗》与服说相同的《车邻》、《蒹葭》、《终南》三篇诗序，相对可信呢？问题恐怕并不单纯。

《毛诗》序与三家诗说本来存在根本的区别，比如《毛诗》最重要的“正经”之始中，文王诗《关雎》、《鹿鸣》，三家或皆以为刺康王之诗，是知诗序为《毛诗》建立的正、变结构，已与三家不同。而由服虔所持诗说，以及《关雎》、《鹿鸣》的三家诗说，再如关于《王风》时代的异说，可知三家诗对于诗篇的时代归属乃至诗旨虽与《毛诗》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别，其将诗篇与古史建立关联的逻辑，却与《毛诗》没有本质差别。先秦、两汉人每将《诗》、《书》并称，可以佐证将《诗》系史的传统，并非诗序作者所独创。

尽管先秦、两汉多以《诗》系史，然而“史”的观念，却与实证史学有根本的不同。古人对《诗》中之史的讨论，除非像《秦风·黄鸟》、《鄘风·定之方中》、《载驰》、《郑风·清人》、《大雅·崧高》、《韩奕》等有本事可考者，一般均基于观念和问题，史料处于从属地位。无论《毛诗》还是三家诗，所系之史，往往是基于观念和问题的建构。

五、余论

《毛诗》经学建构的思路，在汉代并不罕见。后人不能省此，以致不明就里，横生误解。无论信序者还是攻序者，均未能免此。攻序者如朱子，仍相信《渭阳》序即是一例。

毛传、郑笺皆不超出诗序所建构的框架，郑玄另撰《诗谱》，是在诗序基础上更为精细和复杂的建构。后人不疑《渭阳》序说，尽一步讨论诗中的经学问题，如陈奂据《礼记·坊记》“父母在，馈献不及车马”及《逸周书·太子晋》孔注“礼，为人子，三赐不及车马，此赐白王然后行可知也”，谓康公所赠“路车乘黄”乃奉穆公之命；顾广誉谓康公先赠车马再赠玉佩，是先公后私云云。类似经学讨论，仍可视为基于《毛诗》的进一步建构。其建构的基础，主要不是可以证明的史实，而系观念、问题。

如果经学史上的学说，主要基于观念和问题，而非可以实证的史事，那么经学的价值何在？浅见以为经书、经说乃至其他古代典籍，本来没有向后人提供史料的义务，经学本身即具有独立的价值。出于建构的《渭阳》序可能不符合史实，但以《渭阳》序为基础的经学议题并不会因此坍塌。

经典的阐释，可能伴随着建构，越伟大的经学家越不能免，虽然经学家本人真诚地认为自己的阐释是述而不作。我们透过经说的迷雾，知悉经学建构的实质，有望在疑古、信古之间，找到通往经学本身的道路。

注释：

[1]《左传》文公七年载：“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晋，曰：‘文公之入也无卫，故有吕、郄之难。’乃多与之徒卫。”吕、郄之难在入晋为君之后，非指入晋之时，与此处所述并无抵牾。《韩非子•十过》谓秦穆公“公因起卒，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辅重耳入之于晋，立为晋君”可参。《史记•晋世家》亦云“秦穆公乃发兵送内重耳”。

[2]《列女传》之说，见本文第四部分。

[3]此外，汉人每以“渭阳”指称咸阳附近，郑笺可能受此影响。如汉文帝时立“渭阳五帝庙”，其地在长安北，正是咸阳附近。另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咸阳在武帝元鼎三年更名“渭城”，而咸阳附近的阳陵，更在王莽时改称“渭阳”。

[4]而实际上，先秦文献除《渭阳》诗外，很少出现“渭阳”一词。笔者仅见《战国策·秦策三》引范雎语称“吕尚之遇文王也，身为渔父而钓于渭阳之滨”。其时文王仍居周原，距渭河约30公里，距咸阳达80公里。文王与吕尚相遇的“渭阳”，可能不在咸阳附近。

[5]《郑语》此条发生在郑桓公为司徒时问史伯，下条云桓公于幽王八年为司徒。

[6]孔疏分析郑玄学说，以为郑意诸侯在国不服狐裘。

[7]诗序作者的具体考虑与以下所论，容有一定偏差，大体思路当相差不远。

[8]郑玄《诗谱序》云：“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

[9]事又见《新序·节士》。王夫之《诗经稗疏》力证《秦风·无衣》为秦哀公作。

[10]陈乔枞等辑佚者，根据汉初楚元王刘交习《鲁诗》，推断其后裔刘向亦习《鲁诗》。根据李贤注与《毛诗》以及辑佚者判断为《鲁诗》、《齐诗》者或有不同，推断李注引《诗》系出《韩诗》。

[11]参拙文《论陈乔枞与王先谦三家诗学之体系》，《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