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唐诗中的精神转化与呈现

作者：王聪（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324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九月十八日丁酉

           耶稣2017年11月6日

儒学作为一种精神导向渗透在唐诗的创作宗旨和思想内涵中，对其产生了潜移默化而又深远绵长的影响。通过对儒学的吸收、转化、融和，唐诗逐渐开拓着自身新的发展道路，尤其在应制、宦游、乐府、咏史等多种诗歌类型中，形成了文质浑融的诗性表达。

箴规引领风雅兴寄

从《诗经》开始，中国传统文学肩负起“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政教功能。在这一互动的过程中，儒学作为一种理念融入到诗歌之中，尤其对唐代应制诗创作，具有一种箴规引领的作用。

贞观之际，太宗“以文德绥海内”，魏征等重臣抗颜进谏，甚至在应制诗中屡陈儒学主张。如魏征在《奉和正日临朝应诏》中引用了大量的儒学典故，“万国会涂山”将太宗的元日盛典比附为“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之事。“声教溢四海”取“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尚书·禹贡》）之意。“复咏南风篇”出自《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灼烁耀金蝉”句的“金蝉”意象借鉴陆机《寒蝉赋》“蝉有五德。……加以冠冕，取其容也。君子则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岂非至德之虫哉”，暗含对德行的箴规。可见，在颂圣的同时，无论是典故的选择，还是意象的营造，皆以儒家的操守行规谏之举。

玄宗亦秉承贞观遗风，大力提倡儒学，他亲自注释《孝经》，于开元十年“颁于天下”，又于天宝二载“诏天下民间家藏《孝经》一本”。玄宗的这一举措由“孝”及“忠”，除发挥调和社会矛盾的理政作用外，还坚定了士人对儒学理想的追求，强化了士人“在家守孝，在朝尽忠”的道德操守。在这种为政举措的引导下，张说言“政成天子孝，俗返上皇初”（《东都酺宴四首》），苏颋言“孝思敦至美，亿载奉开元”（《奉和圣制过晋阳宫应制》），以独特的艺术表现力传播朝廷的思想文化主张。

应制诗起于汉魏而盛行于唐（明吴汶、吴英《历朝应制诗选凡例》），满足了彰显皇家气象与凝聚政治力量的需要，符合儒家“征圣宗经”的文学观念及“文质彬彬”的美政要求。尽管应制诗只是一种围绕皇权展开的诗歌样式，但在诗中大力提倡儒家思想的做法，开启了唐诗注重“风雅兴寄”的先河。

援儒入诗思革文弊

如果说在应制诗中宣扬儒学满足的是统治者的政治诉求，那么，像“初唐四杰”这样的普通士人“援儒入诗”，则反映了唐诗在发展过程中对儒家理念广泛而迫切的思想需要。

杨炯《王勃集序》开篇即指出唐代以前文道分离的情况，批评梁隋之际诗人多沉溺于声律及用事新巧的诗风；赞美王勃一反六朝文学的颓势，既能“经籍为心”，又能“风云入思”，对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龙朔文场，起到明显的“思革文弊”作用。事实上，杨炯的这一评价也可以扩展为“初唐四杰”在唐诗发展中的共同贡献。“四杰”在诗歌理论中充分吸收融合儒学主张，有力纠正了齐梁文学思想贫弱的弊病，成为唐诗“声律风骨兼备”的先导实践。

与此同时，儒学的渗透对四杰诗体、诗风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卢照邻《奉使益州至长安发钟阳驿》作于自蜀地返回长安的途中，当时诗人作为“王使”，刚刚结束对益州百姓的宣慰。全诗共20句，前面多写景状物，然而最后四句“夕济几潺湲，晨登每惆怅。谁念复刍狗，山河独偏丧”，却由状写自然山水急遽转换为忧叹蜀地税赋沉重、民不聊生。又如，杨炯的《巫峡》“忠信吾所蹈，泛舟亦何伤”一句，出自刘向《说苑》卷一七《杂言》，化用吕梁蹈水的典故，将庄子“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的解释转换为对儒家“忠信”思想的高度弘扬。他们的山水诗创作往往是在身居下僚、意图仕进的宦游途中所作，虽然仍以描摹山水为主，但已不同于南朝的精雕细琢，而是在或辽远壮阔、或秀丽明澈的山水之中渗透进自己的入世态度。

可见，以“四杰”为代表的宦游诗人，多将自己的人生遭际与儒学的济世情怀、功业思想等联系起来，尽管有些诗作在艺术表达上还比较生硬，但却为气象浑融的盛唐之音积蓄了经验，尤其通过化用传统经典，在求仕、言道的过程中传达出了大唐独有的精神风尚。

合时合事裨补时阙

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励精图治，唐朝步入了开天全盛时期，然而在盛世繁华的背后，也潜藏着巨大的政治危机。面对突如其来的安史祸乱，诗人们反思朝政之失、忧叹百姓之苦，在家国情怀的书写中形成了新的诗歌风貌。

杜甫一生“奉儒守官”，并将儒学信念融入到诗歌创作中。青年时在齐鲁游历写下《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化用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典故（《孟子·尽心上》），抒发了诗人奋发昂扬的功业志向。只是当时杜甫阅历尚浅，还未能将儒学沉淀为一种情感底蕴。而他的“三吏”、“三别”、《兵车行》等诗篇之所以被称为“诗史”，不仅在于杜甫以切身经历写出了战乱之苦，更体现为他在“黍离之悲”的沉郁诗句中倾注了儒者的坚定与深情。可见，在经历安史之乱后，杜甫不再“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急于求官，而是感受到了国家艰难、民生疾苦，在诗作中记述家国之悲，抒发黔首之痛，真正把家国理想熔炼在诗歌创作当中。

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了沉重的打击，面对战争留下的破败局面，中唐士人将儒学视为疗救之方，并将儒学的复兴与诗文的载道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其中，白居易、元稹等发扬了杜甫“即事名篇”的创作方式，大力提倡“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的新乐府创作，写下了《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等辞质、言直、事核、体顺的作品，希冀以此“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实现“见之者易谕”、“闻之者深诫”、“采之者传信”的微讽之效。

总之，唐代的士人或是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或是奉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信条，将自己的治世理想与政治主张以儒者的姿态写入唐诗；而“合时”、“合事”的新乐府创作，用诗化的语言表达了这一真挚、强烈、沉重、深刻的情感，从创作的角度实现了理念、心性与情感的完美统一。

探究古今感怀兴亡

晚唐政局重心失衡，士人呈现出矛盾复杂的心态：一方面，心恋魏阙，怀才抱器，希望扶大厦于将倾；另一方面，朝政腐朽昏聩，自身坎坷不遇，空有一腔报国之志。因此，晚唐诗人往往将对现实的思索融入盛衰兴亡的慨叹之中，试图用儒家之道整肃政治秩序，以此寻找安全感和归属感。

杜牧“世业儒学”，熟稔“治乱兴亡之迹，财赋甲兵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将朝政混乱的原因归结于“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乱不止”（《上昭义刘司徒书》）。因此，《过骊山作》中言道“削平天下实辛勤，却为道旁穷百姓”，主张帝王只有坚持“民本”思想，才能守住辛苦创立的万世基业。《过勤政楼》中感慨“千秋佳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在微讽玄宗宴饮纵乐的同时，对“勤政”进行现实的观照与反思。

如果说杜牧还只是体验到了政局山河日下的衰落趋势，那么罗隐的一生可谓见证了大唐的覆亡。他“才了十人，学殚百代”（沈崧《罗给事墓志》），却“十上不第”，坎坷困顿，对朝廷的弊政和百姓的苦难体会尤为真切，故其常借咏史来兴刺时弊，在治乱兴亡中灌注了强烈的愤激之情与济世之心。如讥讽陈后主不恤政事，隋兵攻下台城时仍诗酒笙歌，最后落得“兵来吾有计，金井玉钩栏”（《台城》）的下场，为当朝统治者敲响警钟。可以说，罗隐的诗作因其儒学的济世情怀而得以深化，呈现出愈发敏锐的现实关怀。

在中晚唐的诗作中，咏史怀古的数量越来越多，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罗隐等，不约而同地选择将儒家治世理想融入到诗作之中，在治乱兴亡的议论和咏叹中凝练出个人的创作风格。对唐诗而言，儒学不仅是充盈于字句之间厚重深沉的情感，而且在诗人探究古今、感怀兴亡之际，还提供给人们理性的哲思。

在唐代，儒学是诗歌重要的思想背景与文化语境，不同的诗人在对儒学的坚守与汲取中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使唐代的诗坛呈现出一种张弛有度、广袤丰富的局面；而唐诗的创作，既有国家意志对儒学的强调，又有纯然愉悦性情的自由创作。总体看来，儒学蕴含了一个时代的理想与情志，在其精神指引下，诗人们追求“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理想化的文学样态，在创作个性得到充分舒展的过程中，共同铸就了“唐三百年风雅之盛”。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