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的理论基础及其评估系统的建立

作者：成中英 （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

来源：中国孔子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九月廿七日丙午

           耶稣2017年11月15日

成中英 （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即开始思考中国文化如何能作为现代管理的基础和企业化中的方法、方式以及终极的价值目标。中国文化是指显示中国人关于天道、生命、人性的思考与其价值体现的追求，并以此来表达其哲学的核心理念以及实践的指导，也以此作为事业与企业持续经营与发展的基础，形成我所谓的中国管理的创造精神。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文化有一个创造性的起始点：认识事物的多样性与其内涵的多种功能性，努力整合多样为一体，认识差异的重要性在其丰富的性能，并进而融通差异，达到一个总体的价值目标。基于此，中国传统重视人对天地宇宙万物的观察与体验，并集思广益，凡事设身处境，实事求是，奋勉力行。哲学的说，这是一种合多元为一体，化客体为主体，掌握自我的生活态度。如此也才能建立天人互通、天人合德，内外合一，知行合一的合一精神。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合一精神是开放的，动态的，并与时俱进的。所谓管理即在发挥人的创造精神，把人类外在的经验和内在的价值结合为一，实现人的终极价值。当然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内涵要求，如就企业内外合一的要求来说，要实现的是诚信一致，言行合一。就社会管理来说，则要求外在性的规则和内在性的德能相协调，实现德法合一。这样也就同时有了个人对家庭与社群的归属感以及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感，并由此建立对社会国家的责任心与奉献精神。必须指出，上述这种追求合一的哲学精神来自于中国哲学与文化之源头活水，也就是千古弥新的易学。

易学基于群经之首的易经，创建了天地人的生命架构，也先后促进了儒学（人学）的发展与道学（自然学）的发展。基于易学，我们可以看到儒学和道学在本体论与宇宙论上有同源性，虽然目的并不相同，却又同样体现出人的生命的主体性与修持能力。由于易学作为儒学的原始起点，儒学和后来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今日所讲的儒学有两个层面，历史层面和哲学层面。历史层面，儒学是就先秦以来的历代儒学而言；哲学层面，儒学讲求如何成为君子，如何成为圣贤，也就是讲求君子之道，圣贤之学。到了现代，儒学衰落是由于儒学未能真正面对时代，解决时代的问题，又不知反求诸己，不讲求理念，更不知自觉的实践，掌握现实及其问题，以反本合一解决问题。所谓掌握现实及其问题乃在众端参观、认知差异，找寻问题的根源，也找寻解决问题的根源，然后反本以创新，在分工中实现合一。因此，从一个以易学为根源的儒学眼光，也能包含诸子百家的思想于整体的体系之中，以实现与时俱进的整体与综和的创造力，彰显人类的价值，为人的发展所用。在此一意义下，儒学自然可以把各种重要的现代概念和功能，以及通过与西方的交流所获得的现代知识与科学价值，融合在儒学的事业之中。基于以上的了解，我们可以思考什么是儒商，以及为什么要提倡儒商。

当今人类的企业与商业发展需要重视企业的组织。在人类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再走向今日的信息与智能社会，企业扮演着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企业的基本目标就是透过组织促进经济发展，创造社会财富。由前文所言的合一性可知，组织的目标就包括了对个体发展、群体发展、社会发展、国家发展方面的考量。从组织来说，必须以文化为基，以社会为体，以经济为用。但不同层次的发展还要兼顾经济利益、社会效果与文化价值。因此，现代社会包含一个潜在的儒学结构，而企业也有一个潜在的儒学需要。企业所涉及的各种商业行为不能仅以个人的牟利为基础，更不能以个人牟利的最大化为基础。它必须考虑到满足有关的社会需求，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前提下，来创造文化的价值，并借以持续发展，达到合乎正义分配的个人利益。只有我们认识到企业的目标具有社会与文化的目的性，我们才能实现维护社会与文化发展的目的，才是一个合乎儒学思想的组织与企业。

简而言之，对儒商的基本要求是：在基本的经济与基本的管理的基础上，要以儒家对君子的要求，把儒家伦理的价值仁、义、礼、智、信结合及体现在企业的组织、用人、领导、管理、合作、竞争、改造、创新之中：即使在经济的活动中也要维护儒学的基本价值，要维护做人的尊严，要有民胞物与的认定；要公平而合理的对待生命，尤其是他人，不管是员工或是顾客，要对社会有责任感，对民族国家有忠诚之情，对环境生态有爱护的精神。

今日人类商业社会发展，无论中外，都有一个哲学意义上儒学化的趋向。因时间关系，我在此不想论述此一趋向。但我要指出，一个现代企业如要继续发展，成为一个影响国计民生的企业，显然它不能不具有儒学的生命观、社会观和宇宙观。企业越大，就越应该具有这些方面的关照。作为一名企业家、企业的所有者或者管理人，更应该提升对儒学在组织、管理、领导与教化上的认识。然后，他的企业行为才能符合儒学的价值观。这是成为儒商的第一个条件。此一认识达到了什么程度，则需要在其行为上来鉴定。在行为上，我们如何来考察企业家的儒学意识，就在他的个人道德意识。社会群体意识和环境生态意识上面，分别展现为儒学中有关人、地、天的关注。儒商，不仅需要具备这些意识，而且还要在行为上表达出这些意识，至少在合一精神的要求下，做到言行一致和知行一致。另外，他为达到这些目标而努力的程度，也是我们考察的对象。持续学习和改进发展，也是儒家的重要价值观。任何企业都需要一种不断学习、不断改进的动力。

儒商的评估体系

涉及儒商性向与品质的评估问题，我们可以说，我以上所讨论的是对儒商一般目标与责任的要求。再进一步，我们则要考虑儒商在具体个人与集体行为的性向与品质。我想在此提出我在拙著《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四版 (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中已经进行了的分析。我从初版的5C理论发展到三版的7C理论，以及最新四版的8C都是值得参考的资料。这种发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C理论“（创造力理论）逐渐的自我实现。

在初期的5C理论中，第一个C主要面向计划和决策的维度，关注确定企业制定目标的基本认识，也即前文谈到的那些企业目标。第二个C则关注于事权专一优质领导与呈现的的责任感与企业发展精神，涉及到企业领导力和管理人能力的建立。这些能力应该形成人的德能，使之具有坚毅的信念，促进自我管理、控制自我私心，以企业的目标为其追求。这就使企业管理人努力达到符合儒家克己复礼的德性，也体现出刚健自强的毅力。为了力行贯彻信念、力行实践的能力也必须具备。

第三个C则要求在面对企业的市场对象时，能够人性地对待需求者，并为之提供最好品质的产品，以满足社会的需要。有些企业满足于已经做到的成果，而不加以改善，因而不进则退，逐渐在竞争中被淘汰。只有在竞争环境中，企业才能够创造和实现自己的品牌。品牌代表了品质和的保证。但是，目前存在一种现象，一个企业一旦树立起品牌之后，就在品牌的掩盖之下降低产品的品质。品牌变成了自我限制的因素，而非自我提升的动力，最终导致产品落后，甚至成为落后产品的保护伞。这就丧失了儒学精益求精的精神。

第四个C着眼于创新。品牌效应建立起来之后，继续创新必不可少。

第五个C要求企业具备一个稳定发展的团队，并且能够不断地改进以获得发展的效益。要做到此，不能不进行对员工的培训以及对消费者的关怀，不是把有关的人当作工具，而是当作一个共同创业与发展的伙伴和力量。

这五个C构成五行相生而平衡的状态。它具备五行相生化与相互制约的结构，也体现了自然的基本生态，是完全合乎现代科学的生命观与进化观的。

在构建了第一层次的目标和第二层次的行为表达方式之后，更进一步需要第三个层次的建构，即C6和C7。

第六个C 需要考察企业管理的包容性和循环性。包含性，即企业组织形成一个有机体，诸方面的功能都能得到发展。运用教育和培训的方式以提升员工的素质，形成不断的新生力量，使得企业能长久的焕发出活力。包含性同时还指向循环性的功能，体现在企业的不断生产、回馈和改进成果，也改善企业自身的生态。但是，循环性也不能忽视儒学对与时俱进的要求。因此，具有儒商性质的企业不会忽视现代的先进生产工具，例如，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随着生产力的解放，人工智能的发展，一个儒商企业会逐渐形成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价值观。

第七个C关注于企业经过一段时间发展之后的转型，即管理系统的更新和提升。企业在发展遇到瓶颈或者新环境新机遇时需要转型，在制度上、知识上和设备设施上进行更新，甚至转换成另外一个全新的企业。例如，家用电商逐渐转型为人工智能服务的企业。这样要求企业具有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并能认知到社会发展的动向。间接地，这也是要求企业促进社会发展的能力，对社会贡献和捐献的能力。

最后是第八个C。我将之看作为终极的需要。企业的整体发展过程，其创新的能力、持续发展的能力以及取得的效益和成就，也反映出企业管理者的修养。企业家不将企业作为自己的私财或仅仅只是着眼于经济利益，而是把它看做社会的产业，是全体经济-社会-文化中的一员。企业的价值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数据上，还表现在社会文化发展上。它涉及企业的整体性的眼光与胸襟。如此，虽然有些企业规模可以比较小，但是其社会价值上却很巨大，对国家民族的发展具有关键的重要性。

今日，我们提出儒商的评估体系，就必须涉及以上者三个层次和八个内涵：亦即一个根本目标、两个转化机制与五个运作功能，如此构成了八个相关连的C (C1->C2->C3->C4->C5->C6->C7->C8)。我们可以就每一个C 的内涵提出具体的评价指标，并根据社会的发展逐渐丰富。

在我看来，儒商排行榜的评估具有提倡与鼓励儒学应用的意义，是中国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文化特色的一个机制。立足于儒学的思想与精神，儒商使得企业的内涵更能有层次，而儒商的排行榜将企业管理经营与儒学的相关性更好地表达出来。此相关性不是仅仅指涉儒学自身，而是反映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进度。最近，我的学生黎红雷教授出版了《儒家商道智慧》（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一书， 他送了我一本。这本书写的非常之好。该书从基本上掌握了C理论的精神。黎红雷教授书中体现出了儒家特性的“组织领导之道”、“管理经营之道”、“发展策略之道” 以及“教化传承之道“。在我看来，这就是对C理论的重点发挥，并将之发挥得非常精致和深刻。从此角度看，他的这本著作确是建立儒家商道，体现儒商价值的鼎力之作。基于《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与《儒家商道智慧》和的内容及宗旨，我们可以建立起具体的儒商标准体系，成为儒商的ISO系统。

儒商的当代精神

最后，我还要分析一下“儒商”这个语词。究竟是儒而后商，还是商而后儒？或者是先商后儒，还是先儒后商？是否存在商而不儒或儒而不商的情况？通常我们认为儒学可以在很多不同领域中发挥，例如，教育、行政等等，还可以在商业、企业上发挥，将儒家的“合一”精神展现出来。如果企业管理者还没有掌握到儒学，那么则可通过学习儒学之道或者已成功的儒商，以达到儒商之道。我们希望人们既商则儒，当然也不必反对人们怀抱儒学而从商。我们认识到儒而不商是传统精髓，商而能儒则必须说是当代精神。所谓当代精神指的是我们必须要有如上所述的易学与儒学在历史与哲学上相关的认识。因而儒学不必反对诸子百家的发展，进而能采取与吸收诸子百家的精华，包括西方企业中良好的制度与良好的标准。我最近几年提倡“易商”的概念，也不反对“道商”的说法。这取决于其概念的基础与精神。“儒商”是以儒学作为基础；但是儒学又有“易学”的基础。所以，我们可以说“儒商”是属于“易商”的一部分。道家也以“易学”作为基础，那么“道商”也是属于“易商”的一部分。但是“道商”也不得不考虑企业的目标，也不得不采用儒商合理的企业组织方式。因此从此视角看，“道商”中的所谓“道”是代表它的一种基础的特性，终极的看则必须以天地变化，万物各正性命，人能保合太和，并能持续发展（疏解易乾卦彖传《乾道变化，各正姓名，保合太和，乃利贞》句）为最后标准。 当然，个别的“儒商”或“道商“也许更为实际，考虑到企业的现实性，要将企业地方化。例如，传统中的“徽商”就强调忠孝，“晋商”则强调诚信，“浙商”则强调科技的即时运用。这些企业商业在各个地域层面上体现出来不同表达方式，但都统合在以易学为基础的“易商?à儒商”的大系统之下。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