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维吾尔儒学的光大

作者：热依汗·卡德尔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九月廿九日戊申

          耶稣2017年11月17日

提 要：元代维吾尔人进入中原和江南后，对元代儒家思想的发阐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汉人和南人儒士受到歧视的状态下，维吾尔人不仅积极呼吁并劝诫统治者“以儒治国”，而且身体力行，倡导并推行儒家思想的传播，为元代的社会、文化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关键词：元代 维吾尔儒学

作者简介：热依汗·卡德尔，女，维吾尔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有元一代，维吾尔儒学发达，涌现出像安藏、阿鲁浑萨里、合剌普华、廉希宪、贯云石等一批著名的儒学名士，促进了元代儒学的发展。

蒙元时期，统治者调派了大批维吾尔精英帮助治理辽阔的疆域。俄国著名东方学家巴托尔德曾指出：“在文明的人们中，穆斯林（尤其是塔吉克人）和维吾尔人，不仅在本族，而且在所在的国家管理国家大事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在当地的王公贵族中具有很大的影响。”[1] 成吉思汗的第十三代后裔阿布尔哈兹·阿拉布莎·穆罕默德·巴哈杜尔汗也曾说：“成吉思汗及后裔所统治的河中地，呼罗珊，甚至伊拉克等地掌玺、尚书、财政官员，几乎都是维吾尔人。”[2] 美国学者卡特也说道：“在成吉思汗诸孙的统治下，波斯王国和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会计和重官都是畏吾儿人。”[3] 而中国元代，更有大批维吾尔人担任着从国师、宰相、尚书到各级地方行政长官的要职。

元代是儒学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早在成吉思汗时期，高昌回鹘王国因归顺成吉思汗，其亦都护被成吉思汗收为第五子。由于高昌回鹘王国处于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带，其文化亦呈现出多元的特征，儒学与摩尼、佛、基督交融相处，共同成为社会的文化元素。许多维吾尔文化人，对于儒学不仅熟悉，而且认知程度很高。比如宋末元初的畏兀儿人家铉翁，其先世居北庭，后进入内地中进士并为官。家铉翁“幼颖悟，自命不凡，脱去纨绔习，修孔氏之业，读文公之书。应江浙进士举及格，闽宪闻其才而辞之”。[4] 家铉翁先任常州（今江苏武进县）知州，继任浙东提点刑狱，进入朝廷后任大理寺少卿。临安陷落，南宋灭亡，家铉翁因拒绝投降被羁押河间，成为元初在中国北方传播理学思想的重要人物。家铉翁著有《说易》、《春秋序例》、《孝经解义》等书，可惜已散失。还著有《则堂文集》16卷，至今只留下残本。现存《春秋集解详说》10卷和部分诗词文，分别收入《宋诗纪事》、《全宋词》、《宋代蜀文辑存》。

元朝初年，如何治理国家成为忽必烈重要的政治考量。维吾尔人安藏劝其以儒学之道治理天下，还将儒家政书《尚书·无逸篇》、《贞观政要·申鉴篇》、《资治通鉴》等译成用回鹘字母拼写的蒙古文进献给忽必烈。安藏“世居别失八里，幼习浮屠法，兼通儒学”。[5] 他劝诫忽必烈：“有言逆于汝志，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任贤忽贰，去邪勿疑。”[6] 安藏的建议为元初的政治清廉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维吾尔人阿鲁浑萨理以广博的学识和语言天才受到重用。史说“阿鲁浑萨理，畏兀人。祖阿台萨理，太祖定西域还，时从至燕。会畏吾国王亦都护请于朝，尽归其民，诏许之，遂复西还。精佛氏学。生乞台萨理，袭先业，通经、律、论。”[7] 阿鲁浑萨理也向忽必烈建议集贤纳士，儒学治国。忽必烈不仅采纳了阿鲁浑萨理设置集贤馆的建议，此后又在阿鲁浑萨理奏请下，设立了国子学，即后来国子监的前身，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人才。

合剌普华是岳璘帖木尔之子，其父岳璘帖木尔曾被成吉思汗聘请为教授诸王王子的国师。因岳璘帖木尔通晓儒家经史，而且品性正直公正，后被任命为主管中原诉讼的大断事官。合剌普华不仅从父亲身上学到了正直不阿的品性，而且接受了父亲很好的维吾尔文化和儒家经史的教育。他很年轻的时候便成为商山铁冶都提举，后忽必烈攻南宋，又被选为行都漕运使。江南平定后，他上疏给忽必烈：“亲肺腑，礼大臣，以存国家之体。兴学校，奖名节，以励天下之士。正名分，严考课，以定百官之法。通泉币，却贡献，以厚生民之本。”[8] 希望用儒学治国。

合剌普华的后代更是熟读经史，以儒业兴家。

合剌普华长子偰文质以不忘祖出漠北偰辇河而取偰为姓，幼年时随父母居住粤南，10岁时母亲重疾，遵医嘱而割股救母，时人赞其“忠、贞、孝三节备一身”。成年后在江南从政，始终反对苛政和贪腐，即便遭遇广西暴乱，也坚持攻心为上。他坚持以民心向背为谋政考量的儒家思想，并身体力行实行养护民生的政策，为他赢得了很好的政绩口碑。偰文质育有五子，在他的培养下皆中进士，以“一门五进士”称颂江南。

偰文质长子偰玉立，延佑五年(公元1318年)进士，至正年间任泉州路达鲁花赤。元代泉州为世界第一大港，贸易发达，市井繁荣，偰玉立任泉州最高长官，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忘教育。偰玉立在泉州期间“筑城浚河，为捍卫记。而复兴学校，修桥梁，赈贫乏，举废坠，政绩甚多，郡人立祠祀之。”[9]

三子偰哲笃，延佑二年(公元1315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曾参与《辽史》的编撰，担任《辽史》编写提调官。鉴于当时贪腐成风的官场恶习和钞币混乱的货币政策，偰哲笃曾提出“变钞法”，希望不要与民争利。这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他本希望通过革除旧钞之弊恢复元朝经济，稳定社会不安，但由于国库空虚而使“变钞”归于失败，并受到政治迫害。

偰哲笃长子偰逊受父亲牵连而远避高丽，因与高丽恭愍王曾在元廷侍太子于端本堂，故受到优待，被封高昌伯，改富原侯。后李成桂灭高丽建立朝鲜王朝，推行崇儒抑佛政策，偰逊长子偰长寿因精通儒学而受到重视。偰长寿帮助李成桂在朝鲜推行儒家教育，编纂儒学启蒙《直解小学》。《李朝实录·太祖康宪大王实录》称：“……判三司事偰长寿乃以华语解释《小学》，名曰《直解》，以传诸后。今学者无他师范，唯以《直解》一部为习。”[10] 而偰长寿儿子偰循则奉旨组织编纂了《三纲行实图》，从朝鲜和中国的忠臣、孝子、烈女中甄选110人事迹，图文并茂，以弘扬儒家倡导的忠孝节义。

鲁明善，维吾尔人，以父字鲁为姓。其父迦鲁纳答思学识渊博，很受器重，曾任皇太子的辅导教师，是通习多种语言的著名翻译家。鲁明善自幼受其熏陶，儒学素养很深。他认为，“农桑衣食之本，务农桑则衣食足，衣食足则民可教以礼义，民可教以礼义则家国天下可久安长治也。”[11] 为了指导农民生产，他编纂《农桑衣食撮要》，“凡天时地利之宜，种植敛藏之法，纤悉无遗，具在是书。”[12] 后人将此书与官颁的《农桑辑要》、王祯的《农书》并列为元代三大农书。

在元代，被称为“廉孟子”的廉希宪影响很大。廉希宪，维吾尔人，1231年出生于燕京，他出生的时候正巧父亲布鲁海牙被任命为燕南诸路廉访使，父亲便以官职为姓，为他取名廉希宪，从此，他的子孙后代便以廉为姓。

廉希宪是元代名臣，官至宰相，但一生刚正清廉，有人常将其与宋代的范仲淹相提并论。范仲淹的名句“忧天下之忧而忧，乐天下之乐而乐”，也正是廉希宪的一生写照。

廉希宪好读儒家著作，手不释卷。忽必烈还没有做皇帝时，听说了廉希宪的才华和品德，在他19岁时招到身边做侍奉。廉希宪渊博的学识和优雅的举止，让忽必烈十分赏识。一天，廉希宪正在阅读《孟子》，忽必烈突然要见他，他急忙揣着书进宫应召。忽必烈见他拿着《孟子》，就问他书里讲些什么，他便将孟子的人性本善、重义轻利、仁政爱民等思想讲给忽必烈听。忽必烈听后赞不绝口，并称赞廉希宪：“好一个廉孟子啊！”从此，廉希宪便以“廉孟子”著称。

“廉孟子”自己爱读书，也对读书人一往情深。《廉希宪事略》中讲，廉希宪任平章政事时，中书右丞刘整登门求见。廉希宪正在读书，并不理会。刘整再央求求见，廉希宪才让刘整进门，既不让座也不和刘整说话。刘整站了一会儿，觉得没趣，请求退去。廉希宪才说：“这里是我的私人宅院，有什么话，明天到我的政事厅。”

刘整刚走，一群穷困儒生前来求见。廉希宪急忙跑出大门热情迎接，亲自引入客厅，相视而坐，并命人拿出酒菜与这些穷书生对酌。他不仅认真倾听穷儒生们诉说所遇困境，而且记下他们居住的地址。

元朝初年，宋朝遗落下来的汉族儒生因为不受重视，不仅所学得不到施展，而且穷困潦倒。第二天廉希宪就向忽必烈进言，请求改善儒生的地位和生活保障，并自掏腰包为那些想回南方的儒生做盘缠。

廉希宪的兄弟们对他的做法不理解，问他：“皇上非常倚重刘整，你为什么那么怠慢他，而江南那些穷秀才，你却恭恭敬敬以礼相待？”廉希宪说：“我是国家大臣，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天下的轻重。刘整虽然地位高，但他刚刚归顺朝廷，不能让他趾高气扬，所以要挫挫他的锐气。而那些不得志的读书人，都深通儒家经义，希望能够被朝廷重用，为国家效力。当今国家起于北方，礼法微薄，我要是再不尊崇读书人，那么儒家经义将被扫地出门了。”[13]

元军进驻江陵后，廉希宪做行省长官，下令严禁抢劫百姓，严禁杀害俘虏。他还对归附的南宋官员量才授官，安抚商人照常营业以保持市井繁荣。同时组织开渠挖井，恢复农业，发放粮食，救济饥民。地方秩序稳定后，廉希宪又大力兴办学校，赠书一万四千卷，并亲自授课，训导激励学生学以致用。

南宋灭亡后，许多南宋旧臣带着金银去巴结元朝官吏，廉希宪对此深恶痛绝。他向送礼的人说：“你们送的东西，如果是自己的，我收了便是不义；如果是公家的，你们拿来送礼，就是盗窃国财，我收了便是贪赃；如果是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就更要罪加一等了。”[14]廉希宪是一位尊崇儒术的政治家，他恪守儒家仁政的思想。他曾说：“统治天下在用人，用君子则治，用小人则乱。”他还说：“奸人专政，群小阿附，误国害民。”[15] 当时的人说他“非诗书不陈于上前，非仁义不行于天下”,[16] 并成为后来文人的榜样。

元代著名诗人贯云石的母亲是廉希宪的侄女，幼年的贯云石随母亲常在廉家走动，廉家的好儒之风对贯云石影响很大。贯云石的祖父阿里海牙是元代开朝的重要将军，作为猛将之后，贯云石曾“袭父官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镇永州，御军极严猛，行伍肃然。”[17]贯云石深知自己不能胜任地方长官，于是将官位让给弟弟忽都海牙。仁宗尚未即位前，闻其以爵位让弟，感叹曰：“将相家子弟其有如是贤者邪!”仁宗登基后，27岁的贯云石就被任命为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这是一个能直接向皇帝提供政治见解、参予制订国家政令的要职。贯云石以仁政之法上疏条六事：一曰释边戍以修文德，二曰教太子以正国本，三曰设谏官以辅圣德，四曰表姓氏以旌勋胄，五曰定服色以变风俗，六曰举贤才以恢至道，希望仁宗能够积极推动清明政治以治理国家。

元代因为担心汉人和南人通过科举而超越蒙古人和色目人，所以废止了科举制度。为了广罗人才，贯云石积极谏言恢复科举考试，并与翰林承旨程文海一起起草科举考试规章与科目。贯云石认为儒家思想同样适用于元朝的政治治理，因此提出将《大学》、《论语》、《中庸》和《孟子》四书作为考试方向，并呼吁汉人、南人同样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而被国家遴选提携。

为了积极普及儒家文化，贯云石还作《直解孝经》，以当时的白话方式通俗易懂地解说儒家经典《孝经》，开创了古文白话翻译的先河。举例来说。《孝经》原文：“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而贯云石的《直解孝经》则白话翻译为：“孔子徒弟，姓曾名参，根前奉侍来。孔子说：‘在先的圣人有至好的德，紧要的道理。以这个勾当顺治天下有(蒙古语助词，相当于“啊”)，百姓每(们)自然和顺有，上下人无怨心有。你省得(懂得)么？’曾子起来说道是：‘我不省得，怎知道着(呢)？’孔子说：‘孝道的勾当是德行的根有。教人的勾当先以这孝道里生出来。’”贯云石充分掌握了带有蒙古语尾音的元大都的市井俗语，将生涩的古汉语用普通人能够理解的语言解释出来，并请人做了15幅插图，辑成《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刊布。他在序言中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人之行莫大于孝”，“是故《孝经》一书，实圣门大训。”贯云石希望通过普及《孝经》而使国家上下和顺，尊卑有序。《直解孝经》对普及儒家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元代维吾尔人进入中原和江南后，对元代儒家思想的发阐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汉人和南人儒士受到歧视的状态下，维吾尔人不仅积极呼吁并劝诫统治者“以儒治国”，而且身体力行，倡导并推行儒家思想的传播，为元代的社会、文化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 （俄）巴托尔德：《七河史略》。转引自海热提江·乌斯曼《维吾尔古典文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

[2] 阿布尔噶哈：《突厥世系》，汉文转引自海热提江·乌斯曼《维吾尔古典文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

[3] （美）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4] 陆文圭：《墙东类稿》卷6《送家铉翁序》。

[5] 柯劭忞：《新元史》卷192《安藏传》，北京，中国书店，1988。

[6] 同上。

[7] 宋濂：《元史》卷130《阿鲁浑萨理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

[8] 宋濂：《元史·合剌普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

[9] 黄仲昭：《八闽通志》卷37，“秩官·泉州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10] 《李朝实录·太祖康宪大王实录》，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

[11] 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北京，农业出版社，1979。

[12] 同上。

[13]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4] 宋濂：《元史·廉希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

[15] 同上。

[16]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7] 宋濂：《元史·贯云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