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看宋朝艺人怎么拿高官开涮

栏目:钩沉考据
发布时间:2017-11-21 2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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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钩

作者简介:吴钩,男,西历一九七五年生,广东汕尾人。著有《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隐权力2: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游戏》《重新发现宋朝》《中国的自由传统》《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原来你是这样的大侠:一部严肃的金庸社会史》《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宋仁宗:共治时代》等。

看宋朝艺人怎么拿高官开涮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来源: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十月初四日壬子

         耶稣2017年11月21日

 

  


资料图

 

一个王朝是否开明、宽容,我觉得可以从一些细节上去评判,比如看看当时的文娱节目在讽刺什么,是敢讥讽达官权贵,还是只敢嘲弄底层人群、弱势群体。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脱口秀演员最喜欢拿白宫、总统开涮,这也被许多人视为是美国式自由的体现。不过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将当朝高官拿出来开涮,其实也是中国曲艺的悠久传统。而且,即使伶人们拿高官来调笑,通常也不会获罪,这又是中国伶人文化的一项古老传统——“优言无邮”,“邮”为“尤”的假借字,指过错,整个句的意思,即优伶不管说了些什么话,都没有过错。

 

如果我们穿越至宋朝,到当时的瓦舍勾栏转转,就会发现,讽谏时政、取笑官员乃是宋代滑稽戏的常见节目。据北宋人魏泰的《东轩笔录》记载,“至今优诨之言,多以长官为笑”(现在的伶人,多拿当官的调笑)。南宋人洪迈的《夷坚志》也说:“俳优侏儒,固技之下且贱者,然亦能因戏语而箴讽时政,有合于古‘蒙诵’、‘工谏’之义,世目为杂剧者是已”(俳优侏儒虽然地位低贱,却能在演出时讽谏时政)。所谓“蒙诵”、“工谏”,指的便是曲艺讽政的古老传统,典故来自先秦《国语》:“瞍赋,蒙诵,百工谏。”意思是说,乐师、盲人诵读讽谏的诗歌、百工纷纷进谏。

 

北宋神宗年间,京师教坊(内廷戏曲班子)有一个很有名气的伶官,叫丁仙现,就经常在表演节目时拿当朝宰相开涮。当时是王安石当宰相,以专制、铁腕手段推行新法,“一切委听,号令骤出”,其中许多政令“于人情适有所离合”,所以“故臣名士往往力陈其不可”,即提出反对意见,但“多被黜降”,“后来者乃寖结其舌矣”,都闭嘴不说话了。但丁仙现偏不买王宰相的账,屡屡在戏场中嘲诨王安石,“辄有为人笑传”,搞得王安石狼狈不堪,“然无如之何也”,拿他没办法。后来王宰相还是老羞成怒了,“遂发怒,必欲斩之”。但最终还是杀不成,因为宋神宗暗中叫人保护了丁仙现。所以当时有谚语说,“台官不如伶官”。

 

我想特别指出来的是,在宋代,敢于讽刺宰相的伶人,并非只有丁仙现一人,被伶人嘲谑的宰相,也绝不止是王安石。有学者统计过,两宋史有明载的,至少就有十三位宰相被伶人拿来开涮过,其中,被讥讽得最多的是王安石、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这五个大权相。宋徽宗时,宰相蔡京积极扩张“国家福利”,贫民的“生老病老”均有国家提供优厚的救济,但也因此造成了平民税负沉重。有伶人在演滑稽戏时,便讥讽这些福利政策导致“百姓一般受无量苦”,宋徽宗听了,“为恻然长思,弗以为罪”。这是后来的明清时期难以想象的。

 

南宋初秦桧当政,权焰熏天,有一年省试,秦桧的儿子秦熺、侄儿秦昌时、秦昌龄都榜上有名。毫无疑问,如果这不是秦桧自己授意,便是主考官在逢迎秦相爷。一时间“公议籍籍,而无敢辄语”。百官不敢言,但伶人敢言。一日,有两个伶人说起了“对口相声”:“你说今年的主考官会是谁?”“一定是彭越(西汉开国功臣)。”“胡说八道!彭越死已千年,如何来得?”“因为上次省试是韩信主考,所以可知今年是彭越主考。”“胡说!胡说!”“若不是韩信,如何取得他三秦?”这显然是拿“秦门三子”齐齐中式一事开涮嘛。当时“四座不敢领略,一哄而出”。但秦桧知道后,“亦不敢明行谴罚”。

 

伶人在中国古代,社会地位低贱,但宋代的伶人却可以大胆讽刺时政,这里有两个因素,一是中国曲艺行业中一直就有讽谏的传统,前面提到的伶人丁仙现曾经自言:“见前朝老乐工,间有优诨及人所不敢言者,不徒为谐谑,往往因以达下情,故仙现亦时时效之。”另一个原因当然是,宋代有着相对开明的政治气氛、比较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

 

而一旦王朝的政治氛围从宽松转向严酷,伶人讥讽时政的自由度则无疑会直线下降。还是秦桧专权之时,绍兴十五年,秦桧获高宗赏赐新第,在新第庆典的演出中,有伶人讥刺秦桧“尔但坐太师交椅,请取银绢例物”,把迎回“二圣”(徽宗、钦宗)之事忘到脑后了。这简直就是“太岁头上动土”嘛。结果秦桧大怒,将伶人抓进监狱,其中有伶人还死于狱中,“于是语禁始益繁”。这是政治不正常的情况。

 

还有另外一种政治不正常的情况,即伶人突破了基于表达自由的谏政,恃着受到皇权的宠幸,开始僭越地介入、干涉政治运作,权利性的讽政蜕变成权力性的预政,最典型者莫如五代的后唐——由于皇帝李存勖纵情声色,宠信乐工,当时“诸伶人出入宫掖,侮弄缙绅,群臣愤嫉,莫敢出气,或反相附托,以希恩幸,四方籓镇,货赂交行”。伶人居然成了左右朝政的重要力量。最后,伶人郭从谦指挥禁卫军造反作乱,李存勖也在混战中中流矢而死。如果说伶人谏政体现了宋朝政治的宽容,伶人预政则显示了后唐政治的失控。谏政不等于干政,两者的分际需要区分清楚,谏政是一种表达的自由;干政则是一种危险的越界。

 

到了清代,随着皇权专制程度达至历代最高峰,伶人连无意识的问政都成了致命的政治大忌。雍正朝时,内廷戏班演了一出《郑儋打子》,因为伶人演得很卖力,“曲伎俱佳”,获皇帝赏赐酒食。席间,有一名伶人无意问及当今常州长官是谁(因戏中郑儋为常州刺史),雍正立即变脸,勃然大怒说:“你乃优伶贱辈,胆敢擅问官守?其风实不可长!”竟命人将那倒霉的优伶拉下去,活活杖死。宋朝伶人的谏政权利,于此不复见。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