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海军著《诸子时代的秩序追寻》出版暨目录、绪论

书名：《诸子时代的秩序追寻》——晚周哲学论集

作者：曾海军

出版：巴蜀书社

出版时间：2017.11

【内容简介】在现代学人的眼中，诸子百家之间的纷争是哲学思想繁荣的表现，但作者更愿意视为是诸子于晚周乱世中寻求恢复天下秩序的思想表达。诸子时代的秩序追寻，虽说是本着对天下秩序共同的关怀，导向的却是不一样的思想旨趣。本书选取了十五篇研究晚周哲学的学术论文，既从多个方面展示出各不相同的思想旨趣，同时又立足于对秩序的共同关怀。本书的视野宏大，关怀深重，文章的写作构思精巧，运思清晰，写法活泼，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学术著作。

【作者简介】曾海军   男，1976年出生，湖南平江人。哲学博士。2007年6月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2007年7月至今任职于四川大学哲学系，现为四川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目录】

绪论：天道、德性与秩序

孔子论“正名”

一、“正名”的前前后后

二、功能化的误操作

三、一种高贵的意蕴

由矜庄到争讼

一、“君子矜而不争”

二、“不矜而庄”

三、“其争也君子”

荀子论“争”

一、“人生不能无群”

二、“群而无分则争”

三、“制礼义以分之”

天下之利与人主之利

一、墨子眼中的“民之三患”

二、韩非手中的“帝王之具”

三、人主之利：墨子主利思想的漏洞

四、结语

从家到国与从国到家

一、从直躬之举论起

二、“里仁为美”与“里相坐”为务

三、从“国”到“家”的秩序路径

四、结语：重提“三纲”

“君子恶居下流”

一、水之上流与下流

二、在顺流与逆流之间

三、争还是不争

四、固守与担负

“子在川上”之后

一、“川流”的哲学意象

二、“如斯”的道德意蕴

三、“逝者”的时间感悟

“恻隐之心”的哲学之途

一、一种具体而普遍的阐发

二、生生之义：“不安”或“不忍”

三、恻隐之心与爱

四、由恻隐之心看哲学

孟子论“勇”

一、养勇

二、不动心之道

三、作为道德品质的勇气

教化与人性

一、恶：圣人教化的缺失

二、人性与政治

三、荀子的反调

“学”之三情

一、“学”与“悦”

二、“学”与“恐”

三、“学”与“忧”

四、结语

质朴之道

一、见素抱朴

二、反者道之动

三、从质朴到无为

老子论“有”

一、以“名”称“有”

二、“有”“无”互解

三、以“有”言“道”

老子论“自然”

一、“道法自然”

二、“希言自然”

三、“百姓皆谓我自然”

神人与技术

一、机事与机心

二、技或术

三、技与事

四、神人心志

附：“哲学”与“中国”

【绪论】

秩序是人类文明当中一个古老的问题，甚至还是一个超出人类文明的问题。任何一个物种以群体的方式生存，大概都存在一个秩序问题。只是动物总能靠着本能解决问题，人类有着高于动物之处，却并不总能用来做得比动物更好。人有可能被指责为禽兽不如，这在秩序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无论是豺狼之群，还是蜜蜂蚂蚁，都能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协作关系，更不要说那种秩序井然的状态了，而这一切都不过是依靠动物自身的本能所达到的。按说人类表现出太多高于动物本能的地方，既然动物都能完成得那么好的事情，人类做起来岂不是小菜一碟吗？然而，历史经验却告诉我们，实现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却至今都像梦一样遥不可及。这是为什么呢？

对于人类而言，秩序从来都不止是人与人之间不起争斗那么简单，尽管让所有人不起争斗其实也很复杂。不起争斗只是将人置于底线上而言，如果考虑到古今中外有太多的人那么容易滑到底线以下，那么将秩序设置在底线上恐怕并不丢人。这一论断并不荒谬，却并没有意识到更为重大的问题。人类秩序最大的难题是人与人之间的分别，最具价值的是正确地将这种分别呈现出来，而不起争斗的底线设置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敉平了这种分别。如何正确地将人与人之间的分别以秩序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是一种高难度的政治艺术，也是一种高风险的政治追求。古典文明无一例外地致力于塑造一种等级秩序，努力将人与人之间的分别以最优良的方式呈现出来。然而，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的历史经验表明，实现出来的统治秩序却往往让人类生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等级的制度性建构没能确保优良的教化秩序，反而产生罪恶的暴政统治。没错，呈现分别的核心意义就在于让秩序本身带上教化功能，秩序所能发挥的教化功能越强大，这样的秩序就越优良。这就意味着，秩序不止是让人与人之间不起争斗，而是更让人变得越来越好，让人与人之间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良善。但达成这样的秩序极其复杂而艰难，一不留神就走了样，固然确保了分别，却不幸颠倒了善恶。更不用说一旦沦为极权暴政，就更可怕了。不过，这倒是不难理解，人类总是想追求一种更高的目标，结果却搞得连最低的目标也难以实现。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类秩序的达成从来都是离不开权力的缘故。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往往在带来秩序的同时，又会制造新的迫害，带来新的混乱。权力的这种可能性，使得自古以来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者，纷纷在权力之外表达一种对秩序的追求，比如各种形式的世外桃源或乌托邦。但这种追求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只能是空想，或者转化为某些宗教形态的思想资源。秩序最容易被想象为，通过每个人同样的自觉来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安无事，这样就没有压迫和剥削，人类社会顿时就变得美好起来。对于人类的秩序而言，这种想法特别有问题，具有强烈现实感的人以为这未免太理想化了，其实不是。当然，这是十足的空想，但并非问题的要害所在。真正说来，这种想法并不具有理想性，而不是过于理想。如果将秩序的目标放在所有人以同样的自觉而不起争斗上，这只有两种可以想象的途径。一种是如动物一般在本能的层面上表现得井然有序，另一种是人人成佛或者是进入天堂之类。后者已经将秩序问题消解掉了，前者显然完全没有理想性。这两者都是为了绕开权力来获得秩序，但结果都是将人自身给绕开了，从而造成逸出人的层面来论秩序。人类秩序的达成是没可能绕开权力的，也只有在权力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展开对秩序好坏的讨论。

一般而言，有秩序总比没有秩序要好，但秩序本身也是有好坏的。肯定不是所有的秩序都是值得追求的，比如通过极权的恐怖统治获得的秩序就很恶劣。这倒并不难分辨，难分辨的是，什么样的秩序才是更好的秩序？凡是坏的秩序，人类都该拒绝，而不用着去管坏在程度上的差别。但好的秩序就不一样，是否是真的好以及是否是足够的好，就得认真考量。既然人类的秩序总是要通过权力来实现，而权力的运作方式有多种可能性。任何权力建构都会形成不同的民族、种族、阶层、阶级或纯粹的利益集团，他们之间对于秩序的感受和判断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秩序的考量显然不能沦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较量，不同文明之间对秩序的理解是有差别的，对一种最好秩序的追求也未必能达成共识，但在同一文明中超越利益的诉求而达到对最好秩序的贞定，则是应该也必须能实现的。华夏文明表达一种正当性的秩序诉求，往往要援引天道或德性作为根据。无论是将秩序的正当性植根于天道，还是将秩序的良善性溯源于德性，都是努力在追求一种好的秩序，对于是否是真的好以及足够好，也能形成判断的依据。

作为秩序的依据或根源，天道和德性之间也可以表达某种差别。天道更重本然，强调秩序基于天道，是秩序要符合天地之间本然的次第；德性更重应然，主张秩序基于德性，是秩序要体现有德之人应然的安排。用哲学术语表达，天道偏于自然法则，德性偏于理性立法，两者都是讨论秩序时要运用到的。秩序在何种意义上体现自然法则，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依赖理性立法，这也是一个在很古的时候就开启了的争端。现代学人也许已经不再对这种难以把捉的形上论题感兴趣，如何划定清楚利益主体之间的边界，才是既可以捉摸而又具有挑战性的论题。但探讨古典秩序就必须回到天道与德性上来，两者之间其实还可以是统一的。德性是天道在人身上的落实，天道是德性在天地处的体现，两者共同护持秩序的正当性，其作用不可偏废。以天道与德性之间的关系来观照古典秩序，是探讨晩周诸子秩序诉求的一种可能性视野。

晚周乱世，天下无道，诸子蜂起，纷纷寻求恢复天下秩序的良方。晚周诸子在乱世之中都有对秩序的诉求，概括起来就可以分为取法天道和基于德性两种秩序路径。前者付诸自然，后者要求担负。对于秩序的担负未必就不自然了，而将秩序诉诸自然也未必就要失去担负，这两者的统一本身是没问题的，问题只在于诸子思想是否都能实现得了。更何况在天与人之间，追求“天人合一”是百家思想的共同主张，并非有人要裂天人为二，只是思想在贯彻过程中有可能让主张打折扣。具体而言，道家显得极富天道精神，却并未在德性上着意，使得“天人合一”的主张大打折扣。秩序要取法天道自然才有牢靠性，秩序也要基于人的德性才具有现实性。儒家的秩序观念基于德性，唯有人才可以成就秩序，也只有人才可以理解自然。基于德性而不离天道，这正是儒家追求秩序所抱的心意。晚周诸子纷纷著书立说，他们有着对天下秩序共同的关怀，却是完全不同的思想旨趣。本书选取了多篇研究晚周哲学的学术论文，既从多个方面展示出各不相同的思想旨趣，同时又立足于对秩序的共同关怀，是笔者近十年来学术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在本书十五篇的研究论文中，不同时期的写作心意是不一样的，但大体上归结为诸子时代的秩序探求是可以成立的。开篇《孔子论“正名”》便是以秩序为主题，主要探讨了一种好的秩序除了避免争斗之外，通过“正名”所表达的秩序还包含着一种高贵的精神价值。这种高贵性将秩序所可能包含的更为积极的意义彰显出来，而不止是让人与人之间不起争斗而相安无事。当然，“争”并非在“正名”的过程中可以自然消弭的论题，文章《由矜庄到争讼》细致地梳理了《论语》文本中出现的几处“争”，妥善地解读了“君子矜而不争”与“其争也君子”的丰富内涵。《荀子论“争”》则是转到《荀子》文本中的论“争”之义，以“群而无分则争”为中心，讨论到究竟是由物的分配达到止争，还是由人的名分给出秩序。后者没有脱开孔子“正名”思想的范围，前者则涉及到儒家义利之辨的论题。

天下失序表现为纷争不息，纷争的矛头指向利益的追逐。儒家以义利之辨的方式来防范“争”，但在义与利之间，一向不容易辨析清楚。墨子以利为义，大概以为主张天下之利便是义了；韩非却以为人主之利才能代表天下之利，这还有可能是义吗？《天下之利与人主之利》探讨了墨、法两家的主利思想，看似针锋相对，实则一脉相承。墨家近儒，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主张化解诸侯之争，是在德性的基础上追求秩序。法家近道，主张通过严刑重法来获得天下一统，走的是自然的路线谋求秩序。但墨家的德性是反自然的，而法家的自然则是反德性的，两家都把德性与自然的关系搞得水火不容，再次走到了一起。真正在秩序的问题上形成天壤之别的是儒、法两家，这是在《从家到国与从国到家》中讨论的主题。秩序问题在晚周乱世对于各家而言都是迫切的，只是儒家于迫切之中始终不失分寸，对于秩序的追求确保从家到国的正当性。但韩非在迫切的形势跟前不顾一切地谋求秩序，竟然不惜颠倒从家到国的秩序路径，提出从国到家的秩序建构，从而完全失去了正当性的诉求。

儒家的义利之辨正在于确保“义”不受“利”的沾染而把握好“争”，这一论题在《“君子恶居下流”》一文中得到延续，并通过“水流”这一意象将儒道之间“争还是不争”的分歧生动呈现出来。儒家以“义”统摄“利”来止“争”，这是将秩序建立在德性的基础上；道家以消解“争”的方式归于“不争”，这是将秩序的基础建立在自然之上。虽说总是“利”引发了“争”，消解“利”固然可以彻底止“争”，但若能确保“义”先于“利”，则“争”未必不可息。对于“争”，儒家没有如道家那样做一种彻底消解的对待，而是处理得更为复杂一些。当然，以“义”统摄“利”不只是为了止争，更主要是出自德性本身的要求，其与道家单单倚重于天道自然是不一样的，该文明确将儒、道两家在秩序追求上这种不一样的思想旨趣揭示了出来。对着儒家所主张的“君子恶居下流”，老子声称“处众人之所恶”，前者是于乱世之中表达出“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秩序担负，后者是于污秽之世主张“百姓皆谓我自然”的秩序回归，这是两种不同的秩序理念。

《“子在川上”之后》一文，详细梳理了《论语》中“子在川上”一章，历代以来的注疏都做出了哪些不一样的解读。尽管理解的可能性是多样的，文章通过梳理最后认为，孔子一生在跋涉中栖栖皇皇追寻仁道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追求天下无道变有道的事业，因此临川所叹最有可能表达一种仁道艰难的深切感受。追寻仁道是正是儒门共业，“仁”是作为基础的德性，“道”是通达秩序的路途，德性与秩序相辅相成。以德性为基础的秩序路径，并非是指通过德性来达成秩序，而是将德性作为秩序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德性一定是在先的，孔子树立起仁之根本。其后孟子以“恻隐之心”阐明仁之端，在过去两千年来的思想历程中得到争相发明，却被现代学人以哲学的眼光一再质疑。《“恻隐之心”的哲学之途》就是为了回应这样的质疑，文章通过分析表明，“恻隐之心”不但足够哲学，而且更能拓展哲学的视野。由恻隐之心阐明其开端的“仁”，并非任何一种具体的德目，却贯通于任何德目之中。《孟子论“勇”》一文论述了“勇”作为一种德性，是如何“集义所生”而成就一种“浩然之气”的，亦即真正的大勇离不开仁义精神。孟子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而论“仁”为人所固有，这是人性善主张的基本内涵。荀子则以“人性恶”的思想主张而著称，其与孟子看似针锋相对，实则在由圣人教化成就出一种良善秩序这一政治路径上是高度一致的，这是《教化与人性》一文所要阐明的。当然，强调孟、荀之间在圣人与政治问题上的一致性，并不是要弥合他们在人性与政治问题上的差异。在“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上，荀子明确表达出是“以其有辨”。出于这种“辨”的能力，对于成就良善秩序的礼义，就得“强学而求有之”“思虑而求知之”。这就不难理解《荀子》一书为何以“劝学”篇为首，而《论语》开篇则云“学而时习之”，可见是有传统的。孔子论“学”以“悦”、以“恐”、以“忧”，是《“学”之三情》阐明的主旨。无论是德性上的提升，还是礼乐上的长进，乃至天道上的贯通，都离不开“学”的作用。以德性为基础的秩序追求，对于所有人而言，都得落实到“学”上。

然而，对于老子而言，可就不是这样了。所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所学愈多，对秩序造成的破坏就愈大。老子大概以为，天道运行本身就包含了一种自然的秩序，人只要不搞破坏就行了。这自然是针对晚周衰世的礼坏乐崩而言，《质朴之道》论述了老子的“见素抱朴”是为了反动周衰文弊，质或朴原本就包含了一种秩序。这就意味着秩序其实不是问题，破坏秩序才是问题所在。“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这是秩序遭到了破坏，如同庄子所言“落马首，穿牛鼻”，于是“牛马四足”就是对秩序的回归。“质朴”只是理解“道”的一种可能性，“道”还可能是“无”、是“有”、是“自然”，通达“道”的可能性有多种。但无论是哪一种，老子的“道”都难免“玄之又玄”。相比较而言，以“有”解“道”也许比以“无”论“道”，要显得可琢磨一些，这是《老子论“有”》的意思。在秩序的意义上，老子的“道”当然也会以天道的方式体现，天道运行的秩序是自然的。相比之下，德性不过是等而下之的东西，是秩序遭到破坏之后的补救，回归自然的秩序才是大道，这是完全不同的秩序路径。《老子论“自然”》论述了《老子》文本中“自然”的三层涵义，其中就包括对作为秩序基础的自然所展开的分析。最后是《神人与技术》一文，虽说是以“技术”为主题，但庄子“技兼于道”的思想主张，直接将最具创新前途的技术拉回归途，让技术成为亲近天道自然的助力，便不难想象其于秩序会是一种怎样的主张。如果技术都能成为一种回归自然的历程，则秩序还会是一个问题吗？

以上十五篇论文，主要是笔者在本科课堂上讲授先秦诸子哲学过程中思考和研究的成果。在现代学人的眼中，诸子百家之间的纷争是哲学思想繁荣的表现，但笔者更愿意视为是诸子于晚周乱世中寻求恢复天下秩序的思想表达。秩序是笔者思考诸子时代思想纷争的关键点，之所以称这一时期为“晚周”而非“先秦”，就是希望对着周王朝或唐虞三代这样的理想秩序时期而言，由此更能彰显出对于秩序的关切度。当然，这已经是站在儒家的价值立场上了，本书的全部研究论文也都并不隐讳这一立场，希望没有影响到其中的说理论证。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