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编次与《毛诗》的形成

作者：徐建委（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十月十一日庚申

          耶稣2017年11月29日

内容提要：据《毛诗序·六月序》、《仪礼·乡饮酒礼》、《汉书·谷永传》、郑玄《毛诗谱》等文献的记载，可发现周礼演乐的诗次、《诗序》诗次、《毛传》诗次和三家诗次略有不同。以《左传》所载季札论《诗》材料、《尔雅·释训》与《毛传》关系、《毛传》上源等问题为基础，亦可判断《毛传》内部埋藏了孔子时代之前的《诗》文本特征。据此可推知，孔子重构了三百篇的序列和结构，使之更符合周代礼乐制度。子夏时代，受《春秋》学之陶冶，子夏或其后学又对调了《大雅》和《小雅》的部分诗篇，使二《雅》皆有美刺。这两次重编，在《诗》文本的写定过程中大概是最具革命意义的，时在战国初年以前。第二次重编之时，仿效《春秋》精神的《诗小序》基本形成，然《小雅》篇目依然遵循了周礼之诗次，毛公作《毛诗故训传》才调整为今本诗次。

关 键词：毛传/后注简省/礼乐诗次/《春秋》诗次

引言：问题的提出

《毛传》是一部依附于《诗》的训诂著作，《诗》中难解的古字、古词多重出，故《毛传》必然面临重复注释的问题。它如何避免重复?只要稍稍熟悉注释过程的就会知道，在一个字(或词)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注释，之后为了简洁，往往不必再注，我们可以称之为后注简省原则。此非绝对，有时因为经文浩瀚，某一字前后相隔较远，后文往往也会作注。但一般而言，前文已注者，后文往往不注。读古书，发现这一基本做法是很容易的。那么《毛传》是否整体上遵循后注简省原则呢?答案是肯定的。

一般而言，《毛传》重复出现的字词，《国风》若有注，《雅》、《颂》一般不注。如“施”见于《葛覃》、《兔罝》、《硕人》、《东山》、《頍弁》、《旱麓》，仅于《葛覃》有注。如果重复出现的字词与通俗意义有别，对其意义的理解特别容易出错，同时初次的解释又与后来的篇章离得较远，这时往往出现重复注释，如“言”字见于《葛覃》至《駉》等二十余首诗，《毛传》分别于《葛覃》、《彤弓》、《文王》三首作注，三注分别见《国风》、《小雅》和《大雅》。

还有一些重复出现的字、词，《风》不注，《雅》、《颂》出注，或《风》的注释以《雅》、《颂》的注释为基础。此种类型数量虽不占优势，却也不少，其数量约在一两百条间，这足以说明问题了。仅举数例：

(1)“以”字见于《谷风》、《大东》、《载芟》，《载芟》出注。即《周颂》有注，而《国风》、《小雅》未注。

(2)《王风·黍离》“彼黍离离”，“离离”《毛传》未注。而《小雅·湛露》“其实离离”，《毛传》曰：“离，垂也。”

(3)《邶风·击鼓》“平陈与宋”，“平”字《毛传》未注，《大雅·绵》“虞芮质厥成”，《毛传》曰：“质，成也。成，平也。”此训又见《尔雅·释诂》：“质，平，成也。”

(4)《淇奥》“赫兮咺兮”，《毛传》曰：“赫，有明德赫赫然。”但对“赫赫”并未进一步作注，因“赫赫”之义已见于《小雅》之《传》。《出车传》曰：“赫赫，盛貌。”《节南山传》亦曰：“赫赫，显盛貌。”

(5)《氓》“其叶沃若”，沃若，《毛传》曰：“犹沃沃然。”但“沃”字何义，此处未言。而《小雅·隰桑》“其叶有沃”一句，《毛传》曰：“沃，柔也。”

(6)《芄兰》“芄兰之叶，童子佩韘”，《毛传》曰：“韘，玦也。能射御则佩韘。”但“玦”是什么?《小雅·车攻》“决拾既佽，弓矢既调”，《毛传》曰：“决，钩弦也。”决即玦也。

同时，今本编次极为相近的诗篇之间，有一些重复字词有注、无注的先后顺序，竟也会与今本诗篇顺序不同，如上文之“言”字。“言”在今本《小雅》中出现于编排相近的《出车》和《彤弓》中，《出车》在《彤弓》之前，但《毛传》于《彤弓》注之，而于《出车》则未注。又如“愿”字，先后出现于《终风》、《二子乘舟》和《伯兮》，其义均为“每”，《毛传》于《二子乘舟》作注，而非首见于《终风》。

上述有异于今本《毛传》编次的注或不注，及有注、无注顺序的现象，若纳入今本《毛诗》编纂次序中观察，则显得错乱而无序，亦不可理解。如果我们联想到《毛传》可能有古老的《诗》学渊薮的话，则此种无序与错乱，顿然显现出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

从注释顺序观察，《毛传》字、词训诂之中，也许埋藏的是一种不同于其表面次序的诗篇编次，这种结构一定是早于毛公的时代的。《毛诗》由汉初毛公写定，此后其文本次序与结构得以确立，即今日所见之本。《毛传》本为毛公所作，为何能够传递早期《诗》文本的信息呢?汉人经说非独立创制，有其师承和上源，即所谓先师说，这是常识。故《毛传》这部西汉文献是否学有师承，或者，是否存在先秦的《诗传》就是此问题的关键了。

一、《毛传》与《尔雅·释训》之关系

《尔雅》与《毛传》有大量重文，其中卷三《释训》一卷几乎全与《毛诗》相关，正是解决《毛传》是否存在上源的关键文本。

《尔雅》成书于何时，古来多有异说，①考张揖《上广雅表》引《礼·三朝记》曰：

哀公曰：“寡人欲学小辨，以观于政，其可乎?”孔子曰：“《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辩言矣。”②

《三朝记》乃古《礼记》，见于《汉书·艺文志》，《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七略》曰：“孔子三见哀公，作《三朝记》七篇，今在《大戴礼》。”③故知《三朝记》虽非孔子言行实录，然亦为源出战国的文献。其中引及《尔雅》，知其战国时期或已有流传。赵岐《孟子章句》称汉文帝置《尔雅》博士，此时《毛诗》尚未名世，汉武帝时犍为舍人又为之作注，《尔雅》主体为先秦书亦可得知。故即便最为保守的学者，也会判断《尔雅》中最古的《释诂》、《释言》、《释训》三篇成书于先秦。或者更为稳妥地说，战国时代前三卷的主体部分业已出现。④

《释训》一卷与《诗》关系最密切。其一百多条训诂中，只有7条未见今本《毛诗》，其余110条均为释《诗》之文，有数十条更是显然据《诗》之某篇、某句而训。如：

颙颙、卬卬，君之德也。⑤

此见《大雅·卷阿》：“颙颙卬卬，如圭如璋。”此句正是形容“君之德”。《毛传》则曰：“颙颙，温貌；卬卬，盛貌。”与《释训》不同，再如：

丁丁、嘤嘤，相切直也。⑥

此见《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又如：

蔼蔼、萋萋，臣尽力也。噰噰、喈喈，民协服也。⑦

此见《卷阿》：“蔼蔼王多吉士……菶菶萋萋，雝雝喈喈。”《毛传》曰：“臣竭其力，则地极其化，天下和洽，则凤皇乐德。”⑧正是民协服之义。

“如切如磋，道学也”一条之后，则更是直接训解《诗》文。如此一整篇全与《诗》相关，若非录自古老《诗传》，则绝难想还有其他来源。

那么，《释训》是否录自今本《毛传》?整体而言，可能性极低。原因在于，因二者解释虽多相同或相近，但其取义方式多有不同。《释训》多从诗句甚至诗篇取义，故其解释颇类《毛诗序》，而不类《毛传》。前引三条，“君之德也”、“相切直也”、“民协服也”、“臣尽力也”，均是对整章或整句的意义的截取，而非直接训诂词义。比如“颙颙”、“卬卬”，《毛传》分别训为“温貌”、“盛貌”，取两词之基本意义，而《释训》所谓“君之德”的取义，乃来自“颙颙卬卬，如圭如璋”一句，亦为《卷阿》第六章之主题。《诗序》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贤用吉士也。”⑨全篇均为对吉士的赞美，此正为“君之德”的体现。故《释训》此条取义，亦取全篇之旨。再如：

晏晏、旦旦，悔爽忒也。⑩

此条训释据《卫风·氓》“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一句。晏晏、旦旦，《毛传》曰：“晏晏，和柔也。信誓旦旦然。”(11)所谓“悔爽忒”，乃《氓》全篇之义也。《释训》“如切如磋”一条之后，始多具体字义之训诂，但毕竟数量不多。

故《释训》并非拘于字义、词义之训，而是多取句义、篇义，整体的取义更近《诗序》。退一步说，虽然《释训》很可能并非一次性文献，而是历数代而成，或有西汉人据《毛传》而补入者(如“如切如磋”一条之后的文字就很像后来补入)，但《释训》全据《诗》而训，则其原始必亦释《诗》。既然如此，《释训》一篇就不可能摘自今本之《毛传》，不然不会与《毛传》有“方向性”的差异。换句话说，《释训》应有更古老的训诂来源。《释训》写定年代并不可考，但不会晚于汉初。它与《毛传》均有早期《诗》学渊源，但又不相互转抄，则二者之上源必为先秦《诗》之《传》、《说》一类文献。

相较于《释训》，《释诂》一篇更加古老。内藤湖南《尔雅新研究》谓《释言》、《释训》仿效《释诂》之体，成篇乃在《释诂》之后，其论平实可从。《释诂》、《释言》中与《诗》相关的文字不少，但难以判断是否据《诗》而为，故可不论其先后。不过，《毛传》训诂之取义方式，却与《释诂》一致，这是深可注意的。《释诂》或春秋时代就已存在，此篇若据《诗传》而成，则其所据《诗传》则更加古老，甚或在孔子之前。鉴于《毛传》与《释诂》的互见，及其与《释训》的疏离，可知《毛传》上源的确为一部《诗传》，甚至是一部《春秋》时代的传。

即使不考虑《毛传》、《尔雅》的关系，仅就《毛传》与《礼记》的互见亦可保守地见其战国上源。如《礼记·大学》载曰：

《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諠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12)

此条亦见《尔雅·释训》，与《毛传》相同。此训诂互见于三种不同经学体系、不同流传路径中的古老文献，那么它必非西汉人之作，此可确知。又《乐记》载魏文侯、子夏论乐，子夏曰：

《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13)

《释训》曰：“穆穆、肃肃，敬也。”(14)又曰：“廱廱、优优，和也。”(15)《思齐传》曰：“雝雝，和也。肃肃，敬也。”(16)三者亦互见。可见战国时代之《诗》，已有与今本《毛传》极相类之训诂。

另外，就常理而言，《诗》既为春秋时代贵族子弟教育之基础文本，初编之时，自当有关于疑难字句的简单解释。待其作为周文化经典为孔子所重，并用作讲授之时，亦当有字句、名物之训诂。这些应该是后世字、句训诂的源头。《毛传》及三家《诗》说，个别训诂有古老上源，是可判断的。

要之，《毛传》虽为汉初写定，但其中多有古老训诂，尤其是字、词训诂多同《尔雅》，二者之间又无转抄之关系，可知其源出某古老的《诗》学渊薮。这是一个长久以来被忽视的问题，却事关《毛诗》文本诸问题的根本，甚至关乎整个《诗经》学之早期历史。

先秦《诗》的编次的问题就是《毛传》文本中潜藏的重要问题之一。自然，《毛诗》诗次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今日《毛诗》三百篇之次序与《毛诗序》、三家《诗》之诗次本有不同。这诸家诗篇次序的差异，就已经隐约透露出汉初以前《诗》文本在不同阐释体系下的不同样貌，以及其背后的思想痕迹了。

二、三家《诗》、《毛诗序》中的《小雅》诗次问题

先看三家《诗》与《毛诗》文本编次的差异。四家编次的最大不同在《小雅》部分，即《毛诗·小雅》无厉王诗。孔颖达《毛诗正义》录郑玄《毛诗谱》曰：

又问曰：“《小雅》之臣何也独无刺厉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之诗是也。汉兴之初，师移其第耳。师所以然者，《六月》之诗自说多陈《小雅》正经废缺之事，而下句言‘《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则谓《六月》者，宣王北伐之诗，当承《菁菁者莪》后，故下此四篇，使次《正月》之诗也。乱甚焉。既移文，改其目，义顺上下，刺幽王亦过矣。”(17)

《十月之交》郑《笺》又曰：

当为刺厉王。作《诂训传》时移其篇第，因改之耳。《节》刺师尹不平，乱靡有定。此篇讥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恶褒姒灭周，此篇疾艳妻煽方处。又幽王时，司徒乃郑桓公友，非此篇所云番也，是以知然(18)。

《诗谱》中郑玄论及《小雅》何以无厉王诗，谓《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四首诗本属刺厉王之作，汉代初年，经师移其篇第于《六月》之后。个中缘由，乃是《六月序》为总说《小雅》兴废之事，《六月》之前为正经，故《六月》应承《菁菁者莪》之后，经师以此移其位置。据此，郑玄以为《十月之交》四篇原在《六月》之前。移之者谁?郑玄曰“师”，《正义》疏之曰“毛公”，《十月之交》《笺》文曰“作《诂训传》时移其篇第，因改之耳”，故知此“师”正为毛公。毛公移之，则三家《诗》未移。即三家以此四篇为刺厉王的作品。(19)

《汉书·谷永传》载其对策曰：

昔褒姒用国，宗周以丧；阎妻骄扇，日以不臧(20)。

褒姒用国，乃《正月》经文所述。阎妻骄扇，乃《十月》经文所述。两者分而言之，当指两代君主，前者为幽王无疑，后者自当为厉王。故颜师古注曰：“《鲁诗·小雅·十月之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阎妻扇方处’，言厉王无道，内宠炽盛，政化失理，故致灾异，日为之食，为不善也。”(21)可知三家《诗》中，《十月》四篇确属刺厉王之作，当在《六月》前。

《毛诗谱》中郑玄言诗次“乱甚焉”，乃由《毛诗》之《小雅》无厉王诗而发，此为《毛诗》之一大疑问，郑玄不得其解，故据三家而谓《毛诗》“乱甚”。然《雨无正》、《小旻》、《小宛》虽不好确定，但《十月之交》为周幽王六年十月之后的作品，此则可以考实。诗中咏及的日食，“梁虞、隋张胄元、唐傅仁均、一行、元郭守敬并推定此日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建酉辛卯朔日入食限”(22)。据现代学者所编天文日食表，可知公元前776年9月6日上午8点52分前后，黄河流域可见一次日环食。此年正为幽王六年。若以周历建子推算，则其十月为夏历八月，约为今日公历之九月。故《十月之交》所记日食与现代天文演算结果一致。而厉王时期却没有符合“十月”的可见日食，此其一。其二，诗云“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与《国语·周语》“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三川竭，岐山崩”的记载一致，故《十月之交》为幽王时期之诗几无疑义。三家《小雅》之诗序反为错乱。《毛诗》《十月之交》处《节南山》之后，《节》所述与《十月》相似，因此《毛诗》之《小雅》次序并无大错，它很可能保留了战国早期的诗次，而三家诗则改动了《小雅》诗次，以确保《小雅》中有厉王诗。

问题之二，乃《小雅》正经与《毛诗序·六月序》之诗次何以不同?除了《十月之交》四篇时代及编次问题，《小雅》还存在另外一个诗次的变动，如治《诗》者所知，此问题隐藏于《六月》之《序》中：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鸣》废则和乐缺矣。《四牡》废则君臣缺矣。《皇皇者华》废则忠信缺矣。《常棣》废则兄弟缺矣。《伐木》废则朋友缺矣。《天保》废则福禄缺矣。《采薇》废则征伐缺矣。《出车》废则功力缺矣。《杕杜》废则师众缺矣。《鱼丽》废则法度缺矣。《南陔》废则孝友缺矣。《白华》废则廉耻缺矣。《华黍》废则蓄积缺矣。《由庚》废则阴阳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鱼》废则贤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废则万物不遂矣。《南山有台》废则为国之基坠矣。《由仪》废则万物失其道理矣。《蓼萧》废则恩泽乖矣。《湛露》废则万国离矣。《彤弓》废则诸夏衰矣。《菁菁者莪》废则无礼仪矣。《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23)

《六月序》综述《小雅》正经废则如何如何，涉及《小雅》前二十二首诗。其中自然有《毛诗序》所依据的《小雅》编次，此编次与今本有异。《六月序》所展现的诗次，首先是《六月》接于《菁菁者莪》之后，与三家《诗》确乎不同。其次，《华黍》之下先后为《由庚》、《南有嘉鱼》、《崇丘》、《南山有台》、《由仪》，而今本《毛诗》则是《南有嘉鱼》、《南山有台》、《由庚》、《崇丘》和《由仪》。郑《笺》和《毛诗谱》未对此作出解释，陆德明《经典释文》认为《由庚》、《崇丘》、《由仪》三篇与《南陔》、《白华》、《华黍》三篇均存其目而亡其辞，故今本《毛诗》因其亡，而合并编于《南山有台》之下。(24)这种解释其实不通，若因俱亡而合编，为何不将六篇合编，而分隔两处，以《南陔》三首处《南有嘉鱼》之前，而以《由庚》三首处《南山有台》之后?这恐怕还是《诗序》诗次与《毛传》诗次的差异所导致的。郑玄释《南陔》三首之序曰：

此三篇者，《乡饮酒》、《燕礼》用焉，曰“笙入，立于县中，奏《南陔》、《白华》、《华黍》”，是也。孔子论《诗》，雅、颂各得其所，时俱在耳。篇第当在于此，遭战国及秦之世而亡之，其义则与众篇之义合编，故存。至毛公为《诂训传》，乃分众篇之义，各置于其篇端云。又阙其亡者，以见在为数，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旧。(25)

《释文》亦持相似意见：

此三篇，盖武王之时，周公制礼，用为乐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删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内，遭战国及秦而亡。子夏序《诗》，篇义合编，故诗虽亡而义犹在也。毛氏《训传》，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诗亡。(26)

此两处材料可说明《诗序》与《毛诗》本为两编，汉初毛公将其合并，将序冠于每篇之首。如此，则今本《毛诗》诗篇先后为《毛传》之次，而非《诗序》之次也。郑玄明确说《毛诗》《华黍》以下非孔子之旧，当为毛公改动之，而《六月序》则未经毛公改动，故《序》、《传》诗次之不同得以浮现。

《乡饮酒礼》、《燕礼》中保留了周礼演乐的诗次，与《六月序》之诗次接近：

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卒歌，主人献工，工左瑟一人拜，不兴受爵。……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南陔》、《白华》、《华黍》。……众笙则不拜受爵，坐祭立饮，辩有脯醢不祭，乃闲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27)。(《仪礼·乡饮酒礼》，《燕礼》次序与之同)

周礼之诗次，《鱼丽》、《由庚》、《南有嘉鱼》、《崇丘》、《南山有台》、《由仪》六篇，应是先后相次的。《六月序》中，除了《鱼丽》和《由庚》之间夹着《南陔》三篇，其他的次序与周礼诗次相同，故知《诗序》《小雅》部分很可能也是按照周礼之礼乐程序来编排的。朱熹《诗集传》就改变了《毛诗》的编次，将《南陔》三篇至于《鱼丽》之前，《鱼丽》至《由仪》则按周礼之次序编排，似乎是一种更为合理的安排。对于这种调整，朱熹解释说：

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无辞，故升《鱼丽》以足《鹿鸣》什数，而附笙诗二篇于其后，因以《南有嘉鱼》为次什之首。今悉依《仪礼》正之。(28)

当然，上述讨论的重心，不是《鱼丽》诸篇该如何编排，而是在于阐明《诗》之文本，在战国至西汉之间，其编次有不同版本，《毛诗》相较于其战国上源文本，或也发生了变化。在编次上，《诗序》与《毛传》有所不同，三家与《毛诗》也有所不同。

三、《春秋》学的自我建构：《诗》与《春秋》意义关联的形成

紧跟着的问题是，西汉初年的《诗》的编纂次序是如何形成的?因外围文献无足征引，只能从《毛诗序》的叙述中窥其仿佛了。《毛诗序》之所以成为辨析汉初《诗》之编次的关键文献，乃因《毛诗》、《毛诗序》、三家《诗》所显示的诗次虽小有差异，但是它们总体上还是属于同一种编纂体系。毕竟除了《小雅》数首外，它们有着共同的文本顺序。三家《诗》对每首诗旨的解释，与《毛诗序》相比，亦相异者寡，而相同或相近者众。可以说，西汉初年诸家《诗》学，有着共同的战国《诗》学上源，属于同一种解释体系，只因流传中的变化而微有歧异。它们应当有大体相近的编纂意旨，但三家《诗》或残缺或散佚，只能从《毛诗序》窥其大概。据《毛诗序》以讨论四家编纂义理之整体概貌，相对于三家《诗》学，虽然可能有偏差或讹误，但整体上应无大错。

那么，我们能从《毛诗序》中看出什么义理呢?就其大者而言，《诗序》之整体思想与《春秋》非常相似。是《诗序》影响了《春秋》，或是《春秋》影响了《诗》的解释体系，抑或二者是共生关系呢?

孔子论《诗》并无《春秋》之义。虽然《诗》中不乏颂美与怨刺之作，其古义从《左传》所载春秋时代人的引述亦隐约可见，且多同于《毛诗》之说，然而，将三百零五篇视为一个与周王朝兴衰相关的整体文本，并从中解读出历史大义，在孔子论《诗》，以及其所论礼乐遗文中，却难窥痕迹。《论语》载孔子论《诗》实与士人日常伦理言行及其政治事功相关，总体上归于礼、乐之域，《泰伯》篇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者，是也。

综观《论语》、《礼记》之孔子(或托名于孔子)言论的记载，其引《诗》论《诗》，罕见《春秋》大义。上海博物馆所藏《孔子诗论》，亦仅就《诗》文本之义而言。故战国早期之前文本所记孔子论《诗》，几乎不见历史大局的视野，也没有美刺兴衰的《春秋》之义。

至迟于孟子之时代，《诗》与《春秋》开始建立了独特关联，两个文本之间被赋予一以贯之的精神传统。《孟子·离娄下》载：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29)《淮南子·泛论》篇亦曰：

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导于世，岂若三代之盛哉!(30)

《孟子》与《淮南子》所论主旨基本相同，孟子谓《诗》乃王者之迹，而《淮南子》则将《诗》之作归之于“王道缺”，实则亦王道之迹也，只不过是“王道”衰败之迹。以上论述所表达的与《诗序》基本思想基本相同，即以美刺正得失，故有“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之论。由此可知，《诗序》与孟子所谓“王者之迹”属一脉相承之说。

《孟子》中的论说实非突出《诗》的意义和价值，而是为《春秋》的合法性寻找传统资源。孟子眼中的《诗》，虽具备美刺兴衰的意味，但孟子所言，其特别强调的却是《春秋》之意义，即其“王者之事”的重量。如前所述，孔子时代并无关于《诗》的历史意义的整体性理解，可以推断，孟子时代《诗》的意旨，是在《春秋》大义被充分阐发的背景下出现的，属于《春秋》学发展的结果。《诗》被赋予的意义，成为了《春秋》的前统，并使得《春秋》意义的合法性有了更长久的依托。因此，《诗》被描述成为周王道之迹，此种解释意图，体现了《春秋》学为自我建构传统的用心。

以今本《诗序》观诗，会发现《诗》以歌咏的方式，完美地呈现了周王朝由兴起到衰落的过程。所谓“正风”、“正雅”以及《周颂》，无论其经文还是《小序》，向我们展开的是周初武王、成王时期的礼乐制作与演行。此中所见，正是周承天之命，奄有四海的王道与大德。而“变雅”，则是幽厉之后，周德既衰的怨刺之诗。“变风”则主要是东周初年王城、诸侯乱季之作品。(31)此虽《诗序》之说，实则暗含编诗之旨。此种编诗意与《春秋》之笔意正相应和。

由此，《诗序》总体上遵循着《春秋》的维度，以孔子《春秋》所秉持的历史哲学来解《诗》。虽然其中多有古义，但将三百篇作为一个整体来营造的《诗序》，所用的绝非周、鲁太师之义，而是源出孔子、子夏之学。就大局而言，毛公自道远承子夏之学，则不吾欺也。故可下一推论，《诗序》乃是《春秋》学影响下的产物。因此，齐、鲁、韩、毛四家《诗》所继承的战国《诗》，其整体结构的完成，应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当为七十子之徒发挥《春秋》精神以治《诗》的结果。联系孔门学术之发展，谓子夏或其后学所为，似为允当。

四、《春秋》视域：季札论《诗》与大、小《雅》的对调

《诗序》上源于孔子、子夏之学，由此观察子夏时代《诗》之编次，似与汉初四家在整体结构上有重大差异。此种判断，基于对《左传》所保留吴公子季札赴鲁观周乐之材料。表面上看，这则材料保留了另外一个与今本大体相同的次序，但细细推敲，恐是不然。

鲁襄公二十九年，《左传》载季札赴鲁观周乐之事，并着重录其论《诗》之语。治《诗》者将其作为孔子之前《诗》已初步编成的证据，以此否定《太史公书》孔子删诗之说。而治《左传》者，则往往从季札之语，推断此章的写作年代，由此作为《左传》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的预言材料之一。《左传》年代研究诸发现说明，这段记载不能作为孔子之前《诗》文本编纂的证据，因为此段论述虽出季札之口，且载录于鲁襄公二十九年，却未必是当时材料，亦未必为实录，而很可能是后人补述。故只能粗略地将其定为春秋战国之际，即公元前五、六世纪之交的材料。

不管季札观乐的故事是虚拟抑或实录，季札所观必非全乐，今本《毛诗》三百一十一首，必非一时一日所能尽，故鲁乐工当择其要者而歌之，所选或为每一部分的首篇。即非如此，亦当为每部分之代表诗篇。因此，季札进行评论，当据某一篇或某数篇而言。而其评论范围，却当为每一部分的整帙整卷。原因在于，季札论乐并非就乐论乐，而是一种外交辞令(或拟外交辞令)，此段对话的目的，在于显示季札的知识修养。故季札所论，必为每一部分诗篇的主旨或大概，其内容也是当时贵族阶层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此段记录可能是春秋时代的(公元前六世纪)，也可能是战国早期的(公元前五世纪)，时代难以准确判断。然《左传》之主体材料形成于战国初，且多据鲁国史料，因此，即便此段文字写定于战国初年，其主体材料还是可以反映春秋末年的编《诗》情况，尤其是与列国无关的《雅》、《颂》及古乐材料。唯其列国赞辞，如《魏风》之赞辞，则恐有后人润色。

季札论乐与《诗》文本之关系，最可注意者为《小雅》、《大雅》。季札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此其对《小雅》之评价。又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此其对《大雅》之评价。若鲁工所歌为今本大、小《雅》之首篇，则当为《鹿鸣》和《文王》，后者符合季札对《大雅》之评价，但前者不符。(32)若两句评价是分别针对《小雅》、《大雅》，则均不符合。原因何在?据《毛诗序》及郑玄《毛诗谱》，《小雅》《鹿鸣》至《菁菁者莪》为颂美之诗，乃文王、武王时期之作品，其气质、语辞亦颇相符。而《六月》之后，则为宣王、幽王时期作品，所谓“变小雅”，才是蕴含“周德之衰”的作品。《大雅》《文王》至《卷阿》，确在彰显“文王之德”，但《民劳》之后，主要为怨刺幽、厉之作。当然，二编之中，尚有颂美宣王之作，属于“变雅”。总之，今本《小雅》不全是忧思“周德之衰”，而《大雅》亦非全为颂美“文王之德”。

若鲁工仅歌一首，而季札仅评一首，则彼时《小雅》与今本《小雅》编次不同。此种可能相对较低。若鲁工歌一首，而季札评全编，则彼时《小雅》、《大雅》与今本编次皆不同。此种可能性较高。若季札确就全编立论，则当时《大雅》主要载录周初作品，而《小雅》载录厉王之后作品。《小雅》《鹿鸣》至《菁菁者莪》计十六首，《大雅》《民劳》至《召旻》为十三首，二者相当。以季札对二《雅》的评价推测，前者十六首在春秋战国之际似不属《小雅》而属《大雅》，而后者十三首似不属《大雅》而属《小雅》。

据此，在公元前六世纪、五世纪之时，《诗》文本或至少有一个重要的版本与今本编次不同。这个本子中的《大雅》全部是周初作品，而《小雅》则全部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季札论《诗》编入《左传》，可知此本为当日通行之本或重要传本。

据季札评语推测，相较春秋战国之际的《诗》文本，今本有两处重要的变化：其一，《豳风》移于《国风》之末，介于《风》、《雅》之间，此为可确证之事；其二，古本《大雅》十六篇，今本移至《小雅》，作为《小雅》的起始部分；古本《小雅》十三篇，今本移至《大雅》，作为《大雅》的后半部分。至于原本《大雅》和《小雅》的诗次，则不可推知。譬如，今本《大雅》之“变雅”部分包括厉王、宣王、幽王三王之诗，若径将今本《大雅》后半部分移至《小雅》《菁菁者莪》和《六月》之间，则《瞻卬》、《召旻》两首幽王诗在《六月》等十四首宣王诗之前，诗的时代次序是错乱的，因此大、小《雅》对调之前，二《雅》的文本次序未知，其对调诗篇的截取不可能是“切块”式的，而是有所挑拣。

当然，上述判断乃基于《大雅》、《小雅》的以时代为序的编纂思路而言，并不排除部分诗篇本不按时代顺序编入的“错乱”。今本《小雅》之文王、武王、成王、宣王、幽王诗，亦未必真文王、武王、成王、宣王、幽王之诗也，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这四首前后相次的诗篇，均咏及农事相关活动，与《七月》所述密切相关，《诗序》定为幽王诗颇为牵强，此足见今本《大雅》、《小雅》虽然大体按时代编纂，但内中亦有错乱之次也。然就整体而言，《大雅》、《小雅》卷内的诗次还是以时代顺序为主，故部分的“乱篇”并不影响基于整体编纂思想而来的论断。

以《豳风》作为《国风》之末，将其置于《风》、《雅》之间，这种变化实有深意。《毛诗正义》引《郑志》曰：

张逸问：“《豳·七月》专咏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风》，何?”答曰：“以周公专为一国，上冠先公之业，亦为优矣，所以在《风》下，次于《雅》前，在于《雅》分，周公不得专之。”(33)

《诗序》云《风》言一国之事，《雅》言天下之事，故《风》系诸侯，《雅》维天子。周公之于西周，地位之重，实高于诸侯，鲁国独有天子礼乐，亦其证也。然周公毕竟不是天子，诗系于周公，则不能为《雅》。故以周公之诗与《七月》合编，“使周公专为一国，故并为《豳风》”。《正义》曰：“以先公之业冠周公之诗，故周公之德系先公之业，于是周公为优矣。次之《风》后《雅》前者，言周公德高于诸侯，事同于王政。处诸国之后，不与诸国为伦；次之《小雅》之前，言其近堪为《雅》，使周公专有此著也。”此种安排正是《春秋》学之演绎。

《大雅》与《小雅》部分诗篇的互换，则更具《春秋》学之色彩。二者互换的结果是大、小《雅》均兼有西周初和西周末之诗，即兼王道之兴与王道之衰，颂美与怨刺并存，形成完整的美刺体系。这种对称式结构的编排，也见于二《南》。《诗序》述《周南》、《召南》二卷主旨，即遵循了“对称性思维”。《周南》中《麟趾》是《关雎》之应，而《召南》中《驺虞》是《鹊巢》之应；二《南》皆始于“鸟”而终于“兽”。这种对称性思维不仅凸显出《毛诗》诠解体系的“人为的完美”，更提示我们，这种理论的内在结构至少经过一次后期的“整体统合”。因此，整体来看，二《雅》的互换、二《南》对称结构的出现、《豳风》位置的移动，均体现了一种《春秋》学的思维，三种变动应同时完成，而其时限，当在春秋末战国初之后不久。此种变动应在《春秋》学兴起之后，故非孔子所为。联系季札论诗之时，此种改动尚未出现，故二《雅》对调，应当是子夏之后的事了。然其完成，必在孟子之前。《诗序》体现的正是这种改动过的编次，以及其中的历史理论。因此原始《诗序》的出现，应在古本《诗》的篇次变动之时。其中虽有周太师、鲁太师奏乐之古义，但整体结构体现的是一种《春秋》路径。

五、从礼乐编次到《春秋》编次

我们再回到《毛传》部分字词训诂的“失序”问题上来。联系上文的论述，特别是《尔雅·释训》与《毛传》的关系，战国秦汉之际三家《诗》、《毛诗序》、《毛传》、周礼演乐之间不同的《诗》的编次，季札论《诗》与春秋战国之际《诗》文本结构的调整诸问题，我们或可推测《毛传》中部分训诂的失序，说明《风》、《雅》、《颂》之传在最原初的时候，很可能是先后撰述的，即《风》、《雅》最初并非并行编排于一书。这恐怕与二《雅》的经典化较早有关。《左传》所载春秋时代人引《诗》本以二《雅》为主。《尔雅·释诂》一篇所录古字，与二《雅》相关者两百条左右，与《周颂》相关者四五十条，而与十五《国风》相关者不足九十条。故最早对《诗》作注，应该开始于《雅》和《颂》。待《风》诗编成之后，始有对《风》作注，而二《南》、三《卫》等较早成熟的部分，作注也早。因此《释诂》中与《国风》有关的八十余条文字，这五国之《风》就占五十余条，《左传》所引风诗，也以这五卷为主。因此，不排除其中有一些风诗本与《雅》、《颂》相混。如《大戴礼记·投壶》篇曰：“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鸣》、《狸首》、《鹊巢》、《采蘩》、《采苹》、《伐檀》、《白驹》、《驺虞》。”朱东润先生云：“今《鹊巢》、《采蘩》、《采苹》、《驺虞》诸篇在《二南》，《伐檀》在《魏》，皆与《小雅》无涉。然则，《风》中固有尽可称《雅》者。”(34)故总体而言，今本《雅》、《颂》的注出现得相对更早。

《风》诗编成之后，最开始很可能是附在《雅》、《颂》之后的。这就是为什么今本有许多字、词训诂不见于《风》而见于《雅》。《风》的训诂本就是参考《雅》、《颂》而为的。这在今本《毛传》中依然可见。以此可推断，《雅》原来可能编于《风》前。当然，《风》、《雅》也许在春秋时代有过分别流传之阶段，但今已不可考。

季札论《诗》，顺序是《国风》、《小雅》、《大雅》、《周颂》以及六代之乐，大体与今本一致。但是《毛传》相对古老的注释却显示，《毛诗》的原始文本顺序应该是《雅》在《风》前，三《颂》的次序未知。从春秋以来流传的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之乐，确为《雅》在《风》前。《论语·泰伯》：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35)

《论语骈枝》释之曰：

始者，乐之始。乱者，乐之终。《乐记》曰：“始奏以文，复乱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复乱以饬归。”皆以始乱对举，其义可见。(36)

孔子所谓“师挚之始”，即师挚演乐之始；“《关雎》之乱”，即《关雎》作为乐终之歌，“洋洋乎盈耳”者正是。检《仪礼》之《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诸篇，可知这几个相沿至汉的古礼，有固定的演乐程序：工鼓瑟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南亥》、《白华》、《华黍》；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合乐《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蘩》、《采苹》。此礼乐程序中，《诗》乐乃是自《小雅》而至二《南》，所谓“《关雎》之乱”者，即以二《南》六篇合乐。可见《毛传》所反映的古《诗》编次，与古礼演乐顺序相近。这是一种早于季札论《诗》时代的编次。

另外，《毛传》某些训诂所显示的《诗》之编次，不管是《风》还是《雅》，与今本大异。若以今本为据，其编次则错乱不堪。尤其是一些在今本中排列很近的诗篇，如上文所举“愿”字之例。《终风》、《二子乘舟》均编于《邶风》，《终风》编在《二子乘舟》之前，然《毛传》于《二子乘舟》作注。一卷之内，出现如此次序之颠倒，是难以理解的。可知最古老的《诗传》出现之时，《诗》的编次与《毛诗》及三家《诗》，是两种不同的编纂逻辑。我们知道，今本很可能源出孔子编纂之本，所谓归鲁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者也。孔子之后，《诗》虽有大小《雅》的对调及《六月序》所记具体篇目的变动，但整体上还是延续了孔子编《诗》的结构。因此，《毛传》所体现细部的诗次的无序，反而更像是《雅》、《颂》各得其所之前的状态。据此故大胆推测，最原始的《诗传》极可能是孔子之前的遗产。

《毛诗》古本显示了由天子到诸侯的顺序，而今本则是由四方到天子的顺序。首天子而次诸侯，也是《春秋》学之特点，即首言“王正月”之意。此种次序已见于季札论《诗》，故三百篇《风》、《雅》、《颂》的文本大局也当由孔子论定。故孔子之前的《诗》，与孔子之后的《诗》，文本编次当有很大的不同。孔子之《诗》重构了三百篇的序列和结构，使之更符合周之礼乐制度和历史情实，并确立了《风》、《雅》、《颂》的顺序。子夏或其后学，又依据《春秋》精神，对调了《大雅》和《小雅》的部分诗篇，使二《雅》皆有美刺。这大概是《诗》文本至战国初年所发生的最具革命意义的两次重编。可以说，子夏时代之前的《诗》文本，乃是一种礼乐编次；而子夏时代之后，《诗》乃是一种《春秋》学编次。

《诗序》所体现的正是《诗》的《春秋》学编次，这种解释体系的出现，与子夏时代《诗》文本内部结构的调整关系非常密切。因二者解释路径一致，可以认为它们是伴生关系。换句话说，《诗》文本内部结构的调整、《诗序》(《小序》)解释学的出现，应大体同时。

至战国秦汉之际，出现了不同的《诗》的传本。这正是《六月序》以及郑玄《诗谱》中浮现出的问题。特别是《小雅》无厉王诗之问题，个中缘由，实如前文所述，因战国初年《大雅》、《小雅》部分诗篇的互换造成。原本《小雅》中《六月》之前为刺周厉王而作，无颂美文王、武王、成王者。而《大雅》中无厉王、宣王、幽王时期作品。大约在战国初，《小雅》有十几首诗被划入《大雅》，而《大雅》一部分文、武之篇则划入《小雅》，形成二《雅》皆有美刺之格局。同时以春秋以来的《诗》旨为依据，出现统一编纂的《诗序》，其统一之处便是强化《诗》整体历史批判色彩，即依据《春秋》学思想而进行的重新建构。虽然今本《毛诗》多与春秋时代所用的诗旨相近，但其整体解释上的《春秋》学风格，却应是《春秋》学发达之后的结果。

六、结论

若我们假定《毛传》总体上是遵循后注简省原则的——这从文本内部也可作判断，那么，《毛传》中必然保存了一部分古老的训诂材料。它们的存在，使得春秋时代《诗》文本的编次问题浮出文本表层，让我们意识到春秋时代就很可能存在汉人意义上的《诗传》了。而那时的《诗》文本之编纂结构与次序，与汉代四家《诗》迥异，可知战国秦汉之《诗》确实经过了孔子的重编，使之更具礼乐精神。从季札论《诗》，又知子夏时代，受《春秋》学之影响，二《雅》出现了对调，《诗》之文本结构发生变化，《诗小序》亦随之产生，《诗》文本史上第二次革命性的变化发生了。战国末年《诗》的一个或几个文本调整了《小雅》的诗序，使之有周厉王时期的作品，这种改动在汉代为三家《诗》所延续。同时，汉初毛公调整了《小雅》笙诗的位置，以足篇什之数。此汉前《诗》文本变迁之大概，以期有资于《诗》学史诸问题的研究与理解。

或谓此篇文献不足，推论居多，恐不足凭。然上古学术本在极少文献上做功夫，其魅力恰在于依靠零星的信息，还原那些最具“决定性”的时刻，亦朴亦玄，此其妙处。况且，长久以来，汉前诸文本多被作为“理解”的对象，而非“研究”的客体而存在，使我们对其文本内部的歧录、无序、矛盾往往视而不见，甚或刻意弥合，研究的可能性与丰富性终被遮蔽，上古学术、思想与文学的色彩亦随之单一或弱化。当下及未来，已到深入文本、发掘其中埋藏的“秘密”之时，此或为周秦汉研究新方向之一。

注释：

①如郑玄曰“孔子门人所作，以释六艺之旨”，郑玄距汉初未久，且著有《毛诗谱》与《毛诗笺》，所谓“孔子门人所作”之语，当为汉代相沿之旧说。若《尔雅》据《毛传》而成，郑玄岂能不知?故郑玄此语虽不能全尊，但《尔雅》主体乃战国以来之旧，则可大胆断定。张揖《上广雅表》称周公作，陆德明《经典释文》据张揖《表》，断《释诂》周公作，《释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孙通所益，梁文所补”。《四库提要》，据《毛传》、《郑笺》谓《尔雅》成书乃在《毛传》之后。内藤虎次郎(即内藤湖南)《尔雅之新研究》(见江侠庵编《先秦经籍考》)藉助细密的文本考证，发现《尔雅》中最古老的部分《释诂》成书时，《尧典》、《春秋》尚未成立，故判断《尔雅》深有古源。周祖谟《尔雅校笺序》则曰：“《尔雅》这部书大约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累积编写而成的。”此乃采择众家之说的平允之论。

②阮元校刻：《尔雅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嘉靖二十年刊本，第4页上栏。

③然因《大戴记》散佚严重，张揖所引并不在今本之中。

④详参内藤湖南：《尔雅之新研究》，江侠庵编：《先秦经籍考》中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据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影印，第162～184页。

⑤⑥⑦阮元校刻：《尔雅注疏》，第57页下栏。

⑧⑨(11)(16)《毛诗注疏》，第629页上下栏、626页上栏、136页下栏、562页下栏。

⑩(14)(15)《尔雅注疏》，第58页上栏、55页上栏、55页上栏。

(12)阮元校刻：《礼记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嘉靖二十年刊本，第983页下栏。

(13)《礼记注疏》，第692页下栏。

(17)阮元校刻：《毛诗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嘉庆二十年刊本，第313页上栏。此段《诗谱》文字与《正义》文字相混，“师所以然者”至“使次《正月》之诗也”多被当作《疏》文，据冯浩菲《郑氏诗谱订考》之考订，可以断定此六十余字本属谱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6～170页)，故从之。

(18)《毛诗注疏》，第405页上栏。

(19)除此四篇外，三家《诗》在文本次序上亦微有不同。《困学纪闻》卷三引曹粹中《诗说》云：“《齐诗》先《采苹》后《草虫》。”陈乔枞《诗经四家异文考》亦据《仪礼》演乐之次，谓古《诗》《采苹》先《草虫》。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据迭压墨迹推断阜阳简《诗》之编次，亦与《毛诗》不同，但就目前文献分析，各家《诗》虽各有编次，互有差异，但总体次序应大体一致。

(20)《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444页。

(21)据《隋书·经籍志》，《鲁诗》亡于西晋，颜师古何以引之?颜师古注乃据西晋臣瓒(其名当为薛瓒)《汉书集解音义》、东晋蔡谟《汉书注》等文献而成，主要的做法是依据《汉书集解音义》补充纠正蔡谟《汉书注》，据敦煌本蔡谟《汉书注》知其注文多漏署注家之名，若此注文为颜师古《汉书注》因袭，且未改动，则多被补上“师古曰”，这种误补前人或被以为是颜师古抄袭旧注(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汉书叙例》条)，实则未必是颜师古剽窃，因参对李善《文选注》敦煌本与宋刻本，此类情况也存在，故或为宋刻所补。无论如何，此条师古曰为师古所不能曰，乃是旧注失其姓名者。《汉书集解音义》除晋灼、臣瓒两家为西晋人外，其他十余家如应劭、服虔、孟康、文颖、苏林、李奇等均为汉魏间人，汉末《鲁诗》仍为流行之学，故此条当为汉末某家之注也。

 (21)阮元：《揅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83、84页。

(23)(24)(25)(26)《毛诗注疏》，第357页上栏、418页上栏、482页下栏、483页上栏、483页上栏。

(27)阮元校刻：《仪礼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嘉庆二十年刊本，第92页上栏、93页上下栏。

(28)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09页。

(29)阮元校刻：《孟子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嘉靖二十年刊本，第146页下栏。

(30)刘安撰，何宁集释：《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922页。

(31)《豳风》、《魏风》、《桧风》除外。

(32)据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八引蔡邕《琴操》，均以《鹿鸣》为刺诗，与毛、齐、韩诸家说异。王氏已辩，汉代三家诗学者亦不从之。

(33)《毛诗注疏》，第277页上栏。

(34)朱东润：《诗大小雅说臆》，见《诗三百篇探故》，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8～49页。

(35)《论语注疏》，第72页上栏。

(36)刘台拱：《论语骈枝》卷一，《续修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