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时潮而辨统纪：弘道书院第一期“明经论治”工作坊纪要

记录：沈蜜

来源：“弘道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十月十八日丙寅

          耶稣2017年12月5日

二十世纪学术发展至今，就外部的大环境而言，中国经历了诸多时代议题与政治变迁。这其中每个成长起来的学人都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如何看待自己的学术定位？是跟着时代浪潮随波逐流，还是继承传统加以损益？这是值得每一位学人思考的问题。基于此，11月24日弘道书院举办的第一期“明经论治”工作坊探究了这一问题背后的时潮与统纪之辨。

此次工作坊的特殊意义，正如弘道书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任锋老师开场发言时所说，时潮与统纪之间存在着张力。钱穆先生在评点中国政学传统时就指出了两种人物：“时代人物”与“传统人物”。时代人物随着风潮起起落落，而最后思想学问能否传下来，这是值得怀疑的。

任锋老师

传统人物是指那些在时潮大浪中可能没有受到大众的追捧、权力的青睐，但却真正能在学术和文化的大传统里立得住，是那种不仅有新的问题意识，而且是承前启后，具有强烈传统性的人。在钱穆先生看来，康有为和章太炎二人是以西释中，以夷变夏，这样其实是破坏了传统的真精神。他们二人作为晚清以来的大儒，尚且如此，其后的学风，诸如古史辨和新文化，其实也是沿着这一条路。钱穆先生对孙中山先生则比较肯定，认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是在回归大传统，把传统接续起来，从而在政学上有所创建。钱穆先生把握到真正的“道统”精神在于“百家言”要与时潮保持相当大的距离。进一步来讲，先生指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以何种标准来帮助我们思考传统性。简而言之，就是他所提出的大群学术与文化。

任锋老师接着指出自己在反思现代中国政治学兴起时提出的一个框架，即文化传统-时代精神-权力结构这个三边互动的框架。从二十世纪的整体来看，时代精神太强，裹挟权力架构往前走，文化传统在这三边中显得过于孱弱，而我们今天通过重读钱穆先生的文章，恰恰是要强调文化传统的意义，思考什么才是新时代的“真道统”。

姚中秋老师

接续任锋老师的发言，弘道书院院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姚中秋老师在之后的讨论与点评中同样也认为，时代性与传统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也是政治和心性上的。尤其在我们今天身处的大变革时代，此问题以非常尖锐的方式呈现了出来。任锋老师所希望的即是我们能够对看起来非常耀眼的诸多时代议题有所反思。儒家一直在强调与时俱变，但是变中有不变。正如汉人讲“三易”：易简、变易、不易。这个看法实际上非常复杂，而这一复杂看法恰恰才是中正平实的。

外交学院副教授杨晖老师在听了任老师的开场发言和姚老师的点评后，赞同时潮与统纪之间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但还应考虑一点，就是身处其中的时代人物的性格问题，他接下来的发言正是沿着人的性格问题进行阐释。

杨晖老师

在杨晖老师看来，萧公权先生写《中国政治思想史》和钱穆先生写《国史大纲》，二人的当时的心情、心境和性格很不一样。所以在时潮与统纪当中存在一个性格因素的问题，这是很值得思考的。性格因素的目的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我们在思考政治思想史创制的依据时需要考虑到这一点；二是面对所谓的外来学科的挑战，我们该如何处理？

此外，基于本次会议的主题，杨晖老师最关切的是中国政治思想史该怎么写或者如何重新构思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问题。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可能站到了时代的前沿，并与之产生了妥协，因此他需要以一种历史的方式来回应或证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存在，而且他一直试图用历史来维持中国传统的底色。那么，思想史由此就变成一个坐实的历史实相，而政治如何突出呢？萧公权先生以一种比较的视角将西方的政治概念同中国相比，不以内容规制概念而是以概念规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内容，包括此后想用学科和外在的形式来规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内容。总的来说，萧公权先生晚年对康有为的重估，一方面是强化中国政治思想的思想意义，思想不会因历史和时代而泯没，一方面也算是对其代表作《中国政治思想史》留下拓展的空间和研究的新途径。

任锋老师也认同萧先生在学术与时政两面之间张力太大，其部分原因在于萧先生的性格过于谨慎、细密、精致，而在这一点上，钱穆先生更具性格和“道统”之勇。姚中秋老师接着也指出杨晖所阐述的性格因素是存在的，但同时这也与时潮有关。因为在萧先生所处的时代，大家普遍对中国的传统文明缺乏信心，所以很大一批知识人在情感上仍然依赖或依恋自己的文化，可又觉得文化中的一些内容不足以解决当下问题，所以他们对自己的文化作一种审美式同情，这是一种时代的集体心理；此外当时的学科架构也妨碍萧公权先生进入其中。

张舒老师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张舒老师认为基于本次工作坊探讨的主题，我们还是应该从章太炎说开。张舒老师首先阐释了他已有的研究推进：欲探究近代儒学转型，康有为和章太炎是不可以绕开的思想家。正如任锋老师的研究所概括，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再次进入到“新诸子时代”（引：任锋：《新启蒙主义政治学及其异议者》，2015）。

沿此思路，张舒老师介绍了两个议题。就是近代思想转型时代如何开启，第二是以何开启。一方面而言，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思想是时代思潮，但是，这些时代思潮的背后是有统纪的。而如何理解这个思想变局，我们就更应该回到当时的那个时代。思潮的更深层次，实际上是它的统纪性。思潮的背后是统纪，统纪就是，当时的学人面对以古希腊理性主义为中轴的现代性学术传统，如何对之进行回应？有两种回应方式：一种是吸纳；比如说梁启超和严复，只是吸纳；另一种是返本开新，而返本开新最重要的代表是康有为、章太炎以及张之洞等思想人物。康有为沿着今文经学的路径，章太炎沿着古文经学的路径，而张之洞则沿着汉宋兼采的路径，试图返本以开新。所以，时代一方面是思潮的涌动，另一方面则是中西方学术传统的碰撞。

但是，杨晖老师则强调我们更应该从小的、细节的地方去体会和琢磨。比如张舒谈章太炎，从更细节处着眼就不难发现章太炎试图将六经变成历史的压力，恐怕还不是来自于西学的压力，因此更应该结合当时的时代环境和日本的影响。所以晚年章太炎一直坚持读经，他说“国魂不亡”，读经的目的就是掌握国性，坚持文化认同。

任锋老师指出以上两位的发言，其实勾勒起了现代思想的两翼，在这个思潮之下，我们还是要回到董子，回到董子来思考这个“元”的问题，而接下来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秦际明老师的发言就专门针对这个问题。

秦际明老师

秦际明老师认同了此前我们所谈论的思潮与传统的问题，尤其是其中变与不变的因素，那么，相对于思潮的变化而言，大传统作为一个主干，它的力量在哪里呢？为什么我们要回到传统？为什么这个时代思潮，有些可以留在历史中，而有些不能留在历史中呢？这背后的道理在哪里？

正如之前姚中秋老师所说，用变与不变来概括是恰当的。换句话说，这个时代思潮我们要去化它的话，我们会发现每一个时代思潮的背后都有一个深厚的脉络，都不是那么简单，他们会牵涉到一套体系，都比较复杂。所以问题在于，我们要去化这个时代思潮，必须要有鉴于道，有一个根基，基于这个根基，我们才能去评判它。如果没有这个根基，那么我们的见解和时代思潮是没有很大区别的。董仲舒认为你的目的是什么，然后进一步的，就是天之所育，即天要达致什么东西。这就是元。天是元的执行者，然后天子又是天的执行者，这样，百官又是天子之意的执行者，这样一层一层地往下顺承。如果逆推的话，背后有一个根本的用意在里面。然后这个根本的用意贯穿到我们现代的时潮的各种话语里面，秦际明觉得可以追溯一个我们共同的出发点，然后通过之前讲的一种政与教的结构来综合考虑。

姚中秋老师补充说，董仲舒的思考非常宏大，是有一个体系的，而他为什么要构造这么一个宏大的体系，这就与我们今天讨论的议题有直接关系：董仲舒想统诸子于经学。因为他生活在周秦之变的收官阶段，中间经过了“道为天下裂”，子学繁荣兴起的过程。所以先经过一个杂家的阶段，杂家试图要统摄诸子于一体，但是杂家没有找到可以体万物而不移的那个“体”，只是“汇”到了一起。最后只有儒家完成了这个工作，以经学来统诸子。姚中秋老师认为这个第一点对于我们是很有启发的，今天我们要化思潮于统纪，意思就在于此。

紧接着，姚中秋老师总结了前面四位主讲老师的发言，指出汉儒、宋儒之学都是基于自己的问题意识要“统”这个时代和诸子，而共同的做法都是返诸六经，即通过发展经学，回应时代学术与政治的问题。

今天，我们仍然要如此，但既不是返回到汉学，也不是返回到宋学，而是直接回到六经去。因为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是当时的汉儒、宋儒都没有面临过的。比如说天下陡然间扩大了很多，我们看到了许多非常强有力的知识制度观念。这些主义、一神教还有古希腊哲学，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非常强大的存在。因此，用什么东西能够涵摄、消化它，显然汉学宋学都没有这个能力而他们当时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都是有所偏的。

今天所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从信仰到基本的人生价值观、世界观，再到政治制度和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姚中秋老师继续指出，这样的挑战，唯有用圣人之道，用六经这个体系才能够应对，汉学、宋学都是力有不逮。由此，姚老师总结他的看法就是：出入西学，以汉宋之学作为辅助，然后返诸六经。

当下，第三代经学刚刚开始，而我们是否已经到了董子所追求的“统纪一而法度明”的时刻，这一点尚有待时间证明。但是，无论如何，对于学术的方向、思考的方法以及研究的路径，是值得每一位学子认真对待的。与此同时，思潮归于统纪，这些也是学子们应该从学理上去努力，去进取的。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