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楼宇烈,男,西历一九三四年生,浙江嵊州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主要著作有:《宗教研究方法讲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中国的品格》(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华书局,2016年)等。校释有:《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老子道德经》(中华书局,2008年)、《周易注校释》(中华书局,2012年)。 |
文化强,民族强
受访者:楼宇烈
采访者:任飞帆、赖睿(本报记者)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十月十八日丙寅
耶稣2017年12月5日
楼宇烈 近照 本报记者 任飞帆 摄
近年来“国学热”持续升温,图为长春市一家“童学馆”里,身着汉服的孩子学习茶道。张瑶 摄(中新社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本报记者独家对话楼宇烈教授,听他畅谈如何正确认识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树立文化的主体意识
记者: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您如何理解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楼宇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可以理解为要自觉树立文化的主体意识。文化的主体意识非常重要,只有有了主体意识才能拥有跟其他文化对话的资格,才有辨别自己文化和其他文化相同和不同之处的能力,才能在这个过程中吸收营养弥补自己的不足,进而发展自己。
如果失去了文化的主体意识,就只能盲目地跟着别人走,成为其他文化的附庸。人类文化丰富多彩,全世界不只有一种,不能用单一的文化去思考,多样性才是文化不断发展的动力。上世纪80年代,学界曾提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是非常认同的。这种世界意义不仅是空间上的,也是时间上的,每一个地区的文化都应该坚守自己的传统。
记者:您可以举例阐释一下吗?
楼宇烈: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宝贵的结晶——中医。中医是最深刻、最具体、最全面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和思维方式。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我们近百年来不断用西医的理论来解构中医,结果中医沦为西医的附庸,在许多理论方面落后了。
有些人说,西医强调精确,中医似乎有些模糊。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医的一个理念是,任何病状都应该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这才是最精确的,因为这符合个体事物的实际情况。
而西医现在已经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精准疗法”。西医在治疗癌症中发现,一样的癌症,但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相同的药作用不同,有的起正面作用,有的起负面作用。于是西医通过基因分析,哪些适合服用这种药,哪些不适合,把药精准到每个个体身上。这不正是和中医的理念是一致的么?现在西医已经表示不要用标准化的、统一的理念看病,而我们却不强调这一点。别人变了,我们反而还在跟着走。
所以学习外来文化,只有在我们有主体意识的情况下,才能学好。尤其是在今天,世界已经变成地球村,信息相互交流快速,不学习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要辨别,要有坚持,从“我”出发来学习,不要丢掉自己。
正确认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记者: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您是如何理解的?
楼宇烈:中国特色说明必须有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继承传统文化不仅仅要在形式上,更要从根本精神上继承。我认为,中华文化的根本特点就是自觉自律。自觉就是要认识到人类本身与万物的不同;自律就是要求人类管理好自己,不能做不该做的事情。我们也称之为人本主义或者人文精神。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也提出了要重建新的人文精神,而且几乎一致认为,建立、发展这种人文精神要到东方、要到中国来寻找。这是因为西方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从中国文化中得到的人本精神,与西方中世纪神本的观念做斗争,破除了西方中世纪以神为本的观念,才有了近代理性智慧的发生与发展。
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社会问题。科技是物的力量,在很多情况下,人已经被发明的机器或者信息工具所支配,已经越来越丧失人的主体性、独立性,陷入物质的大坑里出不来。所以在今天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更有意义和价值。
记者:现在许多年轻人非常熟悉外国的文化,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楼宇烈:从基础教育开始,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介绍得就不够多,也不够透彻。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不仅仅是文学、艺术和历史,也要包括很多自然的常识。其实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关自然科学的深刻理论非常多,只是我们没有好好发掘。
比如,中华文化对一年四季的变化,有很多生动、直接又深刻的表达,都是从观察、实践中得来的认识。我们通常说的年、月、日这三个概念与地球、月亮、太阳关系密切。一年就是地球绕着太阳转一圈,一月就是月亮绕着地球转一圈,一天就是地球自己转一圈,这多生动。
有人说,中国使用的是农历,其实这并不准确,我们使用的其实是阴阳合历。古人既看到地球绕太阳转,也看到月球绕地球转,将两者结合到一起形成阴阳合历。我们有四季,有八节。八节包括四个“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两个“分”:春分、秋分;还有两个“至”:夏至、冬至。这八节中,气候变化是最明显的。八节下还有24个节气,72候,5天一候,这个候叫做物候,经过五天就会发生变化。如果我们每隔5天带孩子去同一个地方看看,就发现许多微小的变化。
中国人观察自然界的变化非常细致,也非常精确。因此,在世界历史上,记载第一次日食的是中国。中国历史上有很高的科技成就。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对此赞叹不已。
这里还包含一个问题,即李约瑟的问题:中国古代有那么高的科技成就,为什么还缺乏科学思维呢?其实这也是一个误解。如果套用西方近代科学的概念,科学是一种理性的、分析的、逻辑的推理,那么中国的科学就是凭借实践的直观表述。比如,中国的谚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一个地方长久,变换一个地方就一下子不适应,可能出问题。中国的鲤鱼到美国就成灾了,中国的螃蟹到欧洲就成灾了,美洲的牛蛙到中国就成灾了。就连人到一个新的地方,也可能会水土不服。这最普通的话里包含着最科学的道理。所以说,中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直观、简明扼要的科学道理。只是我们自己不把它们当回事。我们应该让孩子们多学生活中的智慧,少去啃书本上的教条。
又如,中国的汉字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全世界都走过写象形文字的路,但觉得太麻烦,绝大部分都放弃了,开始使用拼音文字。而中国的汉字拥有表形、表意、表音三个功能。因为读音是会变化的,所以拿音记录下来的不一定会流传下来,西方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而我们用象形文字记录,就会稳定得多。现在许多人提笔忘字,孩子写不好字,连笔顺都不知道,这些都是大问题。
记者:近几年,全社会都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您认为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楼宇烈:学习传统文化不能急于求成,社会要形成良好风气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目前更大的问题是,很多人对传统文化不了解,存在很多曲解和误解,总认为传统文化里有一些东西会成为我们现在发展和前进的阻力。其实,我们的传统文化并没有要你一定接受某些东西。接受什么其实是我们现代人的选择。如果总是把眼光盯着那些腐朽、落后的东西,就会觉得传统文化一无是处,甚至是包袱、阻力。
比如鲁迅说“吃人的礼教”,但礼教都是“吃人的”吗?难道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吗?只是在他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会这样觉得罢了。如果我们转换思维方式和看问题的角度,在传统文化中就可以找到许多对我们今天有启发意义的东西,那么传统文化就是动力了。
我们也不能着急,一时把国学搞得轰轰烈烈,结果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有些人甚至打着国学的旗号发财、牟利。国学应该不绝如缕来继承,学习其中最精华的东西,最根本的精神。
宗教工作应坚持本土化、时代化
记者: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请问您如何理解?
楼宇烈:这句话提到了两个问题,这也是中国传统宗教所走过的道路。所谓中国化就是本土化问题,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时代化问题。其实不仅宗教,任何文化都必须具备这两点。
中国历史上的宗教有很多,但是能够融入中国文化,并生存下来的宗教,必然走过本土化和时代化的路子。最典型的就是佛教,伊斯兰教也在明代就已经中国化了。当时,伊斯兰教里有著名的经学家,把伊斯兰教义与我们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相结合,用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来诠释伊斯兰教教义。不仅是教义,伊斯兰教的教堂,在明以后都叫做清真寺,清真寺外形建筑和我们佛庙、道观差异都不大。所以,一个文化要想在异地生存下去,必须适应时代的本土文化。这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真理,在当下更具有现实意义。
记者:为什么宗教的本土化和时代化在当下更有现实意义?
楼宇烈:因为这些年,许多人恰恰往本土化的相反方向引导。研究佛教,就要去印度,研究伊斯兰教,就要去阿拉伯,这是脱离中国化的。研究宗教时,我们可以追根溯源,了解发展历史,但是讲到中国的宗教,就要看到已经中国化的宗教。
我此前已经呼吁,现在研究中国佛教最大的任务是要去印度化。有些人拼命把中国佛教变成印度佛教,印度现在哪里还有佛教?本土化本应该就是宗教自觉、自愿。一个本土化一个时代化,任何文化都必须如此,否则没有办法生存。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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